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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意识形态的几个问题 作者：[法]巴迪欧 蓝江，译 文章来源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五辑）》
阿兰·巴迪欧（1937年-） 01 意识形态的几个前提 我们都很熟悉某种意识形态形式的的描述，这种描述按照一种预先设定的经验现实和理论形式的区别来对科学话语进行区分。 我们会记得，这个区分组构了一个科学图像，大体上将之定义为既定对象的形式再现。在这种构造中，关键性要素是对象的有效显现。这样的构造可以称之为经验主义。然而，我们是有可能回归到它们先前的形式工具（或设备）那里的，即在数学符号中，显现的对象得到再现，并将之作为支配性的要素。我们于是可以将这种构造设定为形式主义。 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经验主义和形式主义唯一的功能在于去成为其形式结合的术语。构成资产阶级认识论的既不是经验主义，也不是形式主义，而是观念的整体，通过它，我们在现在，设定它们的区别，以及它们的联系。
保罗·鲁道夫·卡尔纳普（1891-1970年） 这正是逻辑实证主义，二十多年来成为盎格鲁-萨克逊国家的主流的认识论，提出了科学统一体的问题。在1938年一篇规范的题为《科学统一体的逻辑基础》一文中，鲁道夫·卡尔纳普写到： a. 他清晰地提出我们所感兴趣的结构性区别：“第一个区别我们必须做出”，他写到，“这就是在形式科学与经验科学之间做出区分。”[1]p45 b. 他试图发现一种简化的规则，这个规则允许经验科学的术语能够转化成另一种形式科学的术语。例如他提出生物学术语就可以转化成物理学术语：物理学是一个生物学的“充足的化约根基”（sufficient reduction basis)。这种化约操作的用途让卡尔纳普确认科学语言的统一体，在这个意义上，“物理学”语言是经验科学化约基础。 c. 他提出关于独一性的语言和第一种形式的科学，即形式科学的人工语言之间的关系。卡尔纳普彻底的符号化分析提升了这个问题，开始于区分两种形式科学的过程最终被简化了。 观念就像经验科学、它具有化约能力，可以进行意义分析，并且提炼出细节，这与这种最初的区分的立场和倾向的阶段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个联系既是细节的也非常特殊。在其推理的存在中，它并不是立即被化约为既定意识形态的一般形式。此外，卡尔纳普清晰地将其与另一个变量，即逻辑学家蒯因对立起来，例如，在蒯因那里，他试图在结果上消除逻辑和事实真理之间的区别。对于蒯因来说，事实上，让一个变量进入到逻辑运算，可以产生一种在作为变量取值的恒量之上的法则。只有当恒量可以表示具体对象时，它才是固定的。相应地，经验上的“存在”不过是可以指派一个恒量的东西。最终如蒯因所说：“去存在就是去取一个变量的值” [2]：经验是形式的尺度，反之亦然。
威拉德·冯·奥曼·蒯因 (1908-2000年） 但卡尔纳普和蒯因的对立是同一个问题式下的对立。事实上，蒯因通过否定卡尔纳普的区分来界定了他的特殊使命（他计划的根源），卡尔纳普的目标就是化约（reduce）。如果卡尔纳普的话语将化约作为其本质，对蒯因来说，所有事情就宣布没有必要去化约那些很容易就可以否定的东西。质疑在“事实”和逻辑形式之间的区分是两种话语的共同引擎。 或者，更准确地说：这种不稳固性和永远废除这种区分的新生，再现了意识形态话语的诱惑的力量，这剥去了所有接近它们的合适原因。在原则上，这些特质是那些推理性的兴奋（agitation），其无限地取代了那个本质上的空位，在这个空位上必须镌刻下非实践性的科学（le science）的科学（La science）。 这里，我们必须要理解区分两种意识形态话语的与那种区分，例如科学同意识形态（一种认识论的断裂），或者一种科学同另一种科学的区分不是一回事。对它们的区分的规则准确地说最终是两种话语的统一的形式。我们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将其同音乐的变奏（viration）做一个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异是以它们彼此之间关系的差异为基础的，犹如同一主题曲下的变奏。变量之间（无限的）的差异系统是作为主题与并非此主题，但与之相关的东西之间的差异出现的结果是：可能的变量的范围，变量的空间。
除非发生在这个没有变量判断的空间中，否则就没有变量，因为这是一个统一体中的彼此平衡，建立差异的空间。意识形态诱引我们将它们差异的系统的统一体背后的偶然性权力归因于变量本身，因此将系统的轨迹同它生产的规则混淆起来，而主题的缺乏与后者有关。 我们已经讲过：“'科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症候——正如在真理中谈论单数的意识形态一样[3]。科学与意识形态都是复数的、但它们多元性的形式是不同的：科学构成了与差异紧密结合的离散系统（a discrete system）；而意识形态构成了变量结合的连续的系统。我们把这个声明作为一个主题，并提出以下定义： 在一个由一对概念描述出来的意识形态形式中，我们将所有与容许后置（post-poser）的观念紧密相关的系统称之为变量（variant），它可能回答与这两个概念的统一体相关的问题。 我所说的后置，因为一对概念的统一体通常已经是思考中的意识形态话语存在的前提，因此关于那个统一体的问题通常是纯粹的、简单的重复。马克思（几乎）说过，人从不提出他不能解决的任何问题。
在这里，有必要说：我们仅仅提出那些答案已经预先给予了这些问题本身的问题。这样，执行这个重复的人没有注意到这个重复的规则。而变量工具加深了这种视而不见。还是回到音乐的隐喻：这些话语是一个未被给予的主题曲的变奏（在变奏中没有其任何图像，不在开头，也不在其它地方），于是，对于其自身来说，每一个变奏都不是一个在当下被把握的主题曲的图像。因此，每一个变量都独断着它自己的优先性。 自称为“人文科学”的伪科学的方法论不断繁殖反映了变量原则及其对它的误解的无限性。 02 论在结果中捍卫主题 我们把意识形态话语的单位称之为观念（notions），科学话语的单位称之为概念（concepts），哲学话语的单位称之为范畴（categories）。 在本质上，哲学是对科学的意识形态地发现，范畴贡献了“非存在”的对象，在这些对象中，概念和观念的重复结合起来。例如柏拉图的范畴“理想数”（ideal number）在一个“不存在”的安排中，设定了理论算术的概念和伦理政治起源的等级观念；康德的时空范畴将牛顿物理学的概念同人类错误的观念联系在一起；萨特的历史范畴结合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与伦理形而上学的观念，例如时间性，或自由等等。
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 这就是说，我们安排以下问题： 问题1 存在两种“模式”的认识论姿态。一个是科学行为的描述性观念；另一个是数学逻辑的概念。 问题2 后一种姿态支撑着前一种姿态，有一种对科学的意识形态地发现，也就是说，一种哲学范畴，模式的范畴。 问题3 眼下的哲学任务是去在模式范畴的众多用法中，祛除其错综复杂性，采用一个有用的用法（a subservient usage），这种用法仅仅是一个变量，也采用一个肯定的用法（a positive usage），用来研究科学历史的理论。 03 论某种这里没有疑问的模式的用法 问题1的第一部分在列维-施特劳斯的文本，即在他的《结构人类学》末尾所标明的著名的方法论那里得到了完美地展示。这里，经验主义/形式主义这一对术语设定了在事实观察和形式生产之间的对立。换句话说，科学被设想为在我们必须研究的真实对象（民族志（ethnographie））和作为对真实对象的再生产，并模仿了其效果规律的人工对象（人种学（ethnologie））之间的对立。 就人工对象（或者列维-施特劳斯所说的“被建构”的对象）来说，模式是不可控制的。我们能“预测如果其中的一个或者更多的元素听从于某种变化，模式会如何做出反应”[4]p279。那种模式的理论透明性寓居于其中的先见之明很明显地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即模式完全以一种方式聚集起来（列维-施特劳斯说其是“零碎的”（bricolé）聚集），在这种方式中，看不到真实的不透明性。从这一点来看，模式并不是真实（或它的真实）的实践转变：它属于纯创造的记录，并导致了形式上的“非现实性”。 这个特征让模式产生了一个广泛的对象等级[1][这一系列的例子，可以看我和米歇尔·塞内的对谈《模式和结构》（Modéle et Structure）的第五部分，原稿在学术电视台（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次电视节目的第五部分没有记录下来。其中只出版了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中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现在还存在。图先·托（Tzuchien Tho）最近将第二部分译成了英文，收录在即将出版的《宇宙和历史》之中）]。为了便于展现，我将其等级分为两组：“抽象”模式和物质拼贴（montages）。 第一组由可以称之为经文对象（scriptural objects）组成，也就是合适的理论或数学模式。事实上，问题在于需要设定与研究范围相关的一系列假说群（cluster of hypotheses），其推理连续性的发展依赖于一个编码（codage），而这个编码通常又是数学的。
列维·施特劳斯（1908-2009年） 这种模式的选择范围是宇宙论（cosmologie）。在《20世纪的宇宙论》一书中，梅洛-庞蒂系统地研究了宇宙的模式，而没有跨越科学简单的年代史：事实上，大全（All）对于实验记录来说是毫无疑问的，宇宙论与模式的唯心主义紧急相关。推理的结构诞生于两个方面的结合，即一方面是相对性的理论发展，另一方面是天文学实验，其最显著的成就是发现了星云光谱的红移（red shift of spectra of nebulae）。模式是陈述的身体，借助它，这种历史的结合被综合在一种独一性话语之中。自然，一种整体的多样性是存在的，但它们都没有规律的权力。正如小孩在镜子的骗局中战胜了对他自己碎片化的身体的恐惧一样[5]pp75-81，按照成熟的统一文本的观念来看，模式反映了知识生产的瞬间的混乱。这种模式从属于那种作为根基的推测的元理论。
梅洛·庞蒂（1908-1961年） 在第二组那里，我们可以发现物质聚合，即其客观性包括三个方面： （1）在空间上表达综合方式中的非空间过程：图表（graphs），图示（diagrams）等等。例如，由国家计算提供的信息使得由五条曲线激发出来的图表的建构变得容易：即行政管理、国内事务、货物与服务、企业、市场金融。在这些曲线之间的动态的振荡概括了交换的结构，图表理论允许在考虑了速度和振荡的角度上进行精炼。 这是一个机会，即去指明在一般情况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通过平衡性扩张的模式建构得以完成：我们在这里再一次遇到了回避了资本主义的“无序”的模式——不是通过其原因的知识（诸如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形式的知识和阶级斗争的知识活动）——而是通过综合了资产阶级利益的技术图像。“扩张”，作为一个进程的标准，在现实中，它是一个结构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即在这个结构中，利润是通过花费非对称性下降而产生的。“平衡”是为了避免矛盾的恶化，以及阶级斗争急剧上升的政治风险而产生的规则。平衡性扩张的模式，在其思考对象的伪装下（表面上的“工业社会”的经济），让阶级目标客观化了（objectify class objectives）。平衡性扩张中的国家经济在“公共利益”（general interest）的名义下表达了国家干预主义的动机。作为一种简便的图像，这种模式永远统一了政治经济学，并得到了合法化，消匿了其原因和规则。
最为重要的是，要揭示经济奴役和在经济学中不断增长地在表面上用“数学模式”来表达是如何成为修正主义（revisionism）的最清晰的模式，以及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最精炼的地方让其出轨，并冷酷地将之同资产阶级的目标并列在一起。 （2）其他模式，通常是第二组中的模式，试图让形式结构现实化，也就是说，将经文的物质性转变为实验性记载的另一种“区域”。例如，昆迪（Cundy）和罗雷（Rollet）的经典著作《数学模式》展示了如何有效地在纸板和木板上建构五个常规的凸面多面体，如何编制一个用于追踪伯努利双纽线（Benouilli’s lenmiscate）的机制，甚至还有如何在一个简单的电子回路的形式中生产一种逻辑联系[6]。 （3）最后，另一种模式等级志在模仿行为：这就是广泛的自动化机械领域。 当然，对于认识论来说，不可能去否认机械设备的存在，或者甚至在诸如宇宙论之类的科学史上否认它们的“规则性”价值，或者在诸如工业自动化和经济学之类的科学中否认它们的技术价值。
我们只限于谈模式，无论是在技术瞬间还是在理想图像里，模式最多是伴随着科学实践而发生。我们将注意到，这个暂时的辅助工具注定去拆解自身，还有科学过程——不同于其根基——解构了它。巴什拉（Bachelard）阐述的非常清楚，为何波尔的“行星”模式只有当围观物理学对轨道的抹除，轨迹的模糊化，最终放弃自己最喜爱的统计模式进行强调时，才能产生一种原子的有用的图像[1]（参见Gaston Bachelard, L’activité de la physique rationalsit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1, 中的第二章，尤其是这一章的第7部分）。无论谁都不知道如何摒弃这种抛弃了知识的模式：对这种模式的所有怀疑都会制造出认识论上的障碍。这表明模式仍然停留在知识生产的边缘上。但是，最终，在这里拒绝它是没有问题的。 04 “模式”一词的纯粹意识形态用法 一个认识论问题冲击着每一种试图描述模式和经验现实之间差异和关系的命题；冲击着每一种与那种在模式中诉说自己对象结合在一起的思考方式；冲击着每一种在模式之外，事物的模式如是之的对事物的处理方式。 如果我们假定模式的创造构建了科学行为，就会存在一个认识论问题。即我们是否可以提出科学知识是通过模式而存在的知识。 这个观点出现在我引述过的列维-施特劳斯的文本中，因此这个文本需要重新来考察。 我们可以首先注意到，在这一点上，列维-施特劳斯的用法是极其模糊的。他告诉我们，模式是“在经验事实之后”建构的[7]p279。另外，“模式应该在考察所有的观察的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建构”[7]p280。单独“考察”（更深入一点讲，我们可以“描述”和“解释”）一个词就支撑了认识论的思考。
列维-施特劳斯 现在“观察的事实”在模式的解释中处于一种中立化的离散状态：它们如此被给定，没有任何理论介入，因为准确来说，这种介入开始于借助于聚集的技巧（artifice）来建构模式。总之，列维-施特劳斯将民族志学者“在田野中”专心致志地搜集民间习俗，和作为他已经编档了的人的有力的组织者的人种学家之间——或者自然（所发生的连续的不清晰性）和文化（可数的差异的拼贴物（bricolage））之间的制度性对立，转化为认识论的话语。列维-施特劳斯在实证主义传统中，用被动信息来反对其意义为再生产出信息自身聚集的秩序的行为。 但是我们如何控制这种再生产？“好”模式的标准是什么？ 在科学的实验概念中，如同巴什拉的物理学概念[1]（ 参看Gaston Bachelard, Le nouvel esprit scientifique (Prais: Pressse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8)第六章）和康吉莱姆的生理学（physiology）概念[8]，实验“事实”本身就是一个人工产品（artefact）：它是对证据的物质扫描，而不是预先存在的。巴里巴尔（Balibar）揭示了在这些条件下，科学辩证法完全内在于知识生产过程，这个过程是双重结合的：首先是按照概念的系统，后来是按照对其证据的刻画[9]。
加斯东·巴什拉（1884-1962年） 毫无疑问，这个概念开启了几个理论问题。例如，我们必须去质问，什么是这种双重链接的有效的结构。在后一种意义上，什么是科学的动力（即在这种意义上，如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相应地，这些问题需要的不是知识哲学，而是一种偶然性结构的理论，在这种理论中科学是作为一种实践后果而不是一种再现[10]。 不过，在认识论模式中，科学一方面是作为生产型的介入，另一方面是作为经验性校验或质询。在这一点上，通过这样一种工具的逻辑，介入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质问这个问题首先是查清模式的多元性。缺乏活力的经验性自身没有指出任何东西：所有目的在人工技巧的创造性自由中都是可能的。事实上，模式并不是任何证据的执行。它并没有受到论证过程的限制，而仅仅是面对了真实。可以相信，对于这样一种体制来说，正如塞内所说：在这种不确定时代里，研究模式将会“蜂拥倍至”（sworm about）[1]（参看Roger Martin ,Logique contemporaine et Formalisation, Paris: Pressse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4, 尤其是书中的第四章）。 于是，如果说模式再现了科学工作的真理，这种真理不过是最好的模式。经验主义的统治地位这样得以保存：理论活动不能在必然的模式的多元性中做出一个决定，因为它正是模式得以编制而成的活动。这样，“事实”借助最好的模式，也就是事实的最近似值，设定了事物。“最好的模式”，列维-施特劳斯说，“通常是那种真的东西，亦即最简单的可能模式，这种模式是唯一源于思考中的事实的东西，它也让对所有事实的思考成为可能。”[7]p281 这里的逻辑循环是十分明显的，当问到“什么是模式？”时，我们回答说：模式是思考之中解释了所有的经验事实的人工对象。但对于什么是解释的标准？什么是真的模式？这样的问题，马上的回答是：真的模式是考虑了所有的事实的模式。为了得到好的衡量尺度，我们加入了高雅的古典条件：模式必须是最简单的。
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1903-1957年） 在这些标准中——彻底性和简单性——我们能看到古代划分理性的尺度和再现哲学的基本范畴。这些甚至是十八世纪图像批评（pictorial criticism）的标准，这丝毫不令人惊奇。对于模式的认识论来说，科学并不是对真实的实践转换的过程，而是编制了一幅看起来栩栩如生的图像。这样，在我提到过的所有的模式类型中，最明显的模仿——自动化和经济模拟——很好地解释了这个原则。列维-施特劳斯在他的这个文本中参考了冯·纽曼（V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Morgenstern）的经典著作，《游戏理论与经济行为》[7]p316。这本书的合理的科学价值得到了一定的思考。但这并不是列维-施特劳斯信赖的模式，而这种令人讨厌的哲学攀附了他的高枝。列维-施特劳斯喜欢引述的一个段落，从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他们间脆弱的关系，例如：“[模式]必须类似于现实，在这个方面，现实对于手上的研究是根本的。”或者“与现实的类似性必然会让操作更有价值”[8]p32。 显而易见，外表的类似如何在这里用来简化了事实的静态的模糊性和模式的建构行为之间的鸿沟。如果我们能在其界限上，建构一个模式建构行为的模式，那么这个简化就彻底。这是认识论“法则性的”神话。这在这个奇怪的文本中得到了澄清，在这里，列维-施特劳斯授予了大脑的复杂性以结构的荣耀，最终支撑起“结构性”本身。当面对这个最终的对象，我们应当去建构大脑功能的结构：这是控制论学者们的渴望，对于他们来说，模式的意识形态通常是自发性哲学。如果科学是一种模仿的人工物，对这种人工物的人工模仿，实际上就是绝对知识（Absolute Knowledge）。
列维-施特劳斯 让我们总结一下： （1）在第一个并有点原始的形式中，“模式”一词是粗俗经验主义的变量的操作者。“事实”和规律的二元性被再生产为现实和模式的二元性。这样，二元统一体的问题，采用了再生产的形式，亦即功能性模仿的形式。总体知识的观念，最终将自己锁在模仿大脑过程的控制论的计划之中。 （2）这个变量看不到自己的对象，但在这里这种话语的政治性内涵得到了标示。也就是： a．抹除了作为知识生产过程的科学的现实性，这个过程绝不是与通向理想操作的真实的预先存在对立的，但它发展了一种内在于历史，尤其是物质性历史的论证和证据。 b.弄清在知识生产和具体工程的技术性规定之间的区别。尤其在经济“模式”中，技术臣服于生产条件被看作是对一种经济“模式”的永恒需求，其利益由模式来得到解释。 参考文献： [1] Rudolf Carnap, '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Unity of Science’, in Otta Neurath et al. (ed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 vol. 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5. [2] W. V. O. Quine, 'On What There Is’, in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 9 Logicao-philosophical Essays, Cambridge: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3] Cf. Louis Althusser, Cours de philosophie pour seientifiques, Installment I. [4] Lévi-Strauss, 'Social Structure’, in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London: Basic Books, 1963. [5] Jacques Lacan, in Écrit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6. [6] H. M. Cundy & A. P. Rollet, Mathematical Models, Oxford: Claredon Press, 1961. [7] Lévi-Strauss, 'Social Structure’, in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London: Basic Books, 1963,. [8] Georges Canguilhem, 'L’expérimentation en biologic animale’, in La connaissance de la vie, Paris: J. Vrin, 1965. [9] Etienne Balibar, Cours de philosophie pour scientifiques, Instalment II,（未出版）。 [10] Jacques-Alain Miller, 'L’action de la structure’, in Cahiers pour l’analyse, no 9, second trimester, 1968.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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