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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年代中陈独秀长子陈延年是个什么样的人?“六不”干部如何得名?

 四海为家* 2023-03-01 发布于广东

文|震江

1927年7月4日晚,国民党反动军警将一个年轻的革命者押赴刑场。面对敌人的屠刀,这位革命者昂首挺胸,镇定自若。敌人喝令他跪下,他巍然屹立,毫不理会。几个行刑的刽子手强行把他按下去。但刽子手们刚一松手,他就一跃而起,再次昂然挺立。刽子手恼羞成怒,再次将他强按在地,以乱刀残忍地将他杀害。这位壮烈牺牲的革命者就是共产党员、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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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陈延年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的南水关旧居。在他6岁时,母亲高晓岚就将他送到私塾里读书。他和弟弟陈乔年自小在一起,感情深厚。延年自幼身体壮实,皮肤粗糙黝黑,平时沉默寡言,看上去不像个读书人,家中人因此戏称他为 “黑面武生”。实际上陈延年读起书来废寝忘食,不但用功而且头脑聪明,记忆力极强。1915年,兄弟俩被陈独秀接到上海读书,两年后又一同考入震旦大学攻读法科。

1919年12月,陈延年、陈乔年和一批热血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期间,陈延年阅读了 《共产党宣言》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同时,他与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在法国领导和参加的几次实际斗争,使他对社会革命有了切身感受并逐渐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陈氏兄弟曾在巴黎街头开办一家小书店,出售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书刊,其中有陈独秀主办了 《新青年》杂志等。书店吸引着大批进步的工读学生和华工,也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者的聚会之所。周恩来等人与陈延年、陈乔年一起商讨开展共产主义革命活动的事宜以及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筹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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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6月22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西郊召开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有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陈延年被选为旅欧少共中央执行委员之一,担任宣传部长,并负责编辑旅欧少共机关刊物 《少年》月刊。在陈乔年、萧子暲(萧三)等人的共同帮助下,《少年》杂志办得有声有色,被称为 “巴黎的 《新青年》”。旅欧少共也成为旅欧华人中最有影响力的组织。

1923年春,中共中央决定派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王若飞等12人赴苏联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经验。据陈延年在苏联的同学回忆,他平时说话不多,沉默寡言,但每当同学们一起讨论理论问题时,他却一瞬间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充满了激情。他常常为了弄清楚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而同别人展开持久且激烈的辩论。同学们问他为何在理论争辩时与平常判若两人,他说:“列宁在争论原则问题时如同猛狮,我们应该向列宁学习,在原则问题上来不得半点马虎。”于是,同学们都敬佩地称其为 “小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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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下半年,陈延年等人奉命回国,很快被派往当时的革命中心广东。从1924年秋到1927年春,陈延年一直领导广东、广西、福建西南部和香港地区的革命斗争,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为党、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被誉为是 “赋有特殊组织才能之人物”。

陈延年从就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开始,即着手整顿领导机构,增强领导核心,组织了区委主席团 (即常委会)秘书处、组织部和宣传部等机构以处理区委各有关事务。另外,还设立了工人、农民、妇女、青年运动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其中军委和农委当时中共中央还未设置,这在我党组织史上是一个创举。陈延年和周恩来密切配合,先后调派恽代英、聂荣臻、萧楚女等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工作。黄埔军校第一期600多名学员中,不少是由广东区委选送而来。

1924年11月,周恩来和陈延年在征得孙中山同意后,组建了海陆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另外,在铁甲车队的基础上,从黄埔军校毕业生中再抽调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作为骨干,建立了著名的叶挺独立团。

身为广东区委的 “班长”,陈延年深知人才的重要性。他把培养革命干部列入议事日程,到农讲所为学员作国内外形势报告,亲自过问每届学习班的招生、课程、教员,以至学员结业分配等情况。1926年初,陈延年从第五届农讲所毕业学员中挑选3名学员到广东区委组织部工作,其中之一就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

陈延年重视党的组织建设,也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他通过多种形式用马列主义理论对党团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从而大大提高了党团员的政治素质。广东区委所属党员人数由1922年6月的32人发展到1927年3月的9000多人,是当时全国党员人数最多、组织机构最健全,具有高度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地方党组织之一。陈延年被誉为广东党组织 “开疆辟土的拖拉机”。

广州的党内同志在接触陈延年以前,都以为这个喝过洋墨水的总书记儿子一定是西装革履、架子很大的人,后来才发现,皮肤粗黑的陈延年生活中竟如此朴素,坚持只领取党组织发的最低生活费,“服装只冬装一套,夏装两套,穿着黑皮鞋,经常不穿袜子”。陈延年从海外留学回国初期,卧室极为简朴,只有一套床板、一张席子、一条很粗糙的毛毯和一床被子。床头经常摆着一个黄色皮包,那也就是他的枕头。即使是担任党内重要职务之时,他仍坚持除基本生活需求之外一切工资交予党。他积极支持工人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多次为此捐赠经费,自己仍旧坚持箪食瓢饮的习惯。而担任党内重要职务期间,陈延年仍旧处于居无定所的状态。在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之后,他却又因同事结婚无房而主动让出,自己和另一位同志挤进了一间只有几平方米的小阁楼居住。

“铺张浪费是最大的犯罪”,这是1924年12月25日陈延年在广东区委的第一次见面会上说的。由于陈延年严于律己,处处以身作则,被称为党内有名的 “六不”干部,即不照相、不看戏、不闲游、不上饭馆、不讲穿着、不做私交。现在我们只能找到陈延年的两张照片,一张单人照,是从他的护照中保存下来的唯一一张正面照片;第二张是苏联当年派人拍摄省港大罢工纪录片,为陈延年、杨匏安、刘尔崧和冯菊坡等四位领导人拍照时留下的。

陈延年身上没有半点儿旧知识分子的架子,他时常深入底层,和黄包车夫交朋友,与工友们一起闲话家常,学讲广州话。陈延年身体结实,拉起车来强劲有力,活脱脱像个老练的黄包车夫。他时常代替年老体衰的车夫出车,赚到的钱原封不动交给他们。在工人眼中,他既是主心骨,又是朋友,没有一点高级领导人的架子,工人都亲切地称呼他为 “老陈”。在他的领导下,人力车工会很快组织起来,发展了党员,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中,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妥协退让政策。陈延年对此坚决反对,他以中共广东区委的名义报告党中央,要求中央坚决抛弃对国民党右派的妥协退让政策,并表示虽然自己和陈独秀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员,我坚决反对妥协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1927年4月,陈延年赴武汉参加党的五大时,中央任命他接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他当即转赴上海,途中上海发生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政变后,全国形势风云突变,在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陈延年等不顾危险,部署工作,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积极开展斗争。6月26日,陈延年遭国民党军警逮捕。敌人对其用尽酷刑,将他折磨得体无完肤,逼迫他供出上海党的组织。但陈延年以钢铁般的意志,严守党的机密,宁死不屈。敌人无计可施,遂残忍地将其杀害。1928年11月,中共广东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发出 “纪念死难诸先烈”的特别通告指出,陈延年等烈士 “为了中国无产阶级与贫苦工农的解放流血,我们要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以完成他们未了的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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