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顺章 变节叛党危害中央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特别行动科负责人顾顺章，1931年4月24日在汉口被捕而叛变。本来，顾顺章奉中央之命，为即将赴鄂豫皖苏区的张国焘、陈昌浩去侦察交通路线。他在返回途中盘桓于汉口，同着一个路遇的美艳妇人，以“化广奇”的艺名，在汉口新新游艺场表演魔术敛钱，以供吃喝挥霍。恰好在游艺场溜达的从上海过来的叛徒尤崇新，认出昔日的上级顾顺章，遂引来大批军警特务，在舞台上将顾顺章捕获。特务们在顾顺章的箱子里搜出几份中共的重要文件，还有一封写给蒋介石的信，可见顾顺章的反叛之心时已萌生。 事实上，中央对顾顺章的一些举止言行早有看法。一方面他在工作中热衷于搞盲目乱干的冒险主义，多次想用炸药去炸上海的几家大旅馆，还提出用武力抢劫外国轮船；另一方面，他利用工作的特殊性，生活上放荡不羁，吃喝嫖赌，日渐腐化。而且，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当时在中央特科情报科任科长的陈赓，就曾忧虑地对聂荣臻等人说过：“顾顺章这样下去，总要走到变节投敌的那一天。” 中共中央在这种情形下，正在考虑将顾顺章调离特科，顾顺章也有察觉，心生不满，反叛之心随之萌生。 果然，被捕后的顾顺章不屑理睬审讯的那些特务，大咧咧地挥手而道：叫蔡孟坚来。国民党武汉市警察局长蔡孟坚来后，顾顺章自报家门，拍着胸脯说：“中共在上海的所有机密我都知道，用飞机送我去南京。” 蔡孟坚简直不敢相信，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一位大员，就这么轻易地反叛到国民党一边。顾顺章提出用飞机送去南京，蔡孟坚派人去问，恰好这一天找不到可调用的飞机。于是，决定派军舰送，这样就慢了十几个小时。 蔡孟坚是中统的人，为了不使这一巨功落到军统手里，他只给徐恩曾发报。可是电报落到了共产党员钱壮飞手上。钱壮飞奉命打入中统，逐步取得了徐恩曾的信任，担任机要秘书，他用早已窃到的密码译出电文，顿时大吃一惊。思虑一番后，派女婿从南京赶往上海向中央报讯。周恩来布置有关人员以一分钟也耽误不得的速度，组织机关撤走，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人员一律离开上海或隐入地下状态。 从4月26日起，中统特务头目徐恩曾亲率大批特务、军警，由顾顺章领路在上海实行大搜捕。然而，在周恩来采取的一系列断然措施面前，尽管像疯狗一样的顾顺章连着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休息，一直带着特务四处行动，终是没有抓到一个中共领导人，破获一个中共机关，令徐恩曾等人十分沮丧。事情的结果虽然是这样，但事件的发生足以使周恩来等人惊出一身冷汗：如果不是钱壮飞的话，党中央机关可能被敌人一网打尽了! 在上海一无所获，并没使顾顺章死心罢手，他仍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对付共产党。他一方面继续带着特务在上海、南京破获中共地下组织，亲自带人进行蹲坑、跟踪；另一方面为中统对付共产党献计献策，为其培训特务。 顾顺章投敌后，丧心病狂地作下了两桩最大的罪孽。一是向中统指认了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化名为王作霖的恽代英被关押在国民党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身份尚未暴露，党组织正组织多方营救。在这眼看能够脱离险境的时候，被顾顺章出卖，敌人将恽代英杀害在南京雨花台；二是同年6月，顾顺章带着特务在香港捕获了中共另一名领导人蔡和森，使这位具有杰出才干的党内中坚惨死于敌手。 顾顺章成了由中统牵着的穷凶极恶的狂犬，对中共在白区的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周恩来曾指示中央特科设法除掉他，聂荣臻、陈赓、吴德峰等人几次精心设计，无奈中统对顾顺章护卫森严，行动难度大，未能得手。 严惩顾顺章成了中央的一块心病，除了党内的秘令，中央还决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公开发出对顾顺章的通缉令。 通缉令是1931年12月1日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签发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是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是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这是一份党内史无前例的“格杀勿论”通缉令，足见中央对顾顺章的痛恨。 脚踏两船，另有图谋 顾顺章的叛投，对中统特务头目徐恩曾来说，不啻是天赐贵人。因为徐恩曾本来就以善于利用共产党的叛徒而有名气，这一下居然又网罗了一个共党中央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特科首脑。以顾顺章的特殊身份，加之顾顺章基本上是自愿地死心塌地来投，得到徐恩曾的信任和重视。为显示对顾顺章的厚爱，在顾顺章的妻子已被中共特科秘密制裁的情形下，徐恩曾命人物色到一个颇有姿色的南京姑娘，为之大肆张扬地举办了隆重的婚礼。就连蒋介石也派特使送来了一千银洋的贺礼。 徐恩曾为顾顺章配了八九人的办公班底，秘书、总务、会计、司机、多名保镖一应齐全，让其住入南京细柳巷4号院，那是个宽绰的独立庭院。以上这些做法，在规矩森严的国民党特务内部，其待遇之高是独一无二的。 为回报主子的隆恩，顾顺章竭尽心力地为中统卖命。他自诩熟知中共政治保卫的全部内容，向陈立夫和徐恩曾提出建议：一定要切实地贯彻“自首政策”、“利诱政策”，以变节分子来发现中共在上海的秘密机关；再一个方面是中统的特务要增加各类化装人员，日夜出动，这样才能发现目标。对积极破获中共地下组织，顾顺章完全是身体力行，不辞辛劳地四处活动。 1933年3月前后，顾顺章的“努力”多次获得回报，即带领特务抓捕了罗登贤、廖承志、陈赓等中共要人。潘梓年、丁玲等人的被捕，也与顾顺章大有关连。著名反蒋斗士、时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的杨杏佛，也被顾顺章列入暗杀的名单之内，后来只是军统抢先一步下手得逞。为此，顾顺章还在陈立夫面前抱怨徐恩曾下手太晚。 顾顺章意识到了提高特务能力素质的重要性。他目观中统的特工人员来自三教九流，普遍素质低下，于是向徐恩曾提出开办特工训练班，自告奋勇担任教官。顾顺章于1926年由中共选派与陈赓等人赴苏联专门学习政治保卫，受过系统而严格的特工训练。在接连开办的几期特工训练班中，顾顺章每天授课三四节，讲授如何盯梢跟踪，实行捕获、绑架、暗杀等特务手段。因为顾顺章在中央特科“红队”(又名打狗队)时，确实很多次成功地制裁叛徒，有这方面的经历，他结合这些实例讲课，自然理论和实践互相融合。顾顺章在特工训练班的授课内容，被整理成训练教材，几乎成了中统、军统内部的必读书。 顾顺章叛党为敌之初，中统尚未正式成立，徐恩曾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科长之名分，领导这个以对付共产党为主的特务机构。在另一方面，戴笠领导的复兴社特务处，也是草创不久，缺乏专门而能干的特务人才，像顾顺章这样干得卖力的“特工专家”，落在中统一边，自然引起了戴笠的看重，少不了从暗地里进行拉拢。 顾顺章眼见徐恩曾将自己视如股肱，器重有加，而那个在蒋介石面前走红的戴笠又私下里频频示好，真是好不得意，那种潜藏得很深的政治野心陡然膨胀起来。本来，徐恩曾给他配的办公班底有八九人，俨然成为一个独立于中统一个处室之外的私人班底，顾顺章的如意算盘是：在这个小局面的基础上，既要稳稳地占住中统这边的位置，又要在暗中与军统搭上一手，讨得好处，更要将两方面的矛盾为己所用，争取日后发展势力，独立门庭。 顾顺章自以为精明，却不知道犯了徐恩曾的大忌，使得徐恩曾怒火中烧。在中统与军统尔虞我诈的倾轧中，徐恩曾最痛恨的就是手下人与中统、军统勾结，充当内奸反挖自己的墙角。在部下不断反映顾顺章游走于中统、军统之间，脚踏两只船的各种行径后，徐恩曾对顾顺章产生了厌恶，感到此人不可信任，开始从各方面予以限制。 顾顺章明显感到了徐恩曾的冷落，心中愤愤不平，干脆加紧了与军统的勾结，非常尽力地帮助军统在上海、北平等地，侦破了好几桩与共产党相关的案子，更是得到了戴笠的青睐。犹如水中按葫芦，一边落一边起，徐恩曾以至于陈立夫对顾顺章更加不满意了。大凡自动投敌的变节分子，都是野心勃发、贪得无厌的势利之徒。顾顺章完全是这类角色。他在中统失宠之后，受到戴笠等人的挑拨和诱惑，萌生了自立山头，另辟蹊径的念头。这个念头的内核就是组建“新共产党”，作为对抗、瓦解中共的政治组织，在此旗帜下招兵买马，发展势力。 顾顺章懂得政治纲领的确立，对于创建一个新党的重要性。他明白凭自己的能耐担当不起，冥思苦想之下，找到一个当年的同窗好友蒋云。这个籍贯为常州的蒋云，既非中共的叛徒，也不是国民党机关人员，只是一个有一定政治头脑，容易想入非非的知识分子。他被顾顺章邀到南京，携妻子住进细柳巷独立大院，与顾顺章密谈，一谈就是大半天，所谈内容连顾顺章的亲信也全然不知，只有一个心腹保镖林金生，知道顾顺章与这个蒋云在密谋建立“新共产党”的事。 蒋云在南京住了10余天，发挥他的聪明才干，搞出了一整套文字材料，即“新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党章章程、组织措施等，而且制订了一个“五年建党计划”。顾顺章虽对政治是外行，毕竟在党内多年，又任过政治局候补委员，结合自身体会提出不少修改意见。 蒋云在交出了顾顺章颇觉满意的“新共产党”一套材料后，没过几天，顾顺章晚上单独宴请蒋云夫妇，在一起喝了不少酒。就在这晚下半夜，喝下了毒酒的蒋云夫妇双双毙命。顾顺章叫上林金生，两人动手将两具尸体装入麻袋，自己开车运到南京的边营郊外，掩埋在荒土里。顾顺章这种事成之后就杀人灭口的歹毒之举，令忠心跟随的林金生也不禁胆寒心惊，感受到一种兔死狐悲的恐惧。 秘密处决下场可悲 自知羽毛未丰的顾顺章，还不敢摆脱中统独自打出“新共产党”的旗号，于是向徐恩曾作了专门报告，又呈上蒋云起草的一套材料。徐恩曾岂不明了顾顺章打的是什么算盘，心头窝着一股阴火，便毫不客气地训斥说：建立一个新党，谈何容易，得多少政治上的行家里手才操作得下?你……那是根本勿来事的! 顾顺章听话听音，知道对方瞧不起自己，不同意那样做。然而，他还是在中统的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徐恩曾的这一顿连讥笑带讽刺的训斥，使得顾顺章心生恼恨，决计找机会剔除这块自己前程路上的绊脚石。 1933年12月的一天，顾顺章将林金生召到密室，直截了当地说：“我打算成立一个特务队，由你担任队长。”接着，恶狠狠地布置：“你们特务队建立起后，其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把徐恩曾给我干掉!你的枪法很好，到时候由你亲自动手。” 看见林金生一副愕然惊讶的模样，顾顺章盯着他问：“你不敢吗?”林金生深知顾顺章的凶狠毒辣，不敢说不，也不敢流露出畏难情状，赶紧回应：“行，我听你的。” 林金生从密室出来，在房里重新陷入极度的震惊和惶悚之中。他没有想到，顾顺章狂妄凶残到了这般田地，竟然想杀徐恩曾!徐恩曾是这么好杀的吗?你才十几个人，欲与势力如此强大的中统老板作对，这不是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边捋须吗?林金生越想越怕，连日来弄得心神难定，茶饭不香。 又过数天，一件意外之事，让林金生愈加恐惧，下决心从顾顺章身边逃走。这天，顾顺章派林金生将一封密信送往某一地方，由于天气太冷，林金生穿着大衣外出，将信放在大衣口袋里。不料，快到交信的地方，一搜口袋没了信件，抓挠着头皮想了很久，疑是在半路丢失了。无奈之下，林金生回到细柳巷硬着头皮向顾顺章复命。 顾顺章阴沉着脸，眼里闪射出狐疑的冷峻光芒，在林金生身上扫视了几遍。然而，他没有像以前那样厉声斥骂，只是松开咬得铁紧的牙骨床，冷淡地挥手说：“你去吧。” 退出来的林金生，心头充塞着一种不寒而栗的沉重感，他从顾顺章的神情中看到了非常危险的兆头，明了顾顺章已经对自己起了疑心，迟早要对自己下手的。林金生脑子里翻江倒海地思虑了许久，最后横下了这样的决心：与其无端地死于顾手，不如抢先一步，死里逃生。他不动声色平静如故，翌日借上街办事的机会，直接来到中统局，面见徐恩曾告发了顾顺章。 徐恩曾相信林金生的告发是真实的，不禁大为震骇。他没想到顾顺章是这么凶残歹毒，竟想杀害自己，这还了得!徐恩曾表面上镇定得很，要林金生回去后不动声色，发现顾顺章的异常动向即来报告。而林金生哪敢再回细柳巷院子?连连哀求说让他离开南京，离得越远越好。徐恩曾对林金生心生怜悯，稍作思索，便说：“陕西省的党部工作站最近向我要人，你先去那儿干一段时间吧，我这就给你安排。” 徐恩曾也考虑到了顾顺章发现林金生逃出后会立即追杀的因素，很快地安排林金生乘火车离开南京。果然，当天下午，顾顺章发觉林金生已逃离自己，遂派出多名特务在火车站、汽车站及渡口寻找，指示若发现林金生就地击毙。接连两天，这些特务昼夜守候，最后无功而返。 顾顺章纵是狡诈多疑，但决然没有想到林金生已在徐恩曾面前告发了自己，因此并无一点防范心理。徐恩曾这一边，也是表面上一切如常，而实际上已在做着诛除顾顺章的种种准备。 徐恩曾知道首先须稳住顾顺章，防止这亡命之徒狗急跳墙，做出极端之举。另一方面，徐恩曾清楚，诛除顾顺章这么一个高位的共产党叛徒，不能由自己随便说了算，不但要征得陈立夫的同意，而且还得由蒋介石首肯才行，这些事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做。基于这种情形，徐恩曾来了个内紧外松，派人将顾顺章监视起来，但不可露出任何的迹象。而顾顺章自从林金生逃走，思想上也有不少疑虑，保持了一种警觉，故而各方面行动上有所收敛，对刺杀徐恩曾不敢轻举妄动。 几个月过去，徐恩曾为顾顺章准备好了死亡的索套。1934年5月，中统局召开高层会议，徐恩曾事先做了谋划和授意，会议开至中途，有人突然向顾顺章发难，指责其“屡违纪律，不从命令，企图另树一帜”。顾顺章并无心理准备，不肯示弱，与发难人激烈争吵。那人勃然大怒，掏出手枪对准顾顺章，顾顺章也拔枪回对。徐恩曾假意叱责，下令收缴双方手枪。会议快要结束时，徐恩曾宣布对顾顺章的几件事进行调查，暂时禁闭反省。 徐恩曾的“暂时”一暂就是两个多月，把顾顺章从临时拘押转到正式监禁，关押于南京监狱特别囚室，不久又转押由中统控制的苏州军人反省院。徐恩曾指使人搜集证据材料，先在陈立夫面前通关，再上报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对顾顺章几年来并无特别建树感到失望，觉得已失去利用价值，从材料上看到顾顺章叛心未灭，歹毒到阴谋刺杀徐恩曾，于是心生恶感，同意除掉这个深怀政治野心的家伙。 1935年6月，徐恩曾指派中统特务吕瑞京等对顾顺章施行秘密处决。因顾顺章以前名气不小，传说他不仅精通化装术，而且会催眠术，甚至有土遁的法术。为此，他们先是给上了手铐脚镣的顾顺章穿上“琵琶衫”，即用铁丝穿过双肩的锁骨，又浇以狗血，以镇其邪术。然后再把顾顺章从牢狱中牵出，押到苏州监狱外枪击行刑。 从来叛徒下场悲。顾顺章这个中共历史上危害极大的叛贼，终于在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下，走到了悲惨的耻辱尽头。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