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门-史外撷趣

转自《梅李镇志·珍门卷》志余第一章

第一节　“沈家市”的得名

沈家市原名叫“屠沽村”，在距现沈市镇西北角约1里之处的高浜底。明万历年间，海盗倭寇入侵沿海，将其焚毁殆尽，后人们逐渐迁移至水陆交通方便的盐铁塘与辛泾河交汇处造房安家，人数、住户日益增多，集成一个傍盐铁塘两岸的农村小镇，成为当时农副产品、手工业品集散之地。

小集镇雏形一成，取什么镇名呢？争议非常大。当时，在镇附近有朱、沈两大姓，双方争夺得尤为激烈，都想用自族的姓来冠名。朱姓原是明皇朝的后裔，朱家庄园是常熟东乡的一个大庄园，号称朱家大宅基，在政治上很有势力；沈姓是生意人，是经济上很有实力的暴发户。姓朱的想要把新形成的小镇叫“朱家市”，而沈家要此新镇以沈姓命名，定名为“沈家市”。朱、沈两家为争集镇冠名各不相让，斗争激烈。

朱、沈两姓为将己姓来定名此新镇，各派人在通往集镇的主要路口设卡盘问，要上镇的人说了上什么镇后方可通行。后沈姓用尽心计，凭借自己的雄厚经济实力请客，上镇的人只要说一句“今朝我上沈家市”，就可到沈姓开的面店、酒馆里去白吃一碗面或一开酒，这样对上镇的人来说何乐而不为？因而说“上沈家市”的人越来越多，说“上朱家市”的越来越少，甚至没有。最终沈姓战胜了朱姓，自此新小镇就定名为“沈家市”，延至今日。

镇上原居民多朱、潘两姓，有地藏殿、广福道院（曹王庙）、天庆庵、辛泾庵、周神庙等。

第二节　“珍门”的由来

珍门镇原名为“珍门庙”，亦名“珍市”。明朝陶复光曾写过一首《过珍门庙》的五言律诗，描写当时珍门的情景，诗云：“平野存孤庙，凄凉旧迹湮。夜深云作主，春入草为邻。铭石横沙岸，苍苔护法身。王孙日日过，檀度是何人。”可见珍门至少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关于“珍门”的镇名由来有两个大同小异的传说。

其一，以前，集镇上有一座古庙，该庙正门上有两粒珍珠，庙门每日“日出而启，日落而闭”，用不着人工去开闭庙门。这两扇门被视为珍贵之门，亦作“真门”，此庙就以庙门为名，叫做“珍门庙”，以后集镇也就随庙而叫做“珍门庙”。后庙门被人盗去，仅存虚名而已。

其二，该集镇上有一古庙，庙门呈圆形，似衔珍珠，日落后珠光四射，故此庙就叫“珍门庙”，集镇也就叫“珍门庙”。

珍门庙集镇原座落在距现镇之北一里许的陆泾河之南河口处，明代时被倭寇海盗毁后，居民渐集居至盐铁塘与珍门泾交叉处定居，到清雍正、乾隆年间形成南北直街一道的新集镇，后毁于太平天国战火。此后仍有居民陆续聚居于此成小集镇，镇名仍沿用“珍门庙”，简称为“珍门”或“庙廊（上）”，延用至今。

镇上居民姓陈、徐、薛的较多。庙宇有关帝（爷）阁、总管庙、万善庵、宝善庵（即珍门庙，俗名老庙）等。

第三节　黄炳元敲诈李少启

清光绪晚期，有一年秋天，徐市黄炳元（亦名黄君谦，即黄翰林），乘坐自备“快船”从常熟城回老家。下午，途径珍门王苏（四、思）桥，见有卖沙泥，立命停船靠岸，派手下人上岸查问，传卖沙泥经手人上船回话。经手人叫李少启，居住于王苏桥堍下，是昭文县东乡首富，他听有人查问叫他，不免有些紧张，但下船一看是结拜兄弟黄君谦，也就放心了。黄炳元见传唤来的人是李少启，很客气地打了个招呼：“我当啥人，原来是少启兄，误会，误会！”两人闲谈几句后，就拱手告别。李少启也没把此事放在心上，沙泥照卖。

黄炳元回到徐市，就换了副嘴脸，邪念顿生，连夜写好诉状，第二天唆使一家人上县城出面去县衙上告李少启私卖沙泥，以便自己从中渔利。原来，大清律例规定禁止私卖沙泥，卖沙泥是犯法的。李少启接到讼状后知道事情不妙，有麻烦了，就去找黄炳元商量，请他帮忙去县衙疏通，并送上大洋500作费用，这下正中黄的下怀，钻进了他设下的圈套，李少启意想不到此案的策划者，就是这位好友。见钱眼开的黄炳元这时哪里还顾得上结拜兄弟情谊，一心想钱进账，佯装答应，拍着胸脯道：“少启兄，小事一件，请放心好了，待小弟到县衙老爷那里去讲一讲，你破费一点，请老父台出面叫原告撤诉便了。我想这点面子老父台还是肯给的！”李少启见黄炳元如此爽快答应，还十分感激他呢。

3天后，黄炳元与知县通好了气来拜访李少启，告诉他自己是如何据理力争，为他说情，最后知县大老爷吃情定下来要他出1000大洋才同意办理撤诉一事。最后，黄炳元欲擒故纵说：“少启兄，小弟已尽力而为了，此事你看着办吧！我帮忙只能到此为止了。”李少启无法，隔天带足了钱，在黄炳元陪同下赴县衙了结此案，黄炳元又从中捞到400大洋。就这样，黄炳元既做司娘又做鬼，一手策划了此私案始末，从中捞到了好几百块大洋，而李少启一半家产却葬送在这位“好友”手里。

第四节　胖沙墩

昔日珍门有个“胖沙墩”，乡人均叫其“抛沙墩”（相传是唐朝开国大将尉迟敬德的墓葬之地），是附近众人皆知的无石纯沙土墩。该沙土墩在冈身路之西，距今镇西北300多米之处，高达10米许，占地10余亩，墩基周长500多米。

胖沙墩的成因，抛开种种传说，可信之说是明抗倭英雄戚继光（亦说宋朝韩世忠）部下用沙土堆积而成的，是供军事上作瞭望之用的烽火台，观察沿海敌情的制高点之一（沿冈身有一系列此类土墩，如梅李有胭脂墩、罗木墩）。

建国后，于胖沙墩周围卖沙泥（名曰沙矿，建筑材料），将其沙泥渐渐挖掉，高度逐年降低。1958年平整土地时，基本整平，但尚留遗迹，还可辨认。到1976年筑支梅公路时，又在此处大量挖土填路基，此后便无踪迹。现只有年过半百的老人，对此墩还留有印象。

旧时，有关“抛沙墩”下藏有宝物的传说沸沸扬扬，但一再将此墩往下深挖，未发掘到什么珍贵的古遗物，仅发掘到一只大的银杏树老根及一口古井而已。

第五节　航船

旧时境内交通不发达，城乡之间短距离货物交流及人员往来大多依靠水路运输，主要交通运输工具是木帆船。专门往返于农村小集镇与常熟城之间的载人装货的木船被称为“航船”。

“航船”大体上分3种：一是船体较小，专载客人，船舱较宽敞明亮的航船叫“快船”；另一种是专装货物的叫“货船”；再有一种是货客兼载的“两用船”。域内的沈市、珍门两个小市镇都有航船。沈市有1艘陈家航船；珍门有2只，1只曹根保人货两载船，另1艘戈元元货船。这3艘航船在集镇上或城里都有较固定的开船时间和停靠、起货卸货码头，如先后在小东门、大东门设有船码头，乘船或托运货物只须在码头上等候。此种船遇顺风扯篷，若遇逆风、逆水就背纤。此船隔日上城。从事航船生意的船主、船工均十分辛苦，下半夜开船摇到常熟在码头上靠岸后，就要为寄运的货主发送货，又将集镇上各店家从常熟购进的货或代人提取的货装船捎回来，并通知货主前来领取或直接送货上门。

“航船”一年到头能满载往返，不跑白趟，生意就好，这当然除事前联系妥当，船主守信用、热情和船工勤恳外，还要对常熟城里街道及同各厂、商行、大店铺熟悉，便于代人送货与取货，不耽误时间。

后来，有了轮船后，“航船”逐渐被淘汰。

第六节　打更

在旧社会里，为了防火防盗，农村、集镇上有一种在夜间打更巡逻的行业叫“打更”，从事打更巡逻之人称作“更夫”。不同的更夫，居住条件、环境也不同。在地主庄园里打更的更夫住在“更楼”上，他们巡逻的范围只是在庄园内；而农村、小镇上的更夫只能住在极简陋的草棚里，这草棚被称为“更棚”。更夫一般由叫化头或贫苦人家的男子充当，有的更夫还要为婚丧喜庆人家当“看红者”（即火头军）。更夫可一夫独档，亦可两人为双档。每个更夫头有一定的管辖范围，打更巡逻仅限在自己的管辖区内。更夫的组织称做“火祝社”（亦名“火烛社”）。

更夫打更工具极为简单，主要有三件，一面镗锣，名谓“更锣”，一个尺半把长的毛竹筒，叫做“更筒”，还有一盏油纸竹丝灯笼（更灯）。外出巡逻时，将点亮的灯笼插在颈部的衣领内。打更时，先打毛竹筒，敲打的记数逢双，至少两记，最多不能超过四下，而更锣只能一更敲一记，二更敲两记，以此类推，五更敲五记，敲锣记数称做“更点”。毛竹筒与锣必须有规则、有节奏地配合好，敲打成“却卜、却卜——嘭”……的节奏，绝不乱敲。锣响一记为“起更”，到凌晨敲五记为“收更”。更夫敲过五更收更后才能回更棚休息睡觉。居民根据更锣报更的记数可确定夜里的时间。更夫穿街走巷，边敲毛竹筒、锣，边不停地唱：“寒冬腊月，火烛小心。前门撑撑，后门关关。水缸提提满，灶前掳掳清。防盗防火，最为要紧”的“更歌”。因而，打更又称“喊火烛”，以此来提醒众人警惕盗、火，注意安全。若一旦发现“火警”，更夫就敲紧急救火锣，高喊：“××宅基（村）火着，大家快去救火！”

更夫打更报时（或称报更）也不能随心所欲，早敲或迟打，更不能少打、错打，一般夜里7～9点为一更，9～11点为二更，11～次日凌晨1点为三更，1～3点为四更，3～5点为五更，这称为“更时”。当时无钟，更夫是如何来计时呢？除看天上的星星外，还要在更棚内点香记时（特别是阴雨天），这种香不是普通的香，而是一种做香人专为更夫做的特殊香，称做“更香”。

打更有常年打的（地主庄园内），但一般社会上大多只打冬春两季，尤以冬天为主，一个寒冬打到大年夜止，更夫向街店、村户视经济状况收一点辛苦费，这叫“更费”，以此来苦度光阴。更夫收到“更费”后，就在缴费户的墙上用石灰水画一个圈，这叫“更圈”，以此来警示盗贼不能来偷。若有的人家出了“更费”后失窃，失主可向更夫报告，更夫有责任为失主追回失物，故有“更夫是贼头”、“更夫与贼头是同道”之说。

旧时的打更巡逻在当时环境里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地方治安的作用。珍门、沈市镇上及农村里的打更之事直到建国前夕才渐废止。

第七节　石和尚

盐铁塘是珍门境内贯通南北的主航道，南接董浜，北连梅李，域内航程4．9公里。昔日陆上交通不发达，交通运输主要靠水路，南来北往的大小船只络绎不绝，塘的西岸是纤路。西岸几条东西流向的支流与盐铁塘成“丁”字形，在盐铁塘支流出口处两岸都立有一个高1．5～2米的六面体或八面体的石翁，石翁用青石或金山石凿成，俗称“石和尚”或“石人”。石和尚每面都刻有“南无阿弥陀佛”或其他佛家语。在人们心目中，石和尚能驱鬼压邪，确保河口一带的太平，并流传着一些石和尚降服落水鬼害人的相应传说，为石和尚的神灵扬威。这样，对往来行人，尤其是对纤夫都有威慑力，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压力。其实，在河口转弯处纤路内侧的石人对纤夫起到限制作用，使纤绳只能在石人外侧落地而过，纤夫也只能涉水（夏天）过河口，或绕过石人在离河口几米处的桥上快速兜过去，不能抄近路，这样就保护了河口两侧三角地上的庄稼。若无石和尚阻拦，纤夫可以走斜角抄近路，从农田中斜穿过去，纤绳绷紧从地面上勒过去，就要刮掉两岸大片农作物，天长日久，田主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失。有了石和尚的阻挡，这样的损害就可减少，甚至避免了。

以前境内除盐铁塘边有石人外，在其他航道出口处或人迹罕至的河口边也有石人。1958年后大多被挖除（破除迷信），至今只有现薛村村红北沙泾河口的石人依然保留着。

第八节　土高炉大炼钢铁

1958年“大跃进”期间，大刮浮夸风，在“赶美超英”的口号下，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全社各大队、工厂、单位不考虑客观实际，视炼钢铁为补锅一样容易，一窝蜂地盲目上马，无专用材料，就用建房砖纷纷砌起了炼铁高炉，名谓“土高炉”。土高炉大小不一，大的有几米高，小的只有家用的煤炉般大小，补锅用的坩埚也列其中。没有鼓风机，就集中木匠，根据土高炉大小用木材日夜赶做相应的风箱。当时，在包家桥（现陶浜村）桥堍头篮球场上有一只大土高炉上用的木制的巨大风箱，24个人煽，即12个人向前推，12个人用绳像背纤般往后拉，成为当时的一大奇观。开炉那天晚上鞭炮齐鸣，引来了许多参观者。涂土高炉内壁缺乏耐火材料，就发动社员把缸甏敲碎，磨成粉末当耐火材料抹在其上。没有炼钢原料，为早出钢，让钢铁元帅早升账，就动员各家捐献锅（其时社员各家都吃食堂，强令各家停灶不烧，铁锅无用），敲碎后放到土高炉内冶炼，日夜不停地烧，这一切被称为“土法上马”。一到废铁炀成铁水，开炉时就敲锣打鼓向党委报喜。然而由于当时各级领导者缺乏科学知识、炼钢技术，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冶炼设备简陋，无技术，仅凭主观热情，盲目上马，结果，这些打碎的铁锅在土高炉内经烈火熔化冷却后，最终炼出了一大块一大块填河滩的废铁渣，徒然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一无所获，正常的生产、生活遭到破坏。随后县里组织各公社集中炼钢铁，珍门公社亦紧跟形势，组织了一支二三百人的炼钢大军开赴虞山镇西门外参加炼钢，其结果也是徒劳。不久，这个群众性的大炼钢铁“新生事物”就销声匿迹，热闹一时的全民大炼钢铁之事成为历史陈迹。

其时，若有人对此举动持怀疑态度或不狂热地投入进去，就要被视为对群众运动泼冷水，要挨批斗，戴上“右倾”帽子，其后果让人不寒而栗。

第九节　证、卡、票、券

新中国成立初，根据当时客观形势要求，实行计划经济，尤其是粮、棉、油，国家抓得特别紧，管得特别严，对市场起导向作用。1953年11月开始，国家对粮油实行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1954年国家对棉花实行计划收购，发放布票，那时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呈提高趋势，干群生活水平无大的差异。经1958年大刮浮夸风后，又经三年自然灾害及苏联逼债，国内物资紧缺，绝大部分商品不管优劣大小一概由国家控制实行计划定量供应。从国家到地方，政府机关千方百计低标准配置物资（包括口粮），限制社会购买力，维持人民生活，稳定社会安定，共渡难关。1960年起，絮棉亦实行定量供应。1959～1961年对日用商品如热水瓶、毛线、胶鞋、化纤品等凭证限量供应。20世纪60年代工业品卷烟亦凭票证优劣搭配供应。“文化大革命”期间计划供应的品种有所增加。在此情况下，各种不同用途的证、卡、票、券应运而生，作为购货记录或凭证之用，到指定供货点（店）购买。

（1）证：居民粮油证（兼作临时供应物资供应记录）。

（2）卡：火油卡（含供应火柴、肥皂、卫生纸、料酒、食盐等）、购货卡、饲料卡（含农民买煤球、煤屑等）等。

（3）票：粮票（从一两到伍市斤面额不等，分全国通用和地方两类，此外还有特殊的军用粮票、优待粮票）、油票、糖票、布票、饭票等。

（4）券：糕饼券、肥皂券（居民）、烟券、肉券、手表券、自行车券、缝纫机券、居民煤球券、絮棉券、豆制品券、就餐券（分荤菜券、蔬菜券）、鞋券、化肥券、建筑材料券、农用物资券等。

其时，仅有钱，无票证也难于买到东西，若无票证，靠情面买到所需物资，谓之“开后门”。在这样严格实行计划供应的年代，一切生活物资供应均在户口所在地，故人口只能生活在固定地域内，很难实行流动，甚至连走亲戚吃饭也要带粮食去。这许多票证给不识字的老年人带来诸多不便，常搞错。那时，操办婚丧喜庆只能简而又简，能买到什么就吃什么，规格、品位也就谈不上了。这种物资供应的紧张状况，至1977年后，随着市场逐步开放，票、券、卡、证先后取消。

第十节　全民写诗活动

1958年全国兴起了“人民公社化”高潮。是年10月成立珍门人民公社，随后刮起了一股浮夸风，大搞“全民”活动。域内也举行以农业为主，各行各业齐跃进的“摆擂台、放卫星”的誓师大会，形成了万马奔腾的局势，指标一高再高。为适应这大跃进形势的要求和需要，必须大造舆论，推动形势的发展，于是在全公社掀起了一个全民歌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写诗活动热潮。各单位、各大队分配任务，人人写诗，完成万首诗，并组织创作“诗歌”的专门队伍，“农民诗人们”绞尽脑汁拼凑成了许多首表现珍门人民雄心壮志的“诗”（其实是“顺口溜”）。其中“关公挥动青龙刀，难砍珍门一棵稻。不是刀钝力气小，只因稻穗冲云霄”、“万八人民志气高，千斤籽棉双千稻。大江南北夺冠军，保证更上一层楼”和“珍门人民立雄心，万亩丰产树标兵。千斤籽棉双千稻，夺取高产上北京。”3首无名字之作最被推崇、赏识，被认为是最能反映珍门一万八千干部群众战天斗地的雄心壮志、豪迈气概的佳作，因而在珍门主要街道两旁及一些主要路口的空墙用石灰水刷白后再用红油漆书写这3首诗，十分引人注目，且广为流传。

第十一节　走马灯

建国前，每逢春节，沈市、珍门民间均有“走马灯”（亦称“跑马灯”）的民俗活动。走马灯既是庙会、灯会，又是民间游艺活动，表演形式多样，节目丰富多彩，影响极大。举办一次“走马灯”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先由领头人在举行“灯会”前几十天召集镇上和农村里的有经济实力的头面人物碰头，推定负责人，作好人力、财力、物力的准备和商定走马灯范围、路线、安全保卫、组织节目等事宜，然后安排人员下去发动、落实、排练节目，并登记造册，一直忙到准备就绪。

举办灯会那天，所有参加节目者均各自带了夜饭集中到镇梢的庙场（沈市曹王庙场）上或空旷的荒地上，由走马灯的组织者彩排后，统一调度、指挥，安排出灯行进的次序、路线。入夜，街道两旁各店家门口、屋檐下悬灯结彩，灯火通明，照得如同白昼，家家户户焚香点烛，香烟缭绕，沿街坐满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看灯的人。那些提篮小卖者喊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小街两旁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有专人手执斫刀旗边走边吆喝维持秩序。

走马灯开始，参加者参拜过神像后，依次出发行进。由行牌大锣领路，丧司开道，震慑观众，随后彩旗队、锣鼓队闹得全镇沸翻摇天，接着民乐队（俗称“清客串”）丝竹之声悠扬悦耳，紧跟其后的是民间舞蹈——跳黄牛、跳加官、打莲湘、荡湖船……继而是马队（马上骑着的大多是化妆成古代武将的童男童女，俗称“看马”）、肉身灯（点上红烛的绢灯、珠灯，挂在穿入青年女子臂部的金属吊钩上）、挑花篮、武术队、抬阁（每一杠都是一出戏名，如“三请樊梨花”、“霸王别姬”、“昭君出塞”、“小孤孀上坟”、“莺莺拜月”等等）、高脚蛇（高跷）、臂锣臂香等。最令人惊讶的是臂香，分别以大锣、大香炉、烛钎悬挂在穿入青壮年男子臂部皮肤内的金属吊钩上，既痛又重，行路极不方便，因而旁侧必有两人手持小杠让其搁手，这简直是一种刑罚。据说这些人在病重时向老爷（神像）许的愿，这是病愈后还愿，连续3年才能出罪。当抬阁、荡湖船、武术队、跳加官等队伍经过时，有些喜好热闹的老板邀请扮演者停下来表演或演唱一段，表演结束，给一个红包或赠送一些礼品。再是灯队，有鲤鱼灯、兔子灯、瓜灯、橄榄灯、蝴蝶灯、宫灯、鸟灯、虾灯等，这五颜六色、形状各异、栩栩如生的灯都出自能工巧匠之手，有手提的，有固定在竹竿上的，有单有双。最后是龙灯压阵。每个节目通过店门时鞭炮齐鸣、礼花齐放、锣鼓齐敲，表示欢迎，场面甚是壮观、热闹。

新中国建立后，此民俗仍延续，于20世纪50年代初，沈市镇上还举行过一次盛大的走马灯灯会活动。那时，已有秧歌队、腰鼓队参加，抬阁的戏名已有“双推磨”等新戏节目。打这以后至今从未搞过这种群众性的灯会活动，现灯会活动渐趋绝迹。

第十二节　放鹞子、挂鹞灯

放纸鹞（风筝）、挂鹞灯是群众喜爱的民间活动，这既是一项体育活动，又是一种娱乐活动。鹞子种类很多，形状各异，村童大多放自制的简单又易放高的六角鹞、天窗鹞（又称板门鹞）、亮月鹞等。年龄大一点的青少年或成年人放较精制的老鹰鹞、蝴蝶鹞、百脚鹞（蜈蚣）、鹤鹞、燕鹞等。大一点的鹞子背面装有用薄篾片扎成的鹞琴，在风的吹动下，发出抑扬的“嗡嗡”之声，如同琴声一般，常引来许多村童翘首观看，故鹞子有成人玩具之称，亦被视为一种高尚的娱乐，至今邑内仍盛行。每年春暖花开之日，珍门小学都要举行放风筝比赛，散放的风筝到处可见。

建国前，每年春节过后至清明节前，农村里有挂鹞灯的习俗，一个村上合伙举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更要有几个不怕麻烦、热心的年轻人牵头。举办一次鹞灯要作大量的准备工作：（1）先要用毛竹爿制作两只或三只大的鹰鹞，最大的一只座鹞要五六米长，小的领鹞亦要有二三米，用牛皮纸或二三层面筋纸糊上去；（2）用棉纱线绞鹞绳。鹞绳粗如农用担绳，长达几百米；（3）准备鹞灯。鹞灯要轻，可买小的竹丝油纸灯笼，亦可用芦苇梗自制“橄榄灯”（两头尖，中间膨），用彩色纸封糊；（4）拼钱购烛及其他用物。村上各户量力而出，若拼出来的钱不够支出，则由村上较富裕者包下来。

一切准备就绪，就择日挂灯。挂灯前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办酒“斋鹞头”，宴请附近头面人物，请其支持，继而试放，试挂一二夜后才正式大量上挂。挂鹞灯被视为村上祈求上苍降福避祸的一件大事，每天下午三四点钟，村上男性青壮年集中将鹞子依次放上高空。放鹞子是一项剧烈运动，尤其是在风小的气候条件下，将纸鹞放上去要奔几千米的距离，一次不行、两次、三次……放高后，派专人看管。待夜色降临就出灯，每隔一米左右一盏依次系在鹞绳上。在第一盏灯前要先挂一个盘有礼花、白蛋、流星、鞭炮等的笼子。出灯更是一场紧张的活动，由几个人同时点灯，几十个来回提送，还要掌握时间。灯刚出齐，鹞绳上端礼花射放，鞭炮齐鸣，此时地上要相应地放爆竹、礼花等。天空、地上礼花竞放、五彩缤纷、互相映辉，鞭炮声震耳欲聋，煞是好看，热闹非凡。男女老少站在场头田边观赏，小孩更是欢欣雀跃。

成串鹞灯少则二三十盏，多至一二百盏不等挂在空中，蔚为壮观。但挂鹞灯潜伏着一定的危险，要担一定的风险。因旧时农村里茅草房、柴垛多，一旦因天气、风力发生变化而出现“飞（逃）灯”或“孵灯”，如落在人家草房或柴垛上，就会造成火灾，故灯出齐后，灯下就要有人看守，以防不测。建国后，此俗不多见了，只有少年儿童于正月十五晚上挂几盏玩玩，称做“照田财”。但到20世纪80年代，又兴旺过一时，只不过规模小得多了。

昔时，农村里为何盛行此项活动呢？据说鹞灯可照亮南天门，挂了鹞灯能驱邪除瘟，灭虫消灾，祈求延年益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