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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写于开成元年(836年)，时年李商隐二十五岁。 大和九年(835年)，宰相李训、凤翔节度使郑注在久受宦官压制的唐文宗的授意下、密谋诛灭宦官，事败后李、郑先后被杀，连未曾预谋的宰相王涯、舒元舆等也遭族灭，同时被株连者千余人，造成“流血千门、僵尸万计”，史称“甘露之变”。事变后，宦官气焰更加嚣张，“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资治通鉴》）。开成元年（836）二、三月，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两次上表，力辩王涯等无辜被杀，指斥宦官“擅领甲兵，恣行剽劫”，表示要“修饰封疆，训练士卒，内为陛下心腹，外为陛下藩垣。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并派人揭露宦官仇士良等人罪行。一时宦官气焰稍有收敛。作者有感于此事以及朝廷依然存在的严重弊端，先写了排律《有感二首》，又写了这首诗。 首联上句写刘从谏得天时地利，逼出下句，臣子“须共主君忧”，定下这首诗的基调，是一首期寄的诗。“须”字见义，与颔联的“宜”字相呼应。 上句以“窦融上表”之典、喻刘从谏上书之事，“已”字见赞；下句以“陶侃与温峤庾亮会于石头、斩判军苏峻于阵”的典故，希望刘从谏及其他节度使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铲除宦官，“宜”字见期望，又透露出对刘从谏逗留不前的不满。 上句言文宗境况(蛟龙愁失水)，对应“安危”一词。“岂有〞二字，写出对大义毋庸置疑的坚定信念。下句言各藩镇(鹰隼)的现状，对应“须共主君忧”，兼影射颔联的“宜”字，不露声色地敲打刘从谏及诸节度使。“更无”一词，愤懑之情尽出。“与”字，各笺本或解为作“举”字解、或解为作“予”字解，均可。这一联，上句写文宗现状，下句写造成现状的原因：都是因为你们这些节度使只求自保、逗留不进造成的！ 尾联承“更无”二字，合而言京师惨状(昼号夜哭)，生者死者俱惨(兼幽显)。从而进一步写出对刘从谏等人的期望。早晚，多早晚什么时候。不定之词，期盼中透出忧心如焚之情。星关，指朝庭。雪涕收，收起眼泪。 一般来说，评议时政的诗，很容易流于说理、说教、枯燥无味、叫喊、歇斯底里，变成口号诗、老干体。 但李商隐这首诗，前四写事、将形势说透，为后四揭义议论作铺垫。章法得体，有理有据。 另外，前四贴切地运用典故，后四贴切地运用比喻，加之颇见用意的虚字活用，使得整首诗的议论并不枯燥说教。此所谓的“唐人议之以情，宋人议之以理”。 首联点出当前形势，颔联承首联、写出对刘从谏等人的期望。颈联转笔，揭出大义、亦是对颔联期望的交待。尾联合而写京城现状，表达作者忧虑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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