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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唐代肩部拼接式半臂实物图像为研究对象,从外观形制上分析其特点。同时将该类半臂与公元7—9世纪的吐谷浑国、吐蕃王国和中亚粟特九姓国的图像材料和文献记录进行对比互证,得出其肩部的异色面料拼接是初唐时期吐谷浑族受吐蕃文化及西亚、中亚一带服装肩部镶拼影响,并结合本土与中原文化因素的复合型服装式样。该类半臂服装为人们直观了解吐谷浑服饰面貌提供实例,同时蕴含着7世纪以来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西方文化交流交汇的历史,投射出中国唐朝时期服饰文化的民族性和多元性。 作者: 刘睿佳, 邵新艳 作者简介: 刘睿佳(1996—),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服饰文化与设计。 (北京服装学院 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北京 ) 关键词: 唐代; 半臂; 服饰形制; 肩部拼接; 历史渊源 半臂服装形制历史悠久,款式多样且服用者广泛,是唐朝的代表性服饰之一。近年来国内陆续有唐代半臂服装出土,其中两款半臂的肩部拼接式样格外引人注目,从服饰中可以直观领略到唐代服饰在结构上的多彩魅力。但该服装的拼接结构是借鉴异域服饰艺术的结果,还是唐人自主创新意识的表达,目前学界尚未有相关文章对其论述。故本文根据现掌握实物图像和文字资料,对这类半臂服装中的肩部拼接及其历史渊源展开探析,以期为唐代服饰艺术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唐代半臂的基本形制概述  半臂又名半袖,是由魏晋上襦发展而来的一种无领、对襟式或套头外衣。目前关于半袖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代刘熙《释名·释衣服》:“半袖,其袂半,襦而施袖也。”[1]魏晋时期半袖作为一种居家便服使用,隋唐时期“半臂”之名才真正出现。宋代高承《事物纪原》卷三引《实录》:“隋大业中,内宫多服半臂,除却长袖也。唐高祖减其袖,谓之半臂。”[2] 据当前国内外公开实物图像显示,唐代半臂款式多样,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唐代半臂形制具有以下特点:1)基本采用传统十字形平面裁剪手法,以衣身前后中线为中轴线,肩线为横轴线。面料沿肩线对折后裁剪,前后衣身等长,两袖口宽且平直,整体造型呈T形。2)面料裁剪趋于整一,部分在肩部、腋下拼接面料,呈矩形或三角形的块面组合。3)款式丰富主要反映在领式上,大致可分为盘领、交领斜襟、直领对襟三种类型,且边疆地区半臂出现左衽式样。 表1 唐代半臂款式分析 Tab.1 Style analysis of half sleeve shirts in the Tang Dynasty
唐代肩部拼接式半臂的款式结构信息 综合国内外考古材料,笔者发现有两件肩部拼接的半臂服装,分别为团窠对兽纹夹联珠对鸟纹锦半臂和翼兽纹、凤纹锦半臂,在众多唐代半臂中极具特殊性,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 团窠对兽纹夹联珠对鸟纹锦半臂(图1)现藏于成都博物馆,为早年成都博物馆征集,疑为青海都兰出土。据许新国、赵丰先生考证,在1982—1985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青海都兰县发掘了一批唐代墓葬,墓葬中出土有一种特殊的红地中窠含绶鸟锦,该锦以花瓣、小花或联珠等作图案,常以紫红色为地,藏青、桔黄、墨绿等色显花[3]。并且该织锦与东方传统织锦色彩差异很大,图案配色对比强烈、鲜明,染色的色牢度极佳,保存较好,与西方织锦相同[4]。经比对发现,半臂肩部图案为含绶对鸟纹,其配色、面料也与学界研究成果对应,因此笔者认为该文物应出自都兰。考虑到都兰盗墓活动猖獗,文物四处流散,该件服装可能是在流散过程中被成都博物馆征集得来。此外,许多专家从出土碑铭、陶器、古藏文的字体、丝织品的技法及纹样等方面鉴定都兰古墓年代约为公元8世纪中期,但都兰古墓的族属问题学术界仍存歧义[5]。服装外观形制为交领右祍,肩袖平直,袖口宽博,腰部略收,腰带、腰襕已佚。通身采用两种异色面料拼接,其中肩部和大小襟均为粟特织锦,疑为吐蕃番锦。经林梅村先生研究表明,青海都兰发现的所谓“粟特织锦”多为中亚伊斯兰化时期公元8—9世纪的产品,其真实产地实际在吐蕃本土而非中亚[6],其余部分全用蜀锦。织物表面保存较完好,因染料发生氧化,两种面料分别呈暗红色和黄褐色。从服饰结构上看,该服装采用直线裁剪的方法,前中破缝拼襟,后中连裁,颈侧至袖下拼接异色面料。
图1 公元8—9世纪团窠对兽纹夹联珠对鸟纹锦半臂 Fig.1 Half sleeve shirt with round patterns of confronted beasts and patterns of linked beaded confronted birds during the 8th-9th centuries A.D. 甘肃武威出土的现藏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翼兽纹、凤纹锦半臂(图2)与团窠对兽纹夹联珠对鸟纹锦半臂形制结构类同。该半臂保存完好,由上衣、腰襕、腰带三部分组成。外观形制为交领右祍,短袖宽口,上衣下部接腰襕且右侧开合。面料为翼兽纹锦与凤纹锦拼接,双肩的结构分割与团窠对兽纹夹联珠对鸟纹锦半臂基本一致。从墓中出土的墓志可知,墓主人慕容智为初唐时弘化公主与吐谷浑国末代首领诺曷钵的第三子,唐代永徽元年(公元650年)生于吐谷浑王城,14岁时国中生变,随父母逃亡至今武威地区,后移居灵州(今宁夏吴忠)。成年后在长安担任禁卫军职,官至“守左玉钤卫大将军”。公元691年去世归葬吐谷浑“大可汗陵”,族中封号为喜王[7]。
图2 公元7世纪晚期翼兽纹、凤纹锦半臂 Fig.2 Style of a half sleeve shirt with phoenix and unicorn patterns during the 7th century A.D. 从出土文物来看,该类肩部拼接半臂的款式结构具有以下特点:1)异色(异质)面料相拼反映了人们对服饰美的追求。其中肩部拼接部分为左右对称的斜向分割,并采用与主身色彩、纹样相异的贵重织锦面料拼接,达到视觉上的平衡和形式美感。2)虽然服装分片较多但裁剪趋于整体。衣片多为直线结构的拼接,并在肩袖与主身拼缝后形成以通肩线与前后中线组成稳定的“十字”结构,前后、左右衣片基本对称,构成浑然一体的服饰形态。 唐代半臂中肩部拼接的渊源探析 关于肩部拼接式半臂的历史来源,当前学术界鲜少有人研究。鉴于该服的出土地理位置、服用者的少数民族血统及类似款式在中原地区极少见到,笔者初步推测该类服装式样与唐朝时期西北少数民族存在某种关联。 通过唐代文物检索,笔者在西藏吐蕃时期文化遗存中发现服用该类半臂的人物形象(图3)。图3所示金箔出土于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热水古墓群的2018血渭一号墓,墓葬年代在公元8世纪中叶,为初唐吐蕃时期墓葬,墓主人为吐蕃治下的吐谷浑莫贺吐浑可汗[8]。文物錾刻着武士策马飞奔、张弓狩猎的勇猛形象,其中人物内着窄袖衫,外罩半臂,两肩皆为三角状的拼接式样。另有一件公元8世纪吐蕃时期射手饰片,现为卡塔尔王室成员阿勒萨尼的私人收藏,其上人物同服肩部拼接式交襟半臂衫(图4)。由图4可见,该类肩部异色相拼的半臂服装确为吐蕃时期青藏高原游牧民族流行的服饰之一。
图3 公元8世纪人形金箔 Fig.3 Human figure gold foil during the 8th century A.D.
图4 公元8世纪骑射形金饰片 Fig.4 Ride-and-shoot gold plaque during the 8th century A.D. 3.1 吐谷浑与吐蕃的服饰特征 公元7—9世纪青海地区先后为吐谷浑、吐蕃两大少数民族政权所统治。因当前学术界尚未对该肩部拼接式半臂的族属展开研究,可参考资料十分有限,故笔者首先从吐谷浑与吐蕃各自的服饰特点方面进行阐述。 吐谷浑属辽东慕容鲜卑族,公元4世纪建立政权并经数次向西北地区迁徙,最终占据甘肃西南、青海柴达木盆地都兰一带及四川西北的部分区域[9]。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河西走廊阻塞不通,吐谷浑国逐渐发展壮大,“青海道”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要道开始兴盛,并成为沟通中亚、西亚和中原地区的必经之路,至隋朝大业末(公元618年)因国内局势动荡而逐渐衰落。唐初,吐谷浑归附唐朝。公元663年吐蕃灭吐谷浑,吐谷浑末代王率领残部奔至凉州。关于吐谷浑族服饰的记载较为匮乏零散,整体看来吐谷浑服饰汉化程度较高,与中原汉族服装略同,其中男子服用窄袖袍和小口裤,头戴大头长裙帽;女子着襦裙,具有鲜卑遗风。 吐蕃王朝是公元7—9世纪古代藏族所建的强大奴隶制政权,地处吐谷浑国南面。公元7世纪开始,吐蕃人西征中亚,南向天竺,东进唐朝,逐渐打通了中亚、南亚和中原内陆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促使吐蕃具备了与多种文化交流的客观条件,“公元7—8世纪时……吐蕃已成为交流东西物资的中心和融合东西方的中心”[4]。针对吐蕃服饰则记载较为丰富,有“在吐蕃王朝的臣相中还有一种常服……着翻领或交领左祍紧身短襦,长袖两色(在半臂处接另一种颜色)……这种服饰贵贱通用”[10],“产于西方的粟特锦、波斯锦尤其精美昂贵,往往用作衣物缘饰,镶于衣领、袖、襟等处”[11],且“早期吐蕃服饰的鲜明特点可概括为……衣服边、袖口和领子所用材料不同”等记载。据此可以反向推知,异色异质面料镶拼是吐蕃服饰的常用工艺手法,但是拼缝位置与两件半臂相异。 综合相关资料,笔者认为肩部拼接式半臂是具有吐蕃风格的吐谷浑服饰。原因有三:1)从半臂的年代和所属墓葬分析,当前可考的半臂实物及相关材料的年代均集中在吐谷浑国被吐蕃国吞并的7世纪中叶以后,并且从目前已知的墓主人身份判断为归唐或吐蕃治下的吐谷浑人。2)半臂作为魏晋隋唐时期中原地区广泛服用的服装种类,同期吐谷浑服饰与中原服饰基本相同,从图5[12]可以看到吐谷浑人服用半臂的形象。郭里木棺版画为吐蕃时期文物,近年来许新国、柳春诚、程起骏、罗世平、林梅村、霍巍、吕红亮、张洪泽等学者先后对其进行研究,提出郭里木墓为吐蕃赞普墓、吐谷浑王墓、苏毗贵族墓等不同观点。3)从地缘和文化角度分析,两吐地域相邻,生活环境、文化习俗相近,且两国王室长期保持联姻,促使吐蕃与吐谷浑很早就形成了甥舅关系[8]。在长期的经济、文化交往中,两国服饰相互影响。尤其吐蕃人于公元634年始入青海[13],并于663年并吐谷浑。在吐蕃统治吐谷浑的170多年中,吐谷浑服饰被打上吐蕃文化的深刻印记,即公元7—9世纪在统治青海和河西地区推行一系列吐蕃化政策,羌、吐谷浑及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也都融入吐蕃民族中,这一过程加速了吐谷浑族服饰被融合与同化[14]。
图5 公元7—9世纪《射牛图》局部 Fig.5 Painting subtitled Cow Shooting(partial)during the 7th-9th centuries A.D. 3.2 粟特服饰对吐蕃服饰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半臂中的肩部异色拼接是吐谷浑人受吐蕃服饰镶拼艺术影响发展而来,对吐蕃服饰的研究或能为人们了解该类半臂的来源提供依据和参考。 关于吐蕃服饰的历史渊源,考古界、文化界提出诸多意见,基本一致认为吐蕃服饰很大程度上受到中亚或西亚文化的影响。如许新国先生[12]认为“吐蕃服饰在中亚见得更多,其服饰的直接渊源应在中亚地区”;与之所见略同的还有希恩·卡曼在《7—11世纪吐蕃人的服饰》中描述的“吐蕃服饰中有一种适合骑马的服装,原为中亚或西亚的”。杨清凡女士[11]85更明确地提出“吐蕃人的常见服饰大概与粟特人最为接近,其直接影响可能与粟特人有关”。如依照杨清凡所持观点,笔者从粟特遗迹中寻找,发现片治肯特城中壁画描绘着粟特人收割、宴饮、乐舞等世俗情景。从城墙地层断代分析,壁画年代集中在公元600—750年[15],且绘画手法是服装只表现轮廓线所形成的平面褶痕,而非依据形体的立体面表现褶皱[16],这为人们了解公元7—8世纪的粟特服饰提供可靠翔实的资料。从图6可清晰看到,男女服饰多在肩部采用异色面料装饰,而该种带有花纹的肩章是粟特贵族服饰的主要辨识特征之一[17]。
图6 公元7—8世纪粟特服饰 Fig.6 Sogdian costumes during the 7th-8th centuries A.D. 粟特位于中亚,从来不是一个完整中央集权的国家,而是由小型要塞城镇和大型城市构成。粟特人原生活在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三角洲流域(现今主要范围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作为典型的商业民族,中古时期粟特人在中国和中亚、中国和印度、中国和北方草原民族之间常充当转运、中介和翻译的角色。汉代时,河西走廊的敦煌、武威等地便有粟特人的聚落。北朝至隋唐年间,粟特人进一步东迁入中国,足迹遍及南北各地[18]。 关于吐蕃人与粟特人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学术界予以肯定意见。经专家考证,吐蕃在西域活动的最早明确记载是在公元659年,此后吐蕃人与粟特人由于冲突产生了间接的联系[11]96;并且北朝至隋唐时期,入华粟特部落也曾沿着丝绸之路抵达与青海最为接近的凉州武威一带,进而再向东通往长安和洛阳[18]68-74。同时,“吐蕃人和粟特人也曾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式在青藏高原产生密切交流”[19]。如8世纪中期吐蕃人在粟特遗民的帮助下,建立了自己的丝绸纺织业,出土于青海都兰的织锦被认为部分来自粟特,部分吐蕃番锦也表现出强烈的粟特风格[6];在吐蕃器物装饰方面,中外学者也都注意到其中包含的粟特文化元素,均提及粟特人有从青海一线进入西藏的可能[19]93。 综合上述研究表明,粟特人曾在东迁入中国与丝路贸易的过程中进入过吐蕃治下的青藏高原。但需要注意的是,粟特作为联络东西的商业民族,本身也在纺织方面广泛汲取了萨珊波斯、希腊、东罗马(拜占庭)的艺术风格[11]86,其服饰在各个时期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马尔沙克教授认为“五世纪类似贵霜王朝,六世纪表现出嚈哒吐火罗斯坦(以及间接的萨珊伊朗时尚)的明显影响,七、八世纪出现了与突厥服饰类似的现象”[20],且服装上镶拼块状或条状装饰也是近东(西亚和埃及)及中亚中世纪早期一直流行的时尚[21]。如图7所示出土于埃及现藏于法国卢浮宫博物馆的丘尼克,其肩部装饰已经具备了起于颈侧并斜向下延伸至袖口的造型特点。因此,在肩部镶拼异色异质面料并非仅限于粟特服装。此外,如将其与唐代半臂中的肩部拼接比对,不难发现二者在面积、形状和缝制手法上也并未完全形成彼此共遵的规范,而是各具特色。
图7 公元4—7世纪丘尼克 Fig.7 Tunic during the 4th-7th centuries A.D. 综上所述,吐蕃服饰与粟特服饰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霍巍先生[19]的推断,即东迁粟特人与青海吐蕃人在装饰传统上存在诸多共性,有相互影响、彼此借鉴的可能,但共性的产生主要是两族从广阔的西域与中亚历史文化背景中汲取,并不一定意味着是一种直线或单线的传承关系,这当中更大的可能性应是粟特和吐蕃人民基于共同的文化背景,各自独立完成本民族的艺术创作。因此,中国出土的两件肩部拼接式唐代半臂实际上投射出了至公元7世纪以来,吐蕃地区多种文化并存共融的现象,“来自中亚、西亚的多种文化因素与吐蕃文化持续不断地剧烈碰撞,由此很早就形成了一种融合各派、自成一体的审美风格和样式,融合多地域风格是西藏艺术的重要特征”[22]。 3.3 半臂的肩部拼接在蒙元时期的发展 若将目光投向唐代以后的传世服装,仍可见与唐代肩部拼接式半臂趋同的式样,蒙元时期的棕色罗花鸟绣夹衫(图8)就是实证。该衫出土于内蒙古集宁路故城遗址,现藏于内蒙古博物院。
图8 公元13—14世纪棕色罗花鸟绣夹衫 Fig.8 Half sleeve shirts during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ies 从图8可看出,服装形制为对襟直领短衫,且肩部的大图案巧妙利用纹样的排列组合和疏密变化,在双肩汇聚形成三角状的类似“拼接”的效果。这种注重服装肩部的形式美感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游牧民族相似的审美心理,使服装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华贵。结合13世纪蒙元时期蒙古社会的发展轨迹和在亚欧大陆上与西方、中原规模空前的交往,以及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中原汉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精华的时代背景,笔者认为该半臂的肩部设计也与西亚、中亚服饰中的装饰风格有关,是民族文化融合的又一典型案例。 综合前文所述,从唐代半臂直接用异色异质面料拼接,再到元代半臂在不破坏服装结构的前提下利用装饰纹样间接形成“拼接”效果,人们可以感知到域外肩部拼接装饰与中华传统服装形制经历了由碰撞博弈,再到交流融合、共同演进的过程。即肩部拼接元素在本民族文化和审美特征影响下的本土化发展中,其所蕴藏的来自西亚、中亚的文明信息日益适应了中原的艺术氛围。因此,这种肩部拼接的装饰手法为中华民族艺术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养料,经过有选择地吸收和改进,使其形式得到丰富、变化与发展。 结 语  近年来国内发掘的肩部拼接式唐代半臂承载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将其与文献、图像进行比对,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1)半臂蕴藏着鲜明的区域民族特色,是一种带有吐蕃服饰风格和审美趣味的吐谷浑服装。2)肩部拼接式半臂是初唐时期中国边疆地区与西域服饰文化交流交融的典范。服装整体承袭了中华古典袍服趋于“整一”的裁剪方法,局部的肩部拼接又体现了吐谷浑受吐蕃及西亚、中亚地区装饰艺术影响发展而来的审美习惯,从而表现出很强的审美性。该类半臂展现了初唐时期伴随着丝路往来,青藏高原上多元民族融合与文化互动的历史格局,以及开放包容的精神内涵,同时推动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构建与发展。3)蒙元时期的半臂服装在肩部利用纹样的组合形式构成了与唐代半臂类似的拼接效果,这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游牧民族关注肩袖部位形式美感的共同追求,还体现了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外来服饰审美风格的吸收与改进。 （参考文献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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