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和：笔名傅凝、艾佳、燕山红。河北秦皇岛市抚宁区人，初中一年半学历。种过4年地，当过19年兵，曾做过连队文书、团报道员，63集团军政治部宣传处干事、副处长。转业后在抚宁县委办当“材料匠”15年。忙于公文写作之余，热衷于为报刊写“豆腐块”，离离啦啦见报3000余篇。撰有长篇报告文学《爱家英姿》《蓓蕾争妍绽芳菲》《身影直立竞风流》《略说细品咱仇（qiu）家》和20万字的公文写作实操《捅破那层窗户纸——一个老“材料匠”的心语》。
“八个一”成就了“半拉子” 文︳王绍和（河北秦皇岛） 我上初中时，做过“记者梦”。尽管此梦始终未圆，但从毛头小子到老“白头翁”，做了十余年的新闻媒体的通讯员，据此我欣慰地自诩为“半拉子”报人。 锲而不舍，靠啥驱动？曾经的“八个一”可圈可点，当属助我一路前行的一片又一片的“风帆”。 （一）第一次上稿，喜获提醒。 1971年5月6日，《太原日报》刊登了我写的《咱们连队的好后勤》。第一次写稿就上了，我乐得屁颠儿似的。团里负责新闻工作的李干事，找到在连里当文书的我，鼓励的同时又提醒：“'首发命中’不排除偶然性，往后的路还长着呢！”细一想，的确是，自己对新闻ABC两眼一抹黑，一写就上了，八成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那句提醒，令我清醒，上了稿子高兴归高兴，但再也不敢陶醉了。
（二）第一次“上学”，接受启蒙。 1971年6月，我刚调进团报道组，就被选送到太原市首届工农兵通讯员学习班。《山西日报》《山西广播电台》《太原日报》的尖子记者、资深编辑老师讲消息、通讯、评论的写作，还带我们去大寨、太钢实习采访……这是我第一次学新闻，其意义非同小可。要是没有这第一次，当了四年庄稼人，把原本初中一年半的文化水儿，几乎当粥喝了的我，后来的路也许是另类的。在受到启蒙的同时，还特别感受到部队对我的重视和新闻单位的培养，所以始终心存感激，转化成了当好通讯员的驱动力。 （三）第一次挨训，没有趴下。 有一回我熬到后半夜写了一篇稿子，第二天送到《山西日报》。一位姓曲的老编辑看了看，脸就拉了下来，“写的啥玩意儿！尽是空话，根本你就不认真！”一出报社大楼，我猫在一个墙旮旯，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晚上躺在床上，心想“玩儿蛋去吧，何必干这苦差事？！”辗转又想，站柜台的、开公交的、收破烂儿、工地上搓大泥的，哪个行当容易呀？但不都在干么！自己挨训，就摔筢子，岂不太那个了？于是，苦口良言吞下肚，写稿尽力挤水分，认真程度再加码，也就不断进步了。这个第一次，对我有长效：写稿是苦事，能够坚持住，与经受住第一次挨训有关系；稿子质量有提高，蕴含着第一次挨训的元素。 （四）第一次被找茬，长了记性。 1972年8月的一天，七连副连长把一张《太原日报》“啪”地摔在我面前，气呼呼地嚷道：“胡说八道个啥？把报纸撕喽我都不解气！”那报纸上刊发着我不久前写的一条消息，其中有他因一件事与班子成员闹隔阂的情节。由于采访时只听了别人的一面之辞，结果与实情不符。这场兴师问罪，震得我泪眼汪汪，我把“教训”两个大字刻在了心里。从此采访再也不敢捕风捉影，稿子写好后找当事人核对把关。真得感谢这第一次，让我长了大记性，所以也就基本避免了再失实再“崴脚”现象的发生。 （五）第一次上军报，悟出妙道。 我当兵时的那个团，是解放战争时诞生的，但从来没上过《解放军报》。1973年1月23日终于破了天荒，3篇军爱民的小故事被该报的2版采用了。攀上“高峰”，我有“功劳”：我们3人分头写下的事件均发生在深夜，我抓住这一特点，用《午夜爱民曲》的总题组合起来，并在导言中对“夜”彰显。如果没有如此“统筹”，3个小稿单崩发，估计难以“抓住”编辑，难被采用了。有了这第一次的尝试，我做了新闻干事后，常把某个大题材破开小题，组织报道员从不同角度分头采写，然后组合发出，结果时常一上“一嘟噜”。后来有位编辑对我说：“像你这么搞组合，实际做的是编辑的工作。采与编想到了一块，稿子就好用了！”
（六）第一次写言论，一发难收。 我爱写言论，一写好多年。如果说有点儿韧劲的话，1981年10月16日被采用的《莫忘前辈的艰辛》，那是我第一次写言论是源头。当时我已经调到集团军政治部，由新闻干事改行做其他宣传工作。那篇小稿是按杂文写的，写好后请我的顶头上司、军内外知名的杂文家张雨生指点。“你写的是小评论，算不上杂文！不过也好，坚持下去，也是一条路。”这条路，啥含义？反复琢磨，有了感悟：报纸上都有言论专栏，不愁没有用武之地；写言论有利于提升思辨力，有助于增强公文写作的深度。恰因领会出如此之妙，也就一发而不可收，一路写了下来。
（七）第一次直接“写哲”，触类旁通。 1983年初春，《解放军报》理论部一位资深的编辑，来我所在的集团军“采风”。在陪同他下部队时，他见我随身携带着哲学书，就问：“你对哲学感兴趣？”我说：“自学考试下半年开考，头一门儿就是哲学，不抓紧点儿恐怕过不了关！”他说：“我主持的理论版，新开了个《哲学随笔》的专栏，你不妨结合自学哲学写一点儿嘛！”我试着写起来，有8篇相继被采用了。第一次涉猎哲学随笔，我的额外收获不菲：既促进了对哲学观点的理解，在集团军200余名学员中以84分的成绩拿了第三名；又体会出把哲学渗透到言论写作中，有利于“产品”质量的提高。于是我把言论写作当作哲学的又一“考场”：注重用矛盾分析的方法观察事物，使言论选题由没啥可写的演绎成了源源不断；写时尽力揉进哲理，使阐述少了苍白多了深度，少了片面化多了辩证性。
（八）第一次被报道，加油鼓劲。 我当“半拉子”报人多年，没少采访报道过别人，但自己被采访被报道只有一次。2004年记者节前夕的一天，《秦皇岛日报》记者黄束对我的足迹和心态“大兜底”，写出《闲不住的“材料匠”》，刊发在《新闻视野》上。导言中将我等4名通讯员称为“土记者”，说“没有他们，也许这份报纸会缺少点什么”“党报当然不会忘记他们，读者也不会忘记他们！”尤其在写我的篇章里，对我的“产量”质量予以了很高的评价，称“很多读者以为他是在编的记者。”“不论担任什么职务，都依然不改初衷。”一个“半拉子”，受如此好评，这个第一次产生的鼓舞力很显著：“除了患上老年痴呆症或是脑血栓什么的，写不了就不写了，不然的话绝对不会放下手中的键盘。”我那被记者收入那篇稿件中的心声，向自己吹起了当好“半拉子”，不懈耕耘的进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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