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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3期/万宝镇〗我的中学母校(下)

 谦谦书生 2023-02-27 发布于湖南


我的中学母校(下)
刘克祥
       我的高中母校是涟源一中,是在抗战期间“国立师范学院”(通称“国师”或“蓝田师范”)原址上建立起来的一所中学,也是当时全县唯一的一所完全中学。而国师又是“借鸡下蛋”、租赁(实为无偿使用)私家宅邸“李园”办起来的。从李园到国师、再从到国师到我入读时的涟源一中,中间几经周折、跌宕变迁,留下了不少传奇性的故事。而且,一所位处内陆腹地乡间的私家宅邸,主人愿意并且能够用来开办一所“国立”大学,本身就带有一种令人遐想的传奇色彩。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大片国土沦丧,国民经济和教育事业均遭摧毁性破坏,抗战人才严重匮乏,改善和发展教育,特别是作为中小学教育基础的师范教育,成为救亡图存的重要核心。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强调要从速采取措施,加强师资培训,改善中小学教育。1938年7月出台《师范学院规程》,决定添设独立高等师范一所,名为“国立师范学院”,地点最好是离湘桂或湘黔铁路不远的市镇。教育部旋即延聘上海光华大学副校长廖世承、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潘公展、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西北联大教授汪德耀等5人组成筹委会,廖世承为筹委会主任(后受聘为国立师范学院院长)。廖世承经多方考察比较,迄无合适地点。当时已迁至蓝田的长沙长郡中学校长鲁立刚,向廖世承竭力推荐蓝田,谓“安定文化”、“青出于蓝”。廖世承即往蓝田仔细探访,发现该地环境优美,远离粤汉线,受日寇侵扰较少,而水陆交通尚称便利,很适宜办学,乃决定选址蓝田。更令他惊喜的是,当时正在家休养的李园“大家长”李云龙(卓然),欣然应允无偿提供李园全部房舍,并立即动员搬家,腾出房屋供学校使用。选址、建校突然变得空前顺利而快速。
       李园坐落在安化蓝田光明山,系辛亥革命元老李燮和之父、安化茶商李春轩于光绪初年始建,清末民初复经其长子李崇如扩建。李园其名源自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的“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之句,寓意巧妙、敦睦。因从这里走出了辛亥革命先驱李燮和、李卓然和李育仁三位将军,在当地名声大振。李园规模宏大,仅住宅区就占地4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达7000多平方米;住房大小百余间,连附属建筑,共有200余间房屋,在校舍方面为“白手起家”的国师解了燃眉之急。
由于校舍问题顺利解决,国师建校步伐大大加快,从7月27日廖世承受聘筹组建校筹委会,到10月27日受聘担任国师院长,再到12月1日国师正式开学,廖世承带领其他筹备委员创办国立师范学院,只用了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国师建校之初,按照中学教育需要,设有国文、英语、教育、史地、数学、理化及公民训育七个系,后又建立若干专修科和训练班。1940年,因国师师生增多,李园已经容纳不下,于是买下李园毗邻谭家的一大片山地,修建教室、图书馆、办公楼、宿舍、大食堂、浴室等,作为“国师二院”,李园则称“国师本部”。当时国师的师生用“光明山”泛指二院。随着时间的推移,喧宾夺主,“光明山”反倒成了国师二院和后来涟源一中的“专称”。
       国师学校规模不大,却群英荟萃,声名远播。许多大师级或后来的大师级学者,如皮名举、李剑农、钱基博(钱钟书之父)、席鲁思、孟宪承、陈传璋、高觉敷、姚薇元、唐长孺、储安平、张舜徽、钱钟书等,都曾在该校任教。国师经历了一段难忘的岁月,培育了一大批栋梁之才,留下了许多不朽之作。李剑农的《中国经济史稿》,乃中国经济史学的奠基之作;钱基博印行《中国文学史》(教材);张舜徽完成、出版了成名作《广校雠略》;钱钟书的小说《围城》,也取材、构思和创作于斯地,蓝田师范是书中“三闾大学”原型,描写的三闾大学“导师制”就是蓝田师范所实行的“导师制”(钱基博即是国文系主任、导师)。至于“三闾大学”,显系“三湘闾里大学”的缩写;大学所在地“平成县”,乃“平安成化”的缩写,实指安化县;“本地财主的花园”就是李园;“面溪背山”指的是国师校园所在的光明山和山下的升平河,等等,全部真情实景,无一凭空虚构。故有研究者说:“如果没有蓝田之行,则钱钟书绝对不会有《围城》”。
       当时国师的办学条件异常艰苦,这些成绩实属来之不易。蓝田地处后方前沿,形势严峻多变,国师几度陷入动荡不安的局面。早在选址、建校期间,即因广州、武汉沦陷,长沙大火,抗战形势急剧恶化,不断有人要求放弃蓝田,另觅校址。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寇重兵进犯湖湘,湘北、长沙、常德接连激战,蓝田危急,人心惶惶、谣言四起,迁校之议再起。院长廖世承只得进行两手准备,一面以“寇深围危,不宜自逸;国立学府,人心所系;国币艰难,不可虚靡”的原则统一认识,带领师生在蓝田坚持教学;一面派人到新化、溆浦等地勘察西迁路线,以为后备。
       国师师生在这种艰苦和动荡环境下,在蓝田坚持了五年多。但到1944年初夏,抗战形势再度恶化,日寇为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又一次重兵攻打湖南,国民党军队接连败退,长沙、衡阳相继陷落,敌寇先头部队已到达蓝田东南140里的永丰镇。9月,国师被迫西迁溆浦。1945年抗战胜利后再迁南岳。1949年并入湖南大学,1953年院系调整为湖南师范学院(1984年更名为湖南师范大学),“国师”退出历史舞台。
       国师西迁后,空出的校舍中,国师本部(即李园房舍)先后被国民党充作军用,或开办小学,包括李园族人自己开办的光明山小学(直至解放前夕),解放后部分成为县委、县政府机关办公大院。“国师二院”校址则于1946年用于开办中学,即湖南省立第十五中学。“国师二院”全部校舍和留存或一时无力搬迁的办公用具、图书资料、教学仪器设备,以及留守或不愿西迁的教职工等,再加上国师本部未及搬迁的办公、教学设施,全部转归省立十五中。“国立”大学变为“省立”中学。1952年行政区划和教育管理体制调整后,湖南省立十五中更名为涟源一中。这就是我高中母校涟源一中的来龙去脉。
       我1954年入学时,除了校门牌楼上“湖南省立第十五中学”(后不久更名为“湖南省涟源第一中学”)几个楷体大字外,学校完全保留着国师的原貌,连教师办公室门框的名牌也一直未动,一进校门就隐约感觉到昔日高等学府的气派和文化氛围。有的教研室或教师办公室门框上还挂着“留×博士×××先生”或“×××博士”的牌子。我们的任课老师中也还有留洋博士、归国留学生,如教我们经济地理的刘思纯老师就是留日博士。校园所在的光明山不高不陡,林木茂密,古树参天,范围宽广,院落、房舍依山而建,排列齐整,错落有致。为躲避日寇轰炸袭击,校舍多是平房或二层楼房,房顶全部青瓦,墙壁刷成青黑色,给人一种静穆的感觉。山上鸟语花香,山下溪水潺潺,梯田层叠,风光秀丽,景色宜人。涟源一中可谓得天独厚,不仅环境优雅,而且设施齐全。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办公设施、体育场所、宿舍食堂等,都是高规格设置,配有标准400米跑道的大操场,在全国各中学中更是独一无二。校舍也宽敞富余,除国师二院新建外,还有光明山谭家留下的房舍,后者主体结构是一幢四方四正的青砖青瓦二层楼房。我在校上学期间,除有一年部队征兵短时间借用外,一直闲置未用,大厅、房间全都堆满了办公桌柜和各色杂物。1957年毕业前夕,我还和两个同学躲在楼上一个房间里复习功课、准备高考,留下了一段难忘的记忆。
       国师不仅为涟源一中留下了宽敞、秀丽的校园、校舍和优质充裕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同时还预备和培养了一批优秀、能干的骨干教师和领导管理人才。我在校学习期间,学校领导和不少年老、骨干教师,不是国师留下来的,就是国师毕业生。教我们经济地理的刘时纯、教我们体育的李孔德两老师,就是国师留下来的。校长刘仲廉、教导主任刘绍东、教我们语文的徐运钧、教化学的袁觉民四位老师,都是国师毕业生。他们学有专长、功底扎实,心系国家,在全身心贡投入教育事业的同时,还从事研究、著述,多为学者型教师。这在其他中学极为罕见,甚至绝无仅有。
       刘仲廉校长1944年国师毕业后,1945年8月抗日战争一结束,即联同曾少孺、彭微萍等,集资兴学建国,创办以抗战胜利日命名的“九三中学”,担任教务主任,实行教学革新,摈弃过往死记硬背的灌输式教学模式,进行启发式素质教育,并将国师的“导师制”用于基本科目教学,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分别指导。刘校长当时还研究经济,同年10月发表题为《上海之交易所》的论文。解放后“九三中学”停办,刘仲廉转往公立学校任教。1950年5月被任命为湘乡一中校长,旋即被派往武昌中原大学学习,1951年7月结业后,担任省立十五中(1952年改名涟源一中)校长,用学到的革命理论和知识,并借鉴国师和“九三中学”的教学模式和行政管理,在省立十五中和后来的涟源一中推行新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模式。1955年刘仲廉调任涟源县教育科长(仍兼一中校长),次年被选为涟源县副县长,分管文教卫生工作,领导改建涟源一中校舍。我们的高三学业就是在新建的教学楼完成的。刘仲廉担任县教育科长后不久,因时任副校长的尤宗方病逝,即将刚到涟源三中任职的原涟源二中校长刘锡宇调到一中,担任党支部书记和副校长,党政一肩挑,无形中将春元中学的一些教学和管理方法带入了一中。刘仲廉担任副县长后,刘锡宇升任校长,进而掌管全局。刘绍东老师学识渊博,1949年由湘乡三中转至省立十五中,1952年秋任教导主任,教学、行政管理、科研三者兼行不悖。1957年反右派期间,刘仲廉、刘锡宇、刘绍东被指组织“三刘联盟”,均被划为右派。刘锡宇老师含冤服毒自杀。刘仲廉、刘绍东老师也都受到重大打击,分别先后下放农牧场和遣返农村老家劳动。刘仲廉老师在1979年改正和落实政策,不久于次年冬退休,应聘到娄底师专(今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任教,继续贡献教育;1987年应邀协助编纂《娄底市志》,晚年还撰写、印行回忆录《坎坷路》等书,传给后人。刘绍东老师一生勤奋,即使在被划为右派的恶劣环境下,仍潜心研究,考证《辞源》,梳理汉语源流。1979年平反后,调到娄底师专任教,被评为副教授,著述有《古汉语广探》(被评为省级优秀图书)、《<史记>注译》(合著)、《<汉书>注译》(合著)等,并参与订正《辞源》3000余条。徐运钧老师古文功底扎实,对古典诗词情有独钟,虽然讲课带有较重的乡音,但内容丰富,生动风趣,妙语连珠,深受同学喜爱。1957年送走我们毕业班后,徐老师随即被调往邵阳师专任教,如鱼得水,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在学校讲台和学术论坛大显身手,教书育人(包括提携后学)、学术研究全面丰收。1946年国师理化系毕业的袁觉民老师,1950年2月由省教育厅分配到省立十五中任教,“归队”回娘家,到1954年教我们高一化学时,无论讲课,指导实验,早已驾轻就熟,教学效果极好,后被评为涟源一中第一位中学特级教师。
       一所“县立”中学,能够全方位承接一所“国立”大学,这固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而我们这群在穷乡僻壤土生土长的学子能够在如此优越的环境条件下,圆满完成三年高中学业,则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难得机遇与意外收获,无论升学深造还是工作就业,都将受用不尽。
       我特别幸运,也似乎受到格外眷顾。从我1957年高中毕业、入读武汉大学历史系起,接着读研究生、参加工作到退休,长达几十年间,似乎始终有一条纽带将我同母校(包括作为母校“母体”的国师)连结在一起,甚至恍惚觉得自己并没有离开母校。我到武汉大学入学不久就惊喜地发现,系里的老权威或骨干教授,如李剑农教授、教中国古代史的唐长孺教授、教中国近代史的姚薇元教授,全都来自国师。有一次唐老师同我谈话间,我说我的高中母校前身是原来的蓝田师范,一下子勾起了他的许多回忆,他说光明山和蓝田的环境还不错,又说学校旁边一家小面馆的汤面特别好吃,问那家面馆还在不在。李剑农教授是国师的台柱子,也是武大的台柱子,因他晚年双目失明,学校特地将彭雨新教授从经济系调到历史系,负责整理、订正李老的国师讲义《中国经济史稿》,并为我们开设《中国近代经济史》选修课。我本科毕业后恰巧考上了彭雨新教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研究生。当时系里共有6名研究生在读,除了我,有4名研究生分别由唐长孺、姚薇元教授(各两名)培养(还有一名研究生的导师是系主任吴于廑教授)。都是国师的,或同国师有直接关系。当时全校研究生住在一栋宿舍,中文系有席鲁思教授(该系“四老”之一)的研究生,而席鲁思也是原来国师的。原国师教授名下的研究生,大约占到文科研究生的一半。有时我会出现一种异样的感觉:这是在珞珈山武大,还是在光明山国师?武大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学部”(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后,很快又惊奇发现,在光明山几乎与国师齐名的钱钟书教授原来早就在“学部”文学研究所工作,1982年还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93年改聘为“特邀顾问”),分管语言文学片的科研。虽然高中毕业已经多年,但母校和作为母校“母体”的国师恍惚一直在引导我学习、成长,陪伴、呵护我工作、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体制和母校涟源一中的隶属关系多有变革、调整。因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与国师在师资和教学设备方面有某种传承关系,而涟源一中则是国师院址、校舍和部分教学、办公设备的直接继承者。基于两校同国师的这种传承关系,湖南师范学院于1978年借用涟源一中教室成立湖南师范学院涟源分院;2012年涟源一中改为湖南师范大学附属蓝田中学。近年来在涟源一中和涟源市掀起了追思和彰显国师风貌的一股热潮,相继兴建了一系列以“国师”命名的建筑、设施、景观,包括国师旧址纪念碑、国师广场、国师文化墙、国师路、国师桥,以及钱钟书(国师外文系主任、《围城》作者)的巨型塑像等。“国师文化”、“国师精神”成为母校师生承前启后、推陈出新、继往开来,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借鉴和原动力。


娄氐札记

       刘植根先生《回忆抗日时期的春元中学》在“娄氐镇文史馆微信公众号”推出以后,引起了诸多反响,春元学长刘克祥前辈在微信群留言:

       《回忆抗日时期的春元中学》材料很好,详细、准确,十分珍贵。春元中学也是我的母校。我1951年入读湘乡三中,1954年毕业。当时刘锡禹是校长,只听说他解放前是地下党,但不知道具体情况。文章中提到的蒋孝扬,1952年被押到校内大操场执行枪决( 据说后来已平反),并组织师生观看,但未做任何说明,当时很纳闷,现在明白了。

       另外,我去年写了一篇关于春元母校的回忆文章 《难忘我的母校和老师们》(载2022年8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家园》),现在这里转发,应可同刘植根文相互参照  、补充。

       刘克祥前辈系万宝镇旺兴村人,属槠山刘氏培字辈,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著作等身,堪称大家。于是娄氐镇文史馆便计划将刘克祥前辈回忆母校春元中学、涟源一中的文章推送给家乡的人们拜读,由此而进一步了解家乡这片热土上的风物以及从这片热土上走出去的杰出人物。

       刘克祥前辈作为学术成就突出的娄底人,已收入丛书《历代名人与娄底·人物传》。尔后,我(们)把刘克祥前辈已公开出版发行的一部分著作的书影发在微信群里分享,引来一片钦佩之声,刘克祥前辈马上又在微信群里留言:

       谢谢大家的厚爱,一切夸赞和各种溢美之词,到此为止。在单位和学界,我只能算是一个中不溜的研究工作者,不给单位工作拖后腿,不给母校和家乡丢脸就不错了,没有什么值得 “显摆”之处,谢谢和拜托诸位了。

       对于刘克祥老前辈的学术成就,娄氐镇文史馆在今后肯定会专辑推出。本期我(们)更为关注的是从刘克祥老前辈回忆母校春元中学、涟源一中的两篇文章中提供的在地信息,可供娄氐镇文史馆参阅及在今后进行甄别。

       1、“…位于湘乡县西阳乡茅屋街…”。春元中学所在位置称“茅屋街”,可能是那时的旧称。

       2、春元学长刘湘乔(培茂)、刘特人、刘雪春可进一步探究。

       3、李振翩、宋希濂是否曾毕业或就读于春元中学,备忘待查。

       4、春元中学“文渊阁”乃藏书与实验设备的地方。

       5、春元师长:

       成楚奇(教导主任)、庄端秀(英语教员)伉俪。

       刘锡宇(校长)。

       彭微萍(创办“九三中学”)。

       任锦霞(刘锡宇夫人)。

       刘绍东(原名流英)。

       蒋杏江(地理教员)。

       李迎谱(化学教员)。

       萧正楚(生物教员)。

       罗萼辉(体美教员)。

       傅国钦(教导员)。

      6、刘仲廉(万宝镇茶园山人,曾任涟源一中校长)。

       此前,娄氐镇文史馆微信公众号曾推出过傅治同老前辈回忆母校春元中学的两期,可与刘克祥老前辈的本文对照阅读。


刘克祥

       刘克祥,男,1938年7月生,湖南省娄底市人。1957年入武汉大学历史系本科学习,1962年毕业,同年考上该校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研究生,师从彭雨新教授,1965年毕业。1968年分配至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85年提升为副研究员,1990年提升为研究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曾任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副主任,系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

       在大学期间,即对经济史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62年发表首篇经济史论文《庚子赔款与清政府的捐税剥削》(载《历史教学》1962年第6期),但研究生毕业后不久,因文化大革命爆发,刚刚起步的经济史研究被迫中断,本人也被打成“修正主义苗子”而受到冲击。直至1978年12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后,才全身心地投入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探索,主攻清代和近代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问题,旁及财政、金融和商业、市场,先后完成和发表专著、论文和文章200余万字。

       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主要参加“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1990年度著作奖,第二届吴玉章奖金—等奖,1977—1991年院优秀科研成果奖)的编纂任务,承担农村经济和财政税收方面有关章节的撰写。并负责全书的后期通纂和技术处理。结合该书的撰写,完成和发表了若干专题论文,主要有:《太平天国失败后地租剥削问题初探》(与章有义合作,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以下简称《集刊》)第4辑。曾获经济研究昕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太平天国后清政府的财政“整顿”和搜刮政策》(《集刊》第3辑)、《十九世纪五十至九十年代清政府的减赋和清赋运动》(《集刊》第7辑)和《清代永佃制的形成途径、地区分布和发展状况》(《集刊》第8辑,曾获经济所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清代热河的蒙地开垦和永佃制度》(《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这期间还参加了《政治经济学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等大型辞书的编撰和审定工作,系后者的中国经济史分支编写组成员。

       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半叶,主要参加“七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出版中)的编纂工作,承担和完成有关农业经济部分的撰写任务,并为此深入农村调查,收集、整理和研究各种活材料和档案资料。完成和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论文,其中关于农业雇佣关系方面的主要有:《试论近代北方地区的分益雇役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业雇佣劳动数量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甲午战争后自由的、资本主义的农业雇佣劳动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甲午战争后的中国农业封建性雇佣劳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甲午战争后的农村换工劳动及其向雇佣劳动的演变》(《中国农史》1992年第1期);关于近代商业性农业发展方面的主要有:《1895—1927年通商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的农产品商品化》(《集刊》第11辑)、《近代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及其艰难历程》(《北京党史研究》1994年第1期);关于近代农业经营形式和农户经济方面的主要有:《论中国富农经济,1895—1927》(《集刊》第9辑)、《中国近代的地主雇工经营和经营地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增刊,曾获经济所1996年科研成果论文类二等奖)、《解放前五十年间八角村农户经济的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北京西山农产的养牛“卖套”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等。这期间还参加厂“六五”国家重点项目、十卷本《清代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l一1993年出版,曾获1977—1991年院优秀科研成果奖、1994年第8届全国图书奖)和《清代简史》(出版中)的编纂工作,为第8、10两卷主要撰稿人,任第10卷主编;还参加厂《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经济卷》(农业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农业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编纂工作,承担中国近代农业经济、中国近代农业史有关辞条的撰写和审定工作;参加了《中华文明史话丛书》的编纂工作,完成了其中《棉麻纺织史话》和《蚕桑丝绸史话》(出版中)两书的撰写;参加了“八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民族文化大观汉族卷》(出版中)的编纂工作,完成了有关经济生产部分的撰写。

       目前刘克祥教授正致力于“九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和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农业经济通史》(任分卷主编)的写作。

       主要成果:

       1、《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合著),人民出版社,1989年;

       2、《清代全史》第十卷(合著,主编),辽宁人民出版,1993年;

       3、《太平天国后清政府的财政“整顿”和搜刮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集刊》(以后简称《集刊》)第3辑,1981年;

       4、《太平天国失败后地租剥削问题初探》,《集刊》第4辑,1983年;

       5、《十九世纪五十至九十年代清政府的减赋和清赋运动》,《集刊》第7期,1984年;

       6、《清代永佃制的形成途径、地区分布和发展状况》,《集刊》第8期,1986年;

       7、《清代热河的蒙地开垦和永佃制度》,《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8、《试论近代北方地区的分益雇役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9、《论中国富农经济(1895-1927)》,《集刊》第9辑,1987年;

       10、《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业雇佣劳动数量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11、《1895-1927年通商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的农产品商品化》,《集刊》第11期,1988年;

       12、《甲午战争后自由的资本主义的农业雇佣劳动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

       13、《甲午战后的中国农业封建性雇佣劳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14、《甲上午战争后的农村换工劳动及其向雇佣劳动的演变》,《中国农史》,1992年第1期;

       15、《清代热河台湾永佃制度比较研究》,《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92年;

       16、《清末民初农业发展转折时期的政策思路述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

       17、《近代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及其艰难历程》,《北京党史研究》,1994年第1期;

       18、《传统集约农业琐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19、《中国近代的地主雇工经营和经营地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增刊;

       20、《清末和北洋政府时期东北地区的土地开垦和农业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期。
       部分著作书影

       刘克祥前辈关于母校春元中学的回忆文章推出后,读者在微信群与朋友圈纷纷留言;其中刘兆志与彭逢澍两位老师的留言实际上是延伸的回忆,应该保存下来。

       刘兆志:关于巜250》期春元,(我的中学母校)一文中介绍到刘绍东,是我派辈号,是我的族爷爷,那时在全国湖南被打成扣帽第一批,第一人右派分子。我年少时天天在村拉板车,爷爷拉,我在后面推。炼就了一身身子骨,夏天赤着背,冬天可以到鱼塘里洗澡。平反后,先在涟源县青烟中学代课,文言文,正值我上高一,也教了我们班古文一段时间,后来到湖南大学在涟源办的临时班任古文教师,再后来正式调编现在的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娄底师专)。

       彭逢澍:刘克祥先生回忆春元中学的文章非常珍贵,所记校史人和事,其中有不少很多人都不知道。1953年至1964我生活在春元中学,那时候人们说“茅屋街”,是指学校围墙外面的一处建筑群,房屋排列为两行,中间是很宽的道路,很像一条街,不过房屋不多,也不见有做生意的门面。

       与这茅屋街邻近有一家胡姓的染布的铺子,大门上赫然三个大字“大兴隆”。猜想,那两排房子,或许原来确有做生意的。

娄氐镇文史馆编委会:

莫俊、宋国洪、胡业、陈灿光、莫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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