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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图学史》看中国地图学史研究” 专题
非西方地图学传统的断裂与连续 黄义军 湖北天门人，理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与历史考古。 以芝加哥大学出版的多卷本《地图学史》为中心，从大区域、长时段的角度总结了东亚、伊斯兰世界和南亚传统地图学的特色。认为非西方地图学传统的断裂与连续，既是一个事实问题，也是一个认识问题。随着西方科学地图学成为主流，非西方地图学传统发生了断裂，但后者并非一夜之间消失于世，而是在多个方面表现出与现代社会的联结。多卷本《地图学史》为中国地图学史研究带来多方面的启示。 全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3年第1辑，第118-127页，注释从略。 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长期以来，非西方的制图学传统并没有成为严肃的世界地图学史的研究对象。这一点从1964年出版、1985年增订的巴格罗《地图学史》中亚洲所占的份量可见一斑：中国地图学占6页半，中亚和朝鲜各占一页半，日本占3页，东南亚占1/3页。这样的份量显然不能如实反映彼时知识界对这些地区地图学史的认识。例如，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东亚各国都涌现出了一批有关本国地图学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并没有引起西方地图学史界的足够重视，直到1987年，哈利·布莱恩（J. B. Harley）和戴维·伍德沃德（David Woodward）等人主编、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地图学史》问世，这种不合理的状态才得到根本改变。本文即以多卷本《地图学史》第2卷3个分册的内容为中心，讨论延续时间长达数个到数十个世纪的非西方地图学传统的特色，以及这些传统在近代化过程中发生的断裂和连续，在此基础上反思地图学史研究的认识论问题。 长期以来，地图学史研究都是以技术创新这一西方标准来评价非西方传统地图学的，因为支撑16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是欧洲传统，而后者正是现代地图学的基础。这样一来，非西方地图学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主流”地图学史上失败或异常的枝节，即便有人承认中国和阿拉伯文明拥有自己的地图学传统，但也会认为其发展出现了“停滞”和“衰落”，没有跟上“现代”地图学的演进步伐。 东南亚、非洲、美洲、大洋洲等前殖民地传统地图学的命运与其整个社会的近代化过程密切相关。以非洲为例，欧洲地图学经由殖民者或传教士传入非洲后，大城市和殖民地、专业学会和制图商纷纷生产西方风格的地图，这些地图被用来协助殖民行动，非洲本土地图学遂被纳入欧洲地图体系中，本土传统失去了继续发展的机会，更不用说扩展到非洲之外。东南亚等地也是如此。这些地区的本土地图学大多被贴上了“原始”与“落后”的标签。 除了认识论的偏见，这些地区传统存世地图作品的普遍“匮乏”是人们忽视其地图学史的另一个原因。这种“匮乏”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以东南亚和南亚为例，首先由于多使用芭蕉叶等易腐坏的材质，地图不易保存；其次，并不是每个社会都有保存地图的观念和需要，有意或无意的破坏也造成了不计其数的地图制品的消失，例如泰国就有一种定期销毁地图的查姆拉制度（Chamra）；第三，一部分保存在寺院或私人之手的地图不易获取；第四，本土地图虽然一度作为欧洲殖民者获取本土信息的来源，然而，一旦能够凭借自身力量制作更加精准的地图，欧洲人便对他们所知的本土地图产生不屑，对本土地图悉心保存并加以著述的只是极少数人；第五，非本土学者普遍对阅读东南亚和南亚语言文字并展开相应研究感到无能为力。 造成非西方世界地图“匮乏”的印象还有更为本质的原因，即地图认识论的偏差或文化盲点（culture blindness）的存在。尽管在20世纪中叶以前，对于地图和地图学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地图史学者研究的通常是所谓“地理地图”。中国现代地图学深受这一观念的影响。由国家测绘局颁布的《测绘技术应用规范管理相关国家技术标准规范》之《测绘基本术语》（GB/T4911－94）这样定义“地图”（map）和“地图制图学”（cartography）：“地图是按照一定数学法则，运用符号系统，以图形或数字的形式表示具有空间分布的自然与社会现象的载体。”地图制图学则是“研究地图的信息传输、空间认知、投影原理、制图综合和地图的设计、编制、复制以及建立地图数据库等的理论和技术的学科”。按照这一源自现代欧洲地图学的定义，那些在非西方本土语境下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地图的作品就被排斥在外了，如体现宇宙论、帮助记忆及展示身体艺术、村庄布局以及建筑设计和定位的地图，而它们很可能是地方传统的主流大宗，尽管各个传统中都或多或少存在依据数学法则绘制的地图。 由于采取了西方式的地图定义，巴格罗之类的地图学史家不仅认为非西方世界存世的传统地图在数量上是“匮乏”的，而且由于这些地区大多在19世纪才出现完全符合数学法则的地图，它们被贴上“落后”的标签，而另一些尚未使用文字的部落社会则被认为处于地图学史上的“原始阶段”。 非西方世界的本土地图学史研究者深受这种落后/进步、原始现代/二元线性历史观的影响，他们在挑选可资研究的本土地图时，往往以是否接近或符合现代西方地图为标准，通常带有一种使本土地图文化显得更加“高级”“现代”或“进步”的念头，这就严重低估了这些地区对世界地图学史的贡献。 同时，线性史观也有悖于一些既定的事实，考古发现表明，早在公元前3000年中叶，南亚就出现过棋盘式布局的城市，说明彼时已经能制作相当精准的平面地图。但是，直到17世纪，这一地区的地理地图都相当罕见，保存至今的主要是宇宙论地图，而不是地形图、城市平面图或航海图这类现代地图类型。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河北平山发现的战国铜版《兆域图》、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秦国木板地图和西汉纸质地图以及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三幅西汉帛画地图，均显示出高超的制图水平，这些2000多年前的地图，在抽象地图符号和比例尺的运用上体现出相当的“现代”特性，然而直到20世纪，不少方志地图仍然采用绘画手法，而绘画手法正是一些地图史家判断中国古地图落后和不够成熟的标志之一。 类似的诸多史实促使多卷本《地图学史》的编者们反思以往地图学史研究范式中存在的问题。他们提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地图定义，认为地图是一种“便于从空间上理解人类世界的事物、概念、境况、过程和事件的图形展示方式”。丛书第2卷就是这个新定义的产物。编者们放弃了最初将近代以前的非西方社会地图学内容纳入第1卷（即单独的古代一卷）的计划，继而发现即便用单独一册也难以展现伊斯兰与亚洲传统社会地图绘制活动的规模与复杂程度，于是最终决定将第2卷分作3册，分别讨论伊斯兰与南亚、东亚与东南亚以及非洲、美洲等其他传统社会的地图学史。 这一创新性安排使我们得以欣赏非西方的各个文化对人类地图绘制史的贡献。编者们不仅将广布于非洲、美洲、大洋州和亚洲各地的史前岩画、岩雕纳入地图学史的观察之中，重新探讨地图的起源，而且使我们领略到绘制于皮毛、树皮、叶片、布匹、纸张、木料、金属等多种多样的材质上的地图作品所包含的地理思想。读者可以通过观察不同文化在漫长历史时期所进行的广泛而复杂的地图学交流，认识地图作为一种文本，在各社会自身的语境中被创造、传承和改变的历史，从而修正基于“科学”“客观”的单一和表象的现代西方地图学评价标准。 与西方接触以前，各文化的原生地图呈现出的是多元而丰富的面貌，地图的类型、载体、工艺、构图、地理信息以及地图所体现的地理思想和地图的功能，各依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而呈现出差异。有些非西方的地图学史与西方一样历史悠久，甚至可能比西方更为漫长。总体上看，这些地区的本土地图学呈现出若干具有特色的传统，下面以3个典型的非西方地图学传统为例，从地图类型、图文关系、展示自然世界和超自然世界等方面简述其本土特色。 （一）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图学传统 这一地图学传统根植于中央集权的君主体制，在本卷中涵盖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这些地方在古代主要由接受中国经典和文学教育的精英统治，上层人士普遍认同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使用文言文作为书面语言，这一特征在中国、朝鲜半岛和越南尤其显著。按尺度分类，中国地图以本土为主，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不够重视。本土地图则可分为全国地图、地方或区域地图、城市或乡村地域图。从功能上看，中国传统地图具有实际和形而上两种功能（有时二者不可分割），但为政治统治服务的世俗功能始终占主导地位。举凡行政管理图（如政区沿革图）、资源图（如地籍图）、指路图（如驿站图、针路图、朝圣图、商路图等）、军事设施与情报图（如九边图、海防图）、规划与工程（如建筑图、陵园图、城市图、水文图等）、纪念性地图、宇宙论地图（如九宫格图、分野图、占卜图、道教地图、佛教地图等）、祭祀图、天文图等无所不包。从地图形式上看，图文配合是中国传统地图突出的特点，一方面，地图上往往存在丰富的文字注记；另一方面，许多地图是作为地理志的插图而存在的，如一统志和地方志中的地图，需要与文字配合方能实现其功能。而明清鱼鳞图册和海图等对文字的依赖程度更高。使用这些地图时，必须借助文字说明，方能获取实际操作所需的精确数据。因此，图形本身并不是衡量中国地图精准度的唯一标准。地图绘制者往往采用不同的视角展示地理事物，有时采用绘画符号展示山脉或建筑的正立面，或者干脆采用山水画法，完全无视比例。地图通常采用与书画艺术完全相同的材质，其制作过程也完全相同，因此地图与绘画往往难以分辨，这也是中国仍至整个东亚、东南亚本土地图的特点。 尽管与中国同属汉文化圈，地图面貌也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但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的传统地图也形成了一些有别于中国的特点，说明作为接受方，它们并没有完全采用中国的制图程式，而是有所创造。例如，朝鲜地图中有一种富有特色的圆形世界地图——《天下图》，被认为是基于中国地图材料的一种再创造，朝鲜人从对本国山地地形的感知中发展出一种具有独创性的“形势”地图学，还将一个西式地球仪别出心裁地安装到一个纯中国式的浑天仪中（见图1）。“计里画方”的思想虽然来自于中国，但1791年朝鲜出现了第1套作为国家标准的计里方格。19世纪的朝鲜地图学家金正浩绘制出巨幅的全国方格地图，并别出心裁地设计出图形比例尺和以“版”“层”为单位的索引地图，这种索引地图未见于同时期的中国地图。朝鲜对于外部世界的警惕深刻地影响到其地图学的发展，出于国土安全的考虑，北部边界在地图上常常发生变形。此外，在图文配合方面，朝鲜地图的文字明显是少于中国地图的。  同属汉文化圈的日本，其早期地图也深受中国影响。日本最早的全国地图——《诸国图》，即出于模仿中国唐朝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努力。早期的日本地图多以纸张、墨水和毛笔为媒介，且多题写汉字，如8世纪的稻田图、庄园图、神社图、庙宇图等。但日本传统地图至少在一个方面与中国和朝鲜有着很大的不同，那就是佛教世界地图的绘制。此类地图出现于佛教传入日本的公元6世纪之后，现存最早的佛教世界地图创制于1364年，此类地图在整个中世纪和19世纪以前德川时代的日本都十分流行。与寺院有关的诸多地图类型，从稻田图、庄园图和庙宇图到以佛教僧侣命名的行基型日本地图，再到保存于诸多寺院的一些著名的地图收藏，充分展示了日本地图学史与佛教的紧密联系。此外，地图刊刻受商业发展推动也是日本地图学史上的重要现象。17世纪以降，商人们促成了日本城市及周边地区地图绘制的商业化转型，拥塞路衢的旅行者可以从数十种竞相叫卖的路线图中选择所需，这些地图都呈现出五彩斑斓的江户风格。这一点在汉文化圈诸国是独具特色的。在中国和朝鲜，地图绘制很少与探险挂钩，但受德川幕府委托的测绘师却能通过艰难的航行，绘制出北海道和库页岛地图。 宇宙论与天体制图方面，东亚内部也呈现出明显的地方性。在儒家文化主导的中国，主流社会不重视宇宙图的绘制，以九宫格为代表的宇宙图构成其特色，但王朝时代晚期此类图式亦逐渐没落。各王朝普遍重视天文图的绘制，中国传统社会的天体制图极其发达，以五宫二十八宿为主要内容的天文图自先秦以来流行到近代，直到为西方天体制图所取代。朝鲜半岛在宇宙图方面的创新以圆形世界地图《天下图》为代表，严格意义上讲，《天下图》是一种半宇宙图性质的地图。日本的宇宙论地图大体可归之于佛教宇宙论系统，其所绘制的“五天竺图”揉合了已知的东亚地理知识。然而，此类宇宙图式在中国和朝鲜半岛均不发达。 （二）伊斯兰地图学传统 由于有关早期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明的地图及其与古典欧洲、地中海社会的关系的内容收录在了《地图学史》第1卷，第2卷所说的伊斯兰世界，是指公元7世纪以降随着伊斯兰教的扩张而建立的数个王朝，如阿拔斯王朝、萨非王朝、马穆鲁克王朝、莫卧儿王朝和奥斯曼王朝所统辖的地域，但不包括皈依伊斯兰教的东南亚等地。 与大致在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东亚地图学传统不同，伊斯兰世界地处各大文明交汇的枢纽，其地图学从早期开始便带上了贯通东西的特点，对以希腊遗产为主的外来传统的借鉴以及不同地图学文化的交融构成了伊斯兰地图传统的特色（见图2）。以天文图和宇宙图为例，欧洲古典知识催生了大量以星盘、天球仪为特征的伊斯兰天体制图作品，而苏菲开创的伊斯兰星座图则是融合托勒密星表和本土贝都因人天空观念的结果。伊斯兰宇宙论主要建立在《古兰经》和圣训中对宇宙所作的零散、隐䀲和模糊的描述上，尽管其中会大致描述宇宙的层级结构和部分宇宙实体，但并没有一套清晰、确定和系统的宇宙论述。总体上看，伊斯兰地图学对宇宙论地图的绘制是相对忽视的。  图2 伊斯塔赫里（al- Istakhrī）世界地图（1173） 说明：图片源自J.B.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Cart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Islamic and South Asian Societie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图版7。 阿拉伯人重视地理知识的积累，很早就发展出了一套自成一体的描述地理学书写传统，通过吸收印度、波斯和希腊的自然地理学成果，产生了诸如《道里邦国志》之类的杰出地理文献，但这一时期的伊斯兰学者似乎更热衷于对传承自托勒密的地理坐标进行核订，并未像天体制图领域那样发展出将地理数据实际运用于图绘世界的兴趣。现存最早的伊斯兰世界地图出自10世纪创立的巴尔希学派，该学派重视地图，多以成套地图反映阿拔斯王朝所辖各省的面貌。之后的伊斯兰地图学受到希腊与巴尔希学派的双重影响，其成就集中体现在比鲁尼的科学工作中。他所进行的大地测量对于后世的精确制图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12世纪最值得重视的工作是伊德里西在罗杰二世的赞助下绘制的世界地图。他以托勒密地图学说为基础，结合巴尔希学派的资料，广泛利用当时可以获取的信息，包括罗杰二世主导的实测数据和商旅行记及其本人的亲身考察，以70张分组，按经度划分为7个气候带，对当时所知世界进行了最为精细的描绘。 从16世纪起，在莫卧儿王朝、拉其普特、马拉塔或奥斯曼帝国，许多出于世俗需要的地图，例如军用地图、航海图、工程和灌溉地图、税收图和地籍图纷纷涌现并占据主导地位。 同中国一样，对文字的重视也是伊斯兰地图学的突出特点。这一特点说明地图的受众主要是知识精英，而那些不带文字的地图，往往是天文学家、占星家、领航员和政治统治者根据自身的需要制作的。伊斯兰教将人物和动物排除于符合教义的图像之外，这对伊斯兰的艺术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地图上普遍缺少装饰性标志也成为伊斯兰地图的不同寻常之处。 伊斯兰地图多为手绘地图。尽管中国的雕版印刷术早就传入中东，而且大不里士在1294年前后还曾短暂尝试过雕版印刷，但直到18世纪，雕版印刷并没有被传统的伊斯兰地图所采用。大部分伊斯兰地图，特别在奥斯曼帝国以前，基本是作为历史或地理著作的插图而存在的。 （三）南亚地图学传统 宗教对南亚地区的地图类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穆斯林生活世界之外的南亚其他地方，其地图与伊斯兰传统截然不同。特别是对于耆那教信徒而言，地图在其宗教修行中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了那些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一些异常复杂和精美的宇宙图，成为印度地图的主流，是其世界观的图形表达。它们被用于布道和宗教仪轨。这些地图形式多样，或为挂轴，或为长卷，或为壁饰或壁画。地图上既有拟人化的图像，也有曼荼罗式的抽象图式，还有海螺、莲花等神圣符号。地图成为宇宙世界的微观写照，展示于寺庙或僧院的地图，既是镇恶驱邪的法器，也是冥想的对象。地图不仅展示“界”，而且它们本身就是“界”；不仅展示了神所创造的世界，还为灵魂引路，表达来世信仰（见图3）。在印度，除星盘、几何形占卜图和朝圣路线图外，地图基本不具备实际向导或测量功能。因此，尽管印度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数学知识，但由于以宗教地图为主导，社会对准确的陆上地图并没有给予特别的重视。  图3 黑天的宇宙（18 世纪） 说明：图片源自J.B.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Cart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Islamic and South Asian Societie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图版25。 与伊斯兰世界作一对比，就可以明了南亚地图学的特点。虽然《古兰经》鼓励信徒观察自然，伊斯兰世界也有不少描绘天堂的地图，但清真寺中并没有安排放置地图的地方，不像曼荼罗被展示于寺庙或《世界地图》被放置于基督教教堂。尽管伊斯兰世界也会将地图、星盘和球仪用于计算宗教日历并确定随季节变化的祷告时间，但地图与仪器本身并非是崇拜的对象。可见，用地图展示和象征神圣空间，正是南亚地图不同于伊斯兰地图的一个重要特点。实际上，这一特点并非为南亚所独有，在信奉大乘佛教的日本，也可以见到地图对神圣空间的展示和象征。一些古老而珍贵的《五天竺图》或《南瞻部洲图》因寺院的保护而留存至今，它们本身就是祭拜用品。日本还有一类曼荼罗景观地图也是宗教用品。此类地图早在12世纪就为人们所膜拜。曼荼罗地图是现实的替代品，在它面前采用的仪轨与亲临寺院别无二致。 （一）传统断裂的表征 非西方地图学传统的断裂与连续，既是一个事实问题，也是一个认识问题。事实层面的断裂较之认识层面的断裂更易为人们所留意。在西方科学地图学渐成世界主流的过程中，人们目睹了本土地图学的式微。 首先，在包括基督教欧洲在内的几乎所有传统社会，无论其形式如何，地图学都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它只能被理解成艺术、文学、科学和思想史的一部分，没有职业的绘图或地图绘制专家，绘制地图只是博闻多学的精英阶层的业余爱好或是其众多技能中的一项。传统社会的制图者跨越了现代意义上的学科边界，我们可以称之为地图学家、地理学家或天文学家。地图绘制曾经介入艺术、文学、科学、宗教、占卜、巫术、哲学和政治的各个领域，地图图像的形式与内容随着用途不同而变化，而在近代化过程中，地图学在各个民族国家中纷纷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现代学科，出现了一批专业的地图学家。现代地图学运用数学法则和统一的符号系统，理性与数学精度成为不可或缺的特征。 其次，理性和数学精度这一现代地图学标准，使得众多传统地图不再被视为地图，或者顶多只被看作是处于萌芽状态的地图，它们“不配”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传统社会中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宇宙图、天文图以及其它展示神圣空间和心路历程的地图。 再次，现代地图学对传统地图绘制手法的舍弃。绘画和多视角展示手法曾长期存在于非西方社会的地图绘制中。从最早的岩画地图，到部落社会绘制于各种材质上的地图，再到历史悠久的东亚、伊斯兰和南亚传统社会的地图。这种展示手法不再为以平面展示和单一视角为特征的现代科学地图学所接受。图文配合曾经是东亚传统地图显著的特征，而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单页地图还是地图册，或者是展示学术成果的历史地图，大多舍弃了这一方式，以便符合现代地图所要求的简练、逻辑、精确的标准。 最后，科学地图学大行其道的结果就是传统地图所承载的丰富的象征意义的丧失，传统成为异乡。现代人不易理解，为何用于指路的海图图形竟然如同小儿简笔化一般“幼稚”和不精确，为何中世纪以来习于航海的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居然没有海图留存于世，为何宋代地图上没有画出其与辽夏议定的疆界，却赫然展示久已残破的古长城，为何朝鲜地图罔顾地理事实画出平直的北方边界线以及钟情于富有动感的山水脉络，更无法理解西藏僧侣用彩色沙子历时数月精心制作的宇宙图——曼荼罗，为何在仪式之后一扫而空；我们当然也不知道，尽管对于现代人来说，猪肉只具有食用价值，但对于东南亚沙捞越部落民来说，猪肝上的纹路才是一头猪最重要的功能，因为他们能据此判断相邻族群的关系以及重要事件的走向。至于曾经或者仍然存在于广大的美洲、非洲、大洋洲、北极圈附近等原住民社会的有关身体、仪式、过程、口头的非永久性地图传统，迄今为止，我们知之甚少。 严格意义上讲，本土地图传统的断裂并不是非西方社会独有的经历，而是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共有的经历。但是，非西方地图学史的这种断裂或为学界所忽视，或被解读为这些社会缺少地图绘制意识或能力，地图学史也因而成为阐释这些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滞后的另一个注脚。 （二）认识连续性 事实表明，非西方本土地图并非在一夜之间消失于世，而是在多个方面表现出与现代社会的联结。 大量证据表明，从19世纪到20世纪，一些欧洲传教士或探险家以及殖民地官员在绘制地方地图时，大量依靠本土地理知识和本土地图。 在东亚，尽管余定国等人认为，晚明利玛窦所绘汉文世界地图和康乾时期制作的全国实测地图，并不能视为中国本土地图学的代表，也不能代表中国本土地图学所取得的最高成就，但同时他也注意到，利玛窦通过利用中国人绘制的地图，如《广舆图》以及其他汉文地理著作，为欧洲人提供了更为可靠的有关中国的信息。在康乾时期耶稣会士绘制全国地图集的过程中，他们用富有经验的汉人和满人做助手，经常参考中国地理著作，并将勘测结果与之相对照。这些地图虽然采用了西式的经纬线系统，但其外观看起来更像中国地图而非欧洲地图，地名用的也是汉字，而河流山脉之类的地图符号也出自中国传统。正如李约瑟所言：“文艺复兴时期的地图学在利玛窦时代传入中国，其影响不容低估，但同样必须铭记的还有17世纪东亚地理信息向欧洲地理学家的反向传播。正是由于几代中国地图绘制者的扎实工作，有关中国的地理知识才成为现代地理学的一部分。”朝鲜和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皇舆全览图》中的朝鲜地图就是根据一幅在朝鲜获取的地图为底本精心改绘的。这幅地图得到了法国地图学家唐维尔的高度评价，并被他选编和刊入耶稣会传教士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唐维尔称：“如果要说哪幅（朝鲜）地图准确无误，那必定是这幅，因为它起初是由朝鲜地图学家应王命绘制的，而且原件一直保存于宫中，而这幅地图就是原图的翻译。”尽管研究者认为，出于保密的缘故，朝鲜制图者在可能的原型地图上人为制造了若干错误。但这也说明他们的确有能力绘制出精确的本国地图。事实上，19世纪杰出的朝鲜地图学家金正浩在其所著《大东舆地图》中展示的朝鲜半岛海岸线在南北比例上已相当接近现代地图。再如，德川幕府时期，日本政府发起多次对北方边地和日本海岸线的精确测绘计划，例如，1821年，幕府天文台在高桥景保的领导下，于1821年完成了编绘整个日本海岸线的任务。这批地图精确度很高，1861年，英国海军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在开始测绘日本海岸线时，发现3张1:432000的日本地图副本符合要求，于是着手增补这些地图的内容。 在暂未确定存在长久而连续的制图传统的其他地区，本土地图也以各种方式融入了现代地图学。例如，欧洲人经常与走南闯北的非洲商人、朝圣者和信使交谈，从中获知拟绘地区的居名点和地形信息。欧洲人在绘制地图时常依赖于用阿拉伯文书写的旅行指南，这些资料通常采取行程记的形式，将出发地和到达地之间的居民点开列出来。此外，非洲本地人还常常为欧洲探险家提供口头地图。本土地图对欧洲绘制的非洲地图主要产生了3种影响：首先，非洲人的地图常被探险家用来校正、甚至重绘非洲地图；其次，非洲地图自身所带的源自其本土历史与文化的拓扑学特性，往往重现于欧洲人绘制的地图；再次，非洲人地图中的地名被大量移植于欧洲人所绘的地图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非洲人的地图为欧洲人绘制精度更高的非洲地图做出了贡献，而欧洲人最终却利用这些地图瓜分了非洲，使之沦为欧洲的殖民地。 欧洲地图学无疑给非西方世界的本土地图学带来了革命性影响。但不同的国家对欧洲地图学的反应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一问题另文再述。 在西方地图学得以传入并为官方所接受，以及现代地图学确立之后的非西方社会中，传统制图法仍在许多方面得以保留。这一方面反映了不同社会对于作为科学的现代地图学的接受程度，另一方面也充分证明了传统制图法与本土文化的内在的、深层的联系。 余定国用很长的篇幅讨论了绘画这一传统地图的重要手法，如何在近代中国得以存续。他指出，传统制图法的西方化并非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相反，传统制图法与西法的“较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19世纪，欧洲制图技术才开始取代中国传统制图法。受欧洲影响并非意味着传统制图法的终结，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传统制图法仍占主导地位。我们在中国晚清的方志中，不仅可见大量采用绘画方式和多重视角绘制的非比例尺地图，而且还有被今天视为“封建迷信”的分野图。此类地图，与一些采用西法、刊行于现代科学杂志上的实测地图并行不悖，形成现代早期的一道特殊的科学史景观。其中的原因，正如席文所言：“中国的制图者同天文学家一样，总体上是受过良好教育、被灌输了传统价值观的旧式精英中的一员。他们的初心是弥补和加强本土科学，而不是抛弃它。他们坚定地忠实于祖先的价值观。”这样的信念也见于现代早期的朝鲜。研究者注意到，充满怪诞和虚妄地理信息的圆形世界地图——《天下图》在朝鲜流行了数个世纪，在朝鲜人已经熟悉西方制图法的19世纪仍然拥有大量的受众。原因在于，此类地图象征了一个为朝鲜人熟知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其上的地名和传说人们耳熟能详，看到它可以感受到安全和欣慰。日本也有类似的现象，到17世纪中叶，此时日本受欧洲地图知识的影响已有一个世纪，此后科学地图学更是得到长足发展。然而直到19世纪，一类源自古老行基地图的日本全图仍然大受市场欢迎。例如，19世纪日本九州生产的伊万里瓷盘上就有此类地图。出现于14世纪中叶的佛教世界地图《五天竺图》则一直流行到19世纪。有时传统还会被披上某种“现代”外衣，以显示自身的与时俱进，例如当地圆说已为日本知识界广泛接受，源自欧洲的地球仪屡见不鲜，佛教僧侣也纷纷仿此制作一类基于佛教思想的地球仪，用来解释佛教宇宙论。这种趋势到19世纪甚至愈演愈烈。 在伊斯兰世界，阿拉伯地理学家制作的古典地图，例如出自巴尔希学派的地图，到19世纪仍在流传。而在印度教和佛教传统深厚的广大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宗教宇宙图、朝圣地图的制作、生产和消费不仅从未中断，而且迄今仍在流行，只不过有的改用了廉价的印刷形式而已。 在东南亚，大量宇宙图式是以建筑、服饰甚至以人体为载体，或者作为佛教或印度教仪轨的组成部分，此类地图没有因传统地图学的西化而式微。部落社会也是如此，在那里，作为实体的地图或许已经消失，但地图广泛存在于歌曲、舞蹈、观察星空和绘制临时地图的举动、过程与记忆中，仍然是他们“从空间上理解人类世界的事物、概念、境况、过程和事件”的辅助。这些特殊的地图形式，对于习惯了书本知识的现代社会的人们来说，是陌生的，也是富有启示的。 最后，传统地图的绘制手法还以各种变体存在于现代社会中。例如，在一些展示旅游点的地图中，我们仍然可以见到突出主题和不讲求比例的绘画手法，一些类似于九宫格的概念示图也被运用于某些主题示图中。研究现代科学地图上的“古代遗存”是一个有趣的视角，有待进一步探索。 四 对中国地图学史的启示 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中发生了诸多革命性的变化，地图学只是其中的一朵浪花。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两千多年的书写传统留下了大量地图学史料。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着辽阔的边疆，民族志材料丰富。多卷本《地图学史》讨论的诸多问题，都可以以中国作为典型样本，其中，中国传统地图学的断裂与连续尤其值得关注。这套丛书为中国地图学史研究带来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仅就地图学传统的走向而言，至少可以关注以下问题： 其一，传统地图是一种社会性文书。地图的符号系统、地理方位和制作意图都与一定的社会文化相关联，因此，使用单一传统的假设和标准评估其他人群的制图能力需要格外小心。与其他传统文化的地图一样，中国地图也是社会构建的，其形式、内容和意义因制作者意图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地图的材料和受众则反映了生产地图的社会环境的多样性。 其二，地图的社会功能远非寻路。正如伍德沃德和刘易斯所言，任何定义如果忽视了地图的功能或它们作为社会建构的角色，都会无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即地图远不只是寻路的工具。对那些掌控着地图制作、决定它们如何用于宗教和政治目的的人来说，地图可以提升其威望，增强其力量，加深其受人尊敬的程度。地图经常用来确立社会地位，即通过知识的展示来赢得威信，这正是很多族群的萨满教仪式背后的动机。 其三，跨文化比较的重要性。只有将中国传统地图放置于世界文明的视野，方能恰当认识其特殊性和历史贡献。中国作为汉文化的中心，其制图传统对周边国家影响如何？地处丝绸之路两端的中国和伊朗是否存在地图学交流？世俗权力与宗教对地图存在怎样的影响？中国地图学的西化之路是否具有特殊性？只有具备了跨文化比较的视角，才可能正确回答这些问题。 其四，多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多卷本《地图学史》显然为我们重新认识传统地图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其阵容强大的多学科作者群是这套丛书取得杰出成就的保证。中国的地图学史料，涉及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文学、天文学、艺术学等各个研究领域。只有具备广博的知识，才能有效解开各种材料中所隐藏的地图学奥秘。 最后，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认识中国地图学史。多卷本《地图学史》从早期人类的制图冲动开始，通过全球传统社会的地图学之旅，反思了现代人关于传统地图学的无意识偏见，也展开了地图学史研究无限辽阔的学术前景。对此，伍德沃德和刘易斯指出： 总之，多卷本《地图学史》体现的是一种更加多元、平等和包容的价值评判体系。地图学史研究者应该持有一种这样的信念：以地图的形式描绘世界、理解世界的努力，是全人类的共性而且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因为我们同是人类。 编辑 | 任俊巍 沈琳娜 初审 | 程 森 终审 | 张 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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