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库塞的人性解放哲学

置身于宁静 2023-03-01 发布于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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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为生命而战，为爱欲而战，就是为政治而战。”[1]这是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一书的“1966年政治序言”中的一段话。它读起来很像是一句政治斗争口号。事实上，马尔库塞终其一生没有改变过的激进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思想立场，都在这句话里得到了生动的呈现。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突然爆发的青年学生造反运动，使得马尔库塞的思想语录一时间变得“大红大紫”，并且与马克思和毛泽东齐名（Marcuse、Marx、Mao,简称3M），正是因为他的爱欲斗争理论深得造反学生们的青睐。1968年5月，“巴黎的墙上到处写着：让想象夺权。”[2]马尔库塞的著作被当作是青年学生的“造反教科书”，皆源于他的思想反骨，源于他的以人的本能解放为通路的解放哲学。在马尔库塞的眼里，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很富裕很繁荣，但也很压抑很病态。现代人似乎过得很快乐，但那只是物质消费带来的快乐；现代人似乎过得很自由，但那只是虚假的表面自由。现代社会的症结问题在于，一切都是被安排控制好的。就连我们的生命本能都得不到真正的满足，我们还何谈什么自由。所以，在青年学生的本能拒绝中，才会有一种“解放的需要，”[3]才会有一种释放“爱欲”的渴求。马尔库塞的意图是把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整合在一起，构建出一种积极乐观的“解放哲学”，以满足这种“解放的需要”。

一、发达工业社会的“超额压抑”

在一般人看来，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不仅有着丰足的物质生活享受，而且有着民主的社会组织制度。尽管这个社会还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它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最合理的社会了。于是，许多人抱着肯定和接受的态度，去适应和顺从这个社会。人们有牢骚但不会去反对这个社会，人们有意见但不会去否定这个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价值观念的主导下，离心的社会力量显得很单薄，反对的社会声音显得很微弱。正因为如此，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一直很稳定很繁荣，一直在加足马力推进“富裕社会”的建设。

可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爆发的青年学生造反运动，突然之间打破了“富裕社会”的平静生活，动摇了许多人的社会价值观念。青年学生从校园开始的斗争活动，不是因为经济贫困所迫，也不是因为社会权益受损，而是因为从心理上厌恶这个社会，感到很压抑所以要造反。这是马尔库塞对青年学生造反运动的理论分析，同时也是他对“富裕社会”进行心理学诊断的立足点。西方发达国家的青年学生纷纷起来抗议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抗议他们的父辈和老师，抗议现实强加给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种种抗议归结到一点，那就是现实社会对他们生命本能的压抑。“从根本上讲，这场斗争是在努力追求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及其表现形式；它否定现存的整个体制，否定现有的道德和文化；它希望建立这样一个社会：贫困和苦役在这个社会中将被废除，随着出现一个新的世界，那就是感性、享乐、和平、审美成为人的生存方式，成为社会本身的形态。”[4]

一时席卷西方国家的学生抗议运动，似乎印证了马尔库塞早在十几年前预见的“非压抑性生存方式”的人性追求。他在1955年出版的《爱欲与文明》一书中，已经明确地提出“爱欲的目标就是要维护作为享乐施受者的身体，要继续完善生命有机体，提高加强它的感受性和开放性。实现爱欲的这个目标意味着：消灭苦役，改变环境，战胜疾病和衰老，享受安宁的生活。”[5]在马尔库塞看来，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症结问题不在经济生产领域，也不在阶级的对立和冲突之中，而是在现代工业文明制度的压抑性上面。资本主义不但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还能够强化民众的依赖性。简单地说，“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就寓于这样一个公式中：技术的进步=社会财富的增加（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增强。”[6]正是站在这样的问题视角上，马尔库塞对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展开了心理政治学的批判。

作为“新马克思主义”（也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代表人物，马尔库塞的出场亮相显然有些与众不同。法兰克福学派树起的“解放哲学”大旗，主要的举旗人之一就是马尔库塞。他所构建的“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把理论的关注点放在了社会文化心理领域。他的“解放哲学”可以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心理诊断理论。这是因为他把政治问题还原为心理问题，把心理学范畴变成了政治斗争范畴。自始至终，马尔库塞都把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看作是一个过分压抑人的生命本能的“病态社会”，一个推行着“超额压抑”的新型极权主义社会。借助“超额压抑”这个概念，马尔库塞把繁荣稳定的西方发达工业社会推到了审判台上。

从哲学角度来解释和发挥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为马尔库塞的“解放哲学”找到了一个生物主义的思想进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凸现了人类存在的生物学维度，在文明制度与本能压抑之间划上了等号。人类的文明生活，于是染上了悲苦的色彩。当生命原本的快乐原则被文明要求的现实原则取代之后，人类的历史就进入了“压抑性文明”阶段。在弗洛伊德看来，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局，而且还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宿命。

马尔库塞非常认同弗洛伊德关于文明社会的压抑性理论，因为正是这个理论为他提供了一种有力的批判武器。他同弗洛伊德一样认为，自文明社会建立以来，人的生命本能就一直受到沉重的压抑。而且文明社会愈是发达，其压抑的程度就愈是加大。现代人总以为自己过得很富足很惬意，殊不知他们的身心完全受到现代文明的控制。那么，文明社会为什么要控制和压抑人的生命本能呢？弗洛伊德找到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文明建立之初，物质生活资料的极端匮乏迫使人类克制自己身上的享乐欲望，并将生命冲动过甚的自然能量转移到生产劳动中，由此来提高社会生产率；第二个原因是无意识的本能欲望很容易膨胀起来从而破坏现有的社会秩序，人身上的生物性需要与人类文明的社会性要求往往很难调和，所以要压抑人的本能冲动，尤其是人的性冲动。弗洛伊德很不情愿地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文明与本能永远是水火不容。拥戴文明就要牺牲本能，反之偏向本能就会瓦解文明。其实，人只能接受文明的压抑，因为人不可能再回到史前状态了。

弗洛伊德思想中的文明宿命论，淹没了他的心理学理论的政治潜力。对此，马尔库塞进行了挖掘和补充。他一再强调文明与本能之间并不是永远对抗的关系，文明与压抑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他的消除压抑的理由在于，既然压抑是历史的产物，那么压抑也将被历史所消除。为了证明人类走向一种非压抑性文明的历史可能性，他将文明所实施的压抑区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压抑：一种是“基本压抑”（basic repression），这种压抑主要是出于社会生产的需要。它大体涵盖了弗洛伊德所说的文明压抑的基本内容；另一种则是“超额压抑”（surplus repression），这种压抑旨在维护和加强文明的社会秩序，因而对人的生命本能实施全方位的控制。“基本压抑”是伴随着文明社会的建立而形成的，它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是无可否认的。然而，“超额压抑”是在文明社会的发展中不断膨胀出来的。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对其社会成员实施的全面管理，就是这样的“超额压抑”。

对于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充分显示了马尔库塞（也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其他成员）的思想锋芒。“发达工业社会”，“富裕社会”，“病态社会”，“单向度的社会”，“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攻击性的社会”，这些都是他用来概括当代西方社会状况的重要概念。在美国这个高度发达工业社会中的生活经历，使他找到了理论分析的感觉。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单向度的人》（1964）一书，就是他以美国社会为蓝本而对当代西方社会进行谴责的理论代表作。在他激烈声讨的语汇中，现代社会的繁荣和稳定，是通过新的控制形式，即富足的物质生活和有效的科技手段而达成的。事实上，“通过技术手段的建立，现代工业社会逐渐走向极权主义。这种'极权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的恐怖政治的结合，而且是一种非恐怖的经济技术的结合，这一结合通过既得利益对需要的操纵而发生作用。所以，它能够防止出现一种对整体的实际对立。”[7]现代社会用丰富的物质产品进行思想的灌输和操纵，极力消除个体需要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极力化解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的对立，让更多的人被这个社会所同化，使这个社会变成一个没有真正的反对派的社会。

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超额压抑”并没有暴戾狰狞的面目，相反表现得十分舒服也十分合理。从表面上看，现代人有着生活选择的自由，在许多方面可以自行决定自己的事情。然而，现代人的所谓“自由”不过是压抑性文明制度赐予的，是被操纵和管束起来的。“在一个似乎能够通过其组织方式来不断满足个人需要的社会里，独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上对立的权利正在失去基本的批判功能。”[8]为什么说现代人拥有的“自由”是一种“伪自由”呢？只要我们往深处看，就会发现现代人的种种需要并不是源自人的生命本能，而是由现代工业社会的价值取向培养出来的。发达工业社会对人的奴役是全面的，而不是仅仅体现在工人阶级身上。这种奴役弥漫和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让现代人无处可逃。

根据马尔库塞的理论分析，现代社会的新型极权主义有两个主要的特征：一个是社会的完全一体化，具体包括需要的一体化、利益的一体化和价值的一体化。由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扩大，现代社会似乎成了一个整齐划一的社会，很少见到与现代社会真正离心离德的力量，也很少听到反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声音；另一个是全面实施“工业技术的控制”，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人的生命活动进行有效的操纵。在今天，“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了政治的合理性。”[9]现代技术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统治系统，人们都要屈从于生产技术的管理，都必须接受技术合理性的统治。现代社会的有效统治与其说是依靠恐怖，不如说是借助工业新技术来征服社会中的各种离心因素。在日益完善的技术条件下，现代社会变得更具有攻击性和操纵性。为了统治者的利益，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资本所有者的利益，现代社会用尽一切手段，将现代人培养成“单向度的人”，即异化的人。这种人只是为了购买和消费商品而生活，“他们把小汽车、高保真音响、错层式家庭住宅、厨房设备当作生活的灵魂。把个人束缚在社会上的机制已经变化了，社会控制正是在它所产生的新的需要中确立起来的。”[10]

在“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思潮的裹挟下，马尔库塞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思想上都与现代工业社会格格不入。别人把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看作是生活丰足的社会，他却认为这是一个“病态社会”；别人把自由民主看作是现代人的福祉，他却认为这是一种虚假的自由生活；别人把科学技术看作是现代文明的发动机，他却认为这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手段。在他的眼里，现代工业社会用花样翻新的满足方式来推行它的统治，从而实现了对现代人的“超额压抑”。“社会的压抑性管理愈是合理，愈是有成效和工艺化，愈是全面，被管理的个人用以打破奴隶状态和获得解放的手段与方法就愈是不可想象。”[11]马尔库塞无法接受发达工业社会的“超额压抑”，他要揭穿这一现代异化的根源。

人类文明的进步本应该推进自由公正社会的实现，然而现代工业文明的成就并没有真正服务于人性的本来需要，而是在不断地制造各种“虚假需要”以笼络住现代人的心理。我们能否彻底改变现代人的异化现实呢？我们能否做到使文明的发展与人性的自由协调起来呢？马尔库塞在指责现代技术社会对人性进行支解和扭曲的同时，论证了消除“超额压抑”的现实可能性。在物质生活资料愈来愈充足的今天，在科技发展使得劳动强度大为减轻的条件下，就连文明社会固有的“基本压抑”都在逐渐地弱化，那么现代社会所实施的“超额压抑”就更显现出它的不合理性。只要我们用心理学对现代人的生活状况进行诊断，就很容易发现现代社会的病症所在。这个社会没有让人的生命存在充分地发挥出来，使人的自由的现有形式与可能达到的理想形式之间产生巨大的鸿沟。从现代人的日常心理感受来看，他们并没有从技术进步中找到真正的快乐，相反他们总是有一种担忧甚至恐惧，因为从整体上看发达工业社会是非理性的，“它的生产率是对人的需要和能力的自由发展的摧残，它的和平要依靠不断的战争威胁来维持，它的发展取决于对平定个人、国家和国际之间生存斗争的真正可能性的压制。”[12]

现代人的担忧和不满，正好说明了“压抑性的富裕”的非人性化，反映了人性深处的“解放的需要”。人的真正本性是什么？人的真实需要是什么？人的幸福源头在什么地方？只要我们认清了这些问题，我们自然就会有所取舍，就会去主动扭转社会发展的方向。马尔库塞找到的问题答案，是把马克思的异化学说和弗洛伊德的压抑理论综合起来，用“爱欲”来规定人性的本质，用“爱欲”的释放和满足来说明人的幸福。弗洛伊德的“爱欲”概念在马尔库塞这里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充满政治意味的哲学概念。

二、人性与爱欲

马尔库塞之所以要批判现实否定现实，是因为他的心中握有一把尺度。他每每用这把尺度来比照和衡量现代社会的种种现象，最后得到的总是否定的结论。他不能接受这个社会是因为这个社会压抑了人的生命本能，他十分反感这个社会是因为这个社会制造了种种“虚假的需要”。这把尺度就是他高高举起的爱欲解放论。他早年的政治激进主义立场为其开启了社会批判的视野，随后接受的现象学-存在主义进一步深化了他的反叛思想。这些否定性的思维逻辑顺理成章地把他引向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使得他的“解放哲学”具有了毫不妥协的理论色彩，这就是他的“大拒绝式”的革命新主张。

革发达工业社会的命，是人性的需要。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E.弗洛姆所说的那样，“如果人生活的环境是违背人性、人类发展和心智健全的基本需要，人就不能不反抗；他或者走向堕落和毁灭，或者创造一些更符合人性需要的条件。”[13]因为发达工业社会是不符合人类需要的社会，所以要进行彻底的价值更新。当然，“这里说的人类需要并不是人们想当然的那些需要，因为即使是最严重的病态追求也会被人们自以为是最需要的东西，这里讲的是通过对人的研究而确定下来的人类真正需要。”[14]

对于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让马尔库塞找到了一把评判现代社会的“人本主义”的尺度。在他公开发表的长篇文章《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中，“人的本质”、“人的异化”、“人性的复归”、“异化的扬弃”，这些马克思青年时期常用的哲学概念使得马尔库塞兴奋异常。在他看来，马克思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情批判，并不是立足于剩余价值理论之上，而是由其异化劳动理论来体现的。“从人的本质和历史方面考察人的境况和实践，就使这种批判的实践性质更加鲜明和尖锐。资本主义社会成问题的不仅仅是经济的事实和对象，而且是整个人的存在和'人的现实’。对马克思来说，这一事实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理由，这种革命要求作为一种整体的和彻底的革命，而决不是任何局部的变动或'进化’。这种理由并不是在马克思关于异化和外化的学说的外面或背后，而恰恰正是这种异化和外化的学说本身。”[15]这部手稿表明了马克思的哲学批判的真正基础。马克思把消灭了异化和物化的“实证的共产主义”看作是人本主义的目标所在。人本主义这个概念可以容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全部内容，即人的本质的完全实现。

尽管马克思前后期的理论概念有些变化，但他的人本主义旗帜始终没有放下。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远远超出了经济活动的领域，直接指向了人的本质存在。消灭剥削和废除私有制只是消除异化劳动的途径而不是目的本身，人性的复归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后目的。在马克思那里，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的人原本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人必须对象性地和感性地活着，必须与现实的对象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必须在对象世界中产生和确认自己的本质。“感性”和“自我实现”，是马尔库塞着力从马克思理论中挖掘出来的东西。感性或者说情欲是人的现实的活动力和自发性，是人强烈追求自我实现的本质力量，“现在我们可以懂得为什么马克思强调'人的感觉、情欲等等……是对本质（自然界）的真正本体论的肯定’。同在异化劳动中表现出来的人的忧伤和需求不纯粹是经济上的问题一样，在感性中表现出来的人的忧伤和需求也不纯粹是认识上的问题。在这里忧伤和需求根本不是描述人的个体的行为方式，它们是人的整个存在的特征。它们是本体论的范畴。”[16]

然而，马克思只是肯定了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和情欲，但还没有具体深入地去探究它们的活动特征，这样就为他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留下了生物学的“空白”。马尔库塞的这一判断，为他的“社会主义”的生物学改造找到了充分的理由。从生物学的角度去挖掘人的本质规定，当然就要借助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了。对于一贯崇尚感性和迷恋情欲的马尔库塞来说，精神分析学理论将人的本质规定充分地生物学化了，因而使人性问题得到了根本的解决。弗洛伊德的最大理论贡献在于揭示了人的心理秘密，让我们看到了人的本质所在。“弗洛伊德提出了一种'人’的理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心理学’。这一理论使弗洛伊德成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我们的目的不是去纠正或者完善弗洛伊德的理论概念，而是要发挥出这些概念的哲学和社会学的意义。”[17]

关于人的本质，弗洛伊德从“无意识”这个心理治疗的假设出发，逐步演绎出一个别开生面的人学体系。根据心理临床经验，根据梦的分析，根据日常生活心理以及文学作品的全新解读，弗洛伊德提出，人是完全受本能冲动支配的动物，人的生命活动只是服从唯我主义的“快乐原则”，人始终在追求完全的满足。由于文明制度的建立，人性深处的享乐主义欲望被社会生活所压抑，因此我们只能在人的无意识活动中去寻找人的本质规定了。无意识活动代表着人的本能冲动，代表着受到压抑的生命欲望，代表着人性的自由追求。在无意识的本能活动中，最为突出的是人身上的“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生命本能主要体现为人的自我保护和生殖繁衍的生存欲望，它是文明社会的建设性力量；死亡本能则主要体现为人的破坏和侵略的邪恶冲动，它是文明社会的毁灭性力量。

弗洛伊德之所以遭到了同时代人和后来人的众多非议，源于他始终认定性冲动（sexual desires）是人的本能冲动的核心所在。泛生物主义和泛性欲主义汇合在一起，使弗洛伊德把人基本看作是性欲化的动物。性冲动不仅是人身上最最强烈的生命欲望，而且还是人获得快乐的根本途径。他早期将性冲动限定在男女两性间的性活动范围，探讨了各式各样的性欲满足方式。后来，他提出了“爱欲”（Eros）作为一个广义的性欲概念。狭义的性欲概念（sexuality）和广义的性欲概念相比较，前者只是局部的和有限的，而后者则是全身心的和多形态的。实际上，“爱欲”这个广义的性欲概念可以直接等同于人天生的本能冲动，也就是说代表着人一心一意追求快乐的原始渴望。这个概念当然符合马尔库塞心目中的人本主义理想，即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快乐自在地生活。

接着弗洛伊德的思路，马尔库塞对“性欲”和“爱欲”进行了哲学意义上的阐释。在他的理解中，性欲只是局限在特定的范围，即一种单一的生殖器官的性行为；爱欲则是整个生命体的活动，表现为多形态的性欲。简单地说，爱欲是性欲的升华，是性欲在量上的增加和在质上的提升。与性欲的活动特征相比较，在欲求的对象上，爱欲不再局限于一般的性对象或异性客体上，而是进入了非生殖性的本能活动领域，也就是说从肉体的快乐转向了精神的快乐，从单纯的性感转向了广泛的美感；在活动的范围上，爱欲摆脱了生殖器官及其行为的至高无上性，将本能快感扩大到整个生命有机体，使性欲的满足从一般的异性结合发展到所有情感的关系领域；最重要的是在欲望的目标上，爱欲要从追求局部快乐转向追求苦役的消除，也就是说爱欲向往的不只是性欲的解放而是整个生命体的解放。总之，“爱欲所具有的文化建设力量是非压抑性的升华，因为它并没有偏离或者阻碍性欲的实现。相反，爱欲在获得了性满足的同时还要更上一步，还要追求更多的目标，追求更加完全的满足。”[18]正是由于爱欲的作用，人类的生存斗争才始终遵循着“满足的逻辑”，并且一刻不停地在为实现生命的自由和快乐而努力。我们说爱欲是人的本质规定，是因为爱欲的冲动始终捍卫着生命的快乐原则，不断地在唤起人类的自由意识。

如果按照“爱欲”来审视人性的需要，我们就会明白，现代工业社会为什么是一个“病态社会”，现代人为什么还没有实现生命的真正自由。“性解放运动”带来的性自由，并没有触及到压抑性文明的根本。换句话说，现代人是带着脚镣和手铐在跳舞。“在技术面纱的后面，在民主政治面纱的后面，显露出这样一个现实：对人的全面奴役，人的尊严因预先规定的自由选择而沦丧。”[19]只要“爱欲”没有得到真正的释放，人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既然人性的实现要取决于“爱欲”的释放，那么我们就有了批判社会的尺度，同时也有了改造社会的方向。“人性的复归”，或者说“人的解放”，不能仅仅看作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层面上的变革，而是要把它引向人的感性层面，也就是以生命自由为目标的“本能解放”。

西方社会出现的各种叛逆文化运动，尤其是青年学生的造反运动，直接触动了马尔库塞的理论神经。一时间，他的兴奋和多产不是没有理由的。他发现，发达工业社会中的革命主体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而是转到了青年学生这边；革命的动因不再是经济上的贫困，而是对于这个异化社会的厌恶；革命的道路也不再是血雨腥风般的暴力斗争，而是一种“大拒绝”的文化革命。于是，探讨如何建立一种“非压抑性文明”的社会形态，就成了马尔库塞的“解放哲学”的理论风向标。

三、生命游戏的乌托邦

人类的文明史既是一部生命本能不断遭受压抑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不停地追求自由和幸福的历史。无论是作为个体而言，还是就人类整体来说，渴求满足和幸福，渴求自由和安宁，始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想。马克思有这样的梦想，弗洛伊德有这样的梦想，身心还没有完全麻木的青年学生也有这样的梦想。依照马尔库塞的梦想，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不只是单纯地扩大和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也不只是把人们的需要从一个较低的水平提高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而是要同现有的社会生活方式决裂，让生活的现实产生质的飞跃，“革命就是要彻底地改变物质的和文化的需要，彻底地改变人的意识和感性，以及人的劳动过程和休闲时间。”[20]这种革命带来的剧烈变革体现在：反对劳动分工，反对无限扩大的商品生产及其必要性，反对那些只认物质财富的人，反对隐藏在技术后面的奴役和幸福生活后面的匮乏，反对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生活方式等异化现实。在这样的变革过程中，现代人将随着他们的物质需要的满足而同时获得他们的人性和自由。“人当然还继续是一个动物，但他已经是这样成为动物和保持自己是动物的：他使他的动物存在成为他的自我，成为他的作为主体的自由的组成部分。”[21]

“解放”的含义就是要改造现代技术所营造出来的世界，彻底改变发达工业社会的异化现状，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性的真正需要，从而给人带来完美的幸福。那么，人所寻求的完美幸福是什么呢？为此，马尔库塞接过了弗洛伊德关于幸福的定义，强调人类的幸福就是幼时愿望的实现，即生命活力的自由表达。为什么再多的财富也不会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这是因为金钱和财富并不是我们幼时的愿望。在幼儿的眼里，没有什么允许和不允许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是是非非的问题，唯有不受拘束的身体游戏所带来的生命快乐。做游戏是我们每个人小时候最喜欢的活动。因为游戏是我们完全发自内心的需要，是我们全身心投入其中的生命活动，是我们的身体得以展现和释放的舞台。因为游戏的世界活脱脱就是一个感官化的世界，其中没有权力和资本的介入，也没有商业和消费的操纵，只有安宁和幸福的感受，只有充满生命力的浪漫梦想。总之，游戏是一个实现生命快乐的天然空间。

谈及生命的“游戏”，不能不提到德国诗人席勒的“游戏冲动”，因为席勒的人本主义理想非常符合马尔库塞心中的远景。他的“解放哲学”直冲着生命的游戏梦想而去，自然要请教他的这位思想前辈。席勒深感现实生活中人性遭受的种种异化：劳动分工使人的生命活动被肢解而变得支离破碎，国家机器的强化使人的生命活动受到压制，宗教信仰以人性的丧失为代价。因此，他要呼吁人性的完整和统一，他要提出用“游戏”来化解“强制”，让人得到全面发展。由于“游戏冲动”消除了一切强制性的规定，使人在肉体和精神方面都能得到自由的宣泄，所以“说到底，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22]”。马尔库塞把这样的“游戏冲动”解释为“超额压抑”的消除，解释为“爱欲”的解放。在一个非压抑性文明的生活状态中，我们将会得到许多快乐的经历：首先，性本能的快乐不再局限在生殖领域，而是扩展到整个身体，扩展到生产劳动和艺术创作。当爱欲的宣泄和满足冲破了生殖活动的限制之后，生命本能可以得到自然的表现，我们的身心就变得快乐化；其次，以往苦役般的劳动变成了生命游戏化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每个人可以做自己喜欢和需要的事情，劳动不再是被迫和强制的。换言之，人的生存不再是生命的苦役而是生命的消遣，人将在表现中而不是在服从中来证明自己。

最后，爱欲的解放不仅仅意味着个体生命的自由，而且还体现在人与人的团结和睦上面，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上面。这样想象出来的生动的人性化世界，使得他自然地站到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傅立叶的社会幸福理想一边，“就像傅立叶以和谐世界的名义同文明世界交战一样，马尔库塞以他所衷心呼唤的新感觉的名义运用其批判理论进行着反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斗争。”[24]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的核心，也在“爱欲”的充分满足上面。他描绘的未来的“和谐世界”充满着佳肴、愉悦、温柔、轻佻、奢侈、美感，与辛劳、沉重、刻板形成鲜明对比。这些享受不正是马尔库塞所极力追捧的吗？

这样一个令人神往的乌托邦，是不是有可能实现呢？马尔库塞在谴责现代工业社会对人实施全面操纵的同时，也指出了消除这种“超额压抑”的现实可能性。他认为，彻底改变现实异化状况，不仅是应该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他的理由在于，发达工业社会不仅提供了愈来愈丰足的物质生活资料，而且还为消除本能压抑准备了相应的技术手段。只要我们认清了现实社会的病症所在，只要我们向着人性的真实需要去努力，一直被压抑的生命的自由冲动是可以得到释放和满足的。“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可能会有所进展，如果社会创造条件使自由、和平和幸福的现有可能性化为现实的话，就是说，如果创造条件把性欲和生命本能从破坏本能的优势中解放出来的话[23]”。那么，如何创造条件来实现这种转化呢？我们可以依靠什么力量来达到这个目标呢？

我们当然不能依靠暴力革命来完成这样的任务，也不能仅仅着眼于生产劳动条件的完善和社会分配制度的改良，而是要推进从心理到伦理的“本能革命”，也就是彻底消除我们的“内心禁欲”。用弗洛姆的话说，就是实施规范人本主义的“道德更新”[25]。按尼采的主张就是“重估一切价值”[26]，为身体辩护，为本能正名。马尔库塞在自己的著作中很少提到尼采，但是他的“解放哲学”与尼采的“生命哲学”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生命、欲望、身体、本能、享乐、满足等语汇，传递着相同的梦想。文明社会对于人性的摧残是从压抑欲望和操纵身体开始的，是从驯服和塑造我们的本能冲动开始的，是从麻痹我们的感受力开始的，因此社会革命的起点在于培养鲜活和崭新的感受力，解开身体上的绳索。

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的扬弃”，首先是一场感性的革命，就是要我们每个人用一种新的方式去听、去看、去想、去说。在马尔库塞看来，“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的先决条件是要改变个人的冲动和需要，使其在社会历史的范围内得到合理的满足。社会存在与个人生活休戚相关，如果不扎根于个人的本能活动中，社会的变革是不可能的。”[27]不同的感受力将会导致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既是一个心理学的真理，也是一个伦理学的真理。由于我们的感受力的迟钝化，我们的生命力不断地减弱，我们丧失了想象力，并且丢弃了好奇心。我们已经习惯于现实生活的安排，习惯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生产节奏。所谓“单向度的人”，指的就是那些被现实原则所统治的人，其感受力严重地退化，因而只相信眼前的一切。这种人的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一部机器，或者变成了社会机器的零部件，他要么积极地要么消极地为现行的制度效力，陷入异化的境地而不能自拔。工人阶级为何不再是社会革命的主体，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感受力已经被磨平，他们已经丧失了造反意识。

感性一直受到排斥和打压，源于感性固有的生命活力。它需要宣泄，它需要爆发，它需要冲破一切束缚。理性的的暴戾就这样建立起来，以防备和剪除感性的张牙舞爪。“文明不是使感性理性化，使理性感性化，从而调和它们各自的冲动，而是使感性屈服于理性，导致感性只能采取破坏性的行动来表明自己的生存权利，最终理性的暴戾迫使感性收敛而变得枯竭荒芜。”[28]针对感性的遭遇，针对感性受压而带来的人性扭曲，马尔库塞将解放感性力和想象力看作是革命的前提和基础。当然，解放感性的关键在于我们自身有没有产生“解放的需要”，我们有没有具备超越现实社会的批判眼光。在现存制度的支配之下，“解放的需要”从何而来呢？我们的批判眼光又该如何形成呢？

艺术审美活动与人的感性有着天然的联系，与生命冲动的游戏有着本质的联系，因而马尔库塞在艺术身上找到了他的革命通途。艺术的乌托邦，同时也是生命的乌托邦，人性的乌托邦，当然也是革命的乌托邦。马尔库塞的“解放哲学”，俨然就是一种“美学救世主义”。在他看来，艺术所具备的政治潜能就在艺术作品的审美形式中。艺术借助它的自主性和幻想性，它既反对现存社会的种种现象，同时又可以超越这些异化的现实。“艺术的自主性包含这样一个绝对命令：'万物皆变’。如果说人和自然的解放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压抑和异化的社会关系就必须彻底改变。”[29]因此，艺术能够帮助我们推翻那些流行的意识和经验。简而言之，艺术就是反抗。艺术对于我们的感觉和意识的破坏作用，直接就是一篇现存社会的控诉状，直接就是解放形象的生动显现。艺术的革命性当然不在它喊出了几句革命的口号，也不在它是专为无产阶级而写，而是在它是不是表现了普遍的奴役状态，是不是突破了被蒙蔽的社会现实。马尔库塞最为推崇的几位先锋派艺术家，如卡夫卡[30]、毕加索[31]、贝克特[32]和勋伯格[33]等，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确定的。这些艺术大师的作品都具有以下特征：颠覆人们习惯的感受方式，控诉现存的社会秩序，展现生命的自由图景。

马尔库塞特别引用了席勒的一句名言：“政治问题必须假道美学问题，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34]那么，是不是说艺术直接就可以充当革命的急先锋，就可以改变现存社会的不合理现象呢？当然不是。艺术要通过唤醒人的心灵来实现它的政治潜能。

艺术不能直接撼动世界，但是它可以唤醒撼动那些能够变革世界的男女们的意识。艺术对于爱欲的执著，对于本能的肯定，对于感性的释放，使它负有一个不可推脱的使命，那就是让人们摆脱异化的现实，重新找回真实生命的感觉。艺术中的美属于性爱领域，因而真正体现了生命的快乐原则。因此它才要反对生产力的拜物教，反对文明的现实原则，讲着让人可以摆脱现实奴役的语言，描绘种种自由幸福的形象。最重要的是，艺术能够使麻木僵硬的世界开口说话，开始唱歌跳舞，与异化现实作斗争。艺术所服从的不是即定现实原则的规律，而是否定即定现实原则的规律。艺术的这种唱反调的力量促使人们放弃那些一本正经的东西，在厌恶和拒斥的心理中生发出反压迫的感性认识。我们看到，正是摇滚乐和迷你裙让青年人站到了反叛现实的立场上面。

在发达工业社会的有效控制下面，社会革命的契机很难形成。作为消费者，现代人被社会所同化了，就连无产阶级也很少发出自己的声音。唯一庆幸的是，青年人的心灵还没有完全麻木。他们为爱欲而斗争的冲动，体现了人性深处的“解放的需要”；他们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感和逃离，体现了社会革命的崭新形态；他们的故意作对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下流语言”和“奇装异服”，无不体现了本能革命的力量。“青春期的造反”，代表着人类的自由渴望，代表着人类的爱欲理想，代表着人类的乌托邦。

我们可以看到，马尔库塞的“解放哲学”正是这样以“爱欲”的释放为核心，以“感性”的改造为基础，以“艺术”的反抗为通途，以生命的享乐和游戏为目标。在他看来，这个革命的乌托邦并非思辩逻辑的产物，而是深深地扎根于人性的需要之中。因为是受“爱欲”的驱使，“异化的扬弃”或者说人性的解放，既是一种最现实和最具体的可能性，同时又是一种最遥远的和最抽象的可能性。“解放”从来就是一个乌托邦的概念。马尔库塞向我们倾诉地当然是一种自由的乌托邦。尽管这个乌托邦可能永远生长在我们的梦想中，但是梦想毕竟可以驱使我们去大胆地想象，去勇敢地尝试。乌托邦是人类的精神必需品，就像哲学形而上学是人类的思想必需品一样。马尔库塞的优点和缺点，都在于他的心中有太多的梦想。

【注释】

[1]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74年，“1966年政治序言”。

[2]夸特罗奇等：《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14页。

[3]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74年，“1966年政治序言”。

[4]马尔库塞：《论解放》，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69年，第67页。

[5]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135页。

[6]马尔库塞：《反革命与造反》，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72年，第23页。

[7]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64年，第3页。

[8]同上，第1页。

[9]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第xvi页。

[10]同上，第9页。

[11]同上，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