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者精选独家原创编辑：李恩涵教授的论文 《同治年间陕甘事变中的主要战役》，探讨左宗棠护国平乱的前因后果，李教授的论文此前只有PDF影印版，给读者们的阅读与分享带来了诸多不便，守望者精选在此将其精编成电子版，方便阅读，并且稍作调整和修改，与我们关注的促和谐、反极端的主题相契合呈现给大家。 本文回顾这段战争历史的用意决不是希望再次上演战争，而是因为只有正确认识历史并且吸取教训，我们今天才能正确面对极端主义的威胁，坚决走理性、法制反恐道路，从而避免以前历史上的大规模的动乱与杀戮。 欲阅读PDF原文以及注释请点击点击在文章末尾的“阅读更多”。 作者简介： 李恩涵，一九三零年生于山东诸城。（在灰色框中滑动阅读详细简介） 一九五五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获文学士学位，一九六三年赴美深造，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后转入夏威夷大学攻读，一九六五年获夏威夷大学硕士学位。一九七一年获加利福尼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主修历史学。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七五年曾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历史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和副研究员。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任台湾大学政治系和政治研究所教授。一九七三年来新，在新加坡大学担任高级讲师。一九八三年晋升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并曾兼任代系主任多年。主讲《现代中国》，《中国近代史》，《东南亚华人史》和《海外华人史》等课程。主要研究兴趣包括《现代中国》尤着重于一九二零年至一九三零年代的中国外交事务。和《东南亚华人史》尤着重于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五年代的英属马来亚华人社会。一九九零年返台后，历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台湾政治大学客座教授等职。李教授在新任教期间，曾担任新加坡职工总会刊物编辑顾问多年。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八年曾受委担任新加坡教育部中学历史课程委员会顾问。一九七三年加入新加坡南洋学会，曾在南洋学报发表过《1942年初日本军占领星洲[检证]之役考实》和《新马华人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1941）》等论文。李教授通晓中文、英文、日文和法文，一生致力于教学与学术研究，著作等身。著有《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1925-1931》，《曾纪泽的外交》，《近代中国史事研究论文集》，《日本军战争暴行之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自强运动》等数十种，并曾以中英文发表有关论文、通论、译作及书评等百多篇。他对新马华人参与辛亥革命有深入的研究，曾发表多篇论文，主要有《南洋华人对孙中山反满革命的贡献及其香港的联系》，《辛亥革命前革命派与维新派在新马的思想论战》和《南洋方面研究孙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等。他于一九八二年将颜清湟名著《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withspecial reference to Singapore and Malaya》一书译成中文版。《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他是台湾研究华人史的专家。
清季同治年间我国西北地区所生的回民变乱，是一件重大事件，与约略同時期所发生的太平天国、捻乱等革命事件相比校，虽然在挑战满清政权的立场上相类似，但在性质上颇不相同，因为西北回民事变不只牵涉到西北少民与汉族关系的问题，也牵涉到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问题。此一变乱所涉及的地区广大，包括现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区，而在时间上则从同治年间（1862年）春变乱发生开始，一直光绪三年底（1878年初）新疆南部各城全被勘定为止，则经历了大约16年之久；其同于一1868年至1877年间浩罕王子阿古柏（ Yakoob Beg）甚至在天山南北路成立一独立政权，并受到俄帝国主义等列强的支持与间接承所以，当回乱最盛时，西北回民的变乱与同時期在云南所生的回民事变（1856－1873）甚有互相结合而形成一横跨我西北、西南半壁山河的伊斯兰大帝国的可能。因此，陕甘总督左宗棠利用大约十年时间（1868－1878）所剿平解决的此一变乱，不只在对内消除反侧巩固清廷统治方面有其贡献，对于维护国家主权的完整，尤其有其正面的不可磨减的功绩。本文所拟讨论的，只是此一回民事变在陕、甘两省发生的背景及在变乱平定过程中的几次主要战役。此外，对于左宗棠安抚回民及解决变乱善后诸政策，也将略为涉及。
我国的陕西、甘肃（在清朝其政区包括今之宁夏与青海）两省自唐代中叶以后，即为汉、回两族杂居的地区，大致在清朝同治年间回乱以前，陕西居民为汉七回三，甘肃则汉三回七；但在大动乱中，由于大规模的屠杀，不只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破坏，是巨创深痛，难予估计，两省内两族人口的结构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就人口的损失而言，各家估计颇为不相同：英文人贝尔（colonel Bell）曾估计甘肃乱前的人口约为一千五百万，乱后人口则锐减至一百万人，境内汉人十分之九，回人三分之二均被屠杀，基督教士英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s）的估计数字则较低，认为在整个同治年间的西北回乱中约有一千万人丧失生命。我国公私文献中虽无具体的统计数字，但零星资料所载，已足令人触目心惊。如记甘肃广阳府及泾州各属六城，在大乱之后，除崇信一城“尚有居民，玉皆空城，人烟断绝”。广阳府城之“衙署仓库庐舍荡然无存”；秦州府属各城则“赤地千里，无复人烟”。平凉为甘肃中部的大城市，乱前只城内汉民即达数万，但在战乱中为回军穆生花部攻陷，大肆屠杀，乱后汉民全部只存一四七户，男女老弱合计不及七百人，“城垣空阔，城内一片瓦砾”，全境“纵横数百里，烟火寂然，而白骨黄茅弥望皆是，遗黎泣诉，被祸之烈，为古今所未有。”甘肃北路宁夏环庆一代，“残破以来，千里白骨黄少，人烟寥寂，文报难通”；附近的固原州城，于回军战败北迁徙时，城内所留汉人不过十数人。灵州为宁夏境内的最大城市，经回军攻破后，汉人十多万惨被屠杀，该城最后为左宗棠军克复后，汉民存者不过数家，其财产妇女均为回军掠夺，“老弱死亡，壮丁为其雇工细雇。”
左宗棠于平乱后上奏说，“肃州实无一回属亲，其甘州、凉州各回死亡殆尽，亦无遗种”，“实汉唐以外未有之奇”；陕西的杀戮亦奇惨，汉人村堡被回军攻陷后，往往“残杀几无噍类”；同治年间七月二十五日回军攻陷西安省城附近的村堡后，屠杀汉人万余人，只是许多大屠杀的例子之一，而凤翔府汉民团练亦突然开城，将那城内回众悉数杀死。所以，在大乱蔓延后，即在素称富为人文渊薮的关中平原，也大部成为废墟，“数百里无人行”。据一项粗略的估计，在整个变乱众陕西各州县汉民被杀者当有一百万之多，而在战争中陕西各县回人七、八十万举族向西迁徙，在变乱平定后，除西安城内留居的回民二、三万及回军领袖之一白彦虎所率二千多人逃往新疆（后又自新疆逃入俄境）之外，最后只遗留下六万多人于投降后被安置于甘肃平凉、凉州等地今个你垦荒，“其死于兵戈壁疾疫饥荒者盖十之九”。14因此，此次回民事变对陕甘两省人口、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破坏程度，不只远较太平天国与捻军对华南、华中、华北各省的破坏为严重，亦较之云南回变在人口的损失上为多。
一 汉回宗教传统的不同，彼此间在社会习俗（如不拜偶像除极少数新回教徒外不烧香）与生活习惯上（如回人不食猪肉，汉人农民不食牛肉）上有相当的差异，因此，互不通婚，甚至互相轻视，汉回人民常常分区集体居住，汉村回堡，此疆彼界，非常严格。 另外，由于西北地区自乾隆后承平已久，至嘉庆、道光年间，过去在乾隆四十六年（1784）后曾经两度造反过的回教新教，又死灰复燃，而在咸丰、同治时期即雄据宁夏灵州金积堡的马化龙（隆）为教首，马氏自称“总大阿訇”，常“自托神灵，妄言福祸，行为诡僻”。不少回民对其尊崇备至，而自称“吾耳目”（奴才）；显然有逐渐形成一对整个西北回民的领导中心的趋势；时机到来，自极易转变为对清廷公开对反抗。 而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等部万余人为牵制清廷对庐州（英王陈玉成）及南京得进攻，自河南西南部攻入陕西，连克镇安、孝义等县；是年四月，捻军张宗禹部亦进兵陕南，与太平军相会和；一个月之后，原在云南昭通起事转战四川各地的蓝大顺（后受太平天国之封为端王），亦挥军自四川太平北据陕北定远；因此，战事蔓延陕西；使原来局面尚称小康的西北地区，顿时陷入扰攘不安之境。19这种情势正是促成陕、甘两省汉、回冲突得一项新因素。为了防御太平军及蓝大顺部的进攻，陕西各地县普遍建立团练自卫，汉回各自立团，各有碉卡城堡，聚屯自守，汉庄回寨，咫尺相望，双方泾渭分明。回人团练，因人数较少，其领袖中之有野心者常常生气互通，加上“天下回教一家亲”的心理，每成联合之势；汉人团练则各自为政，力量涣散。
冲突的一个焦点是渭南县汉回团练的互杀。同治元年四月一日（1862年4月29日）当地回首马世贤、马四元郎纵勇扰民，与汉民相仇杀；同州十三清真寺的“阿訇”（回教教长）也起而领导回民进攻汉人。同年四月廿二日太平军攻陷渭南，大肆屠杀，据说即係回团引导所致。乱事自同治元年二月华州汉回团练互杀开始，由于渭河两岸回民众多，大家处境相同，声气相通，变乱很快蔓延到谓南、大荔、临潼、华阴等县。 陝西团练大臣张芾原籍径阳，廿六岁时即为翰林，历任江苏学政、工部、刑部侍郎、江西巡抚、左副都御史等职，为陝西籍京官中的佼佼者，在本省甚负乡望。张氏幼年时，曾在临潼、渭南交界之油坊街回村读书，素与回教中人多有往还，为彼教所推重，故于战乱初起后即自告奋勇，前往回乱地区招抚和解。张氏一行抵达油坊街后，谈判两日无成，再前进至渭河北岸渭南县境的仓头镇，五月九日为回团中的激烈派主张造反的任（老）五、赫明堂等所执，责其统辖下的汉团杀害回人，张氏亦不稍屈，是月十三日遂被害，全身支解；同行之临僮县知县缪树本、山西知县蒋若讷及张氏家属在径阳被害者五十二人，仆从死者六人；回乱至此竟致杀戮朝廷大臣已到无法和解的阶段。三日之内，临辽、谓南两县境内各回庄皆叛，同州、华州继之，关中地区南部的蓝田、鄠县，北部的高陵、富平、诸城、径阳、三原、耀州、同官，西部的咸阳、兴平、乾州、吩州、酒泉各回村也群起响应，大杀汉人汉官。
陝西的乱事很快传播到甘肃。甘肃回民人数原来即多于汉人，各城城内均有回民居住，且军中回兵亦比汉兵为多。同治元年八月，陝西渭南回人到甘肃盐茶厅煽动当地回民杀汉人；宁夏回首马兆元亦起而掠杀汉人，并围攻灵州城；同年，甘肃北路回民中心灵州金积堡的马化隆（龙），南路河州的马朵三、马占鳖，西路西宁的马桂源、马本原兄弟，肃州的马文禄等纷纷而起，皆与陝回互通声气，互相支援，杀氛遍地，庐舍为墟，大乱一发而不可收拾。
同治之乱时的叛军士兵 陝、甘回民的变乱，不久也蔓延到玉门关外的新疆。同治三年（1864年4月），天山南路库车回民开始叛乱，阿克苏等东四城相继被陷；是年五、六月，北路乌鲁木齐回乱亦起，焚掠汉城，围攻满域；八月，西路的阜康、南路的和阗均被攻陷；十月，战事延至伊犁。同治四年（1865年）西历三月，占据北路乌鲁木齐的河州回首妥得璘甚至自称为“清真王”，是年四月，南疆阿古柏亦从喀什噶尔占领英吉沙尔，逐渐奠定其―余年割据天山南路的基本势力。
阿古柏
陝西回变的爆发，显然很受到当时已经蔓延继续了七年多的云南回乱的影响，如杀害张芾的任（老）五、赫明堂，均曾参加过云南回军作战，事后才潜回陝西渭南仓后头，并趁机煽动当地回民造反。29领导陕西回军作战的，多为回教“阿訇”（教长），但各不相下，并无最高的领袖。起事之初，号称有“十八大营”，营为任（老）五、鹤玉龙、关阿洪、赫明堂、郭二阿洪、冯君录、禹德彦、马生彦、孙义保、马振河、马德有、蓝明泰、余彦禄、于振奎、白彦虎等。叛乱早期的根据地在大荔县境的羌白镇与王阁村；前者位于县城西偏南约三十里，为陕西有名的皮货产地，交通便利，易于侦察与联络；后者在县城南偏西约三十里，为古代沙苑之险要地，适于屯粮与储饷。31 乱事蔓延至甘肃后，陕甘各回军仍然各自分立，没有出现一个统一的领导中心与卓越不凡的领袖人物，甚至陕甘各军分党分派，有所谓“东尔”，“西尔”之别，只在对付汉人时，才基于“天下回教一家亲”的宗教精神，互相合作与支援。各地回军领袖也无称王称帝之举，只有在陕回战败西窜甘肃后，据有宁夏金积堡俺有宁州、灵州全境的马化隆（龙）才自称为“兵马大元帅”，为护庇其境内的陕甘拥为名义上的领袖。甘肃回军各不相下，互为雄长，势力最大的是马化隆，其次则为河州的马乃三、马占熬、西宁的马桂源、马本源及肃州的马文禄。彼此之间在军事上虽常互相支援，但在宗教上却有新教、旧教之分，同类相仇之事时常发生。
二 陕西回乱严重到杀害全省团练大臣张蒂的地步后，清廷乃明令剿办，于同治元年五月十六日（1862年6月12日）命令荆州将军多隆阿督办陕西军务，负责剿办。多隆阿为一出色的将领，满洲正白旗人，黑龙江驻防，原隶腾保部下，后随同湘军转战湖北、江西、安徽等省，此时适在击溃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部，克复安徽庐州的重大胜利之后，奉命后，极速启行，取道湖北、河南赴陕；但因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部及捻军姜台凌部当时正纵横进攻于豫鄂边境一带，多隆阿军途中受阻，先参加了此一区域的联战；清廷乃临时改派当时在豫西洛阳一带剿捻的钦差大臣胜保入陕，负责剿回。胜保所部多为降捻组成，号称一万多人，实际人数不过十分之七，战斗力与纪律均差；奉道入陕之命后，迟迟一个月至同治元年八月才进入陕境，距离回乱的爆发已近五个月之久；而在进入陕西的第一仗华阴之役，其先锋即为回军功败，损失不少辎重军火。稍后，在西安附近的壩桥之战，又再失利；甚至降捻宋景诗竟中途率部版乱离去，而胜保在奏报中则自称“八战八捷”。清廷因此再度旨命多隆阿入陕，由胜保负责剿攻陕西之回，多隆阿负责剿办甘肃之回。但胜保的军力实际不能制回，又媚忌多隆阿的兵威，乃未经奏准即擅自征调时降时叛的皖北民团苗沛霖部入陕，清廷因恐苗部入陕后极可能与回军联合造反，严旨申诉胜保，甚至不惜派兵阻止。所以，在多隆阿军与同治元年十一月进驻陕西潼关后，清廷即下令逮捕胜保，解北京讯办，此后陕境剿回事即专由多隆阿负责办理。
多隆阿 多隆阿所部多为南勇，作战时军律森严而战斗力极强，同治二年初，他于抵陕布置稍为就绪后，即决定攻坚之策，率部进攻关中地区陕回的根据地同州的羌白镇与王关村。两地都是防守严密的重要据点，周围均垒有长豪，“横宽丈余，直深倍之”，而前者“堡岩壁立千仞，鹿角豚栅密排数道，周围绕以棘刺，砲台警楼高耸碧落”，尤称坚垒。多隆阿决定给予回军一次致命的打击后，即下令集中全军马步精锐进攻，进展迅速，于是年二月一日，即一鼓作气将两地克复，屠杀回民无算，并在回军地窜中获银三十万两，38为陝回起事后第一次受到真正的痛惩。同年九月，复再攻克回军在渭河流域的另两个根据地苏家沟与渭城湾，毙敌一万七、八千人之多，其战果更超过攻克姜白锁与王阁村之役，为入陝后最大的一次军事胜利。39至此所有谓河南北的回军重镇已悉被剿平，回军残余各部被迫向西迁徙，陝西境内已大致肃清，回乱重心开始转移至甘肃。可惜多隆阿虽然勇敢善战，但他本人却不幸于同治三年二月在指挥进攻川匪（太平军）蓝大顺部所据的监厓时，头部中枪受伤，拖延月余而死。40剿回的重任，朝命改由在攻剿太平军中建立大功的湘军水师统帅杨岳斌以陝甘总督的身份担任。杨岳斌之出任陝甘总督为一异数，可见清廷对陝甘回乱的蔓延与发展感到无比的焦虑。因为依照惯例，陝甘总督向由汉人出任，汉人出督陕甘，自杨氏始。
杨岳斌 杨岳斌的任命虽于同治三年五月六日（1864年6月9日） 发表，但杨氏本人及亲自所率领的却军五千人及支援人员二千人直到同治四年四月才抵达西安，是年六月，并进驻兰州。杨氏在战绩上虽然表现尚好，但很快即碰到兵多粮少作战难于为继的困境。因为陝、甘两省在平时和平时期即无法在财政与粮食两方面自给自足，大部靠各省协饷，以资指柱，此次大乱之后，人民或被屠杀，或被迫流离在外，甚至关中一向紧富之区，现亦赤地千里，农业生产几已陷于停顿，而各省的接脐，又不能及时运达；加之同治四年适值陝西大旱，弱者流离沟渠，强者挺身走险，土匪遍地虫起，而杨氏为了应付剿回、剿匪的双重需要，军队数目又须节节增加，至同治六年只甘肃的军队即达一百四十营八万多人之众；最后因此形成不只民众缺粮，甚至士兵亦衣食不周难得一饱，这种情形，在甘肃尤其严重；因此，军队叛变之事连次发生。如甘肃提督陶茂林部自同治二年底至同治四年夏，仅发饷两次，每次每兵亦只获银一两三钱余，衣食之费尚难支付，因此士兵奉命自行偷谷磨成米吃，且军官剋扣军粮，引起士兵的怨愤，于同治四年四月全军哗溃，从陇州窜往陝西，沿途抢掠粮食客货，奸淫妇女。总兵曹克忠部由灵州进攻金积堡，粮运不织，士兵最初尚每日杂以糠枇，勉强获得一饱，此后因草根树皮掘尽，官兵日食面汤，求一饱而不可得，终以饥疲力竭而战败，伤亡二千余人，剩下的数千人全部哗变。陝西提督雷正缩部有众三十营，约计一万五千人，向称劲旅，亦因粮食不继，士兵无意作战而战败，稍后更全军溃散，变军甚至将所驻守的重镇固原城交回军之手，东向抢掠甘肃东部的平凉、庆州及陝甘边境一带。陝甘总督杨岳斌初抵兰州省城后，检查省库所存，只剩库银一千余两，作战必用的火药只存六两，其穷困拮据的窘态，可想而知。
位于甘肃的清军营地 而当地物价之高昂，面粉每斤价至六十钱，后更增至九十钱，喂马之食料每斤廿四钱至廿五钱，最贵时麦每石至七十两。杨氏出巡各县，自关州至靖远，有些地方甚至一斗米都找不到，米每右至二百，居民无水无柴无米；由于兰州粮价高昂，饥民割死人肉食，后更杀人而食，城中人活存者十分之一二。其饥困艰难乏状，实非笔墨所可形容。军队补给困难，某至杨岳斌直辖的总督标营官兵亦因每月只发给杂粮数升，难得一饱，于同治四年三月曰日（一八六五、四、十七）乘杨氏率兵出省剿回的时段，发生叛变，裹胁蘸司、染司、皋兰县知县及总瞥务署及军需局委员募友数十人，随丁数十人、亲兵十余人等一律杀光，道员吴炳崑、翰林院侍讲钟启绚等亦被害，所有韶驻省城的杨氏亲信队伍自湖南率来的楚勇一营，亦为杀戮殆尽。变兵并与回军联络，大即抢掠兰州附近各地。杨氏虽然很快即率军返回将叛乱平定，处斩了首先谋乱的一百廿三人，但他并无法解决军民粮食匮乏的问题。因此军队叛变的事件仍然继续发生，剿回军事亦无法有何大的转机；而杨氏本人也感心力交瘁，最后不得不于同治五年八月以病请辞，清廷乃改调刚在闵粤剿平了太平军余党的闽浙总督左宗棠继任，继续负起剿平陝甘回乱的责任；稍后，左氏并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陝甘军务，而以其多年副手前任浙江按察使刘典，以三品卿衔帮办军务。事实上，杨岳斌到同治六年四月才离开兰州，在左宗棠没有抵达接任前，由时在兰州率军作战的宁夏将军穆图善（多隆阿旧部）暂行代理。
位于湖南长沙的左宗棠雕像 左宗棠在被派赴西北剿回之前，对于西北回乱所牵涉的一些问题，也曾注意研究过，曾在同治五年上奏建议以车战对付回、捻军的骑兵，“广僱两轮车辆倒缚炮位，间以车辆开花炮测准旋放，行则为阵，止则成营”;52对于甘肃缺粮缺饷兵食无从措手的问题，则建议行屯田之策，“冲卫宜用军屯，僻地宜用民屯”。53及奉旨调任陝甘总督后，即以平定陝甘回乱自许，在四月十日内，将闽浙总齧方面的政务全部料理清楚，即取道汉口赴陝。54 左宗棠随带前往西北的兵力原来只有原驻福建的楚军三千人，后又合刘典在湖南新募三千人，合共六千人，计划以此为骨干，到陝甘后再大大扩充。55后来鉴于陝甘各地经过多年战乱，民气荏弱，士气民心均不适合于“精壮”“新锐”的新军理想，乃改在汉口大肆扩充成步兵卅五营与骑兵三营，总兵力在二万人左右；另并奏准增募吉林骑兵二千五百人及战马三千匹。56由于当时西捻军再度进入陝西，与回军合流，57左宗棠在战略构想上主张先攻捻，后攻回；在对付回军的次序上，则主张先肃清陝西之回，再平定甘肃之回，他说：“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矓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进兵陝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陝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并主张“兵精饷”政策，以少量兵力辅以充足而源源接济的粮饷与军火，运用灵活，而避免杨岳赋在甘肃所遭遇的“兵多饷绌”的困境。58在战术方面，左氏主张“缓进急战”，以稳扎稳打的方式，消减回军主力。另外，他也坚持他原先利用车战多用枪炮以对付捻回军之“冲突包抄”的构想，并主张多练骑兵，“炮车制贼马，马队当步贼”。59
左宗棠平乱的军队，1875年摄于甘肃省 为解决军队粮草的问题，左宗棠在进驻西北前，即寿划开办屯田，此后再设立屯田总局，相度靠近军事要隘而有水草可田可牧的地方，招集饥民耕垦，先由政府给予长具、种子、耕牛及初步救济的赈粮等；60战斗之余，军队则利用备战的余暇开垦荒田，至田地可以生产粮食及军队开拔他处后，即将此开垦过的田地交由农民耕种，至收获有余粮后，则由官以市价收买，“且防且剿且战且耕，不长恃兵威为战定（回乱）之训”。61又因陝甘地区粮价昂贵，左氏乃责承设在汉口负责后勤总补给的“陝甘后路粮台”购买两湖之米，西运接挤军食；另为解决甘肃军需的米粮，则筹划在四川北部嘉陵江、白水江上下游地区购粮，以水陆联运的方式，北运陝西邻县或宝鸡，再循陆路运入甘肃；62至于在陝北及甘肃东北部灵、宁地区作战部队的军食，则购运宁夏、山西及河套一带的粮食接济。63他并开办各省协款捐粮之例，以运粮来代替协饷。64 对于攻剿回军的政略方面，左宗棠首先合布要求叛乱者投降的政策，即重申所谓“分良匪，不分汉回”，但实际他所主张的，则是一种严厉剿办“先剿后抚”的政策——反对无原则地接受回军投降，主张先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痛剿叛回，使叛乱多年未受惩创的叛回受到惨痛的惩罚之后，始可“申明神武不杀之德与沽恶必诛之威”。65同治八年十月十九日（1869年11月22日）他上奏解释此一政策的必要说： “自来办贼之法剿抚兼施，然回性犬羊，知畏威而不知怀德，办理次第，与他贼正有不同，办他贼则先剿后抚，办回则必以抚为先；盖回之藉为乱端者，汉与回有异视也，非宣布朝廷德意，分良匪，不分汉回，则贼有辞以胁其党众蚕食汉民，则剿不胜剿，然若一于主怃，贼必以抚愚我，阴集其鲨众蚕食汉民，又将抚不可抚，窃恐渐渍既久，势不至于云南抚回为回所制不止。臣前疏所言攻心为上者，窃以为大局虽终归于抚，然非俟其畏剿之极，诚已乞抚，固未可漫然允之”。66
左宗棠 在另一件奏摺中，他又说： “汉回搆衅既深，见则必杀，良回畏解散后无以自全，匪回则以此劫持其党，得以自固；其人柔则役诈，刚则桀繁，知畏戚而不知怀德，性与人殊，若图导引善机，广开生路，非须时日，俟其生路断绝逆志潜消不可，若草草为之，抚（局）不能久也”。67 决定了各项剿回的基本方略之后，同治六年五月，左宗棠即自湖北分三路进兵赴陝，一循樊城北趋潼关入陝，由其本人亲率；一由紫荆关赴蓝田，直达西安，由帮办军务三品卿衔刘典率领；一由新徵调而来的旧部广束提督高连陞军，因汉水至洵阳，再经陝南赴西安；合计三路总兵力约一万七千人，若再加先派入陝的老洲营刘松山部、皖军郭宝昌部、道员黄鼎等，同治六年左宗棠直辖的部队总兵力约共三万人；68计划先严谓河之防，然后由陝西北向南节节压迫众扰陝境的西捻，俟机而一举尽歼之于巫河、洛河之间的地区，然后再全力痛击回军。69但捻军进兵神速，在与左军主力数度接触之后，即进军陝北，然后在陝北兵锋东转，于同治六年十一月乘黄河结冰转而进入山西、直隶，北趋保定，北京大感震动，左宗棠整个剿捻的战略，因此被迫改变，改为亲率军队北进保卫北京，一面拦堵一面进击捻军于晋、直、鲁各省境内，在李鸿章的淮军及其他各辅助军队的协力下，一直到同治七年西捻总帅张宗伪败死于鲁北，捻乱全平，左宗棠才再由直、晋率军重新返回陝西，于同治七年十月十三日（1868年11月26日）抵达西安，70剿攻陝甘回乱的军事布置才开始真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湘军战士 当时左军在陝西的直辖的兵力已达步军五十五营，骑兵十五营，外加营务人员总共五万多人，战马五千匹。如果包括驰扎陝北的刘松山部及川军李辉武等部，则共达七万多人。71此外驻屯榆林的宁夏副都统金顺卜二营及驻扎河套一带的嵩武军张嚁、湖南提督宋庆等部尚不包括在内。72至于远在甘肃受暂署陝甘总督穆图善指挥的军队，名义上数量虽然多达一百四十营计额应为八万多人，实际则缺额甚多，欠饷太久，或与土匪勾结，或为假投降的回军所胁制，只能勉强维持一个局面，战斗力甚低，在平乱方面，谈不上有何真正的作为。。73而与左军对抗的回军主力，则为马正和、余彦禄、白彦虎等部，后以陝甘边境宁州的董志原为根据地，总兵力约为廿万，占据北至庆阳，南至那州、凤翔，东至鄜州，延安的地区他们在左宗棠初抵陝西之前，即利用西捻攻扰的机会，东向攻占了不少城市，加以饥饿焚掠的土匪和因饥而溃的叛乱自兵，处处啸聚成群；这就是左宗棠在剿平比捻乱后再返陝西后所面对的局势。74 此次左氏所采取的基本战略，仍然是原定之先肃清陝西再进军甘肃的原则，其军事指挥的大本营初即设于西安，以其钦差大臣的身份而发号施令，统摄全局，然后随战局的开展而迁移。在肃清陝西方面，他计划在强化关中泾渭平原的控制之后，先肃清陝北的土匪与零星回军，然后即直接进攻陝回在陝甘边境董志原的根据地；而在解决了陝回之后，即进攻以甘肃北路金积堡为基地的马化隆，再依次解决河州、西宁、肃州各回部，肃清关内；最后再出关摧毁天山南北路的叛乱集团，恢复整个西北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当时在陝北土匪中的大股，有董福祥、高二、扈正禧（彰）、李双良、张万会等，其中又有所谓老营（董福祥）、新营（扈正砧）之分，互为雄长，所部均为溃勇饥民，蚁附诸匪首而依靠劫掠为食。75董福祥为甘肃固原人，回乱起后即以草莽英雄的身份起兵董志原，与回军作战，所部占据花马池，攻掠于绥德、榆林、保安、安塞、安边等地，有众十余万，而以镇靖堡及靖边为根据地；高二所属之土匪亦多至十余万人。76在同一地区活动的回人土匪，则以甘肃合水之太平山及郦州之王家角、槐树庄为老巢，与当地汉人土匪或战或和而蹂躏地方则一；77所以，陝北在大乱中情况在整个陝西最苦，军行“所历皆荒墟废井，人烟断绝”。78左宗棠派往陝北作战的即为在剿忆战争中以坚忍耐苦战斗力强驭著称的老湘营刘松山部万余人，辅以皖军郭宝昌部、楚军高连陞、刘厚基等军，合计共五、六十营，而由刘松山担任总指律。79 ：
左宗棠的一员悍将：董福祥 同治七年（1868年11月），刘军甫自豫、晋返抵陝西，稍事整顿后，即开始进攻扫荡，土匪扈正禧首先投降；董福祥部土匪却与甘回相结合，进攻绥德；是年十二月四日，刘松山率全军自永宁渡河至绥德，同月十五日，大破董福祥、李双良、张俊各匪部，杀回军六干，俘三千余，解散回土匪众二万余人，此役漏网而逃者不过数千人，大小土匪头目集中该处者几被歼除殆尽，在短短六天之内，刘军转战七百余里，毎日驰行一百三十里，擒斩数万，掳获军械山积。80是年十二月十八日，大军进迫镇靖堡，董福祥之父董世有（猷）惶惧，拟率众归降未定，董本人则感於刘松山威信劝降，乃决定率所部逾十万人投降，陕北的战局因而大定。81刘松山乃收编董军选其精锐为三营，作为下一步西向进攻宁夏金积堡的从属部队。82此役刘军所收降众不下二、三十万人，均从绥远运粮予以賑济，董军降卒之遣散者近万人则被安置於安定、淸涧交界之瓦窑堡，垦荒地自给。83 左宗棠另一进攻的初步目标则为陕回新建的最大根据地董志原，进攻的主力包括陕安道黄鼎、蜀军徐占彪及固原提督雷正粕等军，由左氏亲自指挥；同时再派逍另一支大军南攻在董志原之南的环庆，以为牵制。84董志原位于陕甘之间，在行政上属於甘肃宁州府，北接宁阳，南连邠州、凤翔，东北达邸州、延安，交通四达，琯穀两省，唐代时称为径原，宋代时为环庆，为战略上的形胜要地。当地人口虽少，而所筑城池甚大，一向为兵家必争之地。85 所以，陕回在此集中之兵力包括甘回、滇回及汉人之被胁者，另称“十八营”廿万人之众，并配备有新式洋枪，所有洋枪、火药、战马等均由金积堡马化隆自河套归化城（归绥）一带贩运而来，其来源则为俄国，全力经营达四年之久。86战事开始於同治八年（一八六九）二月初，回军三、四万人在著名强悍的回首陈林、马正和、余彦禄等统率下，东向进攻那州、三水，二月初八日，双方在镇原县北发生遭遇战，左军精锐大败回军，杀敌一万数千人，救出被掳汉民数千人，大大挫折了回军的士气。 此后数日血战，左宗棠军强劲的战斗力与髙昂的士气，表现无遗，回军的损折甚多，左军很快进击至庆阳，从侧面威胁董志原，并截断其西、北面的接济后路。87回军恐慌，为免被一网打尽，乃准备主动向北撤退，将原先的“十八大营”合并为四大营，以其半护送眷属輜重先经环县、固原及白马关向北撤退向安全地带的金积堡，另一半则断后掩护。而左军的进攻部队则追逐败敌，攻势凌厉，很快于是年二月廿三日攻克董志原，两天后并占领了庆阳城。总计在此战役中回军战死、饿毙及坠崖而死者二、三万人，骡马死毙及被掳者二万余匹，救出汉人难民一万多人。回军再一次受到了一次迅速而严重的打击，为左宗棠直辖军队入陕以来第一次激烈而出色的战斗表现。88所以，至同治八年五月，陕西境内的回军再一次又被完全肃淸，左氏的军事指挥大本营也自西安西移至陕甘边境的径州瓦云驿，以便就近指挥肃淸甘肃回军的战事。
安西城的废墟，照片摄于1875年，安西城位于戈壁沙漠边缘 四 甘肃回军的分佈，如前所述，在北路是以金积堡为中心，南路是以河州与狄道州为中心，而辅以西宁；西路则以肃州为中心；其中尤以金积堡的声势最大，势力最强。但这三个回军中心彼此间的联系，则为宁夏将军署陕甘总督穆图善所驻扎的兰州所隔断，各成独立作战之势。在政略上，左宗棠为免重蹈上次杨岳斌轻进兰州兵多粮础的覆辙，力主其原先“缓进急战”的原则，大军且战且耕，一面绥辑难民，一面开办屯恳，乘时恢复各地的粮食生产。89军事上的次一主要目标，即为宁夏的金积堡，而以自陕北西向进攻的刘松山部为主力，另以其直辖部除的提督雷正馆、道员黄鼎等部自董志原、泾州西趋固原、镇原等地，以为侧翼支援。90金秸堡在灵州之南，位于黄河的富饶地带，为良好的灌槪系统泰渠、汉梁所环绕，地形绝险，易守难攻，其贸易路线可通西北各省及蒙古诸部，捡盐茶之利；91 事实上，金积堡为一群堡寨的总称，其东为吴忠堡，亦为一组堡塞所组成，东至吴忠堡，北至灵州城有堡寨四百五十余处，其西自老家滩堡，南至秦、汉两合流处的峡口，共有堡寨一百廿处，形势天成，其中尤以金积堡与吴忠堡为最大和最坚固。其金积堡本堡又称马家滩堡，周九里余，堡墙高近四丈，厚约三丈，环堡筑长堤，高丈余，下有濠，涧约三丈，北接渠逍；且堡中有堡，号称“王城”，为马化隆所驻地，其高厚亦如外堡，“其间牆壁纵横，嵬水环複，尺寸诗坚，广储枪砲”，粮草充盈，防御极为严密。93马化隆(龙)又名马朝淸，原任职营弁，世居灵州金积堡，富甲一方，曾捐纳为武职；有智略权谋，在地方上有重望，为新派回教之“总阿洪（阿訇）”。
叛军射击训练图 回乱前，马氏本人因犯重案被逮赴省，赖以重贿弥缝得免，陕甘各回族争致金钱为其赎罪，可见其声望之隆。94回乱发生之后，马化龙的态度暧昧，非常狡诈，一面大杀汉官汉人，攻城掠地，陕甘回民尊称之曰“主”，而自称为“吾尔目”（奴才），马化龙则自称为“大总戎”或“兵马大元帅”，颁授官爵如“参领”、“协领”等。95—面则向署陝甘总督穆图善请求投降，交纳出一些嬴弱疲敝不堪的战马与绣蚀无用的枪械出来，以示“诚意”； 此外，一面暗地以马、械接济陕回，动以“回敎一家”的精神，隧相亲附，陕回在陕西所掠得的银钱财产，则多半运往金积堡存储；一面马氏却常代表淸方劝陕回投降，使自己成为居间摄合的中间人；所以，左宗棠自初卽认定马化龙为一最狡谲的敌人，“外虽恭顺无异王化，内则暗肆披猖，仍滋他族”，主张应予斩草除根式的严厉惩罚。96
马化龙 刘松山部自同治八年（1869年5月），即自陝边镇靖堡向宁夏花马池一带前进，直指金积堡，利用马化隆“投降”的说法，名义上宣称剿办土匪，实际则为对付马化隆。97马化隆当然也明白左宗棠对他的意图，为巩固其所据有的形势，一面在内蒙占归化城等地广鸱洋抢、火药、战马等，增强战备，一面增筑防御工亊，广储抢砲，以为固守之计。98在董志原战役之前，马化龙即曾大力以军火援助该地的回军，利用骆驼一千五百匹载运澄食接济；99董志原战役之后，则收留北退的陕回精锐陈林、马正和、白彦虎、余彦禄等数千人，收编回军精壮数千人为己部，并收买回马四千匹，每匹予价三十两。100 同治八年八月初二日，刘松山军进抵霖州，进攻陕回马正和、白彦虎等部，马化龙则一面出面代陕回求降，一面则帮助陝回抵抗。八月初三日，灵州之南的郭家桥一役，回军彼杀者一千数百名；此后，刘松山军全力进攻，在不及一个月之内，杀死狭甘回军共一万数千人之多。101此外，刘松山军于抵达灵州附近后，即命令所有拟投降的回革，必须自左肩至右肋斜系一草绳，以资识别，否则，屠杀无赦。102在这样压迫的情势下，马化龙才开始撕下其一部份假面具，于同年九月十二日，在其金积堡回人的指挥下，关闭灵州城门，大杀城内汉人十余万，全城汉民存者不过数家，所有汉民财产及妇女，均归金积堡所有，老壮死亡，壮丁为其驱策劳役。103九月十四日，回军并掘秦渠堤防以灌刘军。104
位于甘肃兰州的清军火炮，照片摄于1875年 但在刘松山军的锐利攻势下，回军节节失利，灵州城于九月廿九日被刘车克复，着名强悍善战的陝回陈林、马正和等部南退金横煲，其所剩能战者不过数千，而老弱妇儒则不计其数。105当灵州战事在激烈进行时，河州马朶三、马占魁等亦派骑兵数千北上支援、陝回一部则进入甘肃东部的会宁、安定一带，以与援军相策应，在金植堡迤南之固原黑城子一带，与左宗棠直辖的侧攻部队遭遇，苦战多日，由于左军装备有洋枪、劈山炮、洋炮等新式武器，全力捣击，回军损失惨重；105且因此批回军缺乏粮食，军中多以煮牛皮、茹草子为食，回首马朶大及陕回崔伟、白彦虎等部乃西窜狄道州，但在该州境内，又被左军击败，该部份陕回乃被迫再西逃至河州，但为河州回军所拒纳，双方曾发生冲突。106
位于新疆哈密的清真寺阿訇，摄于1875年 在此种情形下，刘松山对金积堡的进攻，乃更加紧进行，对于抵抗者常采地毯式的屠杀，不分良莠老少，一律杀光，对于攻克之“破堡内无一漏网之回”。107在克复灵州后之三个月内，共荡平回人堡寨五十处，回人村落九十余处。108左宗棠对刘之杀光政策亦予以全力之支持，认为宁夏乱回杀戮汉人极惨，应予痛惩，“失效不图，张骏、李元昊之患，必见诸异日”。109但当刘松山本人身先士卒进攻金积堡外围的马五寨时，为回军枪子所击中，于同治九年正月十五日，伤重而死，虽然马五寨在此战斗中仍为刘军所攻克。110 刘松山阵亡后，淸廷大为震动，而困守金槙堡的陕甘回军则因此胜利而声势大振，一面南下围攻左宗棠直辖部队提督雷正绾部所占领的战略要地峡口（位居秦汉两渠合流处）很快地予以占领，一面陕回在陈林等的的指挥下，出奇兵自金积堡向东迅速进入陕北，进攻安边堡等地，以切断刘军的补给后路；112同时一部份甘回则窜入陝西渭河北岸，又自渭河北岸南扰渭河南岸的渭南、华州一带；另一股陝回在崔伟指挥下则自甘肃陇州东进进入陝西凤翔、歧山境内，在遭遇到抵抗后，即转而东进至酿泉、高陵境内；加之陝北土匪溃勇也乘机蠢动，到处流馈，人数虽然不多，但对地方的破坏性则仍然甚巨；113使原来已经肃淸了的关中地区，又再度受到战争的蹂躏，情势相当危殆，使左宗棠一年半以来剿回的种种努力，大有功亏一篑的可能。
左宗棠照片，1875年摄于甘肃兰州 在此危急的情势下，淸廷一方面下严旨责备左宗棠与其帮办军务刘典贻误大局，“交部严加议处”，另一方面由于战区曼延，深恐左军不能支持，乃旨命李鸿章督办协剿回军，命令淮军劲旅周盛傅、郭松林、唐仁廉等部二万多人均调往陕西，并预备进一步调遗驻扎直隶的直隶提督刘铭传部前往，以为后劲。114淮军一部份于奉旨后很快进入了陕北地区作战，在剿除当地零星的土匪溃勇方面，颇有斩获，而李鸿章则颇有取左宗棠的总帅地位而代之的可能。115左宗棠处此危局，则表现的异常镇定。他先奏令刘松山之姪在老湘营中转战多年的候选道刘锦棠接统其军而以在该军中久于服役的提督黄万友为帮办，以稳定军心。刘锦棠虽然年龄只廿余岁，但英锐晓谋略，轻财而爱众，能得军士心，左氏为其请加三品卿衔，以增威望而统御全军。在刘锦棠的指挥下，围攻金积堡的战斗，仍然加紧进行，并完全切断甘回所有外来粮道的接济。116刘军分扎秦汉两渠河岸，东自吴中堡，西至中衞县，迤迩达八十里，逐堡恶战，节节进逼金积堡本堡。另一方面自固原北攻的辅助部队黄鼎及雷正绾等部亦重整旗鼓，以加强包围金积堡的态势。117
此外，左宗棠则派遗其直辖的精锐部队一部尾追东苡陕西的陕回，连败陝回陈林等部于大荔、华州、临渭等地，压迫其重新折回甘肃，以避免在陕西遭到全被歼灭的命运；另部左则将甘肃东部的宁远，隆西等地的回军，扫荡淨尽。至同治九年（1870年3月），所有东窜陕境的回军又再度全被肃淸，大局才又稳定下来。118是年五月，即在此战局转机的时候，天津发生了空前严重的教案，法国驻扎领事被杀，法领事馆教堂及英美教堂均被焚毁，法、俄、英、比、意等国教士修女被杀者廿多人，中法之问的情势非常紧张。由于负责处理此教案的直隶总督曾国藩年老多病，措置棘手，是年六月，李鸿章即受命自西安前往天津接办此案，稍后，李氏并继续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因此，陝甘剿回的重任，始再专由左宗棠负责，西调的淮军各部也纷纷改调直隶境内。
陝西的局势重新稳定下来之后，左宗棠即集中全力进攻金积堡，自同治九年（1870年6月9日至21日），北路的刘锦棠部与南路雷正箱与黄鼎两部分别以强大的部队直攻防守的回军，在四百余堡寨中只剩下十一堡尙在回军之手。1197月24日金积堡附近前所失陷的战略要地峡口为雷、黄两部所克复，稍后，刘锦棠部并克复金积堡东关。120刘、雷、黄三部均附扎该堡的外围，将其团团围困，刘军专攻其东、南二面，属刘锦棠指挥的卓军金运昌部则攻其北面，徐文秀部攻其西面，黄鼎部攻其西南，雷正绾部则专任接应，以防回军的反扑。121各军又各以其新式重武器如田鸡劈山炮（迫击炮）螺丝炮（迫击炮）及开花炮等向堡内的回军猛轰，但由于金积本堡系由泥土筑成，且房屋皆系平顶，四角微低而所附的泥土甚厚，如炮弹落于街道上爆炸后的杀伤力尙大，如炮弹坠落于屋顶上，则爆炸的铁片无力；且炮弹的力量亦不能穿透堡墙，仅能在土中爆炸，其破坏力也颇有限。122为增加对金积堡的破坏力，左宗棠乃下令大量利用普鲁士制造的“后瞠开花大炮”（又名“义耳炮”）连续猛轰七百余发炮弹，其爆炸力才大为增加。刘锦棠军之得以连克坚堡，大都赖此。123左氏又採取攻心战术，派遣降回分赴各堡招降，声明无尽屠回人之意。124淸军并在金积堡之旁，加筑长堤一条，濶三丈，高丈余，北至黄渠，南至金植堡，长里余，又开濬深蒋以连击之。125防守的回军也装备有少数的开花炮，曾用以向雷正绾军射击，造成相当大的伤亡。126
在左军的长期包围猛攻下，回军表现的一直极为勇悍，在极端宗教力量的熏陶下，往往一心作战，并不求生，于堡寨将被攻破时，各回军常常先杀其眷属，然后解衣与淸军格斗，死而后已。但在战斗的最后阶段，由于外界粮食的供应完全被切断了，守军的战斗意志虽然高昂，但全堡存粮日益减少，民间交易面毎斤至二千五百文。最后堡内老弱妇女因饥饿难当，常至淸军营外惨呼救命，堡内则易子折骸，逃生无处，陝回之老弱妇孺饿毙者尤多。127在饥饿的驱策下，金积堡只好先放出老弱妇孺八千多人向淸军投降，稍后，陝回男妇被迫投降者一万一千多人，其中老弱近九千人。128对于作战的回军的粮食补给，最初马化龙对于陝回之能战而守堡者，尙每日每人发粮一觔，后则渐减，甚至对于其弟马五马八所部，亦只每人每日给粮三合；最后则各军均停发粮食，只有马化龙及其死党尙可配给存粮若干，此外，皆以草黠黍根杂牛皮死尸为食，甚至以杀人疗饥。129堡内回军的战马，在长期的围困战中，或在战斗中伤死，或被炮或击毙，或为守军屠食殆尽，130为躱避左军大炮的轰击，所有金积堡内的回军皆穴地而居，以死马杂旗絮器物堵塞缺口，以为防御之用；马化龙所属勇悍善战的亲军本有四、五千人之众，至围堡末期，生存者不过千余，而精壮仍可从事战斗者不过数百人，然大都皆己体无完肤，飢疲不堪。131马化能本人也在该堡东门督修堡牆垛时为炮子所伤。132最后在粮尽援绝回军官兵饥饿不堪的情状下，马化龙只好于同治九年11月16日亲自只身前往刘锦棠军营投降；陕回悍将余彦禄也率千余人投降。133金积堡本堡的战斗虽然吿一段落，但附近河西之王家疃一堡，不只堡墙坚厚，且存粮尙多，抵抗战斗尙在进行，后由马化龙遣人前往说降，三天后，才开堡停止抵抗。所有灵州、宁州境内落星的回军也完全肃淸。134 马化龙投降所交呈的武器，共计包括车轮大砲四门、九节狸砲四门，威远砲廿八门，噼山砲廿门，鸟枪一千三十杆，枱抬二百九十三栉，刀矛二千四百一十八件。135总计从同治八年（1869年）8月刘松山进向灵州经略金积堡以来，到同治九年11月马化龙投降为止，战斗前后延长几近十六个月之久，左宗棠集中其最精锐的部队于此，其间战斗之猛烈，经营之竭獗，都可算是西北剿回战争中最激烈和最困难的一次战役，左宗棠自称：“仆十余年剿髮平捻，所部伤亡之多，无逾此役者；虽才智钝绌拮据，不遑顾齿之摇者脱髮之苍者素矣”。136而在整个战役中，左军中坚部队的老湘营担任主攻任务，除统将刘松山受伤而死之外，其他提督总兵等高级将领伤亡垒垒；整个老湘营全军自进军陝北后，其中下级营官阵亡者达十分之四，兵士阵亡者达一千数百人，伤残成废疾者二千多人，其中绝大部份之伤亡均系在进攻金积堡时所致。137
所以，在金积堡克复之后，左宗棠为镇压反侧，消弭西北地区未来的隐患起见，决施行强硬的镇压政策，除下令将金积堡的城垒削平之外，并下令将马化龙及其亲属的所有财产，完全充公，全部用以奖赏将士及赈济地方；138另外，左氏也力主对该区域内的叛回严予惩处，“杀其首逆”，斩草除根，以将马化龙及其家族完全消灭，认为“此时若稍松手，将来仍是西北隐患，且戎狄之患最难收拾，本（淸）朝都燕以九边为肩背，尤不宜少留根袈，重留异日之忧，不比陝回由积衅私斗起见，尙可网开一面也。”139因此，左氏在马化能投降后，即先迁移马氏父子兄弟及其亲属于金积本堡滚外各废氓内，稍后，即授意刘锦棠藉口在金积堡堡墙内掘出马化龙私藏的洋枪一千二百多枝，违犯了马化龙投降时不得藏匿军械的诺言，于同治十年正月十二日，由刘锦棠亲提马化龙等审讯，随后即将马化龙父子亲属十三人凌迟处死，所有在马氏阅军中任官者亦皆处死；而被分置于金积堡附近各废堡内的回军悍党一千八百多人亦全被屠杀。稍过数日，又第二次大屠杀马化龙的家属，其中马氏族人马玉龙被凌迟处死，其他男犯十五人，眷属七人，工仆使女卅五人，或即处斩，或发配为奴隶，男犯十岁以上之未成年者则解交北京内务府阉割，十岁以下者监禁俟年达十一岁时再予阉割。140所有在金积堡投降的陝回男妇大小一万一千多人，均由左宗棠亲自点验，其中老弱妇女约九千人，集中分三批解赴平凉、华亭之间的化平川安插耕垦，其金积堡内之老弱妇儒一万二千多人则被解赴冈原，甘回三千多人亦被解往平凉垦荒生产。141宁夏回民自同治二年大乱后经营多年所建立的最坚强最富庶的一个根据地，就这样被坚決地、无情地、彻底地、干净地解決了。 五 宁夏的回军被勘定了以后，所有甘肃东部平凉、庆阳、泾州、巩昌、秦州、阶州等各州县的零星土、回各寇，皆已肃淸。同治九年六月，左军又克复了狄道、渭源二城。142左宗棠一方面加紧开办耕垦，以“耕”代赈，分兵屯与民屯两种，为粮食生产的储备，作长期的打算，一面将其军事指挥的大营商泾州迁往静宁州，大军西指，以河州作为次一进攻的目标。143
河州在甘肃的南西部，全境周围五、六百里，其北、东、西三面均与省城兰州相毗邻，与位居其西边的西宁为汉朝及唐朝时之河湟地方，向为历代征西战争必争之地。河州居民中汉民只占分之二、三，回民则强悍好斗，习于掳掠，马术尤精，且族类复杂，风俗各不相同，语言亦多达七种。144自同治二年回首马朶三、马占鳖以封斋起亊造反以来，汉民为其屠戮，玉帛子女，均为掠夺，号称“从教”；西宁则位居河州之西陲，为番回杂处之区，汉人更少，甘肃回民起而响应陝乱时，当地回人亦起而叛乱，大杀汉人，西宁办亊大臣玉通无力阻止，因此力持安抚政策，先委派回人领袖候选同知马桂源为署循化同知，同治八年并委其为署西宁知府，又以马桂源之兄马本源出任署锁标游击，旋并升任署西宁镇总兵之职，因此回人实际掌握了当地军政两方面的权力；马氏兄弟以假投降来愚弄代表淸廷的西宁办事大臣，又挟政府的名义以控制汉民，“名为官抚回，实为回制官”，回人在西宁可以为所欲为，汉民遭其涂毒迫害，忍气呑声，不敢声诉，马本源甚至自称“总领陝湟兵马大元帅”。145自同治二年之后，多年来陝甘总督均系侷处兰州一隅，自保不暇，均无法对河州与西宁的叛回稍予军事上的惩创。146在金积堡战役中左军最后合围前，陝回崔伟、禹得彦、白彦虎等部万余人，曾退至河州，后因当地粮价高昂，毎斗四十斤价至银四、五两，无所得食，乃西走西宁，占据附近的大小金川一带，与河州、西宁成崎角之势，互相声援，但河州回与陝回之间的冲突，也常发生。147
左宗棠军在进攻河州前先准备好三个月的粮食马料，并准备了各项造桥器材，以备渡河穷追。148同治十年十二月至同治十一年元月之问，激烈战斗在河州城附近的太子寺展开，在回首马占鲨的指挥下，曾连续大胜两次，左军有两名提警及多名总兵在战闰中阵亡。但左宗棠并不气馁，复振奋士气，集中大军，以图再举。149在左军沉重的压力下，马占鳖（马朵三已经于同治十年三月病故）深惑战事无望，决定向左氏投降，由左军前敌总统前浙江按察使王德榜初步答应接受；左宗棠也鉴于河州回民众多，马占鳖立身行为颇具侠义精神，故持对当地回民的安抚政策，但他坚持降回应“尽交马械，尽归约束”及投降后“迁徙回民不令与汉民杂居”的两项原则，并力主对于“土回之叵测者，陝回之观望者”痛予剿洗。150双方的谈判，至同治十一年四月十日达成协议，规定所有河回马占鳖、马朵三等部均向左军投降，呈交所有马械，包括战马四千多汇，枪矛一万四千余件；附近驻扎的陝回一部份亦降；同年五月，左军即进驻河州城。151对于投降回军的善后问题，左宗棠在河州是比较宽厚，他主要的着眼点是想在回乱平定后筹谋回汉之间的永久和平，所以反对冤冤相报，主张以公正的立场来处理大乱后诸苦后问题；所以，他力主将汉、回分别徙置，彼此互成社区，和平相处。由于河州当地原即回多汉少，左宗棠乃极力安抚当地的回民，而将当地及外来的汉民徙置于狄县、金县、安定、会宁等县近域驿及交通要道之地以策安全，而形成汉人聚居的新聚落区；对于回民的安插，则根据“焕其华，孤其势”的原则，分其为甘回与陝回两部份，甘回则尽量留置当地，而将陝回移置于安定、会宁、平凉、隆德、静宁等州县境内数百里无人烟之区。152由于马占鳖在投降后，对于协助剿平残余的叛回共为卖力，左宗棠并专褶秦准给予花翎五品顶戴的官衔。153 河州的战事告一段落后，左宗棠即进驻兰州，指挥和通筹整个关内外西北回乱的各项问题，一方面即以刘锦棠的老湘营为主力，迅速地乘胜向西宁进攻。当时刘锦棠适于同治十一年六月自湖南招募了步兵三营及骑兵两批返防，使老湘营增加了新的生力军，全军十四营约八千人，兵额充足，再加辅助的客军四营二千五百人，再加经过了金积堡战役后较长期的休息整顿，这支一万多人的部队无论在战力与士气方面，均达到一新的巅峰。154因此，在战斗开始之初即表现出攻势锐利的特色。左宗棠的旣定战略是先进攻占据大小金川以陝回禹得彦、白彦虎等部，然后再对西宁土回马本源、马桂源兄弟施以最沉重的打击。
战斗自同治十一年（1872年）八月开始。马本源兄弟先表示愿意投降，但要求左军驱逐盘踞附近的陕回。左宗棠则坚持西宁叛回不能援引河州降回先准投降后交马械的前例，必须严予部勒，在“马械不悉数呈交，匪类不悉数綑献”之前，当坚“一不做，二不休”加强进攻，并毫不留情的予以屠杀。他在致前敌总统各军的前山西按察使陈提函中说： “抚之一说，不宜太急，马械不悉数呈交，匪类不悉数綑献，终非了局，谚云：'一不做，二不休’，又云：'耽迟不耽错’，两语请留意，勿为浮议所摇，幸甚幸甚。……河湟（即西宁）之事，办法须细缄密缕，亦宜长枪大戟，两者不可偏废。从前大东乡因诛戮稍少.，遂不免重烦兵力，现在西宁之于土客各回，均不免恩多威少，将来流弊滋多。来书纵穷而乞抚，亦必重绳以法，宁耽延时日，终不敢规之目前，足见谋国之忠，亦理势之自然也”。156 刘锦棠则想利用马氏兄弟谈判投降的机会，迅速进军，以先攻陝回白彦虎部的根据地高家堡。战斗自八月七日展开后，双方苦战多日，刘军则利用其配备的车轮大炮攻击，一次即连放卅余炮，杀伤力相当大，回军先后被杀被擒者一千数百人，白彦虎本人也受了伤。157在此战斗中西宁土回则参加了陝回方面以与刘军相抗，因此，洽降的谈判，完全破裂。158刘军在此战斗进军中通过地势最为险耍的大峡小峡地区，以直趋西宁城，该地跃延长八十余里，号称“湟中”，两岸峭璧髙耸，联绵不断，当时已是旧历十月的天候，西北高原上的冬季早临，多有霜雪，刘军以南方健卒而沿此地峡锐进六十余昼夜，其间廿余夜均未曾扎营收队，将士露立于冰寒中，相当艰苦，沿途经过大小五十多次战斗，才于同治十一年十月中旬进抵西宁城下。159
刘军先攻击西宁城外的东关。因马桂源率军出城与刘军鏖战，城内汉民乘机控制全城，闭门坚守。因此，刘军于十月十九日即于击败回军后，进而开入西宁城，解救出城内为回军掳掠胁制的汉民老弱三万多人，马本源兄弟则逃往该城西南之东川巴燕戎格。160刘锦棠军跟追击，在同治十一年十二月至次年正月之间，在大通附近与回军连续发生激烈的战斗，擒斩回首多名，掳获骡马、粮料、枪枝甚多。161刘军又深入东川，于同治十二年二月初四日攻占巴燕戎格，生俘马桂源、马本源。陝回劲旅崔伟、禹得彦等部丁壮老弱妇女二万多人亦在刘军的武力胁制下，伏地请降。只有白彦虎率其悍党及眷属二千多人冒死逃出重围，循永安山草滩一带向西窜往甘州，最后更再西行越过玉门关外的沙漠地带，进入新疆北部。162西宁附近为回番杂处的边陲地带，自道光十年（1830年）左右即实际为回人所控制，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初为刘锦棠部收复，平定乱回，为时已达四十余年之久；即自同治初年当地土回正式应陝西回乱以来，为期亦达十年；至此才算恢复为清廷所统治。163 总计自金积堡战役结束后，刘锦棠军养精蓄鋭休养整补一年八个月之久，才开始发动进攻西宁之役，而在短短七个月的攻势战闹中，即将该区回军消灭净尽。164不过，与在河州所推行的安抚政策完全不同，左宗棠在西宁处置诸叛乱回首的手段是极为严厉的。在他亲自的审讯下，马本源、马桂源兄弟均被凌迟处死，并且枭首示衆；其弟马桢源则被斩决而免枭示。所有马氏兄弟的儿子廿一名，均解往北京内务府阉割，然后发往新疆为奴，其眷属妻女则发往福建、广东之驻防军所为奴。165陝回降众除收编其一部份精壮随同左军作战外，其余约二万人则分批被押解往平凉、秦安、清水等地安抻耕垦，编入户口，予以极严厉的管制。 六 左宗棠征讨陝甘回乱最后的一项重大战役为克复西路的肃州。 肃州古称酒泉，位居新疆与西北内陆之间交涌往来的必经之道，历代向为西北边防的重镇，为兵家所必争。所以，其城池坚固，城高三丈六尺，厚三丈多，城墙外环以深濠，深二丈多，润约十丈，濠外则分设卡隘，另置有坚固的堡垒，以为守城的辅助据点。167陝西回变发生后，同治四年（1865年2月），肃州城及其附近的战略要地嘉峪关，即为回首马文碌所窃据，响应宁夏马化龙的起事，反抗清政府，稍后，并接受关外乌鲁木齐回教阿浑清真王妥得璘之封，自称元帅。马文碌初名马忠勇，又名马四，原为西宁猎户，所部回军强悍善战，以撒拉回番及河州西宁一带的土匪为主，数达二万多人，中间虽曾一度向陝甘总督投降，但实际只是藉此胁制官长，其残杀汉民蹂躏地方的行为，并未停止，168故在其一度请降时购州城内本尚有汉民三万多人，此后历经马军的残杀，精壮死亡，妇女被掳，至乱事平定后全城竟只剩下老弱男妇一千一百多人而已。169马军并在城内屯积粮食，足敷年余之用，以为战守的准备。170
肃州北城门 事实上，左宗棠远在进攻河州之前，即于同治十年七月派遣川军提督徐占彪率马步十二营由靖远取道兰州、凉州、甘州进攻肃州。171徐军装备有新式的后膛螺丝大炮多门，可用以攻坚及远，再辅以新式的洋枪，施放迅速而不畏风雨，而防守肃州的回军则只佩有旧式的叉子枪及刀矛，不只火药施放的速度缓慢，其所用的绳药常因雨湿而失效。徐军抵达肃州城外后，即发动攻击，以开花炮轰击城外西南的塔尔坚堡；回军不知新式枪炮为何物，竟认此为“妖术”，集中军队五、六千人之多，均穿戴白衣白巾，前面缀以黄花，斜排两行，中排方营，后则散队，成所谓“丧门阵”以对抗。在其将进攻时，先杀一妇人及一狗于阵前，以破“妖邪”。然后全军狂呼攻击而前；在徐军的迎头痛击下，因此，损失甚大。172不过，由于肃州城大地广，城池坚固，徐军只有六、七千人的兵力，不敷分配，自然无法作有效的进攻。所以，战事一直拖延下来，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73 稍后，由于河州方面的战事非常顺利，进攻西宁的战闹亦进展良好，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左宗棠乃增派马队三营、步兵二营增援徐军；同年十二月，原驻灵州一带的宁夏将军金顺所部二十营亦抵达肃州城北，围攻的军事行动始迅速增强。次年四月，原驻绥远河套一带的湖南提督宋庆也率军抵达肃州，在左宗棠指挥下目标指向肃州的进攻部云集，共达马步六十多营三万多人。174左氏显然想在此关内讨回的最后一次主要战役中显示其军事上的实力，以为进一步征讨关外新疆的军事行动作一次准备工作。
左军的大规模进攻，仍然以炮轰为先导，其法是以后膛炮轰击城墙，而以劈山炮（迫击炮）攻击城内及守城的回军。徐占彪并在肃州城外西南角构筑炮台，其高度与城垣相等，每台安置大炮两门，炮台周围挖掘水沟两道，每沟深约五尺，宽约六、七尺，沟旁驻有卫护砬台的军队，每天即以大炮轰击城垛。金顺军则另在肃城外之东北角挖掘地道，准备以地雷炸城。同治十二年（1873年5月）后，攻城战斗加紧进行，六月初一日，徐军大炮连放一百五十炮，轰坍肃州城上女墙七处，城外砖石护墙三丈余；次日，再轰一百廿砬，炮轰之后，则继之以步兵冲锋，但屡次均为防守的回军挡回。六月十六日，再炮轰一百二十炮，轰坍了宽约六、七丈，高约七、八尺的一段城，但因城为深濠围绕，回军死力防守，左军仍然无法飞渡。177为加强炮轰的效果，左宗棠并命令负责制造供应炮枪弹药的兰州器局监督副将赖长及另一新式枪炮专家副将邓增，亲自管带该局最新式的后膛大炮及该局所有储存的炮弹一千五百多发悉数运至州前，用以轰城，开炮前后达二千四百余发以上，另又用洋枪辅助射击，将肃州城西南角轰坍七十余处，城外砖石亦多塌卸，但左军虽然在六月六日攻克东关，徐占彪本人亦在冲锋时身受重伤，但左军仍然无法冲进城内。179
在攻势陷于顿挫的情形之下，左宗棠于结束了西宁战役后的许多善后事项之后，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8月12日）亲自抵达肃州城外督战，命令金顺、庆两军合攻城东北角，徐占彪军专攻西南角：他除去亲自督总加紧用炮轰城之外，又命令以开花大炮向城内作面积广大的纵深群击，扩大其杀伤力，并命令加紧挖掘地道，以继续从各个方向用地雷轰塌城墙。180左宗棠并命令在西宁投降的陝回崔伟、禹中海等到城下喊话，要求马文碌投降。181是年9月10日，刘锦棠亦率其老湘营劲旅五营，前来增援。左军的士气更增，而围攻的行动也更加强了。182 在肃州防守的回军方面，经过了两年多的遭受围困之后，连续作战，不只在兵力上损失重大，兵数日益减少，其后虽然得到玉门关外回军马振（正）国部的来援，但在总实力上亦无法与左宗棠进攻大军的三万多人相比较。183加之原有的存粮渐惭食尽，新的粮食来源又被左军完全截断，守军渐渐处于食不足的困境。自同治十二年三月以后，回军已开始将战马与所畜养的牲畜中之疲弱者宰食，藉以充飢；其后粮食供应的情况更差，饥饿的情形更为严重；184最后，马文碌只好像马化龙一样，在同冶十二年9月16日亲自向左宗棠开成投降，答应交出所有的武器与马匹，计共叉子枪一千一百七十余支，劈山炮、狗头炮、过山鸟沧、袷枪等数百件，矛千涂牛，但马匹因多被宰食，投降时交出者则只有七十除匹。185从回军所交炮械的数最不多，却面对着左军精锐近四万人的围攻，前后坚守达两年两个月之久，可以想见肃州回军斗志的正盛与战力的坚韧了；而此后双方战斗的猛烈和规模，实为在整个陕甘回变中仅次于金积堡之役的第二大战役。而左军在围攻过程中所遭受的埙失，亦相当重大。计余占彪军战死者五百多人，受伤者则达二千四百多人，宋庆军亡合计亦近千人，病故者数百人，金预军阵亡及受伤者亦计有数百人。186
身着官服，项挂朝珠的陕甘总督左宗棠。中国甘肃省兰州市，1875 年 左宗棠对于马文碌的顽抗，非常痛恨，这次又再度一反在河州接马占鳘投降及在西宁接纳陝回崔伟等投降的较宽大的态度，改而探取一种极严厉而彻底干净屠杀政策。在回军交械投降之后，他即命令所有城内籍隶甘州者出东门交宋庆点验，籍隶嘉峪关外沙州者亦出东门交金顺点验，籍隶西宁河州、循化、陝西者出南门，由刘锦棠、除占彪点猃。点验完毕后，九月廿三日，即在马文碌投降后的第八天，左宗棠乃宣布要亲自讯马文碌及诸投降回军首领，当场将马文碌等九人凌迟处死。在中军号炮三声的指挥下，各军同时行动将所有点验登记投降的甘、陝各回军一、五七三人，悉数予以屠杀。当天夜间，各军并进人肃州城大肆屠杀，所有肃州残余回民五千四百余人除六十岁以上及十五岁以下的老弱妇女九百多人之外，其余全遭屠杀净尽；187此遗留的九百多老弱妇女及城外降回共计二千数百人亦全被移往兰州耕垦。所以，左宗棠在所上奏摺上即说：“现在肃州无一回掺杂，其甘州、凉州各回，死亡殆尽，亦无遗种”；188另在致友人沉葆桢函中也说：“酒泉（肃州）踞逆一扫而尽，关内外花门种族悉扫而空，亦千数古年希有之事”，当系实情。189
肃州战役是左宗棠平定陝甘回变过程中最后的一次重大战役，从此，嘉峪关内所有回乱乃全被荡平。从左氏被调往陝甘总督于同治六年（一八六七）五月率军抵达陝西，中间经过紧急性的决定率军东行追逐东窜入晋、直、鲁等省境内的捻军，实际左宗棠开始有步骤的进攻陝甘回军，应该自同治七年十月他在平定捻乱后返回陝西西安开始。从同治七年（1868年）十月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九月肃州战役结束，他费了整整五年的时间，才将陝甘回民的叛乱用武力完全消灭。下一个步骤即是西出玉门关以讨平天山南北路的回乱了。这件增援玉门关外残存的清军及进一步收复关外失土的重要任务，左宗棠初仅奉命负责转运粮饷及一切补给，稍后才被命负责整个收复失地的军事指挥及新疆善后行政的所有事宜。190在这方面，和他平定关内的陝甘回乱一样，他做的仍然非常出色，达到了收复新疆绥定边陲的目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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