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5年12月，18岁的我参加工作，在家乡衡阳县渣江区官埠乡政府任文化辅导员（又称文化专干），一直干到1990年9月。联系过与兰芝堂山水相连的诗波村，村子西头有个屋场叫毓秀村，是台湾著名作家琼瑶家族的祖堂。红砂石铺的前坪，条石砌的院墙、槽门，以及水井，至今完好。村干部和乡亲们常向我讲述琼瑶及祖父陈墨西先生的轶事，未曾淡忘。 巧的是，我组建的乡文艺宣传队里，吹拉弹唱样样拿得起的骨干陈诗系是琼瑶的堂兄（是陈墨西三弟陈远溪长子陈鹭翔的三子）；我所在的衡阳县第四届政协委员渣江区联组里，鼓峰乡六一村的陈鹫翔，是琼瑶的堂叔（即陈远溪的三子），与我在县里开政协会同住一个房间。他们讲的有关陈墨西和琼瑶的情况，与琼瑶自己写的回忆，粗线条是吻合的。尤其是，琼瑶小时候到底在兰芝堂住过没有？住了多久？其实，这是很多人所关注的。真实反映了1944年衡阳沦陷的历史风云。  下面，是琼瑶在回忆录中对“走日本”那段往事的讲述： 一天夜里，我从熟睡中被炮火声惊醒，我从床上爬起来，看到父母和祖父都聚在窗边，满脸凝重地遥望着衡阳城一那城市已被一片大火吞噬了，连黑夜的天空，都被火映成了红色。 第二天，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是一片混乱，母亲匆忙地收拾着箱笼，告诉我说，这些箱子要寄放到农家的阁楼上去，因为日本散兵已遍布四周，所有财物，随时可能遭到洗劫。我亲眼看到祖父的长工黄才余，把那几个箱子搬到农家的阁楼上去。母亲说，日本兵不会去抢农舍——农舍中除了鸡鸭猪狗外，只有一些稻谷。 那夜，我睡得很甜，半夜里，却被母亲仓皇地摇醒了。我睁眼一看，父亲正手忙脚乱地给麒鳞小弟穿衣服，满屋子的人奔来奔去。我胡乱地下了床，怔忡不已。然后，我听到了枪声，此起彼伏，惊心动魄。我跑到窗口一看，不得了，农庄中到处都是火光。人声、枪声、追逐声、鸡鸭犬吹声乱成了一团。我还没从睡梦中完全清醒，这时，吓得完全呆住了。父母和祖父已急忙拉着我们三个孩子，匆忙地说： “嘘！不要出声音，我们要躲到山里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躲到山里去，但，已完全体会到周围的紧张气氛。于是，我们摸黑离开了居住的农家，父母扶着祖父，抱着小弟，拉着我们这对双胞胎。大家跌跌撞撞地走入山里。山中遍是荆棘和杂草，我们被刺到了，割伤了，却没有人敢哭。一直摸到一个山谷里，大家藏在巨石堆中，紧紧拥抱在一起。整夜，我们看到火焰冲天，处处都冒着火舌，天空都染成了红色。 慢慢地，天亮了。枪声逐渐远去。当黎明终于来临，四周变得特别地安静。然后，我们听到黄才余的声音，在呼唤着、我寻着我们。我们从蛰伏的地方跑了出来，黄才余找到了我们，见我们完好如初，又惊又喜。接着，却又哭丧着脸告诉我们：一队日本兵连夜侵袭了农庄，他们果然没有抢劫农舍，却很干脆地放了一把火，把整个农庄烧成了平地。烧掉了阁楼，也烧掉了我们的箱笼。 在山沟里 接下来，日军大批地拥入了乡间，洗劫村落。他们所过之地，杀人放火，搜刮一空。据说，日本兵最恨知识分子，凡是搜到读书人，一概杀无赦。我们家，祖父、父亲和母亲都在教书，又都是积极的反日分子。平时在教室中，祖父和父母都不厌其烦地给学生灌输民族观念，此时，想当然耳，会成为日军杀戮的目标。事实上，那时日军铁蹄践踏之处，生灵涂炭，疮痍满目，不论老弱妇孺、士农工商，都惨道杀害，又岂是读书人而已。但，读书人，尤其是教书，确实更难幸免！ 因而，我们一家六口，祖父、父母和我们三个孩子，有一段时间，完全隐藏在深山里。我记忆最深的，是一条山沟。   这条山沟原来是有泉水的，现在水已经干了，我们用油布铺在地上，露天席地而坐，已经坐了整整三天。山沟的出口处直通山下的小路，黄才余砍了许多松柏树木，伪装地种满了那出口，以遮住外界视线。我们就待在那窄小的泥土沟中，靠黄才余冒着生命危险，每天送食物来给我们吃，并报告给我们外界的消息。那消息一定是越来越坏，因为父母的眉头越皱越紧了。 我真不知头两日是怎么挨过去的，只记得麒麟总是哭，总是吵肚子饿了。母亲为了安抚他，把皮包里的钥匙链、发卡、口红套子、小梳子、小镜子…都搬出来给他玩，他藏了一口袋叮叮当当的东西，仍然又哭又闹。小弟只有四岁，是无法讲道理的年龄，他爱动物，抬起头来，他就研究松树上有没有鸟窝，低下头去，他就在草丛里猛抓蚂蚱，他唯一的好处是爱睡，一无聊就哭，哭哭就睡着了。三个孩子里我最安静，乖乖的坐在那儿。 第一天，我们全家只吃了黄才余送来的两大碗白饭。第二天，仍然只吃了两碗白饭。第三天，长工一直没有出现，我们饥肠辘辘，麒麟和小弟又开始哭。我听到父亲在悄声对祖父说，他真担心黄才余的安危。时间从清晨一直挨过去，太阳从山沟的那一边移向山沟的这一边，在饥渴交加之下，最安静的我也不能安静了，麒麟叫饿，小弟叫渴，我开始抽抽噎噎地哭。一时间，我们三个孩子闹成一团，父亲喝骂着，祖父直摇头叹气，母亲左手搂着弟弟，右手搂着我，不住口地安慰，整个山沟里都是我们的声音。 就在此时，山沟外面，忽然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接着，有一个人影从掩护着我们的松柏外面闪过去。我们全怔住了，忘了哭，也忘了叫。霎时间，山沟中寂然无声，我从松树的隙缝望出去，正好看到那奔跑着的人——一个平凡的农人，腿上滴着血，一跛一跛地飞跑着逃走。然后，就是一阵日本人的呼喝声，又一排枪声，那农人倒了下去。我呆住了，第一次了解死亡是怎样突然就来临的，第一次看到鲜血从一个活生生的人体里流出来。 母亲脸色雪白，她紧搂着麒麟，用手按住他的嘴，阻止他哭出声来。小弟的头全埋在父亲的长衫里，吓得身子发抖。祖父的嘴唇颤动，在那儿不出声地诅咒。时间似乎过了有一个世纪那么久，然后，那批日本兵从山沟出口的松柏掩护之处，一个个地走了，居然没有人发现我们。  目送那群日本兵走得看不见了，母亲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来，脸色依然发青。麒麟挣出了母亲的手心，坐在地上直喘气，也忘了吵肚子饿了。小弟拾起头来，那对又黑又亮的眼珠骨碌碌地转着，嘴里结结巴巴地叽咕着： “枪……枪……好长……好长……的枪……” 母亲伸手要去抱小弟，小弟仍然结巴着： “枪……枪……有枪……有枪……” 母亲的脸色猛然间僵住了，我们都不由自主地拾头向上看，这才发现，居高临下，一排日本兵站在山沟外，俯身注视着我们，一管管长枪，正对着我们。我和弟弟挤在一堆，全倚进母亲怀里。有几秒钟，山沟里的我们和山沟外的日军，大家彼此注视着，都没有出声。然后，一个戴眼镜的日本军官，跳进了山沟，拿枪对着祖父指了指，用中文说： “站起来，给我检查！” 祖父不得已，站了起来，那军官在祖父的口袋里搜出了钱、名片、钢笔、校徽……一大堆东西，他收起了钱，紧盯了祖父一眼： “教书的，嗯？” 祖父拒绝答复，那军官也不再问。同样地，他又搜查了父亲，洗劫了父亲身上的钱。母亲早已悄悄地把皮包塞进了草丛中，站起身来，她主动地拍了拍自己的身子，她只穿了件旗袍，实在无处可以藏钱。 那军官仍然握着枪，望着手里的校徽、名片等物，犹豫地看着父亲和祖父。山沟里的空气僵着，母亲的嘴唇越来越白。忽然间，我那孪生弟弟麒麟排众而出，大踏步走到那军官面前，昂着头，清清楚楚地说： “你不用检查我，我身上的东西，都给你算了！” 他从口袋里，叮叮当当掏出他那些钥匙链、口红套、梳子、小镜子、发卡、弹珠，还有些小石头子儿，全递给那个军官。一时间，那军官怔着，接着，一丝笑意忽然掠过他的嘴角。同时，山坡上的日军，也发出一阵哄笑。在这突然爆发的笑声里，那军官跳出了山沟，对他的部下挥了挥手，示意离去。显然，祖父和父亲的命是捡回来了。那些日本兵正要走开，其中却有个身材高大、相貌粗鲁的大汉，突然蹿了出来，用日本话吼了几句，就一下子跳进了山沟，直奔母亲而来。这一下我们全呆了，母亲慌忙说： “我身上没有钱！”  那日本大汉敞着胸前的衣服，军装上一个扣子也没扣，手里没有拿枪，却握着一根大木棒。他咧着嘴，面目狰狞而凶恶，一伸手，他抓住了母亲的手腕，用生硬的中文，口齿不清地说： “跟我走！” 说着，他就死命地把母亲向山沟外面拖。一向文质彬彬的父亲，立即爆发了，他陡然间冲过来，抱住母亲，对那日本兵大吼大叫： “放手！你这禽兽！放手！” 一切发生得好快，我看到那日本兵举起木棒，对父亲拦腰一棒，父来站立不稳，那山沟又是一个住下倾斜的斜坡，父亲摔了下去，顺着斜坡，就一直往下滚。祖父忍无可忍，也冲上前去，日本兵再一棒，把祖父也打落被下。然后，他继续拉着母亲，往山沟外面拖去。母来用手抓紧了山沟两壁的青草，哭着往地上赖。我眼看父亲和祖父挨打，母亲又将被掳走，恐惧、愤怒和无助的感觉一下子对我压了下来，我用双手扯住母亲的衣服，放声大哭。同时，麒麟和小弟都扑了过来，分别抱住母亲的腿，也放声大哭。 我们三个孩子，这一哭哭得惊天动地，我们边哭边喊着： “妈妈不要走！妈妈不要走！” 我们哭，母亲也哭，那日本大汉却用日文大声咒骂。顿时，哭声、喊声、咒骂声，闹成了一片。而母亲的身子，逐渐从我们手中滑了出去，我和弟弟们惊恐之间，哭得更加惨厉。就在这时，那戴眼镜的日本军官似乎动了恻隐之心，忽然用日文呵斥了一声。那大汉立即松了手，抬头和那军官争执着，军官叽里咕噜地讲了一大串，一面用手指着哭成一团的我们，脸色非常严厉。终于，那大汉悻悻然地一甩手，跳出了山沟，背着他的木棒，扬长而去。我们惊惶之余，都扑进了母亲的怀里，母亲用双手紧抱着我们，都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好半晌，才发现那日本军官并没有走，一直站在那儿望着我们发愣。等我们哭声稍歇，他就跳进山沟，把小弟拉到他身边，我们以为他要掳走小弟，又都惊忍地扑过去抓小弟。谁知，他知用手帕拭去了小弟的泪痕，转头问母亲：“他几岁？” 母亲颤声回答： “四岁。” 那军官仰头看了看遥远的云天，若有所思地轻声说了句： “我儿子和他一样大！” 说完，他转身走出山沟，手一挥，带着他的队伍，头也不回地走了。我们惊魂未定，实在不相信就这样渡过了一场大难。我那时还不能了解，即使是日军，也有妻儿，也有子女，在他们残杀无辜的当儿，也会有几个无法全然泯灭“人性”的军人。这个戴眼镜的日本军官，想必也是个知识分子吧！  当时，父亲和祖父都从山坡下爬了上来，一家人我望望你，你望望我，刹那间已恍如隔世。父母执手相看，惊吓未消。我们三个孩子，用手臂紧拥着父母，仍鸣咽未已。祖父用拐杖一戳地，毅然地对父亲说： “湖南不能待下去了。我已经老了，不拖累你们，你们还年轻，给我趁早离开！你们到后方去，想办法回四川去！走！一定要走！”父母和祖父在山沟中默默相对，彼此心中都明白，大难已在眼前，分离是必然的事。只是当时，谁也无法去面对这个事实！ 在柴房中 从山沟到柴房，这两个不同地点所发生的事，之间到底隔了几天，还是一周，我已经完全记不清楚。只记得那些日子里，日军整日在乡间搜刮抢掠，杀人纵火之事，更是每个村子都经常遭遇的。我们一家东迁西徙，到处躲避日军的耳目。主要，仍然因为父母是“读书人”的缘故，日军可以放过一般农民，却杀掉了无数的知识分子。 似乎在离开山沟后没几天，我们一家就和我表叔一家会合了。表叔是父亲的表弟，年纪很轻，表婶在我记忆里是个娇小玲珑的小美人，他们有个一岁大，还在襁褓中的儿子。我那小表弟长得白白胖胖，面容清秀可人。很明显地，他是我表叔和表婶的命根子。 那天，我们到了祖父以前认识的一位老农夫家中，这位老农夫自己有田有地有农庄，是个敦厚朴实善良的典型农人。他的房子占了一个极好的地理环境，建造在一座竹林的深处，因为单独隐蔽在密林之中，极难被外界发现。更妙的是，这屋子背后就是一座未开发的山林。万一给日军发现，往这深山里一躲，那就更难被找到了。所以，我们投奔到这老农夫家里来。 到了老农夫家里，我们才发现那儿已成为附近所有知识分子及乡绅们的避难所。老农夫热情而慷慨，来者不拒，家里早就挤满了人。这是父母始料未及的，而最没料到的是这“避难所”早被日军发现，据老农夫说： “昨天一天，来了三批鬼子，到处抓人。我早派了人守在竹林外面，一有鬼子来，我就叫大家躲，十分钟之内，所有的人都可以疏散到山里去。所以，日本鬼子一个人也没抓到！”湖南人称日本人，都称“鬼子”。 那老农夫一副得意样儿，他的太太是个憨厚的老太婆，老夫妇对祖父和我们招呼得无微不至，细心地告诉我们如何躲藏，如何走捷径入山，如何在山里找山洞树洞，等等。我们这才知道，他们几日之内，已救了无数人。而其他的避难者，也早对入山之路，熟悉万分了。 那是午后，我们走了许久的路，抵达老农夫家里时已又饿又累。老农夫对我们指示完了，就立刻弄了一桌子的饭菜，招呼我们吃饭。我们都饿得头发昏，谁知才拿起筷子，就听到门外一阵吆喝，马上就是一阵人来人往、大呼小叫的混乱之声，我们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那老太婆已冲进屋子，对我们挥着手叫： “快！快！快！去山里！鬼子来了！快快快！” 老农夫也冲了进来，口齿不清，脸色仓皇地喊： “来不及了，没时间进山里了！鬼子来得好快！找地方躲一躲，快找地方躲一躲！”  说得容易，农家的房子家具简陋，房间都一目了然，我们两家老老小小有九个人，什么地方可以躲？我们正犹豫间，农夫的儿媳妇又冲了进来： “鬼子已经进来了！这次来得凶，看样子知道我们家藏了人！别人都躲进山里去了，只有陈家…” 再没时间耽误，老太婆当机立断，招手把我们带出屋子，绕到农庄后面，把我们两家老小，全塞进了一间堆柴的柴房，仓促地对我们抛下一句叮咛： “千万千万不要出声音！”说完，她带上房门，匆匆而去。 我们挤在那小房间里，大家面面相觑，呼吸都不敢大声。我记得，麒麟手里，还紧握着一双筷子，嘴里叽里咕噜地唠叨着： “我饿了，我要吃饭！” 母亲用手捂住麒麟的嘴。父亲试图把柴房的门门起来，这才发现，这案房根本设有门门，乡下人堆柴的房间也实在不需要门门，而且.那简的木板门上有者手指一般宽的缝隙，从内往外看，可递农庄天井看得清清楚楚，可想而知，从外向内看，也不难发现我们这群妇孺老小。这个“藏身地”，实在是糟透糟透！父亲挥手要我们远离门边，但是，天知道！那柴房一共有多大，挤了我们两家人，已经是密不透风了，还能退到哪儿去？ 我们紧倚着柴堆站着，孩子们都瑟缩在母亲的怀里。很快地，我们听到日军走进农庄的声音，一阵大声的吆喝，日本兵立刻分散在农庄各处，显然在大肆搜寻。有个发号施令的军官，似乎就站在柴房外的天井里，在用日语大声下令。于是，我们听到，日兵在每个房间每个房间地搜查，有箱笼倒地声，有桌椅翻倒声，有日军呼喝声，有老农夫喊叫解释声…在这一大片混乱声中，还有日兵在抓老农夫的鸡鸭宰杀，于是鸡飞狗跳，人喧马嘶，闹得天翻地覆。而那些搜查的日兵，已逐渐走近了柴房… 我们倾听着那日军的靴声，沉重地敲击在晒谷场上，发出重重的声响，我们听老太婆在赌咒发誓，呼天号地地乱喊： “什么人都没有！鸡也快杀光了，狗也给你们杀了，你们还要什么……” 外面很闹，柴房里却静得出奇，母亲紧紧地搂住麒麟，因为这些孩子里，麒麟最会闹。可是，我们却没算到表叔的小儿子，那个在襁褓中的婴儿，会忽然间放声大哭起来。  这婴儿的哭声使我们全体都震惊了！表婶也无法避讳，立即解衣哺儿，想堵住他的哭声。谁知那孩子拒绝吃奶，却哭得更加厉害，表婶急了，用手去捂他的嘴。可是，却捂不住那哭声，孩子的脸涨得通红，哭得更响了。祖父长叹一声说：“命中注定，该来的一定会来！”表叔的脸色在一刹那间变得惨白，他迅速地对我们全家看了一眼，这一眼中包含了太多的意义（在很多年很多年后，我才能体会到表叔那一眼的深意）。 然后，忽然间，表叔从表婶怀中抢过了孩子，迅速地用手勒住了孩子的脖子，死命地掐住，孩子不能呼吸了，脸色也变了。表婶扑过去抢，哭着喊： “你要做什么？你要弄死他了！” “是的，我要勒死他！”表叔哑声说，“可以死他一个，不能死我们全体！” “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表婶忘形地大嚷，眼泪流了一脸，她发疯般扑过去抢孩子，一面哭着喊，“要勒死他！你先勒死我！” “你要识大体！”表叔叫，“我不能让这一个小小婴儿，葬送了我们两家的性命！尤其是连累表哥一家人…” “你要杀他，先杀我！先杀我！”表婶是疯了，她的头发披散了，泪流满面，喉咙嘶哑，居然拼命地抢过了孩子，孩子能够呼吸，就更大声地哭了起来。父亲立刻抱住表叔，表叔还要挣扎着去抢孩子，父亲沉着嗓音喝阻着：“够了！如果日军要发现我们，这样一闹，他们已经发现，你杀他也没用了！” 真的，在这一时间，孩子哭叫，大人吵闹，表婶狂喊，表叔怒吼……什么声音都有过了，我们大家彼此注视着，父母脸上，都有着听天由命的平静。而忽然间，那婴儿却止住了哭声，柴房里顿时又鸦雀无声了。同时，靴声清脆地停止在柴房的前面。“打开门！”是日军的日本腔汉语。 “啊呀，老天爷”是老农夫的大太，那从没受过教育的老大婆在唉声叹气地叫着，“连茅厕都要检查呀！”她用手推门，声音又平静又自然：“门都没有闩，能藏得住什么人？” 门已经开了一条缝，我们的心怦怦跳。但是，像奇迹一般，那日军用日本话叫了一句什么，就径自掉头而去。我们几乎不能相信那日本兵是真的走了。难道我们那一阵哭叫和喧闹，他们会听不到？这是不可能的事！父母和祖父以及表叔和表婶都瞪大了眼晴，不相信似的彼此注视着。然后，又一阵鸡飞狗跳，那些日本兵抓了许多鸡，一个军官一声令下，这队日军居然不可思议地走了，不可思议地放过了我们。 好半天，当外面完全平静了以后，老太婆推门走了进来，这时却苍白着脸，又嚷又叫地说： “老天爷！你们怎么弄的呀！小的哭大的叫，我放了一笼子鸡出来，赶得它们满天飞，才掩盖过你们的声音呢”。 “中国人”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不知怎的，又和表叔一家分开了。父亲知道老农夫之处已不是藏身之地，事实上，整个衡阳县几乎没有一块净土。我只记得，父母和祖父常彻夜商量，如何越过日军的封锁线，并且讨论又讨论，祖父是否和我们同行的问题，因为祖父已年近八十高龄，如何能承受颠沛跋涉之苦？可是，把耿直的祖父留在沦陷区，父亲却怎样也不放心。 这问题最后终于有了结论，祖父留下，我们走。于是，我们要先把祖父送回老家渣江去。记得我们全体化了装，穿着老农夫给的衣服打扮成一家乡下人，不过，尽管父母都穿上了粗布短衣，但父亲的文质彬彬，和近视眼镜，母亲那口北平口音，以及风度举止，很难掩饰原来面目。不管怎样，我们又离开了老农夫家，冒着被日军捉住的危险，往老家走去。  这天是倒霉的一天！ 这天是充满了风浪与戏剧化的一天！这天也是我记忆中很深刻的一天！ 我们大约在动身后两小时，遭遇了第一批日兵。 “站住！检查！”日军吼着。 我们全站住了，这大约是日本兵来中国之后“必修”的一句中国话。此后我们遭遇了几次日军，都是用这句话来喝止我们的。 带队的日本军官大踏步向我们走来，上上下下地打量我们。父母都不说话，以免暴露身份。那军官指着祖父，对手下的士兵命令了一句，大约是要搜查祖父。祖父的眼睛要喷出火来，却无法阻止日本兵在他浑身上下摸索。因为我们都化了装，那日本兵主要是想搜查有没有武器。既然找不到武器，他洗劫了祖父身上所有的钱，然后，就轮到了父亲。 这批日本兵没有为难我们，只是，他们把祖父和父亲身上所携带的金钱全洗劫一空，就挥手命令我们离去。我们默默地走着，祖父、父亲和母亲都那么沉默，使我们三个孩子也静悄悄的不敢吵闹。那时，在我们童稚的心灵里，只觉得日军是一群令人恐怖的劫掠者。但，对于父母们那种受异族迫害的耻辱及愤怒却无法深深体会。 中午时分，我们遭遇了第二批日军。 “站住！检查！” 同样的一句话，同样是日本兵，同样第一个搜查祖父，同样再搜查父亲。所不同的，是祖父和父亲身上找不到金钱了。但，那日军却在祖父身上找到一张写了字的十行纸，他看看，显然并不懂中文，又对祖父那身老农的装束仔细打量了一番，似乎找不到什么嫌疑，他就抛开那字条不管了。叽里咕噜地，他用日本话骂了一大堆，就带着队伍扬长而去。父亲透过一口气来，才对祖父说： “爹，你那首诗就丢了吧！” “不！”祖父简单而固执地说，把那张写满字的纸又郑重其事地揣回兜里。 午后，我们“运气”真好，又碰到第三批日军。 “站住！检查！” 父亲忍无可忍了，他翻开自己所有的口袋，把口袋底都拖了出来，愤愤地说： “你们要检查几次？身上的东西，早被前面检查的人拿走了，再也没有东西了！” 那日军不见得懂中文，但是，他懂得了父亲的意思，知道我们已不是第一次遭遇日本兵，更明显的，是知道我们这疲倦的、老老小小的一家人，身上确实没有值钱的东西可以搜刮了，于是，他又放走了我们。  一天里遭遇三批日军，使我们深深明白，整个乡间已遍布日军了。对我们来说，这天还是幸运的，因为这三批日军都志不在人而在财。黄昏时分，我们已走得又饿又累又渴，再加上随时可能听到“站住，检查”的声音，使我们都精神紧张而心力交瘁。 小弟弟开始哭，父亲只得背着他走。当夕阳衔山、晚风拂面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已经越走越荒僻了，乡间四顾无人，只有山林树木，四周安静得出奇。在遇过三次日军的吆喝与跋扈之后，这份“安静”居然也使人惴惴不安，尤其是在这暮色渐浓、山树模糊的景象里。 我们走了一大段山路，什么人都没有碰到，连个农家和茅屋都没有，父亲怀疑我们已迷路了。大家彷徨四顾，犹豫不决是否往前走，尤其，前面是不是有日军占领？正在磋商而举棋不定时，忽然间像天神下凡般，迎面走来了一个乡农，这农夫一目了然就是湖南乡间那种最老实憨厚的乡民。他大踏步而来，手上拿着一根竹枝，背上背着两个摞起来的竹篓，通常，是农夫们用来装鸡鸭或红薯的。 父亲和祖父都兴奋了。有什么事比迷路在荒郊野外 — 遍布日军的荒郊野外——遇到一个自己的同胞——一个中国人，更令人兴奋和快乐的呢？祖父拦住他，几乎是喜悦地问： “你从前面来，有没有遇到鬼子呀？” 那农夫瞪眼望着祖父，似乎不了解祖父在说什么。湖南人一向称日本人为“鬼子”。父亲怕那乡下人误会我们的来路，又重复了一句： “前面是什么地方？我们在躲鬼子，前面有没有日本人？” 那农夫的眼光从祖父身上移到父亲身上，他慢吞吞地放下背着的竹篓。父亲觉得不对劲了，拉拉祖父，说： “我们走吧，别问他了！” 那农夫迅速地拦住了父亲，用标准的普通话，厉声地说： “不许走！站住！检查！” 父亲母亲都呆了，祖父的脸色也顿时大变。我们三个孩子，虽然懵懂无知，但对这“站住，检查”四个字已经十分敏感，就也都呆呆地望着那个农夫。在这一瞬间，我们都明白了，这农夫和我们一样化了装，他不是普通的乡下农民，而是“知识分子”，为日本人做事的知识分子。是的，他是中国人，比日本人更可恶更可怕的中国人，日本人到底是为他们的天皇打仗，这中国人却为日本人来打中国人，这是一个汉奸！ 那“农夫”用手指着祖父： “你站住，我先检查你！” 每次都是先检查祖父！祖父瞪视着那“农夫”，忽然间爆发了，他高昂着白发萧萧的头，坚决而果断地说： “不行！我不给你检查！日本人检查我，我无可奈何。你，中国人！不行！我不给你检查！” 那“农夫”脸色立刻变得铁青，把地上那摞着的竹篓打开，里面没有鸡鸭，没有红薯或任何收成，只有一堆稻草，稻草上，赫然是一把手枪！ “很好。”那“农夫”拿起手枪，对祖父扬了扬，“听你的语气，就知道你的身份，农人？你是个老农夫吗？不给我检查？你身上藏着什么吗？” 祖父的脸色更难看了，父亲和母亲交换了一个眼神，空气好沉重、好紧张。我想着那张写着字的纸。望着祖父和父母，我知道，他们也在担忧那张纸，一个中国人，他会认得中国字！ “你不许碰我！”祖父严厉地说，“今天我们已被三批日本鬼子检查过！我再也不被中国人检查！”那“农夫”大大地发怒了，他吼着： “不检查，也行，我马上枪毙你！” 他舞动着手枪，样子是完全认真的，绝非虚张声势。祖父挺直了腰，更坚决、更固执地说： “你枪毙我，我也不给你检查！” 那“农夫”举起了枪，父亲立刻扑过去，拦在祖父面前，急急地说： “爹，让他检查吧，你就让他检查吧！” “不行！”祖父斩钉截铁地说，“我宁可死，也不给他检查！”他望着那“农夫”说，“你枪毙我吧，放掉我儿子和孙子们！” “你是个顽固的老头，嗯？”那“农夫”有些困惑地看着祖父，“我只要检查你，并不想要你的命，你对检查比生命还看得重？” “是的，你可以枪毙我，就是不能碰我！”祖父越来越固执，“你开枪吧！” 那“农夫”再度举起枪，脸色严厉，看样子，祖父的生命已系于一发，小弟弟首先“哇”的一声吓哭了。立刻，父亲对祖父跪了下去，含泪祈求： “爹，让他检查吧，请您让他检查吧！” “检查了是死，”祖父低语，“不如维持尊严，让他枪毙我，你们给他检查，你们到后方去！” “爹，”母亲看父亲跪下了，就也对祖父跪下了，“要死，就全家死在一块儿吧！” 小弟弟素来是祖父所钟爱的，此时已明白这“坏人”要打死祖父，就哭着跑过去抱着祖父的腿，一个劲儿地叫： “爷爷不要死！爷爷不要死！” 我和麒麟也熬不住，扑过去，和父母们拥成一团，也抱着祖父哭着叫“爷爷”。一时间，我们三个孩子哭声震耳，祖父只是用的手紧搂着我们，却依旧固执地嚷着： “不检查！不检查！不检查！” 那“农夫”大概被我们这一幕弄傻了，半天都直瞪着我们没说话。然后，他忽然粗声吼了一句： “别哭了！还不快走！” “走？”父亲愣了愣，站起身来，望着那“农夫”，“你不是要检查我们吗？” 那“农夫”凝视着父亲，轻轻地摇了摇头，哑声说： “检查过了，你们走吧！” “全体？”父亲不信任地问。 “全体。”那农夫说，忽然叹了口气。低下头来，他用手中的竹杖，在地下的泥沙上，写下“中国人”三个字，指了指自己，又指指我们接着，他又写下“日本人”三个字，指了指西北方，轻声说了句： “往东边去吧！” 说完，他迅速地用脚扫掉了泥沙上的字迹，背起地上的箩筐，头也不回地往前走了。 好半晌，我们还呆站在那儿，好半响，父母都无法回复神志。最后，我们走了，走往东方。那夜，我们是露宿在一座小山林里的，没有再碰到日本兵。第二天，我们找到了路径，回到了乡间的老家。把祖父平安地送回了渣江“兰芝堂”。 夜半，穿越火线 终于到了那一夜。 父母和祖父殷殷话别，我们孩子一个个地吻别了祖父。门外，夜色深沉，天空中有几颗寒星和一弯冷冷的月亮。乡下人都睡得早，这时早已入梦，四周鸡不鸣，犬不吠，寂静得令人心慌。 院子里，我们白天雇用的两个挑夫正在等待着，他们每人挑两个大萝筐，萝管中，只有一个装着我们全家的衣服（是乡农们的衣物，我们仍然化装成乡下人)，另外三个箩筐，却是为我和弟弟们准备的。这是一次长途的跋涉，按父母的意思，要从湖南走到四川，这漫长的旅程，不知道要走多久。而正在稚龄的我们，却无论如何禁不起这种步行之苦。因此，竟采取了乡下人的办法，把孩子挑着走。 自幼、我坐过备种交通工具：轿子、车子、轮船、手推的“鸡公车”…而乘坐等管旅行，这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对那箩筐的好奇冲淡了我对祖父的离愁，但是，当我看到父母和祖父都满眶泪水，执手无言之时，我才蓦然涌上一股难解的酸楚，第一次体会到那种“生离死别”的滋味。 我们出发了。盘腿坐在箩筐里，我和麒麟被一个挑夫挑着，小弟和行李被另一个挑夫挑着。我们要“夜行晓宿”。四周早已被日军包围封锁，我们必须连夜穿过敌人的火线，如果被发现了，连挑夫带孩子，一个也别想活着走出沦陷区。我和弟弟们早被父母再三叮嘱，路上绝不可说话、咳嗽，或发出任何声音。 事实上，我和弟弟们已被这些日子的各种遭遇惊慑住了。早就知道日军随时可以出现，刀枪都不再是“玩具”，而生死之间，只有一线之隔。不用父母叮嘱，我们也不敢轻易出声了。大家“静悄悄”地“摸黑”行进，没有火把，没有灯笼，也没有乡下人用的风灯。父母、挑夫和我们孩子都穿着全黑的衣服。 我们怎么知道，这条路竟整整“走”了一年之久！当我们在一年之后，终于抵达重庆时，正是家家鞭炮、户户欢声，大街小巷一片旗海，抗战胜利的时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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