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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时候，文官和皇帝经常性地吵，而且皇帝的气焰还真的在某些时候被文官们集体打压了下去，似乎真的有可能出现所谓的“文官治国”，皇帝真正意义上“垂拱而治”当个摆设的可能性，然而，事实如何？明朝真的可能出现文官当政的类似“君主立宪”的政体吗？ 答案当然是不可能，绝不可能。 明朝的文官系统掌权除了下面具体政策执行者外，主要就是内阁。所以就用内阁来分析一下。 内阁制不是宰相制很多人对于明朝的文官制度看得太高了，实际上，明朝文官的权力相比较以前的历朝历代是退化了的。 明太祖有感于宰相的权势太大，直接废掉了中书省和宰相，还把这种制度定为了绝对不可更改的祖制。 虽然权力是集中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巨量政务也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最终的结果就是形成了内阁制。 对于内阁制，明朝也是做出了种种限制。 首先，内阁的大学士们品阶都相当低。 正五品的品阶在某些时候也使得他们的权力受到限制，并且在进行某些政务处理时显得有些名不正言不顺。
内阁的创立与发展 其次，理论上来说，这些内阁的大学士们在任何政务上都没有最终的决定权。 大学士们只是个顾问的身份，仅仅能够“票拟批答”，随时准备应付皇帝的咨询。当然，某些时候，他们也能够通过对皇帝施加影响来达到目的，但是主动权在皇帝手里。 第三，内阁的集体负责制使得权力进一步分散。 内阁中虽然有首辅、次辅的区别，有些时候，首辅的权力甚至类似于以前的宰相，但是绝大部分时间，大学士们是共享权力的。 明代宦官集团的出现是为了限制内阁实际上，内阁这种集体负责制是足以处理好政务的，但是这就不符合明朝皇帝喜欢把权力抓在手中的性格。 所以一整套区别于外朝廷的“内朝廷”出现了。明代的宦官机构号称“二十四衙门”，基本上就是一个小朝廷的雏形。 而且为了让宦官们真正能够抗衡内阁，还给了司礼监“批红”的权力。《明史·职官志》中记载：“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
什么叫拟票，也就是内阁的大学士们以皇帝的名义批阅奏章，并且商量出一个批答，“用小票摸书贴于奏章上，随同封进”，这就是拟票。 这也是很多人认为内阁等同于相权的原因。 然而，后面还有一个步骤，那就是皇帝如果同意内阁提交的拟票，就亲自或者口述给司礼太监用朱笔标示，这就是“批红”。 真正的决定权在于“批红”。如果皇帝充分信任某个司礼太监，那么，他就会掌握整个帝国。 当然，实际上司礼监里的太监们在“批红”这件事上也有权力的分配和斗争。 《续文献通考》中就提到了明孝宗时的内阁大学士对于这一整套流程的讲述，或者该说抱怨：“朝廷有命令，必传之太监，太监传之管文书官，管文书官方传至臣。内阁有陈说，必达之管文书官，管文书官达之太监，太监乃达于御前。” 明初就设立的锦衣卫是皇权又一道保障锦衣卫是皇帝的亲卫军，既是一支护卫皇城的军队，也是一支监察机构。
锦衣卫 明初时对功臣的大清洗，锦衣卫就立下了功劳。比如蓝玉案就是由锦衣卫指挥蒋揭向明太祖揭发的。 锦衣卫就是明朝皇帝手中的一只虎视眈眈的恶犬，后来，为了平衡这只有些时候失去控制且权力过大的恶犬，又另外设置了由亲信太监控制的东厂、西厂和内行厂。 所以，可以看到，整个明朝的政治架构都在于权力的分散和制衡，务必使得任何一方的势力都不足以动摇皇权。一旦某个机构有权势过大冲击到皇权的苗头，就会立刻“创建”一个机构——往往还是直接复制——来制衡。 所以，如果明朝的内阁大学士或首辅，想要掌握真正的政务决定权，那就必须获得太监们的合作。例如张居正之所以大权在握，完全是因为得到了司礼监大太监冯保的相助。
张居正 但是张居正仅仅是明朝的一个特例，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另外，即便是张居正，也并没有完全掌握整个朝廷，对于锦衣卫和“内朝廷”，他并没有多大的控制和影响能力。 明朝人对于内阁制的看法非常客观，《明史·李贤传》中就说道：“我朝阁臣只备论思顾问之职，原非宰相。中有一二权势稍重者，皆上窃君上之威灵，下侵六曹之职掌，终以取祸。” 这里面的“一二权势稍重者”说的就是张居正和严嵩，后来这两个人也没逃过皇权的秋后算账。 另外，还没有算上一直与文官不对盘的武将们的影响。一旦文官们真的有掌控皇权的这种举动，下面的藩王以及武将就会举起“清君侧”的大旗，到时候，就是天下大乱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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