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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笔之处可是此心安处？
——读《洋桥破浪》随笔 作者：李广生 家的情结一直横亘在中国人的心底，虽然孕育它的农耕文化已渐行渐远。“少小离家老大回”，即便“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那种欣然和慰藉依然荡漾于字里行间。“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韩老夫子又如何？“朝奏”而“夕贬”早在其意料之中，所以安排好“好收吾骨瘴江边”的后事。但离别之际、回望之时，不也是发出了“家何在”的悲叹吗？不得不承认，苏轼更为达观一些。这个诗文书画均有高深造诣的天才却命途多舛，其贬谪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深入荒蛮之地。他借一位痴情且坚毅的女子之口说出了对家的定义：此心安处是吾乡。
许福元先生在其新作《洋桥破浪》的自序中以“落笔之处是家乡”为题写到：我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洋桥破浪》的诞生地，就是我可爱的家乡——顺义。心有所感，便有了上面这些话。“此心安处是吾乡”和“落笔之处是家乡”，时隔千年，地跨千里，家的情结让我把他们联系到一起。但我以为，苏轼之“吾乡”和许先生之“家乡”恐怕都不仅是一域或一隅，是更广阔和更深邃的精神家园吧。
许福元，笔名星白，别号临河居士，1946年生，北京市顺义临河村人，北京作协会员，中国作协会员。与许先生仅有两面之缘，对其了解也仅此而已。于读书而言，这并非坏事。倘若与作者过于熟悉，难免不带有成见甚或偏见，就像读周树人必要愤慨、读周作人必要悠闲一样，读的意趣自然少了很多。若是不能像孩子探秘寻宝一样读书，读书可能变成一件苦役，或是装装门面罢了。
读《洋桥破浪》便是探秘寻宝的过程。
我在顺义工作生活已有十年之久，因生性孤僻且怯于交际，即时人所谓之“社恐”，对顺义的了解并不太多。于人情和人脉方面，毫无建树可言，但对于顺义的风土颇为好奇，在历史和文化上花过一些时间和精力。顺义新老八景、村庄地名、古建遗迹等，就连烙饼卷带鱼、李遂熏肉等民间吃食，都曾被我记述。风土人情本为一个整体，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却被我一分为二，难免有失偏颇。读许福元先生的《洋桥破浪》算是为我补上一课。
许先生笔下的洋桥在顺义苏庄，如今“残桥仍在，流水依然”。曾路过几次，但并未驻足，说实话，怎么也看不出它当年竟然是“中国北方一个大型水利枢纽”。洋桥之名，得于桥为洋人设计、钱从洋行贷款、材料洋人进口、由洋人组织施工——不折不扣的洋桥。1917年动议，1925年落成，历时八年之久，中间几多周折。用许先生的话说，“从民国总统到总理，从县知事到村正村副，从乡绅到贫民，从军阀到土匪，从清朝遗老到江湖术士，从外国洋行到出家僧人，无不卷入到苏庄闸桥的盛衰荣辱之中”。建成后开闸放水之盛况在这本书中有详细记述。 看得出许先生在这里下了大功夫：既有大场面，又有小人物，既有官场风云，又有民间风俗，既有功成的喜悦，又有对未来的隐忧，纵横捭阖，笔力雄健，且不失细腻，堪称大手笔。但是，仅仅过了14年，在1939年一场罕见的大水中，被认为固若金汤的洋桥，如“土鸡瓦狗，轰然倒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座桥，哪怕是洋桥，似乎也落入“历史周期律”。既然如此，这座短命的桥所折射的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又当做如何观？写到这里，忽然想起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读懂其中的意蕴恐怕非要穿越历史的迷雾不可。但谁又能保证，穿越这一团迷雾后不会陷入下一团迷雾呢？史家治史、后人读史不正是在一团团迷雾中穿行吗？如是观之，李白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更容易引起共鸣。
毫无疑问，本书是一部建桥史。1917年，民国六年，河北境内天雨连绵，山洪暴涨，京畿一带，顷成泽国，受灾县达一百零三个、村庄一万九千余、田亩二十五万余顷、灾民六百余万之众。史称“民六大水”。怀柔、密云等地，山洪下泻，奔涌而至，潮白河水暴涨，冲毁李遂镇护河东坝，使原流入北运河的潮白之水，窜入箭杆河，交汇于苏庄，洪流直抵宝坻县，辗转入海。史称潮白河“夺箭入海”。 正因为有如此一系列之灾变，才有民国政府请熊希龄出山，建洋桥、开新河等一系列壮举。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再看顺义境内的潮白河和箭杆河，河床裸露，涓流如溪，怎么也不会想到它们当初竟然如此凶猛残暴。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建桥史。始建于隋，由李春设计的赵州桥，历经一千五百年风吹雨打，至今横跨于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城南洨河之上。建一座桥，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这不仅是一座桥，确切的讲它是一项水利工程，目的在于根治水患，保京津冀免受旱涝之苦，清海河之淤，成通航之利。这样一项水利工程靠几个能工巧匠根本无法完成，这才有民国元老熊希龄临危受命、重出江湖，筹巨资、赈灾民、请洋人、建洋桥的故事。
熊希龄何许人也？1870年7月23日（清同治九年庚午六月二十五日），他出生于湖南湘西凤凰县一个三代从军的军人家庭。禀赋出众、好学深思且勤奋过人，少年时代便闻名遐迩，被誉为“湖南神童”。1896年，熊希龄上书当时的洋务派首领、两湖总督张之洞，强烈要求变法维新，随后投笔从戎，被张之洞委为两湖营务处总办。1897年，他与谭嗣同等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任总理；又参与创设南学会，创《湘报》，以推动变法维新。1911年，辛亥革命起，他拥护共和并加入中华民国联合会。1912年4月，他任唐绍仪内阁财政部长，1913年9月，他组织“第一流人才内阁”并任总理兼财政总长。1914年2月，他宦途受挫，转向慈善和教育事业。1917年8月，特派他他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1918年，他在北京香山静宜园成立香山慈幼院。1925年，他任长沙六中校董会董事长。1928年，他任国民政府全国赈济委员会委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动员家人和香山慈幼院师生投身救国抗日活动。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起，他在上海与红十字会的同仁合力设立伤兵医院和难民收容所，收容伤兵，救济难民。京沪沦陷后，他赴香港为难民、伤兵募捐。1937年12月25日，因脑溢血他在香港逝世，享年68岁。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仪式（以上资料来自百度百科）。从湖南神童到国务总理，从维新变法到抗日救亡，熊希龄无疑是近代中国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
把这样一个大人物嵌入一部建桥史中，许先生在创作这部小说时想必颇费踌躇。在熊希龄毕生功业之中，苏庄的水利工程算不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此工程从筹建到完工他厥功至伟。如何处理人与桥的关系，如何免于桥的故事淹没于人的威名之下，如何从浩繁的史料中梳理出一条心路历程，如何让小人物的形象在大人物的光环之下依然鲜活，这些难题摆在许先生面前——写桥容易写人难，写大人物容易写小人物难，写风起云涌容易写悲欢离合难。读罢此书，掩卷长思，感慨良多。老先生以桥为主线，采用最朴实的叙述方式，通篇都是白描手法，如数家珍、如叙家常一样，把各条线索逐一铺开，虽然支支蔓蔓纵横交错，但有条不紊疏密有致。在我看来，这恰是好文章的最高境界，是文字本身在说话，和读者交谈。与此同时，各色人物纷纷登场，官吏、百姓、土匪、商人、河工、石匠、骗子、挑夫、地主、军阀、洋专家、小职员、老和尚、穷寡妇，等等，如一副市井长卷缓缓展开。驾驭如此众多人物，且能栩栩如生，其底蕴之厚、笔力之健，令人激赏。由此可见，这不仅仅是一部建桥史。
本书的史料价值尤其值得关注。作者查阅了大量档案，引用众多原始资料，包括测绘数据、招标合同、往来公文、乡绅上书等等，勘误校对、相互印证，为这段历史的研究汇集了翔实的资料。虽是一部历史小说，但也可当工具书使用。于传承地域之历史文化而言，善莫大焉。可以肯定的说，创作这部书，许先生是认真的。年近八旬，笔耕数载，苦心孤诣，披沙拣金，又有如此之笔力和精神，这本书值得一读。
拿到这本书时正值开学。疫情过后，百废待兴，从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书便读的断断续续。四百多页，五十万字，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几天，最多一周，总可以读完。这次居然拖了四周。好处也有，咀嚼和品味的机会多了，而不是囫囵吞枣。看完最后一页，忽然意识到，这样的书，就应该这样读——如老友对酌一般，浅斟低饮，娓娓道来。
整部作品分四十九章，“以史料为经，务求确凿；以逸闻为纬，不尚虚诬；以时间为纲，以事件为目；以人叙事，以事彰人”。每章的最后，都有作者点评，暗合太史公笔法，有画龙点睛之功效，细细品味，妙意横绝。是为本书一大特色。这部长篇历史小说凝聚着许先生对家乡的深厚情愫，也让我们看到他对精神家园的执着求索，正如其在自序结尾所写：完成《洋桥破浪》，打捞出来的虽是一百多年前的故事与时刻，遥远又陌生，但我的心灵与情感依然如此——落笔之处是故乡。 有缘再见许先生定会当面讨教：落笔之处可是此心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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