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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期，白居易作打油诗一首调侃老子，即“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既然道德经中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那么老子又为何留下五千文，岂非自相矛盾？ 马王堆西汉帛书出土之后，人们发现老子没有自相矛盾，而是避讳带来的误解。原来，帛书道德经说的是“知者弗言，言者弗知”，所谓“弗”本义是矫正，缠束一物使之矫正不弯之意，因此不是不说，而是不轻易说出口。汉昭帝叫刘弗陵，为了避讳“弗”字，古人就将之改为了“不”，由此扭曲了老子的本意，所以古代皇帝的名字最好是生僻字，否则会带来很多麻烦，明朝在这方面做的不错。 除了上文所说的错误之外，道德经在传承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我们熟知的“大器晚成”，虽然很励志、很正能量，但其实不是老子的真实思想。
让人别扭的“大器晚成” 王弼（三国时魏国人）本《道德经》，是后世的通行本，其中第四十一章云：“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 有学者将之解读为：“最大的空间，没有边界；最大的容器，最晚成型；最大的声音，没有声音；最大的形象，没有形象；'道’把自己'隐藏’起来，默默无闻。” 问题在于，除了“大器晚成”，其他语句都是“大”在前，彻底相反的转折在后，钱钟书认为这叫“翻案语”与“冤亲词”，因此“大器晚成”放在这里就显得极为突兀，不太适合整体语境，让人读来有些别扭。
王弼将之解读为“大器，成天下不持全别，故必晚成也”，虽说有一定道理，但语境上的突兀还是难以解释。 说不清、道不明，古今文人都抓破了脑袋，最终只能自圆其说，勉强解释一番，于是老子道德经变得越来越神秘，越研究越深奥。 当然，虽然“大器晚成”不适合道德经的语境，但这个成语却属于正能量鸡汤，多数时候是善意的谎言，在激励失意“老人”方面，与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可谓一时瑜亮。因此，“大器晚成”也就顺理成章的被人接受。
现代考古改写了认知 上世纪70年代，在湖南长沙浏阳河畔，考古发现“马王堆汉墓”，西汉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家族墓地，出土了一批极其珍贵的帛书，其中一份是西汉时的《道德经》。 上世纪90年代，在湖北荆门郭店村，考古发现“郭店楚墓”，出土了一批战国楚国简牍，其中一份是战国时的《道德经》（有残缺），也是如今考古发现的最早版本的《道德经》。 在第四十一章部分，楚简、帛书与通行本道德经基本相同，但最大的区别在于前两者都是“大器免成”，后者是“大器晚成”。 以“晚”与“免”字形来看，最大的可能是传抄失误，在“免”字上增加了一个“日”字，由于两个字读音有一定的差别，边抄边读的话一般不会抄错，因此传抄员可能没有精读过道德经，故而有此错误。
所谓大器免成之免，甲骨文中字形是上“宀”下“人”（见上图），犹如戴着帽子的人，学者考证认为是“冕”之初文，后来假借为去掉、除掉之意，后来另造“冕”字代表礼帽。需要注意的是，春秋时期“免”字已经代表去掉、除掉、不要之意，所以老子所用的“免”肯定是免除之意。 因此，“大器免成”就是“最大的容器，无所合成，浑然天成”，不要干预就会自然而成，不仅更符合“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的语境，而且更契合道德经中的“无为而治”、“无为而成”的思想。 在老子思想体系中，“无为”、“无争”、“无名”的思想贯穿始终，他主张不介入，不参与“成”的过程——即为“免成”，让其无为而治，由此“大器”无为而成，所以说“大器免成”应该才是老子思想的体现。
所谓“一字之差，谬以千里”，抄书员仅将“免”抄成“晚”，就造成了千古难题，苦煞无数顶尖学者，所以就越显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可贵。 其实，无论是“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还是“大器晚成”，都只是道德经传承过程中的一部分错误。对比王弼通行本与帛书本（郭店本与之基本相同），改动之处大约有700处，可谓已被改得“面目全非”，造成不少句子牵强附会、难以理解或根本错误。更为重要的是，郭店本含有不少战国色彩，大概被战国人“与时俱进”的增删过。因此，如今号称读懂了老子思想的大师，不是吹牛就是骗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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