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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伯格是战后欧洲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作家之一，被誉为“人文主义左派的精神领航星”“良心的守护者”“同代人中最具全球意义的声音”。 伯格是一位艺术史家、小说家、画家、公共知识分子， 以及一位文化创新者。但终其一生来讲，他是一位争议很大的公众人物，既被人称颂，又经常被误解。 作为传记，《约翰·伯格的三重生命》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这些争议是怎么发生的，并回顾了约翰·伯格一生的思想历程，向读者展示他经历的各个重大历史分水岭以及他的思想变化。
《约翰·伯格的三重生命》通过第一手的、未发表的访谈和最近公开的档案资料，将他的众多面孔汇聚在一起，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重新带回他和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图景中。 亚当·霍希尔德认为这是一部与约翰·伯格相称的深刻细腻的研究。“作者乔舒亚·斯珀林对这位格外多面的作家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讨论都游刃有余：他的艺术评论、他的小说、他热情的政治承诺、他对阿尔卑斯山村民生活的沉浸等等。” 伯格作品的爱好者会在这里找到丰富的背景资料，而那些还不了解伯格的人也会受到启发，读懂他。 毁誉参半的一生 1926年，约翰·伯格出生于一个伦敦的中产阶级家庭。 他年轻的时候曾经立志要成为一名艺术家，后来在二战爆发的时候参军。参军期间，他和工人阶级有了近距离的接触，这对他的思想产生了终身影响。 退伍之后他进入艺术学院学习，与此同时他开始关注时事政治并成为一名写作者和评论家。 约翰·伯格的著述非常丰富多元。 他写过艺术评论、小说，其中一部小说《G.》获得1972年布克奖。他还写了非常多的散文和诗歌，还参加电视节目和影视作品的创作，用《观看之道》猛烈抨击另外一档非常受欢迎的BBC节目《文明》的主持人。 是一位在20世纪下半叶非常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
另外，关于他的争议很多。 比如伯格将绘画中的裸体形象与社会性别歧视联系在一起，认为对主流社会来说，艺术世界的“裸体”其实就是男性看待女性的眼光。他还认为，传统油画是为了展示贵族阶层)所拥有的物质财富。 他浑身上下洋溢着英国新左派思潮的朝气，对资本主义的愤怒指控，以及对大变革的乐观期待。 此外，他也探索了古典绘画艺术在这样一个图像爆炸的现代社会还有怎样的地位、艺术画与广告画之间的关系等等。 但在美术史教授邵亦杨看来，“约翰伯格首先是一位著名批评家、文化名人，他的书以及电视片在全世界都起到了很好的艺术普及作用。但他并不是一名严谨的艺术史理论家，文章的观点犀利、引人入胜，但往往有太多主观因素，引用的史实也有错误之处……他讲出来的不一定是真相，但对艺术史研究者、学生、大众都会有所启发。” 2017年1月约翰伯格去世，当时很多讣告在悼念他的同时也不忘指出这一点，这些讣告将伯格描述成一位因政治争议激怒了策展人和教授们的艺术评论家。 把艺术变成复数形式 几十年前，安德鲁·福格曾写道，伯格让人如此着迷的原因不是他的坚定，而是他为了坚定所做的抗争：“几乎没有多少评论艺术的人，做好了承担伯格那种重压的准备。” 但是在现有的压力之下，有时候也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 伯格选择了争取艺术的多样性。 他当年制作电视节目《观看之道》的时候，在电视里面拿着一把类似于解剖刀的利器，把很著名的一幅画里维纳斯的头切下来了，向大家展示，这其实就是一个少女头像，并不是神像。 伯格对艺术品做了大量破坏性的动作，简直就像一头大象走进了瓷器店。 他告诉大家，属于平民老百姓的，还有大量没有进入到博物馆的，都要算作艺术。而有大量的官方的话语气息，是一定要把它反掉的。 伯格对我们的时代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让艺术变成复数，让普通人的各种表达也可以被看到。 通过当时备受责难的电视这一媒介，他用一档节目就改变了人们看艺术的方式。
除了电视节目，伯格还尝试了绘画、电视节目、文学、摄影和电影等多种形式的作品。 关于摄影，伯格无疑受到罗兰·巴特和苏珊·桑塔格的启发，不过他更具建设性。 在《摄影的使用》一文中，伯格针对桑塔格的《论摄影》做出回应。他将摄影分为私人使用与公共使用两类：前者不会被滥用，因为私人经验的补充足以使一张照片产生正确的意义；而被公开使用的照片脱离当时的环境，变成一种死的东西，因此可能被滥用或误用。 为此，伯格提出应将照片置于生活经验、社会经验、社会记忆的脉络里。 陈丹青认为伯格的这些创新尝试：“有效化解了古典绘画被专业史论设置的高贵藩篱，也使照片摆脱过多的影像理论，还原为亲切的视觉读物。阅读伯格，会随时触动读者内心极为相似的诧异与经验，并使我们的同情心提升为良知。” 蜕变为一个讲故事的人 即便有时难以区分政治和艺术，并且二者关系的内涵也总在摇摆转换，不断地改变，但是，政治和艺术这两样东西一起构成了伯格那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不可分割的两条主线。 杰夫·戴尔指出：“在伯格的生活和工作中，他最关心的占主导地位的两个问题是：伟大艺术的永恒神秘性，以及被压迫者的生活体验”。 1970年代中期，新自由主义经济浪潮开始，很多知识分子同伯格一样，走上了左翼道路。 由于厌恶英国的都市生活，伯格在晚年搬到法国一个名为昆西的小村庄，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从对基层劳动者的关注发展到真正成为他们的一份子。 这个时期，伯格创作了有很多非常强调阶级意识的作品，比如《猪的土地》《欧罗巴往事》和《丁香花与旗帜》。“不劳而获”三部曲展示出了欧洲农民在今日经济政治转换过程中所承受的失根状态与经历的城市贫困。 在首版《猪的土地》的书衣上，甚至刊了一张他戴着乡下人帽子的照片，就好像在宣告一种新面貌。但他还是有老脾气，各种论战还是会激怒他。在《新社会》的一篇文章中，他猛烈地抨击，把虚构小说称作属于中产阶级的文学形式：他称之为“北约文学”。 终其一生，伯格骨子里都是彻彻底底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和反种族主义者。他心目中的许多英雄都曾是犹太难民，比如瓦尔特·本雅明、马克斯·拉斐尔和西蒙娜·薇依等，他们的人生结局都是悲惨的。 安雅·博斯托克，伯格的妻子，当年在听到希特勒和戈培尔对城市大众的演说之后，从维也纳逃离到伦敦。虽然伯格从未亲自面对那种梦魇般的现实，但他也从未远离其间接的存在。 他从典型的愤怒青年转变成四处奔波的现代主义者，最终成了一位讲故事的人，将固执和同情紧紧结合在了一起。 他展现给我们的是，在成为批判型作家或创造型作家之间，或许存在着第三条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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