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关键词：鲍德里亚；消费社会；消费文化；符号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0-0020-03 在《消费社会》中，鲍德里亚集中批判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模式――“消费社会”。在他看来，随着消费社会的产生，消费逐渐取代了生产的地位，我们消费的已经绝不仅仅是物的有用性，更多的是通过消费体现着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由此，消费成了一种符号意义的体系结构，已经演化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的重要根据。那么，鲍德里亚是如何建构这一理论分析的逻辑框架的？其消费社会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其试图解读的消费社会的最终出路又在何方呢？ 一、鲍德里亚视阈中的“消费社会逻辑” 现代生活，人们似乎越来越享受商品日渐丰盛带来的生活的便捷，社会矛盾似乎越来越被加速发展的生产力所解决。这便被鲍德里亚称为“消费社会”。在鲍德里亚看来，这种被世人所追求的所谓最终合理的社会形态，究其实质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一种表现形态。事实上在其表面合理性之下，隐藏着一种深层矛盾，鲍德里亚力图以其敏锐的眼光为我们透视出消费社会的遮蔽逻辑。 （一）消费的神奇诱惑 当人们面对商场中琳琅满目的商品，会发现自己不自觉地陷入一种消费的冲动之中。鲍德里亚看到了这一点，并由此思考，为什么会有这种消费冲动？是什么支配着人们的这种无意识的消费冲动？这或许是鲍德里亚构建其消费社会理论的一个再自然不过的逻辑起点。 通过分析，鲍德里亚发现，当代社会中的消费诱惑，除了人们心理方面的原因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在起着作用，那就是“消费”的自我运作。在消费社会，商品的极大“丰盛”不是一种杂乱无章的“堆积”，而是通过橱窗展示、广告、商标等渠道，以“全套或整套的形式组成”[1],商品相互之间被设定为一连串具有暗示意义的控制链。例如当消费者购买了商品A，那么他必然将受到商品A的附属或配套商品B以及具有同样功能但更为高档的商品C的诱惑，催发其产生“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动机”[1]，也就是说，当消费者进行消费时，他并不只是从满足需求的用途上去看这个商品，“而是从它的全部意义上去看全套的物。”[1]于是当消费者购买一个商品后，一种被某种运作机制合逻辑地激发出来的本能便引领他走向另一个商品，而此时的消费，已经远远超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的范畴。 （二）工业体系的新的分离 对消费社会的解构，鲍德里亚当然不满足于停留在“商品―消费―消费者”这一表层逻辑，为了开拓新的思路，他将透视的眼光投向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分析生产加速所带来的“新的分离”。 当一个体系面临自身无法解决的深层矛盾时，它往往通过另一种途径（至少表面看来是这样）去掩饰或调和这种矛盾。在鲍德里亚看来，当今资本主义的对“增长”的强调和凸显，正是其掩人耳目的一种方式，力图以此掩盖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这种增长建立在庞大的工业体系基础之上，表现为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商品的日趋丰盛，人们逐渐迷醉于这种加速增长所带来的便利生活，迷醉于在不同的消费品之中证明自身的价值。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增长”好像一条轨道，在这条轨道上消费社会正在加速前进。这条轨道在前进方向上必然导致消费社会产生“新的分离”。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工业体系的扩张带来的飞速增长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基本需求，为了保持这种增长速度以隐藏矛盾，资本主义的工业体系更多的不是在量上扩大现在的消费，而是在流通内部扩大消费范围，即它生产出的主要不是“消费品”，而是“消费本身”[1]。由此，鲍德里亚得出结论，资本主义所宣扬的“增长，即丰盛；丰盛，即民主”的理念最终只会不攻自破，事实的走向只能是一种“新的分离”。 （三）结构性匮乏的“魔鬼协议” 经过两个逻辑层面的探寻，鲍德里亚发现，无论是消费的本能诱惑，还是生产方式带来的新的分离，都隐隐指向了消费社会的深层根源――隐藏在丰盛之下的结构性匮乏。鲍德里亚认为，不论一个社会生产的和可支配的财富量有多少，它都“确立在结构性过剩也确立在结构性匮乏的基础之上”[1]。在鲍德里亚看来，人们面对商品进行选择的平等地位恰恰隐藏了由生产本身带来的不平等性；无论社会生产出多少财富，贫困始终无法避免；需求作为整个消费社会赖以存在的根基，其产生的根源便在于匮乏。由此，“结构性匮乏―需求―生产―商品―消费―消费者”的一条完整的逻辑思路被鲍德里亚建立起来了。如果说结构性过剩（不是总量过剩）只是一种社会现象的话，那么结构性匮乏却恰恰像一纸“魔鬼协议”，将人们统统笼罩其中，使其无条件无意识地接受区分和控制，“不再反思自己，沉浸于其中并在其中被取消”[1]。这便是消费社会的深层逻辑所在。 二、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本质揭示 鲍德里亚清晰的逻辑思路已经为我们解释了消费社会的根源和发展轨迹，同时也为我们把握消费社会的本质特征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根据鲍德里亚的分析，我们可以将消费社会的本质性表现概括为： （一）符号性 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的结构，“是一整套消费品之间存在的必然有序性关涉，其间起根本性支配作用的东西，就是由符号话语制造出来的暗示性的结构性意义和符号价值（风格、威信、豪华和权力地位）”[1]。因此，消费本身便构成了一种具有文化意义的自组织符号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中，消费作为一种以符码编码组织起来的主动结构，将一切物品，包括个体的人都吸纳于其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关系中，消费者需求的“不是物，而是价值。需求的满足首先具有附着这些价值的意义。”[2]对此，波斯特说，鲍德里亚的“消费对象因为被结构化成一种代码而获得了权利。”[1]一言以蔽之，在消费社会中，物品的原始功能性层面让位于物品的符号文化层面，人们消费中更受吸引的不是物品本身的功能，而是某种被制造出来的象征性符码意义。 （二）捆绑性 消费社会的捆绑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消费品的整体捆绑。消费社会中所有的物都被捆绑在消费场中，一切都成为了消费品，消费已经成为人们对世界全面的反应。二是消费品的意义捆绑。在这里，消费品“不再是一串简单的商品，而是一串意义”[3]，从而在消费结构中形成一种“看不见的相互指涉的新的有序关联”[1]，形成对消费者深层心理筑模下意识统治和支配，使“他逻辑性地从一个商品走向另一个商品”[1]。三是消费者的等级捆绑。一旦人们进行消费活动，那么他便进入了“一个全面的编码价值生产交换系统中”[1]，所有消费者在这个系统中不自主地相互牵连。“作为符号和差异的那些深刻等级化了的物品”反过来将消费者客观上划分了等级，成为他们身份的象征符号。 （三）控制性 消费社会的控制性集中体现为通过消费对消费者构建一种内含编码结构的隐性强制支配关系。如前所述，当消费者购买一种商品的时候，这一商品与其他同档位的商品会形成一个欲望诱惑链，以“一串意义”的相互暗示生成对人欲望的控制和支配。由此鲍德里亚进一步挖掘出这种控制性的根本表现形式――消费意识形态。这种消费意识形态“用某种编码及某种与此编码相适应的竞争性合作的无意识纪律来驯化”[1]人们，让人们进入一种他们欲望深处企盼的消费游戏，在“你追我赶”的竞争性购买中，自发地形成一个社会整体，这便是统治阶级实现“非强制同一”的最有效手段。因此，鲍德里亚给出了一个结论：“消费是实现社会控制的有利因素。”[1] （四）等级性 与控制性紧密关联，消费社会的等级性是区划社会阶层、为资本主义社会提供合法性根据的重要手段和内容。鲍德里亚指出，在今天的资本主义消费中：“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用来当做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1]由此我们可以明确看到消费对社会等级的划分作用。购买商品A主要不是为了真正的使用，而是通过商品A的符号意义，进入社会等级A’的群体之中，而对较高档商品B的购买，则成为摆脱低位等级A’进入较高社会等级B’的群体之中的最佳途径。类似这样的“无意识的一体化调节机制”[1]，把个体包括到一个相互差异的符号编码的交流体系中去，再也没有人处在纯粹和孤立的商品购买和使用关系之中。 三、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出路探究 在《消费社会》中，尽管鲍德里亚通篇采取了一种批判的视角，但从我们前两个方面的梳理和解读已经不难看出他试图为消费社会寻找出路的理论探究。尽管最终这种探究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浪漫主义的色彩，但是鲍德里亚在这方面所作出的理论探索对于我们在当今时代背景下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尤其是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仍不失借鉴意义。 （一）正名――充满希冀的理论探究 为走出消费社会的囿域，鲍德里亚首先想到的是尝试对消费的含义进行正确的界定，进而以此为基础构建一种健康积极的消费文化。鲍德里亚发现，消费逻辑已经根深蒂固地成为了支配社会的主要力量，在对地位和享受的追逐中，人们逐渐被物化成为社会存在的一类符号。这种物化，已经远远超出了建立在明晰概念基础上的文化建构所能解决的范畴，而深深根源于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缺陷。由此，即使通过构建合理的消费文化对于重新赋予人的主体性地位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但由于是前者几乎丧失了构建一切的基础，使得这一方面的努力已经变成非理论视角本身所能够解决的。由此，鲍德里亚不得不将探寻的目光更多地投向现实生活。 （二）精神转向――立足现实的社会建构 如前所述，在鲍德里亚看来，过度的生产以及大量耗费资源，庞大的消费主义及其刺激起来的消费欲望，这些现象已经日益成为人们生活大循环中的癌症，“使一种丧失了简朴的精神生活状态成为当代物质过剩中的精神贫乏常态。”[4]正是当代这种生存状态，促使鲍德里亚以更复杂的逻辑链条来构建新的出路。他认为必须将物质丰富化与心理贫困化联系起来，并将过度的物质消费同人的精神生态问题联系起来，试图通过以直观的社会实践为引领，以新的诱惑而不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文化来建构一整套社会规约体系，进而帮助人们树立正确适度的消费理念，诱导人们将关注的焦点逐渐从机制化了的符号体系中松动出来，最终达成一种所谓的“精神转向”。然而建立在广告等大众传媒基础之上的消费文化，以及资本家追逐最大利润的本性，使得这种精神转向的努力在现实生活中同样变得十分苍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鲍德里亚在这一层面的努力实质上并没有跳出文化建构的藩篱，资本主义的本性及其导致的生产与消费的无序和失位，远远不是这样就能够消解的。 （三）颠覆取代――充满绝望的理论突围 以上的无奈，越发地令鲍德里亚发现，在生产过剩的消费社会中，当代人的活法是“白色”的，没有感情介入，没有冲动，也不可能再有理想热忱。在不禁感叹“这是一个充斥着预防性白色的饱和了的社会，一个没有眩晕及没有历史深度的社会”[1]之余，鲍德里亚萌生了这样一个念头：也许只有激进的革命性突发事件和意外的分化瓦解才能打碎这“白色的弥撒”。按照这样的逻辑，只有对消费社会采取颠覆性变革――以另一种符号体系代替现有的符号体系――才是消费社会的最终归宿。这种革命性的代替方案不自觉地会让我们联系到马克思的有关见解，但鲍德里亚所言的“革命”因其整个理论立场、方法的不同而与马克思主义所言的“革命”迥然相异。概言之，鲍德里亚的所谓“革命”，只是其精神转向的一种突出强调，他所要打破的只是一个特定的符号体系，而不是符号体系本身。用王岳川先生的话来说，“这种丧失了人文知识分子精神吁求的非理性做法，可能是雪上加霜，后果不堪设想。这里，也可以看到鲍德里亚理论的内在困境”[4]。 虽然，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反抗在我们现在看来更多的是一种徒劳，但是作为一位拥有锐利目光的思想者，仅其为世人提出有关“消费社会”命题的思考，也有其功不可没的贡献。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基本上将关注点放在了鲍德里亚理论大厦的逻辑基点《消费社会》一书，而对于其后的诸多著述鲜有涉猎，这里有缘于能力和篇幅所限的遗憾，但这毕竟是系统解读鲍德里亚整个领域的基础，更是透析其理论洞见和局限的必由之路，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在前人思考的基础上作更多有益的探索。 参考文献： [1][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3-202. [2]张一兵.反鲍德里亚――一个后现代学术神话的祛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5-36. [3][美]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M].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44. [4]王岳川.消费社会中的精神生态困境――博德里亚后现代消费社会理论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9/view-11914627.htm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