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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全面爆发后，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克服种种艰辛困难来到八路军驻陕办事处，要求奔赴延安，也是在这个时候，延安培养了大批抗日干部，他们先后奔赴抗日根据地去参加革命，与日军战斗，同时还有大批文化人也纷纷来到这里，以笔为枪，创作出了无数鼓舞人心的文学艺术作品。 不过抗战时期的延安只是一个小小的城市，就连红军刚来的时候整个延安城不过两千余人，全城肮脏拥挤，饭铺只有四五家，用的都是木头挖成的碟子，筷子是弯的树枝做成的，且当地民众生活困苦，当地人平常吃的都是灰色的面条或者馍馍，以红的辣椒酱和灰色的盐果腹，可以说条件异常的艰苦。 但即便如此，为了保障革命队伍和知识青年的生活，在延安的中央给予他们最全面的生活待遇，虽然条件艰苦，但安排却很周到。 穿衣和睡觉夏天一套单衣，冬天一套棉衣棉裤鞋帽的日子 当时延安人人穿的都是穿制服，一般一年只发两次，夏天一套单衣，冬天一套棉衣棉裤鞋帽，而且一开始衬衣衬裤还都是不发的，到后来才每年年发衬衣一件、短裤一条，由于当中没有换季的衣服，一些手巧的女学员们会把棉花取出来变成夹衣，如果谁来的时候带的的衣服多也会无私的送给缺衣的同学。 睡窑洞土坑 陕北公学和抗大的宿舍就是窑洞，土炕上面铺一层茅草就算是床了，七八个学员挤在一起睡觉，连翻身都困难，一般男学员的炕位不过二尺半宽，女学员更小，只有一尺半宽，经常起夜回来后睡觉都没位置，只能慢慢拱进去才能继续睡，也因此习惯蜷身睡觉的人在这里都养成了直腿挺睡的习惯。 虽然当时延安有很多成婚的，但新婚男女因为条件限制，结婚后依旧分住在集体宿舍，只有周末才能申请到窑洞建成的青年宿舍里团聚一下，虽然大家在集体宿舍里是免费的，但是要在青年宿舍住一次需要花钱的，窑洞里只有一张床，连被褥都得自己带，饭也是没有的，而且住一次得花五毛钱，通常周六是小两口背着被褥来住一晚，第二天有背着被褥回到自己的住的地方。 津贴的发放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会给八路军和新四军发饷，但是发的钱并不多，当时国民政府每个月只给八路军50万，这点钱只能养活4.5万人，平均每个八路军战士只有4-5元钱，也因此，为了将钱花到实处，从1939年开始，陕甘宁边区的后方机关颁布了《各机关津贴标准》，将津贴划分五个等级： 士兵（班长）：每月1元； 排长：每月2元； 连长：每月3元； 营长：每月4元； 团长以上：每月一律5元； 和当时国军相比，八路军每月相对平均而且很少，当时国军连长一个月100多元，师长则是800多元，当然这只是针对作战单位，但对前来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他们的津贴高很多，一般文化人和学者平均每月是5-10元，而鲁艺音乐系教员一律12元，助教6元，至于音乐家冼星海，他每月津贴是15元，其中还包含在女大兼课的费用3元。 不过好在延安的物价低廉，当时延安一斤猪肉2毛钱、10个鸡蛋1毛钱、土布每尺3角、食盐每斗5角8分，可以说非常不错了。 同时延安对精神劳动非常尊重，绝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赞美，而是提供稿酬，1939年1月毛主席定下了每千字1.5元稿费标准，鼓励文化人进行创作，当时来了很多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在延安先后创办30多所专门院校，有的是学习有的是教学，并且创办了诸如自然科学研究会、土木工程学会、中国农业学会、生物学会、医药学会、卫生学会、地质矿冶会等等。文化艺术方面的团体、剧社、俱乐部、协会和自办刊物等等，极大的促进抗日敌后文化和科技的发展。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停掉了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饷，并且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以至于陕甘宁边区被封锁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有没有鞋袜、冬天也没有被子盖（独二旅一个营三百多人只有三十床毯子），这才有了日后延安大生产运动，由于经济的封锁，还未大生产的延安生活非常困难，这个时期很多人都感觉到饿，因为最困难的时候连钱也发不了，甚至还出现了将糊窑洞窗纸的浆糊当宵夜的事情。 1941年2月，既然国民政府不发饷，陕甘宁边区就发行自己的货币，这就是边区币，一开始边区币和法币的兑换比例是一比一，但随后边区币开始贬值，3.2元边区币才能兑换1元法币，直到1941年10月边区币和法币的兑换比例才稳定到2.1边币兑换1法币。 同时除了继续给作战部队发津贴之外，还对文化技术干部提高了待遇。给文化技术干部另做干部服装，增加津贴三分之一；另办小厨房，增加菜金5元。而且经过大生产后，条件稍微好一点，大家分发的东西也丰富了起来。 1942年1月机关工作人员每年的供给标准： 夹鞋2双（或夹鞋1双、草鞋1双）、棉鞋1双、毛袜1双（或半斤羊毛线）、衬衣1件、短裤1条、帽2顶(1个夹的、1个棉的)、手巾2条（毛巾1条、粗布2尺）、肥皂2条、精盐1磅、牙刷1把、旱烟6两，另外提供有限的可以缝制衣服的线和布。 伙食逐渐丰富起来 1937年时期 一开始指战员们的伙食标准并不高 一些作战部队：每人每天只有1.5斤粮食； 后方的机关人员：每人每天是1.25斤粮食以及5分钱的菜金； 学员们：每人每天1斤3两小米（糠不少）、1斤青菜、3钱油、5钱盐，每周能吃上一顿二米饭或馒头，节日可吃到一顿没有掺小米的大米饭，菜汤上能飘着几片肉。 1938年时期 此时的伙食标准稍微提高了一点，当时每天的标准是每人每天小米1.5斤、油3钱、盐3钱、肉3钱、菜1斤。 1939年-1940年 因为国民党经济封锁加上日军的扫荡，大家的基本都吃不饱，每人每天的口粮只有1斤小米或者杂粮，而最困难的时期里每天吃的主食都是二两黑豆，菜都是野菜、树叶、树皮、草根，只有油水很少，很多人因而得了严重的便秘。 1942年 八路军三五九旅是负责在南泥湾开荒的部队，1941年开荒后共收获了粮食1200石，收获蔬菜164.8万斤，也因此到了1942年的时候他们的指战员的伙食有了很大的改善，每人每月可以吃到2斤多肉，每天1斤半的蔬菜，而且会餐时可以吃到大米和鸡鸭，全旅战士穿上了新衣和鞋袜。 也是在这一年，八路军内部各机关工作人员规定了大、中、小灶三个标准： 大灶标准：每人每月须吃8次肉，每次4两；馒头每月须吃4次；菜内应增加油4钱到5钱；米要碾细，米汤中加豆子。 中灶标准：饭以现在水平为标准；每人每天须有3两肉吃。 小灶标准：面各占一半，在一半中，大、小米又各占一半、伙食（莱）维持现在水平；饭莱应注意调剂及变换。 另外，如果有人生病，可以发面一斤或给钱或吃小灶，儿童还会给奶费，在一个月到十二月的时候每月发肉6斤，十二个月以上的儿童则会另发粮食。 师级干部基本这个时候成家由于很多人为了革命而耽误了成家，因此在延安的时候鼓励他们解决自己的婚姻问题，可以说当时延安师级以上干部中80%的人都在这个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的，对象自然都是来延安的知识女性，由于女性资源稀缺，比例高达18:1，竞争也是很激烈，但在一些知识女性中，这些老干部们谈恋爱很无趣，他们只习惯吃饭、睡觉和打仗。 对于干部们来说，自然想找一些上点学读点书的女子，一方面自己没什么文化，一方面也可以希望她们能帮助自己，当时米脂县是陕北首富县，这里绝大部分富裕人家的女儿都上过学，因此这里成为很多干部挑选妻子的重点地区，以至于米脂县在当时被称为“丈人县”。不过当时也没结婚证，结婚只要向所属组织写报告申请，考察具备结婚条件后就批准结婚，批准书就相当于结婚证了。 当然结婚是要嫁妆的，1938年有人给还是八路军685团团长杨得志将军介绍一位姑娘，这位姑娘是高小毕业的，长得俊，双方都很愿意，但女方的父亲要求杨得志将军出100块的彩礼，但当时大家津贴这么少哪有这么多钱，因此杨得志将军提出可以不可以以粮食代替，但人家不干，最终因为没有100块钱而遗憾。 这就是抗战时期延安的生活，如果说物质享受这里肯定谈不上，因为不管是谁，穿的一律是草灰布的衣服，一条皮带横在腰上，基本和老百姓一模一样，但他们的精神方面却是无论能比，尤其是他们的眼睛里和其他地方不同，都是充满了希望，也因此很多老照片里这一时期的人都是笑容满面，也是在这里，一批伟大的人带领我们走出了贫穷落后的旧社会，迈步走向全新的新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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