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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是由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的转折点，从极端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纠正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情况非常特殊，不仅不是在共产国际指示下进行的，而是恰恰相反，既严厉批评了受共产国际支持的中共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博古，独立自主地重新选举张闻天为总负责人，连多年来尊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李德也因军事路线上犯了严重错误而被批判，并撤销其军事指挥权。这些做法是中共党史上破天荒的一件大事，也是政治上已经成熟的重要标志。 遵义会议后的首要任务，是将会议的详细情况向共产国际汇报。 但是，1934年10月，由于上海中央局遭到敌人破坏，国民党特务不仅逮捕了中央局书记盛忠亮和电台工作人员，而且劫走了收发报机和其他通讯器材，以致中共中央被迫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 遵义会议后的中共中央深感当务之急是要打破信息闭塞状态，随即决定派人去上海恢复党的白区工作，并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中央领导人经过反复磋商，决定由著名“红色特工”潘汉年秘密潜回上海，然后奔赴莫斯科，完成与共产国际联络的艰巨任务。  潘汉年，1906年1月12日，生于江苏省宜兴县陆平村。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革命军报》总编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左翼文化总同盟中共党组书记等职务。 1931年春，中共中央任命潘汉年为特科领导人，负责情报及保卫工作。从此，他就成了一个神秘的红色特工，长期出没于敌人的心脏地带。 潘汉年既做党的秘密工作，又做上层的统战工作。这两项工作，一项是绝密的地下活动，一项是半公开的社会活动。他巧妙地把公开的工作与秘密的工作结合起来，利用与社会人士的公开关系掩护党的秘密工作；而又隐身地下，联合进步人士组成外围力量，并派同志打入敌人要害部门，刺探情报，于是，他给人留下了“变幻无常”的神秘形象，然而，正是这一形象才使他有可能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神出鬼没地活动，并取得巨大成绩。 遵义会议上新当选的总负责的人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央红军第二次攻占遵义之时，立即找到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潘汉年交代绝密的特殊任务：
张闻天还郑重告诉潘汉年： “我们和共产国际的联系电台早已中断了。你知道，我们同国际的联系是至关重要的。你们如在上海联系不上，就得设法到莫斯科去。总之，应当尽快地和国际打通联络线，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结果和红军战略转移的近况。” 值得注意的是，在遵义会议上被迫下台的博古，也和潘汉年有过一番长谈。 博古和潘汉年私交亲密，他们早在1925年的春天相识，博古对潘汉年的才干颇为赏识。王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后，决定重新加强特科的工作。博古特别推荐潘汉年，认定他是搞保卫和反间谍的能手。因为在1925年无锡筹备开孙中山先生的追悼大会和进行追悼活动中，博古已经亲眼目睹了他负责保卫工作的过细能力。 1931年9月，上海的白色恐怖越加严重，中央机关已经暴露的人员，开始分批转移，前往中央苏区。王明也想离开上海，征得共产国际同意后，准备去莫斯科担任瞿秋白离任回国后一直空缺的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职位。临走前他特别嘱咐博古：从1932年元月1日起与共产国际的电讯更换新密码，绝对不准用于对苏区的电讯上。如果发生与共产国际的电讯中断，出现特别情况必须报告共产国际时，“我们两人确定一个秘密联络员，只有他来莫斯科，说的话是代表你的意思，我也只相信他的话。” 由于当时白区国民党特工多如牛毛，派出去面述的人，不能带信函文件，只能靠脑子记，用口述传达，所以人选特别重要，既要可靠可信，脑子记忆力特别好，还要机敏善于应付种种环境，能穿插过敌人布下的特务网线。博古认为只有他的好友潘汉年具有这方面的才能，于是两人商定了联络员为潘汉年。 1935年2月上旬，红军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休整时，博古派警卫员去叫潘汉年。在博古住处，博古向潘汉年谈了遵义会议的全过程。谈得很细，要潘汉年仔细记下。博古强调说：
博古和潘汉年，两人推心置腹地密谈了近四个小时。  博古 中央组织部长的李维汉，向潘汉年详细介绍了到贵阳城内联络地下党组织的办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白区工作部部长陈云，也和潘汉年进行了一番长谈，他们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时期已经有过密切合作，彼此了解和信赖。陈云对潘汉年说：“我们这次要分开走，中央决定让你先行一步，到上海后我们再设法会合。”他们相约在上海的联络办法是：用陈云相识的潘汉年表妹吕鉴莹的地址会合，且吕的丈夫是潘汉年的堂弟、中共党员潘渭年。 潘汉年领受上述绝密任务，经过一番乔装打扮，摇身一变成为名叫“杨涛”的商人。中央保卫局长邓发为他找的一个商贩结伴，混迹于被红军拘捕的一帮大烟贩子之中。潘汉年凭着丰富的社会经验和能言善辩的口才，没过多久就同这些商贩混熟了，并使他们非常信服。 当红军向贵阳转移时，这些在押的不法商贩一起跟着部队出发，潘汉年有意策动他们行动迟缓，落在大队人马的后面，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时，便带着他们逃跑。负责押送这些商贩的红军指战员早已知悉其中的奥秘，虚张声势地地追赶了一阵，就由他们去了。这些大烟贩子视潘汉年当为奇侠义士和救命恩人，一路上处处给以照顾和保护，从而一起混过了沿途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关卡和盘查，平安地到达了贵阳城。 潘汉年在贵阳休息了一个星期，随即在秦天真派的社会关系蓝运城女士的掩护下，一同搭乘敌军地方部队运转物资的军用汽车前往广西柳州和梧州，再转乘轮船到达广州，并继续转赴香港。三四月间，潘汉年从香港写信给吕鉴莹联系，得知潘渭年在上海，然后经吕联系，约定兄弟俩在上海相见的地点，即离港赴沪。 潘汉年抵上海与潘渭年晤面后，在上海临时中央局宣传部长董健吾的帮助下，与负责中央局工作的浦化人会面。潘汉年向浦化人说明了中央派他来上海的任务，并要求寻找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关系。浦告诉他，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又名劳伦斯）不久前已被敌逮捕，目前已没有负责人在上海，而且上海白色恐怖严重，在此久留也不安全，劝他回香港等候，并通知有关方面与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取得联系。于是，潘汉年重返香港。  王明 潘汉年回到香港后，又主动设法另辟渠道，以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他秘密会见了原先的情报关系梅龚彬、钱铁如，以及多年失去党的组织关系的柯麟和叶挺等人。从这些熟人口里，潘汉年初步了解到共产国际将于下半年在莫斯科召开代表大会，而要想找到共产国际的关系，可以前往莫斯科找中共代表团，于是他便设法办理出国手续。梅龚彬约请前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领导人陈铭枢、蒋光鼐与潘汉年见面，请他们疏通两广派的关系找出国的门路。叶挺将军也找到了广州警察局专管出国旅行护照的熟人，为潘汉年办理出国手续。 1935年8月初，潘汉年搭苏联货船，以押运员身份，经海参崴，再转乘火车，于9月中旬抵达莫斯科。此时，共产国际“七大”已经闭会，王明在“七大”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在公布主席团名单时，王明的名字和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台尔曼等七人的名字一样，受到“暴风雨般的掌声”的欢迎，王明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巅峰。 王明听了潘汉年关于遵义会议及前后情况的详细报告后，对博古主动交权感到很遗憾，对张闻天上台则表示尚能接受。1935年10月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张闻天为中国共产党临时负责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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