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9年的那个夏夜，当我于第一次罗马之旅期间站在马可·奥勒留的伟大雕像前，我深深地感受到，我所站立的这个罗马正是一直以来的那个罗马，也是将要延续的那个罗马。在如今看来，这是一种源于天然想象的、无所不在的天真。它已经被打断了，我们这个世纪污秽、腐蚀的气息打破了那份延续感。为了免受恐怖主义的威胁，这尊骏马与骑士如今已被转移进了卡比托利欧博物馆，在米开朗琪罗的基座上取而代之的，是一件复制品。许多经过的人没看出来这一点，这也没什么关系。知道它是复制品，只会搅了参观的兴致。 更糟的是，将这尊雕像安置进卡比托利欧博物馆的不知什么人，竟去掉了它的底座，将其倾斜地悬托在一个斜坡上。这真是暴殄天物。让马与骑手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这绝对是马可·奥勒留雕像本身固有的用意，否则就会失去稳定坚固的权威。在新的位置上，以一种米开朗琪罗连一秒钟也不会赞同的、无意义地向上倾斜的方式，这座雕像变成了法国雕塑家艾蒂安·莫里斯·法尔科内（Étienne-Maurice Falconet，1716—1791）创作的彼得大帝青铜巨像——普希金诗中的“青铜骑士”，在圣彼得堡攀登岩石——的拙劣模仿。对待一座伟大的雕像，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愚蠢的方法：不分青红皂白地“设计”，庸俗化所要阐释的作品，一概无视古时的含义，只为了达成“关联”（与什么关联？）与“创意”（假如你不知道法尔科内的话）的幻觉。可悲的是，这就是今天的罗马——在令人吃惊的程度上，一座似乎失去了与其天性之联系的城市，在某些方面已经投降于其流行在游客中的符号化形象。 曾经，罗马的“旅游季”只或多或少地局限在七月与八月，那时这座城市会塞满了游客，餐厅拥挤不堪，酒店爆满、一房难求。在那八个星期最好绕开主要的“景点”，如梵蒂冈博物馆与西斯廷礼拜堂，消息灵通的旅行者甚至根本不去这些地方。而如果你认为西斯廷礼拜堂现在有点过度拥挤了，那么只要再等五到十年，当改革开放的繁荣兴旺在中国扎根，它将成为一个游客大国，那时的情形可想而知。现在，到卢浮宫（如果你还没去过的话）展出《蒙娜丽莎》的展厅里去挤一挤，可以做好心理准备：“咔嚓”闪光的照相机筑成一道铜墙铁壁，全都在拍摄这幅画像模糊难辨的照片，其作用不是为了保留与传递达·芬奇画作的信息，而是为了纪念照相机的主人曾经与这幅世界名画亲密接触的事实。我郁闷地感到，在不久的将来，罗马所有的名胜古迹都会变成这样。有些能幸存下来——至少是部分地，其他则不能，也不会幸存，因为艺术品的性质做不到这一点。封闭的空间——比如博物馆展厅、教堂之类——情况将最为严重；广场上的观感将不会有太大改变——至少是第一眼看上去。可是谁能说得清，一旦罗马的公共空间中塞进了两倍的人数、四周堵满了一圈又一圈的巴士，它又会开始变成什么样呢？ 西斯廷礼拜堂拥挤的程度代表着高雅文化虽生犹死的状况，它就潜伏在大众文化的尽头——这尽头当然是米开朗琪罗无法想象的，也是梵蒂冈全然无力避免的（即便有可能避免，它也不会这么做，因为西斯廷是梵蒂冈极重要的收入来源）。你不可能过滤源源不断的水流。一座博物馆要么是公共的，要么是私人的。想象对要来参观西斯廷礼拜堂的人们实行某种文化状况评估，这自然是不可思议的。但由于西斯廷是每名来到罗马的游客早有耳闻、必去参观的两个景点之一（另一个是圣彼得大教堂），这里的极度拥挤已经使人麻木了；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在此集中注意力。至少圣彼得大教堂大得足够容纳成群的游人。而西斯廷以及通向它的道路，却容纳不了。 事情并不一直是这样。两百年前，歌德在《意大利游记》中记述，他曾多少有些偶然地步入西斯廷，以躲避罗马夏天的炙热。那是一个凉爽而可亲的所在，你几乎可以与这天才的产物独自相处。这种想法在今天简直是荒唐：痴人说梦。大众旅游已经将歌德时代沉思默想的乐趣变成了一种折磨，如同有失体面的橄榄球争夺战。来看天花板的人群摩肩接踵地流动在一条漫长、狭窄、无窗而幽闭的走廊里，没有回头路。走到头后，人潮涌入一个同样拥挤的空间，也就是礼拜堂本身，几乎没有转身的余地。这是我见过最令人难受的艺术欣赏环境——五十年来，我体验过的艺术种类可不算少了。与一大群观众同享，可以令有些艺术增色。各种类型的音乐，无论是摇滚乐还是钢琴独奏，似乎都是如此。舞蹈有时也是这样，戏剧与诗歌朗诵亦然。可是视觉艺术，特别是绘画与雕塑，却不是这样。人群挡在前面，阻碍了你的视线，不时钻入耳中的评论只会激起你对安静的渴求，这些评论总是令人心烦意乱，即便它们颇有见地——这种情况极少。大家毕竟是人类同胞，天生具有我们无需在此讨论的、不可分割的权利，但你再不想听见他们在提香画前或米开朗琪罗壁画下的高见，就好像你不希望你音乐厅里的邻座在座位扶手上打拍子，或跟着歌手（甚至提前一丁点）哼唱《披上戏袍》a（Vesti la giubba），以证明他多么熟悉这部作品。（每当这种时候，你真是杀人的心都有了。） 绘画与雕塑是沉默无声的艺术，需要的也是观赏它们的人保持静默（不是虚假的崇敬，只是安静）。在世界各地博物馆的入口处写下这样的提示吧：你在此处看到的并不意味着一种社交经历。闭上嘴，睁开眼。携带导游、讲解员等的团队只允许在星期三上午11点至下午4点间入内。否则，就闭上你的臭嘴吧，算我求你了，求你行行好。我们也是千里迢迢过来参观这些展品的。我们不是来听您老的金口玉言的。明白吗？ 绕过拥挤的人群参观西斯廷的唯一办法，就是向梵蒂冈缴纳费用，实际上等于是一大笔赎金。闭馆时间过后，梵蒂冈博物馆中会组织一些小型旅行团，保证参观者与米开朗琪罗及拉斐尔的作品共处两小时（从开始到结束），当然还有一位导游，他（她）能不能保持安静就没保证了。西斯廷内的“标准”参观时间是约30 分钟，这比通常饱受烦扰的游客所能得到的时长多出许多。这种旅行团——目前大约是每周一个——包含十人左右，虽然人数也可能多达二十（我第一次去西斯廷的时候，据我粗略计算，整座礼拜堂里有大约三十人，但我必须重申，那是五十年以前了。那时的人数已显得有些拥挤，但还不像现在这么令人难以忍受。）在新的旅游组织中，每名参观者需要缴纳高达500 美元——每人约300 欧元——才能得此特权，要达成交易需通过外界的承包商，而非直接交给梵蒂冈。我们不知道这笔费用是怎么划分的。当然了，这简直就是拦路抢劫。你要是对此不满，那就写信给教皇投诉，要么就买几张明信片，在自己的酒店房间里静静地研究吧。 在教堂里发生的事情，也在教堂外面以更广阔的规模发生着。在我所知的范围里，没有一座欧洲的城市如罗马一般被汽车与驾驶员所毁，城市体验遭到严重拖累。 罗马的交通过去也很糟糕，可如今已经是致命了。在罗马停车，从前是一项需要特殊技巧的挑战，而现在，滑稽的是，几乎不可能了。当然，由于几乎没办法找到一座地下公共车库，这一切就显得愈加艰难（比如说，与在巴塞罗那停车相比）：地下公共车库这种便利设施的确是存在的，但很稀少，因为市政府向地下挖掘时，无法不遇到某些年代古老、模糊难辨、考古方面也显得多余的埋迹，源自庞培或傲慢者塔克文的时代，这不受欢迎的发现将冻结未来此地点上的一切工程，“直到永远”（in omnia saecula saeculorum），按教会为了使用本地话而放弃拉丁文时所说的。 在过去，这座城市最令人惊讶的事，是罗马人对吸引如此之多的人们前来此地的东西——也就是它的艺术沉淀——那漫不经心的漠视，这一情况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人们倾向于推定，一个祖先留下了巨大文化遗产的民族，肯定自然而然地在当下也获得了高度的教化。 意大利则是这种观点的一大反证。大多数意大利人都是艺术上的文盲。任何地方的大多数人都是如此。意大利人又为什么该两样呢？虽然他们曾一度假装不是这样，但如今他们中的大多数根本没法费心去装了。许多意大利人将“过去”视作能赚钱的累赘。他们喜欢提起自己“文化遗产”（patrimonio culturale）的光辉显赫，但到了为这些文化遗产做点什么的时候，比如将他们充沛的精力运用到以明智的方式维护这份遗产上，或者仅仅是把博物馆参观者组织得井然有序，而他们却一事无成，无所作为。 意大利公众真正关心的，是足球（calcio）。假如某一届意大利政府发了疯，胆敢试图禁止足球比赛——千百万球迷效忠这支或那支球队的极度疯狂所在——国家将不再是一个国家，它将变得无法治理。在这个国家，高雅文化不仅不再具有社会粘合剂的功能，它被赋予的本土自豪感甚至低于西欧任何一地。大家真正在乎的是体育与电视，而它们的卓越地位因一个事实得到了保障：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是一位靠体育与电视发家的亿万富豪，似乎对文化毫不感兴趣，更不用说以任何形式投身其中了，除了为他的机智问答秀挑选金发女郎。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意大利人还能相当镇定地目睹着这样的真实前景：现在有人提出，还要再度削减文化部那已然四面楚歌、捉襟见肘的预算，到2012年减去30%之多，而文化部的现任部长会由麦当劳的现任总裁接替。 你也许会说，事情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广阔巨大、压倒一切、消灭心智的电视的威力，情况正在变得越来越糟——而意大利的电视形式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之一。意大利民族的文化智商——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一直在严重下降，而罪魁祸首似乎就是电视，就像在其他国家一样。培育没几个人在乎的精英阶层有什么用？它不会带来任何政治利益。在一个全神贯注于足球、真人秀与名人游戏的文化——一个纯粹消遣的文化中，对于你，一个最典型的意大利人兼老好人，多纳泰罗就像极地冰盖或亚马逊的昆虫种群一样，是没一毛钱关系的那些东西，这不再是一件羞于承认的事情。 或许（有人怀抱希望地补充），重振一种文化只需要两到三位艺术家。我们不能只因一种文化陷入了衰退就将其一笔勾销，因为历史充分证明，衰退可能仅仅是暂时的。然而，在此刻，这样的可能性看上去微乎其微。我有这种感觉，只是因为我老了、结了老茧、对复兴的迹象不再敏感了吗？或许吧。可是，我之所以会有这种感觉，是因为这座城市的文化环境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一言以蔽之，因为贝卢斯科尼的罗马已不再是（也不可能重新成为）费里尼的罗马了吗？这也确实有可能，甚至可能性更大。与此同时，这样的衰退至少还有补偿。曾经存在的能量也许已不在那里。这些能量也许只是某种幻觉，就像美好的展望与第一眼印象注定的命运。但是更久远往昔的荣光仍存，在超负荷旅游与粗俗化景观的玷污与干扰下，受到些许磨灭，但顽固地不肯消失。甘之如饴或勉强忍耐，罗马就在那里，你不可能无视它。 人们在罗马总是能享受到某种程度上的欢乐——无惧羞耻的、愉悦感官的、坦率公开的。对于罗马现有的困难与谜团，有什么解决办法吗？假如有的话，我坦白承认，我想不到这办法会是怎样。如此之多个世纪的历史难分难解地缠绕成了这座城市，与游客，更不用说此地的居民正面遭遇，带着入门与理解方面明显无解的问题。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所以也不可能一天、一周、一月或一年就能理解——甚至无论你投入了多少时间，长达十年，或仅一趟导览巴士之旅。它使你感到渺小，这正是它的本意。它也使你感到伟大，因为其中高贵的部分正是由你这一物种的同类建立的。它向你展示你不曾想象的壮举，这就是智慧的开端之一。你别无选择，只能满怀谦逊地来到此地——躲着横冲直撞的伟士牌小摩托（Vespa）——承认自己一次只能揭开这座城市的一点点碎片，而有些部分将永远无法触碰。这是一个令人厌烦、沮丧而矛盾的地方，既洋洋大观，也充满秘密。（你还想指望什么呢？像迪士尼乐园那样直白易懂？）我们今天所拥有的罗马，是人类荣光与人类失误的庞大凝结物。它使你看到，事物曾经是以今天难以想象的方式产生的。未来还会有另一座纳沃纳广场吗？放松呼吸。世上存在且只能存在一座纳沃纳广场，令人高兴的是，它就在你的面前，被波光粼粼的水流一分两半——一份赠与你和整个世界的礼物，来自那些已经死去、终将不朽的人们。一个这样的地方，连同此处的一切，足矣。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