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紧急救助报道学文物考古案例解析（三）

刘荣庆

第六次，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扶风县太白乡中颜村一处汉代文化层的建筑遗址区瓦片堆积层下的圆形坑穴内，清理出了窖藏陶罐。据参加清理发掘的考古工作者介绍，打开盖在罐口的铜盘后，发现罐内装满铜器，半两、四铢和五铢钱等器物90多件。其中，在漆器的装饰件铜泡中，填塞有揉成团的古纸。最大一片为6.8×7.2厘米，乳黄色，柔韧，上面带有铜锈斑，文物考古界称之为西汉中颜村纸。窖藏所有器物经过鉴定，陶罐断代为宣帝前后，铜钱币11枚有文帝时四铢及半两、汉武帝时四铢，还有汉宣帝至汉平帝时的五铢钱。从这些器物组合来看，窖藏时间为平帝时（1～5年），但陶罐、铜钱多系宣帝（前73～前49年）前后之物。由于考古地层明确，又属完整的窖藏文物，因而麻纸的制造年代下限为平帝时，上限为宣帝时。年代较为确定的西汉中颜纸为一次性窖藏出土物，具有表面粗糙、厚纸类型、纤维分布不均匀、没有帘纹等特征，纸内含有较多的麻类纤维束及未打散的麻绳头。这与浇纸法生产的纸张外观特征是一致的。对中颜纸样品进行的纤维分析表明，其原料初步的结论应为苎麻，其单面有大量致密的颗粒物，推测进行了加填料处理。这种浇纸法造纸工艺，在中国傣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至今还保存着，但原料已改变为用构皮或狼毒草，不再采用麻纤维作为原料。（见罗西章《陕西扶风县中颜村发现西汉窖藏铜器和古纸》，《文物》1979年第9期。潘吉星《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第51、52页，科学出版社，1998年）。

第七次，1979年6月由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敦煌县文化馆组成的汉代长城调查组，对敦煌县境内69座烽燧遗址进行了调查。同年10月，对马圈湾烽燧遗址进行了试掘。这次发掘发现了一批汉代生活用品、军事器械及大量简牍，还发现了共5件8片西汉麻纸残片，被称为“马圈湾纸”。甘肃文物考古工作者据同时出土的纪年简考证，马圈湾纸为西汉宣帝元康至甘露年间之遗物，早于蔡伦（61年-121年）造纸。马圈湾纸数量多、保存好、残存面积大，最大的一片长32厘米，宽20厘米，纸质有粗、细之分，纸色有黄、白之别。马圈湾白色纸质地细匀，已具备制造麻质纤维纸的基本要求和功能，不过质量远不如“蔡侯纸”精工。对马圈湾烽燧遗址及周边堆积的试掘共出土简牍1217枚。绝大多数为木简，竹简极少。有简、牍、符、抓、签、封检、削衣等多种形制。最早的纪年简为西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最晚的纪年简为王莽始建国地皇二年(公元21年)。多数简牍已经散乱，只有极少数可以归为一册。内容涉及玉门关及其边塞防御、 屯兵屯田、 民族关系以及西汉后期到王莽时期汉新王朝同西域的关系。1979年同上世纪初斯坦因两次在敦煌发掘的汉简和1990年代出土的悬泉汉简使敦煌地区成为出土汉简最多的地区。

第八次，1983年10月6日,广州象岗山西汉初年第二代南越王赵眜墓,经过一个半月的发掘于是日结束。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规模最大且唯一的汉代彩绘石室墓,墓中各类文物计一万多件。“紧裹赵眜尸体的'丝缕玉衣’，全长1.73米。以丝缕编缀、麻布粘贴2291片玉片而成。”发掘出土西汉古纸，称象岗纸。

第九次，1986年4月28日，甘肃天水麦积山风景区放马滩，此时肆虐的山水正从山坡奔涌而下，冲刷着宿舍后墙，墙体摇摇欲坠，危如累卵。小陇山林业局职工夏向清与工友们在宿舍后山清理淤泥时，原本光溜溜的山坡，不知啥时候多了一个头大的洞口，正咕咕冒着白灰色的泥浆。夏向清凑近一看，洞内乌漆麻黑，隐约可以看到一块纸片状的东西。他忍不住伸手一掏，果然掏出一张残破的纸片。稍显粗糙的纸，纸薄而软，纸面平整光滑，表面细纤维渣清晰可见，看起来年代颇为久远，泛黄的纸片上还能看到一些奇怪的线条，好似人为画上去的。《史记》记载，秦始皇先祖、公元前897年赢非子住犬丘（今甘肃天水一带），受周孝王命养马于汧（千）渭之间，放马滩因而得名。夏向清将发现上报当地文化馆。恰巧笔者在天水采访，闻讯在市外宣办帮助下借一辆吉普车，在雨过天晴中驶往文物出土现场。

林业站的同志说，那古纸已呈兰州的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在小陇山放马滩林场屋后文物出土现场，也看不出什么奇异，只好当天返回天水。不久，甘肃省考古研究所派专家岳邦湖、何双全来放马滩勘察，探测发现一组战国秦汉古墓群，经上级批准进行抢救性发掘。共探测出100余座秦汉古墓。受各方面条件限制，当年共发掘墓葬14座，其中秦墓13座，汉墓1座，共出土文物400余件。有战国秦汉时期的木板地图、竹简、木板画毛笔、笔管、算筹、钱币、陶、漆器、铜镜等重要文物。在5号汉墓中出土了更大块的残纸。这张纸出土时置于死者胸前，因年代久远，加之受潮严重，已经变成了碎块状，拼接后，发现上面画满了线条符号。其中最大一块残纸长5.6厘米，宽2.6厘米，纸面光滑平整，结构紧密，纸质薄软而有韧性，表面有细纤维渣清晰可见，与夏向清掏出来的几乎一模一样。经过文物考古专家鉴定为西汉文景时期（前179年－前143年）的纸质地图，其原料为大麻。后来被定名为“放马滩纸”。它不仅证实西汉时期我国发明了植物纤维纸，这张纸也是目前世界上所知“最早的书写纸张实物”，比蔡伦造纸还要早300多年。纸上面墨线密密麻麻绘制的符号分表，代表了山脉、河流以及道路，图案依稀可见，与1973年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驻军图》、《区域图》如出一辙。专家推测，这张地图可能是军事地图、世界上最早的纸绘地图实物。相比希腊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和占星家,“地心说”的集大成者克罗狄斯·托勒密《地理学》一书中的最早地图，还要早500余年。这张“西汉天水放马滩纸地图”的质地确实是很粗糙，而且柔韧度也一般。与其同时代以及早期发现的大量木版地图、壁画地图、石刻地图，以及昂贵的丝帛地图等相比，放马滩纸地图具有轻巧便携、更加廉价等优点。这张残纸地图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成为中国在西汉早期纸张的物证。后来，考古人员又从其中一个秦墓中发掘出460枚秦简和7幅木板地图，毫无疑问，这些木板地图是世界上所发现的最早的木板地图。考古界从此有了“天水放马滩，云梦睡虎地”一说。

第十次，1987年时，酒泉地区文物普查队接到上级指令，在甘肃省敦煌市安敦公路甜水井附近，展开了一项地毯式的考古发掘行动，并在行动之中发现一处庞大的汉代遗址，被称为是“悬泉置遗址”。考古专家们用筛子筛出了一份折叠成小块的帛书，古人最早的一份素帛手写书信，为隶书写就，共有10行，每行字迹不等，多则44字，少则6字，只有最后一行是草隶体书法。是一位名字叫作“元”的边戍士兵写给好友“子方”的信。1990年，甘肃敦煌甜水西汉邮驿遗址中发掘30余张西汉麻纸，其中3张写有文字。

第十一次，1990年，酒泉地区文物普查队，正式对悬泉置邮驿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悬泉置位于甘肃省酒泉地区西部的敦煌市与安西县之间的交界处,为两地的交通要道。据何双全《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2000,05）介绍，从悬泉置遗址发掘出土文物逾30000多件，其中包括15000枚竹简以及17650件各类实物，并出土了460余张古纸，24张有书写墨迹的麻质纸。其中有10片残纸上书写有字，有7张属西汉、两张属东汉，一张属西晋时期。它们有明确层位，与同时出土有准确纪年的简犊有共存的关系。与麻纸同一层位的汉简纪年是西汉宣帝至哀帝期间，即公元前73年至公元前1年。为研究中国早期纸的起源、制作工艺及相关问题，对49片悬泉古纸进行了物理外观的初步考察。认为这些早期纸的原料主要是麻，较厚，表面粗糙、纤维不均、无帘纹，绝大多数是用浇纸法制造的，很多纸的制作工艺表现出明显的原始性。但也出现了一些加有填料的古纸，表面光滑，技术上相对进步。少数古纸较薄，有帘纹，纤维分布均匀，是抄纸法制造的，发现于悬泉置遗址的晚期层位中。当时已用墨在纸面上书写，但只作为书写的辅助工作，字纸的比例并不大。在对4片不同层位出土的悬泉古纸进行纤维的显微分析中，初步发现有3片的原料为苎麻，1片为大麻，均是淀粉施胶或淀粉滑石粉涂布的加工纸，是目前发现汉代已有加工纸的最早记录。

据甘肃省简牍博物馆文物简介——

“1990年出土于悬泉置遗址。残纸文书四件，T0212：1正面隶书'付子’，18×12厘米；T0212：2正面隶书'薰力’，12×7厘米；T0212：3正面隶书'细辛’，3×4厘米。均为药名。色白，纸面粗而不平整，有韧性。根据纸的形状和折叠痕迹，当为包药用纸。标本T0114：609，为不规则残片，黄色间白，质细而薄，有韧性，表面光滑平整。有草书两行：'持书来 致啬’，根据同出简牍与地层，为西汉后期遗物。均藏甘肃简牍博物馆。这些残纸文书的发现，证明在纸张得到完全使用之前，存在一个'简纸并用’的时期，帛、竹、木、纸作为书写载体，在西汉时期并存。且纸张早在东汉蔡伦之前就已经被发明和使用。……季羡林先生曾提出，在纸张得到完全使用之前，存在一个'简纸并用’的时期。汉代即为竹木书写材料到纸质书写材料的过渡期。”“中国人在西汉前期已发明了植物纤维造成的麻纸，与之相适应的是毛笔也有所改进和提高。湖北云梦战国秦简、甘肃天水市放马滩一号墓秦简等，都是以墨笔书写的，至汉代毛笔制作更加精良。甘肃简牍博物馆馆藏不仅有纸张文书，还藏有悬泉置出土的毛笔与砚台。悬泉置共出土毛笔4枝，其中2枚保存较好，通长24.5cm、杆长22.3cm、锋长2.2cm。锋用狼毫，软硬相间，弹性强。笔杆为竹质，锋毫插人笔孔中，杆尾呈圆柱形，笔杆上刻有'张氏’字。毛笔与砚台使用痕迹明显，推测为使用后废弃，可见笔墨纸砚等文房必需品在西汉已初有雏形。”

悬泉置古纸的发掘报道后，部分学者认为其中有西汉纸是肯定的，因为与纸同时出土的汉简上写有西汉的纪年，并没有其他时期的器物出现。但纸史界却不断有学者提出疑问，认为悬泉置出土的古纸有西汉纸的证据不足。例如，一张原以为是西汉时代的有27个字的纸（编号91DXT0409：15），其照片公布后，有书法家辨认其为隶转楷字体，应为东汉末至魏晋时期所书写，纸面上的称谓“恐惶恐白”也被指认为是流行于魏晋时代的用语。所以，甘肃省博物馆在陈列这张有字纸时，其年代已标注为晋代。

《来自悬泉置的书籍：从简牍到纸张》（2022—07—14 06:37大西北网官方账号）指出：“我国造纸史专家潘吉星先生认为：'纸是植物纤维经物理-化学作用所提纯与分散，其浆液在多孔模具上滤水形成湿纤维层，干燥后交结成薄片状，用作书写、印刷和包装等用途的材料。’以上遗址中出土的纸张经过科学检验，符合此定义。虽无论在强度、外观、质地及功能上均不及蔡伦改良之后的纸，但根据我馆（甘肃简牍博物馆）所藏悬泉置出土纸张实物与天水放马滩纸地图来看，西汉时期人们已经发现了纸张易制、轻便且价廉的优点，并加以利用，主要用于包装物品、题写物品名称、勾画简易地图，或者是书写日常书信。目前尚未发现抄写儒家典籍的西汉古纸。”

第十二次，1998年敦煌市区西北80公里处、玉门关小方盘城南侧遗址出土西汉褐黄色墨书麻纸残片，长3.5厘米、宽2.4厘米,纸的四周参差不齐。残片上面的字体，墨迹清晰、工整，为隶书，残存4行29字，从右至左竖行书写，内容为：“陵叩頭再□言/君夫 人御者足下毋/不審至不陵不□□ /從者景君惠大□”。与这些麻纸同时出土的还有200多枚汉简和西汉时期的生活用品。经过比对，专业人员发现：麻纸上的字迹，与汉简上的字迹基本相同。由有纪年的汉简判断，这块麻纸当是汉成帝刘骜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的物品，比蔡伦在东汉和帝刘肇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制造并奏报朝廷的“蔡侯纸”早113年。这块麻纸质地较厚，表面较为粗糙，但墨迹保存很好，字迹的书体风格和汉简隶书相同，直观的实证了西汉时期，我国不仅造出了麻纸，而且已经用于书写了。（参见2006年8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敦煌发现写有清晰汉字的西汉麻纸》）小方盘遗址东南近闹海图盐碱沼泽地,西南为南园湖、北面为洋水海子,终年积水,芦苇生长茂盛。南300米处地势逐渐隆起,形成第二台地.遗址南距汉阳关遗址约70公里,西至罗布泊东岸150公里左右,方位正南北,建在东西向汉长城线的南侧。

2008-01-31中广网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汪受宽教授认为，《敦煌发现“千年麻纸书信”》，有力地印证了蔡伦不是造纸术的发明者，而是改造者。蔡伦扩大了造纸原料的来源，把树皮、破布、麻头等废弃物充分利用起来，降低纸的成本，尤其是用树皮做原浆纸，为造纸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途径。不但改变了“简重而缣贵”的现状，而且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所以一直深受中外人民的崇敬和爱戴。

2010年7月出版的《中国考古学·秦汉卷》，根据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指出，“早在蔡伦之前的西汉时期，中国已创造出了麻质植物纤维纸。随着西北丝绸之路沿线考古工作的不断进展，在陕西、甘肃、新疆等地许多西汉遗址和墓葬中发现西汉不同时期制造的古纸，从而引起了造纸起源问题的大讨论。”一些专家认为，经过考证，西汉这些出土的纸，年代都比东汉早，可以说，在蔡伦之前中国就有了纸，蔡伦不应是造纸术的发明人。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张明悟称，20世纪70年代，考古界对西北沙漠地带汉代长城及烽燧亭障等遗址的探查和发掘工作陆续展开，很多古纸随着汉代简牍一同出土。其中，许多出土的简牍上面有明确的纪年，这使精确的断代成为可能。通过考古发现可以肯定地证明，至少在西汉早期，造纸技术就已经在中国出现。

“这些年西汉纸不断出土，从材料上看，西汉纸大多夹带许多未被捣碎的纤维团，这种纸制作粗糙，组织松散，纸浆分布不匀，透眼较多，不太适于落笔着墨，书写起来也不顺畅。西汉纸大多不平整，像被揉搓过一样。出土的很多纸上都没有字，即便有字，也是写在纸的右下角，常见的有'付子’'细辛'等。经考证它们基本都是汉代的药名。于是有学者推论，如果这类纸用于包装药材，那些写在纸角的字，恰好就会露在药包的表面。”此为学生考试题的叙事文字，它并没有涉及敦煌小方盘城南侧遗址出土西汉褐黄色墨书麻纸、放马滩纸的墨绘地图等出土物。

随着甘肃放马滩纸、悬泉置和敦煌小方盘城纸先后发现，关于蔡伦是否是纸的发明人的争论渐渐平息。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的初中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引入了1986年甘肃天水发现的放马滩纸，正式使用了“蔡伦改进造纸术的说法”。（1992-2000年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人教版初级中学教科书 中国历史 第一册，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而关于“西汉有纸说”的学术著作也逐渐被国际学术界所接受。

媒体同时对认为“西汉纸”不属真正纸，蔡伦造纸术不容推翻的呼声，也做了频率甚多的报道。

媒体对两种声音及纸史的学术争论，予以充分报道，让受众与学人自行判断是非，反映了我国新闻传播领域，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舆论进步与相信人民群众拥有对真理的辨识力的时代脉动。这种生动活泼的局面，显然较“主管造纸行业的造纸局对全国纸史研究拥有管辖权”，如与造纸局有不同的判断（包括文物考古的报告），“在法律面前是无效的”，只向受众单向传达一种学术声音好得多。

“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闻，在报道中要体现'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保护、抢救与合理利用对立统一，互相制约又并不悖，而传承发展是根本目的。”（刘荣庆 刘婷《新闻民俗学》上卷第267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第1版。）西汉纸的出土物往往不完整，残损，数量少，考古发掘属于抢救、保护，科学考察研究属于合理利用、保护，任何人都无权以损害文物为代价的“破坏性实验”。考古发掘中出土物的文化层、原始方位须原原本本用图文标志并公开报道，这也是抢救性考古发掘的常识，建设性破坏与盗墓贼扰乱文化层，会给文物遗存断代与历史研究带来困惑。媒体对两汉纸等易损出土物的保护报道口径，尤其应当从严把握。因为，有文物在，不同意见可以继续争论而无碍；失去原始文物，便无所凭依了。

刘荣庆，笔名卜元，号新丰醉翁，1940年农历10月16日生于陕西省临潼县新丰镇。创建学科有新闻民俗学（同名两卷本专著于2008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社会紧急救助报道学（两卷本100万字已结集待出版）。散文随笔游记四卷本300万字《从新闻黑洞跳进又跳出》由作家出版社2008年出版。两卷本《诗画比翼》已结集待出版。中国民俗学会员、陕西民俗学会顾问，西北政法大学客座教授，陕西省新闻出版（版权）和电影质量检测中心专家库成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农民诗歌学会顾问。

如今——

八十老翁血气衰，

电脑练笔防痴呆；

疫情施虐奈如何，

《双子星》里寻畅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