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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回忆录:(1)误入歧途

 兰州家长 2023-02-25 发布于甘肃

湘江水宽阔浩荡,碧波滚滚;浏阳河迂回曲折,清漪粼粼。

这两条美丽如画的故乡水啊,曾哺育了多少英雄儿女。然而,她也养大了一些像我这样的不肖子孙。

此绝非故乡水有何偏爱,她是圣洁的、慈祥的,宛如慈母用同样的乳汁,喂养着自己的每一个儿女。

说来,读者也许不相信:

少年时代的我,也曾像故乡水一样淳朴。

北伐战争时期,叶挺独立团攻克长沙、岳州等地,军阀吴佩孚逃往河南郑州。

北伐军开进长沙城之际,城内城外,欢呼声、鞭炮声震耳欲聋,举城民众夹道欢迎。

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蹦蹦跳跳地跟在队伍旁边,跑前跑后,端茶递水,在剪着短发、身着灰色军装的女兵中,寻找着自己的姐姐。

他知道,姐姐从湖南湘雅医学院毕业后,又进了武汉军分校,此时,正在北伐军中做随军医生。

他多么羡慕那些威风凛凛的北伐战士,多么希望能像姐姐一样跟着部队去冲锋陷阵啊!

可惜他年岁太小,只会举着小旗跟着大人呼口号,只会把同学领到自己家去,冲着父亲高喊“打倒土豪劣绅”!

他为姐姐参加革命部队而自豪,为父亲靠房产、地租生活而羞耻。

“马日事变”前夕,他亲眼看见何键、许克祥手下的长沙警备司令危宿钟,从乡下窜回城来,在城门口得意地扬着马鞭说:“哼,老子又回来啦!看这回有多少人头落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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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马日”事变的许克祥 图片来自网络

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是不久之后就看见,一批批他曾很敬佩的农会干部、革命党人经过他家门口,被押往浏阳门外的十字岭刑场处死,他曾偷偷地为他们哭泣,为他们不平。

1932年初,他在长沙文艺中学上初中,因跟高年级同学一起闹学潮,被开除出校门。社会的压力、父亲的咒骂,并未泯灭他对革命的向往。

他不愿像父亲一样过寄生生活,毅然决定弃家出走,去上海投奔姐姐、姐夫,想像他们一样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一番事业来。

那个少年就是我!那时的我是多么天真、单纯啊,慈母的乳汁在我身上同样化成了一腔热血。

当时,有一艘英国怡和公司的小火轮客船从长沙直开上海,我买了张统舱船票,用布包了两件换洗的衣服,就决然地离开了家门,甚至没有去向父亲辞行。

客船徐徐离开了长沙大西门码头,我心里骤然感到一阵慌乱。然而,母亲的慈颜、父亲的威容,都随着客船的前进渐渐远去了。

我这个初中游未毕业的青年,就这样开始走向社会,踏上了人生的征途。社会等待着我的是什么呢?不得而知。

不过,我相信姐夫,一想到有他在上海,心情就舒畅多了。

姐夫余乐醒是我那时最敬佩的人,他曾去法国参加过勤工俭学,又去苏联留过学,而且北伐战争时,他任叶挺“铁团”的团教导员……

仅凭他的经历,我就佩服得五体投地,更何况姐姐曾来信说,姐夫在上海也混得不错呢!

我越想越觉得自己的决策是对的,有姐夫这样才学兼备的亲戚栽培,难道还怕干不出一番事业来吗?

客船在碧绿的湘江上行进着,激起朵朵白色的浪花;岸边山上的红叶,如同片片绚丽的彩霞。

我渐渐陶醉在家乡壮美的山水之间,忘却了离愁,忘却了烦忧。

船顺着湘江口驶进长江,江面渐渐开阔,波涛汹涌,浪花拍打着船舷,景色更加壮观。

我从船头跑到船尾,从甲板登上顶舱,尽情地观赏浩瀚的长江,极目眺望那水天一线的远方。

“滚下去!乡巴佬!”一个声音呵斥道。

转身一看,一个黄发碧眼的外国海员正怒目圆睁,双手叉腰站在我身后,仿佛我偷了他什么东西似的。

我知道,这头等舱住的大多是外国人,可是我在这里看看祖国的长江又有何妨?真想争辩两句。

转念一想,尽管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但坐的是外国人的船啊,初次出门何必惹是生非?我郁郁不乐地走下舷梯,方才的雅兴一扫而光。

“哐啷!”没走几步,一个东西从上面飞落到甲板上,我吓得本能地往后一跳。

定睛一看,原来是个贴着外国商标的空罐头盒,再一抬头,刚才骂我的那个外国海员,正在上面得意地哈哈大笑。

两个妖艳的外国女人站在离我不远的甲板上,见此情景也笑得前仰后合。

我觉得仿佛有人猛地扇了我一个耳光似的。我狠狠地瞪了那俩外国女人一眼,一脚把那空罐头盒踢进长江。

说心里话,我真想连他们一起踢进江里。但理智告诉我,外国人是不好惹的,弄不好就会引火烧身呢!

临行时母亲一再叮嘱我说:“在外面不要惹是生非,要好自为之。忍得一时之气,免去百日之忧……”

我也只好强咽下了这口窝囊气,我想,这都是因为国家太不强盛了,否则,外国人怎能在这里逞凶霸道啊!

好不容易才到了上海,正如姐姐信中所说的那样,姐夫确实混得不错,漂亮的洋房,华丽的摆设,可比父亲的“沈家大屋”阔气多了。

看到这些,我对姐夫的敬佩又增添了一成,我认为这才叫本事呢!靠自己的才能挣下家业,而不是像父亲那样靠祖产、靠地租过寄生生活。

其实,我哪里知道,此时的姐夫已完全不是北伐时的姐夫了,“四一二”之后,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从革命队伍里一个跟头栽进了反革命的巢穴。

他与父亲所不同的是,一个在幕前,一个在幕后;一个赤裸裸,一个戴着假面具而已。

这时的姐夫,已成为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特区区长,而我却仍然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言听计从。

初到上海,姐姐、姐夫让我先玩几天再找工作。我便骑上自行车到处闲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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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上海十里洋场 图片来自网络

上海可真大,鳞次栉比的高楼、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奇装异服的男男女女,看得我眼花缭乱。我想,这下可真是大开眼界了。

然而让人心里憋气的是,上海租界林立,如同我所乘坐的英国怡和公司的客轮一样,外国人在这里同样是趾高气扬。

更令人吃惊的是,听说不久前,外滩公园门口还有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我越想越生气。

为什么在中国的国土上,外国人能如此作威作福,侮辱我们呢?当时,我可真不明白。现在我才懂得,这些反常的现象,都是政治腐败、技术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啊!

半个月后,我又一次催姐夫,让他介绍我参加革命工作,姐夫漫不经心地笑了笑,说:“你口口声声喊要参加'革命’,你懂得什么叫'革命’吗?”

我没想到他会问我这样的问题,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我搔着后脑勺,憨笑地盯着姐夫说:“革命?!革命不就是像你们北伐那样吗?”

“对!北伐战争是一次伟大的革命,它打垮了认贼作父的旧军阀,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不过,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革命任务。

现在旧军阀打倒了,但革命尚未成功,社会上秩序很乱,各党各派彼此争斗很激烈,随时都可能再度出现割据的局面。

你还年轻,有些问题一时也很难说清楚,以后你慢慢会明白的。如果你想参加革命的话,那我就向上面反映一下,先在我这里当交通联络员吧,我这里正需要人呢!”

我似懂非懂地听着姐夫的议论,没想到姐夫话题一转,竟这么痛快地答应留下我。我高兴得从沙发上蹦起来,拉着姐夫的手喊道:“姐夫你真好!一言为定,你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姐夫这次反而没有笑,他轻轻地把我按回沙发上,郑重其事地说:“这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你要好好考虑一下。参加这个组织,首要一条是严守团体秘密,对任何人,包括父母、妻儿、好友都不能泄露,否则是要受纪律处分的。

另外,1932年3月,复兴社成立。它是国民党内部带有特务性质的派系组员。就是要绝对服从上级命令,参加了这个组织,就不能任意退出;不能擅自结婚,要结婚也必须经团体审查,批准才行。

还有一条,就是这个工作有时是要冒危险的,没有胆量可不行!给你三天时间,好好考虑考虑,想好了再找我,填份简历表,免得日后怨我这个做姐夫的没交代清楚。”

说实在的,当时我刚刚18岁,正是乐于冒险的年龄,越是神秘的事情越是想去做,于是当即就向姐夫要了张简历表。

我就这样高高兴兴地踏进了军统的前身——蒋介石亲任社长的中华复兴社特务处,一个被人们称为“魔窟”的团体,开始了我的特务生涯。

古人云:“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今天,我才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啊!

当上联络员后,我化名陈沦,主要任务是给姐夫所管辖的法租界、英租界、华界及沪西的四个情报组、一个行动组和几十个直属通讯员递送文件,取回情报。

有一天,姐夫叫我往杭州去给戴老板送封信。我知道,“戴老板”就是特务处长戴笠。在当上交通联络员的几个月中,经常听人说到他,大多数人都很惧怕他,我也不免有些紧张。

当时,复兴社在杭州警官学校办了一个特训班,戴笠兼任特派员,经常去那里办公。到了警官学校,我交出姐夫给我的信,就有几个卫士把我送到戴笠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一个身着灰色中山服的中年人正在打电话。有人悄悄地告诉我说,这就是戴老板。

我借着他打电话的机会,仔细地打量他。他中等身材,长方脸显得有些过长,嘴巴又宽又大,除了那双眼睛和又粗又黑的剑眉让人望而生畏之外,其他都很平常,不像那些人所说的那么可怕。

军统头子戴笠打完电话,警卫向他报告说我是上海特区派来送信的,并连忙毕恭毕敬地双手把信递给他。

他微笑着打量着我,边拆信边问:“你是新来的吧?”我机械地点了点头。他指了指沙发,示意我坐下,然后匆匆地看完信,就坐到我旁边,和蔼地询问我个人和家庭的情况。

看到他对待我那么和气、亲热,我便毫不拘束地把情况告诉给他,他边听边点头,鼓励我往下说。

当我谈到自己被学校开除的前后经过时,他哈哈大笑起来,说:“年轻人干点莽撞事没什么!我小时候跟你一样,也是让学校赶了出来。只要你在这里好好干,就有前途!”

他越说越上劲,索性站起来,双手叉腰说:“你知道,我们这个组织是当前最先进的革命团体,它进可做革命的先锋,退则保卫革命的安全,这是项很神圣的工作,你好好干,就前途无量。你很幸运啊,这么年轻就能参加到我们这个团体里来,我可是经过了多少年的奋斗,才有今天的啊!”

他跟我谈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临走时,他掏出100元钱,让我在杭州玩玩,并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以后常到我这里来玩吧,我儿子跟你同岁,在上海上大学,放寒假你就同他一道去南京玩。”

戴笠待我的态度,简直让我受宠若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待我这么好。

回到上海,我把情况告诉姐夫,姐夫也很奇怪,他说:“戴老板这么喜欢你,这可真是难得啊!说不定戴老板有心要栽培你呢!”

多少年来,我一直也不明白戴笠为什么第一次见我就待我那么好。

现在我才懂得,当时复兴社刚成立不久,他急需要有自己的人手和心腹,可是,当时的工作人员大都各有自己的一套打算,思想很复杂,有些人资历比他还老,而我则是初出茅庐,年轻、单纯、可塑性大,完全有可能培养成他的忠实门徒。

果然如姐夫所料,第二年,也就是1933年5月,戴笠就提拔我当了上海法租界情报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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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年轻时的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情况是这样的:

原法租界情报组组长徐昭俊,常常情报不实,戴笠便怀疑这个共产党的脱党分子又与该党发生了联系,命令姐夫派人把他押送南京,姐夫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去完成。

徐昭俊是黄埔三期毕业生,懂军事,会打枪,而我当时除送信跑腿外什么也不懂,连枪也没摸过,怎么能把他押到南京呢?

姐夫灵机一动,出了个主意:他写封信让徐昭俊拿着,说是我犯了“团体”纪律,让他把我押送到南京。

当时徐昭俊很高兴,一路上总是盯着我,生怕我跑了,实际上,我怀里也揣着一封押送他的信,也在暗中盯着他。

当火车开到南京车站时,戴笠早已派了认识我的人,开着一辆专门抓人的小旅行车在站台等候。

下车后,接站的人跟我握了握手,却没人理他,只是示意他上车,他忙指着我向来人悄悄地说:“他是送来的犯人!”

我心里觉得好笑,可因为他还没上车,怕他借旅客多的机会逃跑,所以仍然装着什么也不知道,随同他一起钻进了汽车。

车开到特务处秘密监狱附近的北门桥时,停了下来,来人从我手里接过信,就让我下车了,因为一般的工作人员是不许进入监狱的。

徐昭俊一见我下车就有点急了,冲着车里其他的人嚷道:“他是犯人,他是犯人!怎么把他放了?”

车里的人冷笑道:“没错,没错,押来的是你!”说着还把头伸出车窗,笑着对我说:“没你的事啦,你回去吧!”

我高兴地点点头。

我为自己成功地完成这项任务而得意,立即跑到鸡鹅巷53号戴笠在南京的办公处去看他,希望得到他的夸奖和赏识。

我把自己押送徐的经过绘声绘色地向他做了汇报,他高兴地夸我能干,并当即写了一个条子给我姐夫,让我代替徐昭俊担任法租界情报组组长。

听到这个决定,我着实吓了一跳。情报组的情况我是了解的,组员的成分很复杂,不仅年龄都比我大,而且阅历都比我深,有的是黄埔学生,有的出身土匪,我这个初中尚未毕业的十几岁的小青年怎么能管得了他们呢?

我连忙又摆手又摇头地说:“不行!不行!我怎么能管得了那些人?”

戴笠见我那副着急的样子,反而笑了起来,说:“怕什么?他们又不吃人!多动动脑筋嘛!要想让组员信服你,首先你自己就要学会一套搞情报的方法,对组员要奖惩分明,恩威并用,特别不听话的,还有团体、纪律嘛!我这是给你个锻炼的机会,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听他这么一说,我也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内心深处虽然十分感激他对自己的栽培,可一想到组里的成员和情报组的任务,不免又有些苦恼,恐怕自己的无知无能会有负于他。

情报组工作涉及的范围很广,除了着重收集刺探共产党和进步组织的情况外,还要收集其他反蒋势力的情报,并了解地方军阀派往上海的代表人物的活动情况。

比如,有关两广的陈济棠和李济深、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刘湘等方面的情报。

这使我错误地理解,共产党和新、旧军阀,都是想与国民党蒋介石争夺地盘,想再度造成北伐前那种军阀割据的局面。

特别是在北伐时与国民党平分秋色的共产党,现在居然在江西、湖南一些地区开辟了根据地,这真是大逆不道,我竟把“马日事变”时自己亲眼看到国民党屠杀共产党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为了不辜负戴笠的栽培,不辱没所谓“革命先锋”的称号,我下定决心要把这个情报组长当好。

我一方面向组里的组员请教,另一方面冥思苦想地寻找刺探情报的门路。

不久,我发现上海常常发生火灾,救火员可以爬房顶,自由地进出受灾者的家,而且还有所谓的“业余消防队”,一般人都可以报名参加。

于是,我自己买了套救火员的服装,自愿报名参加了“业余消防队”,哪里有火灾就往哪里跑,不过不是为了去救火,而是“趁火打劫”,企图从受灾者家里寻找到有用的情报。

可没过多少日子,我就发现自己这个办法实在太笨,不仅很难发现什么有用的情报,而且,弄不好还有被烧死的危险。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碰到了一个意外的好机会。

一天,我正在咖啡馆里喝咖啡,发现与我同桌的一个青年说着一口地道的湖南话,一问才知道,他是湖南湘光通讯社的记者,被派到该社驻沪办事处工作。

我突然灵机一动,跟他拉上老乡,并对他说:“我给你们当个义务通讯员怎么样?不要报酬,只要你们发给我个记者证。我有了新闻材料,一定发给你们通讯社。”

对方听我这么一说,很痛快地就答应了。从此,我对外的公开身份就成了湖南湘光通讯社驻沪办事处的记者,化名陈仓。

有了记者这块招牌,我就可以大摇大摆地挎着个照相机出入各种场合,收集情报了。

渐渐地,我的工作进行得顺利多了。我除了可以自由地参加各种文艺团体的集会外,还可以自由地去采访某些会议代表或知名人士,从而窥察他们的思想动态。

姐夫和戴笠也没想到,我是如此钻营,对我的工作很赏识,我也为自己的“才干”而自豪,却毫不知正是这种撒旦式的才干,使自己在罪恶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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