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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按语：国营721矿是个富有光荣历史的核工业矿山，鼎盛时，职工人数达到九千多，为祖国的核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由于时代的发展，二十年前，721矿政策性破产重组，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工人、家属均得到妥善安置，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为了让721矿的后人时刻牢记过去的艰苦岁月，为了让不知情的群众了解721人的无私奉献，自即日起，《游子报》微信公众号开辟“光荣的七二一矿人”专栏，展示老一辈721人的精神风采，告知新一代721人的创业足迹。 我1958年9月毕业于哈尔滨土木建筑工程学校，后分配到核工业部十二局。核工业是个保密单位，选人要出身贫下中农，普查三代，无海外关系，在校的班、团干部的优秀人才。我校只选了2人，所以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当时就下定决心要听党的话，为核工业贡献一辈子。 在北京呆了一周，被告之分到新疆铀矿去，一共有七八个人。当时根本就不会考虑新疆有多远，有多苦。就上了火车走了几天，又坐汽车，用了七八天才到达目的地——达拉地（音，维语意思是老鼠窝）矿点。那里什么都没有，在戈壁滩上见不到村庄，也见不到地方老百姓，有时会有几位苏联专家过来看看，据说这里要建一个中苏合营的铀矿基地。当时，我们就自己动手支起了帐篷。睡觉时确实有小老鼠在边上窜来窜去。当年我只有20岁。 1958年底，我们也参加了全民大炼钢铁活动，当时我们在一起的同志有谢征勋、赵凤阳、聂文富、王淑贞、王桂琴、沈思危等。我们用泥巴就地建起了小毛炉（非常简单的一个坑），用煤和铁矿石放到里面烧，直到下面流出铁水就大功告成。每天出铁的重量还要称重上报。后来，为了提高产量，我们就把旧铁锹、锄头及锅铲都放里炼，这样的全民大炼钢恐怕全世界都不会有。 1960年初，由于苏联专家撤走，加之我国当时资金有限，铀矿战线不宜拉得太长，所以，新疆矿区还没动一锹一铲就决定下马了。我和赵凤阳等人从新疆调到了江西乐安721矿。从戈壁滩又到了山沟里，听说721矿是全国最大的铀矿基地，所以不管是到沙漠和山沟，只要国家需要，我就会义无反顾。 在新疆我的工资是每月29.5元，因为家庭弟兄多，生活困难，我又是老大，所以才放弃了上大学，上中专可以早点毕业出来赚钱养家。所以拿工资后，每月都给家里寄10元钱。这在农村还是很起作用的。1962年，我和王玉琴结婚到黑龙江老家时，我父亲就跟我讲，县邮局对我父亲说，你儿子月月寄钱回家，看来我们县就你家这么个大孝子了。 1960年7月，我们到了江西乐安县公溪镇721矿总部莲塘。下车一看，已经有楼房了，真是高兴。我被分到了工会二楼单身宿舍里，条件比新疆好多了。开始是在基建处搞施工管理工作。1963年矿成立了安装队，负责全矿的水电设备安装工作。书记是高学亮，队长是王清福。我和王祖康（同济大学毕业）负责供排水。供电技术员是陈胤生，设备安装技术员是严文炳。全队100多人，我们除了负责施工技术管理外，还与工人一起挖土方，抬管子，搞安装。 当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没有肉吃，粮票也不够，真的是摘树叶，挖野菜。由于营养不良，许多人都患了浮肿病。腿上一按一个坑。但大家仍然照常工作。为了活跃职工的文艺生活，我和张睦、董宝春等人还排演了“千万不要忘记”话剧，演出多场。同时工会李世经同志组建了一个小乐队，张睦吹萨克斯，朱印明吹黑管，我吹小号或打扬琴，陈达犹打架子鼓，赵凤阳敲木鱼，每周六晚上举行一次交谊舞会，苦中作乐，大家都很开心。 由于我喜欢文艺、体育，在基层还担任团支部书记，所以1965年经矿党委研究决定，提拔我为矿团委书记。据说当时是矿党委书记韩礼和提名，说尚春这人有眼就能吹，有弦就能拉，很适合做青年人的工作。当时我只有26岁，在矿中层干部中算最年轻的，自此我就彻底改行了。 当时团委共有8人，有人幽默地按姓氏把团委的人说成是“一个和尚揭开盖，里面一只王八，一头猪，三只羊，还有一只小老鼠”。即尚春、揭东初、王奎春、朱江、杨斌、杨博山、杨淑清、孙曙共8人。在团委工作期间，组织了青年理论教育学习班，轮训团干部，还在全矿组织了青年园地黑板报评比和知识竞赛，体育比赛等。同时还组织了一个业余文艺小分队到生产一线现场采编演出，鼓励工人们在大会战中鼓足干劲。我们还帮工人们推矿车，很受欢迎。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由于我和王玉琴都看不惯有些人平时不怎么干活，而此时却大喊大叫要打倒矿领导，自称造反派。抢班夺权时，我就自然成了保守派（俗称老保）。1967年8月，当听说抚州造反派要杀到矿里来时，我和公茂有、赵凤阳、王均定等人拖儿带女逃到了乐安县郊区一个小村庄，在村办公室用稻草打地铺住了下来。此时，外面的消息一点也没有。一个月后，派人下山去打探情况，才知道721矿已平安无事了。我们9月份就回矿了。一回矿，我就被造反派关起来，以我是“当权派”（因我是团委书记）的名义继续批斗，不让回家。 1968年初，我被调到矿宣传科当科长，在此期间，多次参加省、地、局组织的理论学习班，较系统地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等。并任学习辅导员，编写过学习辅导材料。在基层干部轮训班上多次讲课。当时，宣传科负责有线广播每天早晨半个小时的矿内新闻播放。基层通讯员供稿出现稿荒时，就要自己抽时间采编。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两位广播员都是下放知青，一位是雷武江（女），一位是谢苏平。“四人帮”被打倒后，恢复了高考制度，我们科雷武江考上了江西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市二轻局，由于工作认真负责，能力强，进步很快，没多久就当上了南昌市副市长，历任南昌市委秘书长、统战部长，南昌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至今我们还有联系。前年，到她家拜年时，她当着我和我爱人、儿子的面说“我们最佩服你的就是白天还在挨批判，晚上还加班给矿领导写讲话稿”。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宣传科负责理论教育的一个同志不知说了什么话，被人检举是反革命，政治部领导找我谈话，我说不知道，他不会是反革命，最多是说错了话。所以政治部领导就说我是捂盖子，找人批判我立场不坚定，“三大讲”总是通不过，所以一直不“解放我”（后来证明他无罪）。但我想，既然还没撤我的职，我就要把本职工作干好。当时毛主席最新指示经常发表，每发表一次矿领导就要开一次庆祝大会，讲话稿也是我来写，白天没时间，只有晚上写。事情就是这样的。 1979年，我调到矿办工作，除了抓全面的工作外，大部分时间是搞文秘工作，如起草矿年度工作总结和工作安排，职代会报告、工作汇报材料，上报典型材料等计二十余万字。还有外事、信访、小车管理、工农关系等杂七杂八的事也很多。我都与办公室工作人员一道把这些事办好。心想就是干一行爱一行，干好一行。 1982年初，我被借到北京参加矿冶局大事记的编写工作。1985年在矿领导安排下，我负责主编《国营七二一矿志》和《国营七二一矿大事记》共10万多字，按时完成了任务，得到了领导和上级的好评。 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工作水平，1985年我还参加了北京经济函授大学的学习，并取得了毕业证书。 1986年底，我被调到江西矿冶局办公室工作，当时已47岁。我的青春足迹已深深的留在了721矿。虽然我已退休多年，但只要我们不忘初心，把红色基因世代传承下去，核工业一定会越来越好，中国梦也一定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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