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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武装调停结束中原大战，造福无数百姓，却为一年之后的“918”事变种下祸根—— 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初，一场由国民党内部权力争斗而引发的内战，也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因为战争主要在地处中原的河南省及其邻近地区进行﹐所以被称作——中原大战。中原大战的交战双方：一方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军，另一方则是由阎锡山的晋军、冯玉祥的西北军以及李宗仁、白崇禧的新桂系为首的反蒋势力联盟。在中原大战双方势力动用兵力高达近140万，军费支出5亿元，死伤30万人，波及到20多省，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军阀混战。 在二次北伐胜利后，蒋介石为了削弱其它军阀势力，要对各地方派系军力进行编遣，这样触及了这些军阀的根本利益，引起其它军阀的强烈不满。在1930年1月13日，准备履行国民党军副总司令就职仪式的阎锡山在准备前往郑州参加军事会议时，得知蒋介石密令韩复榘要逮捕自己，连夜逃回山西太原，并决定倒蒋。之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吴铁城奉蒋介石之命赶到太原，请阎锡山补行国民党军副总司令就职仪式。阎在就职仪式上发表公开演说，提出要建立“整个的党，统一的国”，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武力政策，并公开指责蒋介石是引发内战的根源。 此时，失势的汪精卫与反共右倾的西山会议派和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发奎等，联合起来发起了反蒋运动。从实力上来说，蒋介石的部队实际上远不如冯、阎、李的联军，冯玉祥的西北军常年征战，极富于战斗经验，战斗力强，还有大量北伐时期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并拥有当时国内最强大的骑兵部队；阎锡山拥有当时关内最强的炮兵部队；李宗仁、白崇禧等的桂军也具备很强的战斗力，其中新桂系第7军，曾在北伐内战中打出了“钢军”的号称；而蒋介石真正的嫡系部队并不多，主要是在历次军阀混战中收编的其它军阀部队，蒋在人数上与反蒋势力对比处于劣势。 1930年4月1日，阎锡山就任“中华民国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就任副总司令，3人分别在太原、潼关、桂平宣誓就职。冯玉祥在就职宣言称：“近月以来，陕甘两省，大股土匪，到处焚掠，凡经被掠之人，周身悉现铁烙。迨军队拘获匪首，其身边皆带有委任状，乃煌煌全国主席蒋中正所颁发，至有数十路之多。”痛斥蒋介石是国家动荡霍乱的根源，并发誓要为国家除此祸害；阎锡山就职通电称：“将统率各军，陈师中原，以救党国。古有挟天子以令诸侯者，全国必有而讨伐之，今有挟党部以作威福者，全国人亦必起而讨伐之。” 看着反蒋势力说的是大义凛然，其实这不过就是一场军阀、党棍、官僚、政客之间为了权利，不顾人民死活的一场不义之战。 阎锡山成立了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先后召开了所有军阀代表和所部高级军官会议，决定集结重兵，组织八个方面军，沿平汉线、陇海线和津浦线三路进击。蒋介石亦针锋相对，在南京以“国民政府”名义，于4月4日下令免除阎锡山所任各项职务，并通令拿办；5日，下令讨伐阎锡山。于是，空前规模的中原大战爆发了。 反蒋联军的组织和作战方略是: (1)阎锡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以刘骥为总参谋长； 这次反蒋之战，主要是西北军、晋系和桂系，总计投入兵力80余万人。蒋介石则调动50余万军队，分路迎敌。阎锡山、冯玉祥和李宗仁，从南北一起夹击蒋介石，使得蒋三面受敌，局势对于蒋十分不利。 而蒋介石以驻扎在山东的原西北军韩复榘部防御晋军，刘峙率中央军主力在津浦线上迎战西北军主力，并在河南漯河编成第三军团保护主力的侧翼。蒋在趁反蒋联军尚未完全部署到位，先声夺人发动了攻势，刘峙率中央军主力向西北军猛攻，并攻陷了战略重镇归德（今商丘县）。 初战告捷，蒋介石赶往归德，亲自指挥前线各军向兰封进攻。而西北军丢失归德后火速调集兵力展开反击，擅长防守的晋军正面拦截蒋军的攻击，以刘春荣、石友三、庞炳勋部从侧面向蒋军攻击；又以孙良诚和吉鸿昌部阻击中央军陈诚部，二人骁勇善战，打得陈诚丢盔弃甲、节节后退。 在反蒋联军发起反攻后，西北军则出动最精锐的郑大章骑兵部队，在战场上四处出击，给蒋军后方造成了很大的威胁。甚至有一支骑兵在5月31日这天，趁夜间奇袭归德的柳河飞机场，烧毁军用飞机12架，俘虏机师和地勤人员50余名，完成任务后安然撤走。可是他们不知道，此时的蒋介石就在几百米之外柳河车站坐镇指挥，否则历史将会被改写。被这次的突袭惊出一身冷汗的蒋介石，拔腿就逃，不得不全线后撤。 此时，阎锡山的晋军也大举南下，而韩复榘为了保存实力，不愿为蒋介石而拼了自己的老本，便下令部队从前线撤退，晋军则先后攻占德州、济南，从侧翼逼近蒋军。 蒋介石在站稳脚跟之后，又组织了自己的中央军精锐三万多人向开封反攻，却被冯玉祥以诱敌深入，包抄了蒋军的后路，企图将其包围并以全歼，但被蒋军察觉到了，慌忙的后撤，西北军趁势追击，重创了殿后的张治中师。 这时的桂军也已攻入湖南并占领长沙、岳州等地。冯玉祥为了配合桂军作战，于6月10日下令向平汉线蒋军发动全线进攻，激战仅两昼夜，蒋军即纷纷向漯河以南溃退，战线已经全面动摇，蒋介石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不过这时的西北军同样也是强弩之末，经过几次大的战役，弹药及物资几乎消耗殆尽。 在大战之初，反蒋联盟之间的决议是冯玉祥的西北军主要负责前线战斗，阎锡山向其提供后勤补给。但看到蒋军的节节败退，阎锡山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为了不使得冯玉祥在战后获得更大的利益，阎锡山开始大量的减少补给给西北军的弹药军械及物资，甚至很多时候完全漠视冯玉祥等人的求援。尤其在两军协同作战时，晋军弹药充裕，士兵吃着军用罐头吃。而西北军只能是数着子弹打仗，顿顿是窝头咸菜，有时候连咸菜都吃不上，在前线的西北军将士无不大骂阎锡山就是个混蛋。 蒋介石一再的受挫下，开始使用他惯用的手段，花钱收买，封官许愿，蒋介石就曾讲道：“只要人们要官要钱，我就有办法。”从内部瓦解对手，蒋介石是收买了滇军的龙云，龙云宣布支持中央并进袭桂系军队后方，桂系李宗仁怕失掉广西大本营，李宗仁便从长沙等地撤回了广西撤退，不肯再北上。 解决了李宗仁后，七月中旬，蒋介石开始集中3个军的兵力，用海军运输部队运到了青岛登陆，在山东方面向晋军展开反击，晋军受到重挫受挫，节节后退。这时，阎锡山在不得已之下，派人携带大批现款、弹药和面粉到郑州去见冯玉祥，请冯指挥陇海线各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当时冯的幕僚私下里议论说：“阎锡山就是会'急来抱佛脚’，早些时候送来这些东西，孙连仲不就打到蚌埠了吗，津浦线那里会有今天的情况。” 冯对阎这种作风虽然也很不满意，但他为顾全反蒋大局，在八月上旬在陇海线又发动以徐州为目标分七路总攻，逼得将军连连后退，可是，天不随意，这段时间连日大雨不停，士兵疲劳过甚，给养又极困难，攻势受阻，不过双方都已经疲惫至极，保持着僵持状态。但这样，双方谁都难以承受，尤其是西北军，桂系的李宗仁龟缩回了广西，而阎锡山又是阴奉阳违，几乎是断了西北军的弹药物资供给，而冯玉祥一直作风独断，他手下将领虽表面极为忠顺，私下里多有不满。此时反蒋无望，所有人都开始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蒋介石也暗中派出密使和西北军将领接触，竭力劝说他们反冯投蒋，蒋又先后收买了李万林、王殿阁、李万如、范龙章、赵冠英、张治公、王振等人，但这些人背叛暂时还不足以撼动冯、阎联军，双方总体上已经陷入战略僵持阶段。 这时候，一个人凸显出了极为重要的位子，那就是远离战争手握重兵的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将军，此时他成为蒋和反蒋势力急于争取的对象，谁能争取到他的加入，谁就能够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在战前，阎锡山把拟好的“讨蒋电文”送给张学良征求意见时，张则同意了。4月1日阎锡山任命张学良为“海陆空副司令”，5个月后又在成立“北平国民政府”后，任命张学良为7名国府委员之一，并许诺日后政府内一半的要员都由东北军担任，这条件可谓是相当优厚。可是，张学良派去的代表并没有得到阎、冯的重视，又在看到阎、冯之间的相互猜忌，便向张学良汇报“阎冯不能成大事”，这使张学良改变了态度，宣布保持中立。 而这时蒋介石也派人来拉拢张学良，但是张学良心里很明白，双方这样做的目的都是看中了自己的兵力，谁能拉拢到自己，谁就可能在这场军阀混战中获胜。他们许给自己的这些承诺，在战争结束后并不一定能兑现，或者根本只是权宜之计，尤其是张学良在这上面就吃过大亏。 当年东北易旗之后，蒋介石极力的怂恿张学良废除与苏联继承的沙俄与中国不平等条约，并许诺如果东北军与苏联开战，会在财力、物力、人力上给予张学良最大的支持，可是在“中东路”事件中，蒋却采取了袖手旁观，最后东北军损失惨重，而蒋介石耍起了流氓，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而在张学良与苏联谈判时，蒋又以东北没有外交权利（东北易旗条件之一，外交权利交由南京政府），收回谈判权。 最终，张学良将军还是选择支持蒋介石。9月18日，张学良发表电报《巧电》（韵目代日，巧为十八），宣布反对内战，希望各方立刻停战。可是这封《巧电》被反蒋势力拒绝。两天之后，张学良派出十二万东北军挺进山海关，实施“武装调停”，晋军主力腹背受敌，只能仓皇撤回山西。令晋军全线撤退，把几百里战线和大片阵地让给蒋军，使冯玉祥措手不及，西北军也草草撤向黄河以北。在撤退过程中，西北军中的庞炳勋、吉鸿昌和梁冠英等被蒋收买，纷纷通电反冯投蒋，使总撤退变成了一场大溃败。10月5日，败局已定的反蒋势力向南京发电，愿意接受蒋介石的和平提议，至此，中原大战彻底结束。 在这场战争，“双方死伤达30万之巨”，其中一半是冀鲁豫等省的青壮年男子；双方军费总数5亿元，各派军阀就对向老百姓加捐加税、滥发纸币；在战争地区内的财产损失包括破及焚房屋在内近7亿元余元，其中河南省因战事死亡达12余万人，受伤1.95余万人，逃亡在外者118.5余万口，被各派军阀“拉夫者达129.77余万口，其中因以致死者3万余口”，抢占百姓的牲畜、大车数不胜数，而此时恰恰是这些地区夏收夏种时节，这场战争造成区内工业衰败，农业破产，直接和间接的损失之大，无法估量，当时有人计算，要想恢复这里的经济等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 战祸所及，破坏严重。作为战场的中原人民，河南洛阳等27县严重受灾，农业损失量为常年产值的160.2%；雎县等十几个县农民平均每户损失0.22头，0.07辆，,以郑州为例，开战以来，“每日必来飞机，来必掷炸弹。……而每掷一次炸弹，必死伍若干人民，毁坏若干建筑”；“夫此种情况，不止郑州，凡战地都会，陇海、平汉两路附近之各县城与各村落，处处如是，白日皆然”。 现在有很多人说张学良将军是受到蒋介石的重金收买下，最终才选择了蒋，这种扯淡言论真是可笑，首先张学良是接受了蒋的重金，这笔钱是主要蒋介石对“中东路事件”上食言的补偿，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当时东北正在闹水灾，算是蒋介石捐给的救灾款，如果说张学良被几个小钱就给收买了，那才真的是大错特错。 张学良将军在这件事上选择支持蒋介石，在当时看来是绝对有他的有道理，像冯、阎二人本就貌合神离，假如那些反蒋军阀获得胜利的话，中国只会陷入更长期的军阀各自为阵、相互厮杀的局面。而日本虎视眈眈，一直窥视东北，中国需要一个强权人物领导，团结全国，齐心抗日，在他的观察之后认为，也许只有蒋介石是具备这个能力；其他人不过算是地方豪强，没有一个具备统一国家的能力，在身处日本威胁的环境之下，一个团结统一的中国才可以抵抗日本的野心，这也是张学良迫切需要的。这种结果也不仅仅是东北，分裂的中国，同样也是所有中国人民的灾难。 而张学良将军此举，不得不让反蒋势力以失败结束，使得国家和民众不再继续饱受战争之苦，此举可以说是功德无量。可张学良将军却万万没有想到，也正是因为此事，也为日后“9.18事变”埋下了极深的祸根，这些失败的反蒋势力，在此之后不惜勾结日寇，以出卖东北利益和国土，换取日本的支持。 胡汉民因与蒋介石“约法”权利之争而被囚禁，新一轮的反蒋风暴开始—— 1930年的中原大战，对蒋介石可以说是险象环生，最终因张学良将军支持，度过自己政治生涯中的一次危机，中原大战以反蒋势力全面溃败告终。在9月时，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谭延闿突然因脑溢血逝世，不久之后，蒋介石接任了行政院长一职。这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创建3年多之后，蒋介石个人地位急速上升，身兼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和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等要职的蒋介石，集党权、政权、军权一把抓，又在中原大战击败了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此时的蒋介石可是踌躇满志，认为已没有足以同他相抗衡的军事力量，蒋介石对于权利有了更大的欲望。按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和五院院长原本是由国民党中常会选出。如若按照孙中山所定《建国大纲》规定，“宪法未颁布以前，各院长皆归总统任免而督率之。”而他的这个想法却遭到了之前的政治盟友、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强烈反对，彼此之间产生了嫌隙。 1925年，在廖仲恺被刺后,胡汉民被蒋介石与汪精卫联合排挤出国，1926年，又回到上海。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他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等数要职。1928年初，胡汉民再次出国。1928年9月3日回国,并与蒋介石再次结盟，结盟后胡汉民把孙中山“五权宪法”理论付诸实践，筹组了五院制的国民政府。 五院制政府的运作模式是：在国民党中央统辖之下，组成国民政府；国民政府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分别执行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权，五院互不统属。 胡汉民的用意是不使权力集中在国民政府主席或行政院长手里，而是要分权共掌，使国府主席与各院院长的权力相等，这样自己可以获取其一。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他在党内的地位和资历有很大的影响力，这样他就可以利用担任中央执委常委等条件下，发展自己的势力，来制约蒋介石的枪杆子，所以他一再地强调中国国民党中央权力至高无上，利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来限制蒋介石的权力欲望。 1928年10月8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国民政府委员名单，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继续掌握军权；胡汉民任立法院院长,也实现了自己的意图。1929年3月，胡汉民协助蒋介石举办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还贯彻他的“训政保姆论”（按照胡汉民的说法，国民党就是“训政保姆”）思想，1928年10月3日，在第172次“中常会”上通过的《训政纲领》,作为国民政府施政的合法依据。 《训政纲领》规定：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政权，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执行政权的常设机构，国民政府执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治权，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的指导监督。 “三全大会”推选蒋介石、胡汉民、戴季陶、于右任、孙科、谭延闿、丁惟汾七人为“中政会”委员,蒋介石为主席,“中政会”由七人轮流主持，胡汉民这样做其实都是为了限制蒋介石权力膨胀。 这一时期，是二人合作的蜜月时期，由于蒋介石的根基不稳，还需要胡汉民的政治威望来对付反蒋势力，同时胡汉民也需要蒋介石的军事实力支持。 不过，蒋、胡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尤其是在约法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按照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和五院院长原本是由国民党中常会选出。如若按照孙中山所定《建国大纲》规定，“宪法未颁布以前，各院长皆归总统任免而督率之。”如此一来，有了约法的话，五院院长则将由总统“任免而督率之”。 在1928年8月的二届五中全会上，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王世杰等人在蒋介石的授意之下，分别提出请制定约法的提案要求： 一、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中央委员数人、专家数人，组成中华民国暂行约法起草委员会，责令其于一定期限内,拟出中华民国暂行约法草案； 而此时还在国外胡汉民得知关于约法提议后，立即组织人员立即提出异议，认为这个提议有背总理（孙中山）遗教。由于胡汉民的坚持，蒋介石等人不得不做出让步，约法的提议暂时被搁置。1929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汉民反对制定约法的主张占了上风。3月21日,“三全大会”通过了《确定总理主要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的议案： “确定总理所著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举凡国家建设之规模，人权民权之根本原则与分际，政府权力与其组织之纲要，及行使政权之方法，皆须依总理遗教为依归”。 胡汉民搬出来了孙中山遗教作为训政时期根本大法，蒋介石也无法反对，再加上各地反蒋不断，蒋介石还需要胡汉民的支持，这也是蒋对胡让步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中原大战结束后，反蒋势力大大的削弱，蒋认为已无后顾之忧，军事上的胜利使蒋介石信心满满，以为可以为所欲为，于是将约法的主张重新提出。10月3日，蒋介石从军事前线兰封致电国民党中常会，要求提前召集国民党四全大会，“制定在宪法颁布以前训政时期适用之约法。”除此之外，还通电各报馆，公开自己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的主张，寻求支持，想利用舆论来压服胡汉民，借民意将他推上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不过该电一时还是赢得了很多社会舆论的赞许。 从表面上看，蒋、胡二人的约法之争看似双方关于如何理解“总理遗教”的意见分歧和斗争，但实质上，则是他们的政见分歧和权力斗争，蒋介石大搞“军治”，企图利用手中的军队控制党和政府；胡汉民则高唱“党治”，企图凭借自己在党内的地位来控制政府，限制蒋介石的军权。在孙科的回忆中：当时“彼（蒋介石）之官衔为国民政府之主席，似觉未甚满意，而欲以总统自居。悬此目的，彼乃欲产生一所谓临时约法”。 蒋介石这一举措立即遭到胡汉民的坚决反对，因为他清楚，如果蒋介石制定了训政时期约法，那自己处心积虑建立起来的“以党治国”的训政模式，势必要受到破坏；蒋介石不仅要利用国民会议加强权力，而且还会利用约法摆脱党治的束缚；所以他坚决反对国民会议讨论约法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主要就是他与蒋介石争权。 中原大战胜利后，蒋在南京凯旋会上接受各界赠旗“党国干城”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在蒋介石常用的手段，在与他人合作时，就是用的时候称兄道弟；不用时视为仇寇。随着各反蒋势力的失败，“军权”牢牢在握的蒋介石，胡汉民对于蒋介石来说，已失去了昔日的政治作用，而胡又处处摆着国民党元老的架子，桀骜不驯，对蒋更是不会顺从，这时他不再需要借胡汉民所标榜的、高高在上的“党权”来制约异己。此时，胡显然已经成了蒋介石欲行独裁统治的绊脚石，便开始对妨碍他集权的胡汉民发起挑战，并决定要搬掉他。 为此，蒋介石在四中全会上主持通过了新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进一步地提高了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院长的职权。而蒋更是当仁不让地以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胡汉民对此仍不甘心，在大会闭幕当天临时提议：“常务委员任务繁重，以后各部部长可不必由常务委员兼任。”他希望通过这个办法限制蒋在党内的权力，并得到全会原则通过。可是，蒋介石最后仍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的名义继续兼任中央组织部长。这样一来，蒋不仅在“政权”和“军权”上无人抗衡，不断地挑战胡汉民所标榜和依赖的“党权”。 1931年元旦阅兵典礼上，国民政府要人与外宾合影，前排右起何应钦、胡汉民、蒋介石、宋美龄 在围绕训政时期是否应制定《约法》这一带有根本性的话题讨论，两人关系降温到了极点。随着冲突加剧，1931年2月26日，蒋介石给胡汉民下了请柬，邀请胡在2月28日晚到总司令部晚餐。在胡汉民到总司令部时，戴季陶、吴稚晖等人已经在座。胡汉民到后，蒋介石与胡汉民到另一间房子，二人又谈了许久，但胡汉民仍然不肯做出让步。当日，蒋介石将其软禁，并且炮制出一份胡汉民的“罪状”向大家宣布，其中历陈展堂操纵党权，把持立法院、抗言国民会议不应讨论约法等罪过，多达十九页之多，由介亲签名，且有亲添注之处。” 蒋介石在信中将两年来对胡汉民的所有不满，不论是否有事实依据，全部痛快淋漓地倾泻出来。第二天，胡汉民就由邵元冲和蒋介石的侍卫长王世和押解至南京郊外就被送往了汤山街165号总司令部俱乐部内。胡汉民被扣一事，史称“汤山事件”，后有学者人称这次“无异一次政变”。 3月2日，在胡汉民缺席的情况下，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两项决议案。一是：胡汉民同志因积劳多病，又值国民会议即将开会，不足膺繁剧之任，辞国民政府委员、立法院长本兼各职案。决议：通过并选任林森同志为立法院院长，邵元冲同志为国民政府委员兼立法院副院长。二是通过蒋介石等人提议的国民会议制定约法案，并指出： 此种约法，为中国民族整个的生命所寄，负训政责任之本党，不得不予再三郑重考虑之后，定坚卓不移之决心，并应排除一切困难与谬见，根据总理所指示，以确定其性质范围与产生之方法，俾于国民会议，树久安长治之宏规。 蒋介石在会上批评胡汉民中说道：“今胡汉民同志不顾本党与国民全体之公意，在中央未有具体决议以前，徒凭个人见解，发为国民会议不当议及约法之言论，是不但丧失我总理召集国民会议之精神，且将引起以后有约法无约法之纠纷，重贻党国无穷之祸患。胡汉民同志身负党国重任，不应如此轻易发言，使人心为之淆惑。”当日，《申报》专电称：“南京关于约法问题，中央各要人多数意见均认为：在训政时期，应制定约法。上周六，曾一度谈商，仅胡汉民独持异议，并以其本人主张不能贯彻，己引咎辞职，即于当晚径赴汤山休养。现各要人，以约法问题亟待决定，己将二日下午三时之中常委谈话会改开常会，讨论一切。” 胡汉民因约法之争辞去立法院长职务，媒体报道甚多，在3月6日，《申报》总结说：“此间中外报，对胡下野，均认为寻常事，独日文报则为胡叫屈。”从当时的新闻舆论来看，要求制定约法，确实是民心所向，但不知道为何日本报纸为其叫屈？？？《申报》在报道又称：“戴季陶、孙科5日下午二时，接刘瑞恒赴汤山视胡疾，七时返城。闻戴等以汤山离城较远，为便利医药起见，已请胡移至京寓诊视，约日内即可返京。又，胡赴汤山后，曾咏诗多首。” 3月8日，胡汉民由汤山送回南京私宅，蒋介石还下令南京市警察厅派20名手枪队监管。 在胡汉民被软禁后不久，1931年5月12日，国民会议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约法之争”以胡汉民失败而告结束。从此，国民会议就完全按照蒋的意图发展。对此，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中愉快地写道：“为胡汉民事积搁公事至两星期之久，一旦清理，为之一快。” 蒋介石囚禁了胡汉民，基本上属于国民党最高领导层内部斗争的结果，但是，由于胡汉民作为国民党的元老和当时南京政府的立法院长，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党外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蒋介石随意将胡汉民扣押的行径，不仅使得国民党内胡派人物大为恼火，而且引起了其他反蒋各派别乃至社会各界的震动与不安，国民党各海外党部以及一些华侨团体也纷纷来电询问事情的真相，表示忧虑与不满。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一场由胡派积极策划新一轮大规模的反蒋风暴很快地酝酿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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