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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来自Theory and Society，Theory and Society是一本社会学同行评价的学术双月刊，内容涵盖对社会现象的理论分析。根据Journal Citation Reports（2018）报告，该期刊近五年的影响因子为2.564。 原文来源 Pierre Bourdieu 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political and symbolic revolutions Theory and Society, Volume 49, Issue3, 439-463 作者 Bridget Fowler, University of Glasgow  本文挑战了社会学界对布尔迪厄（1930-2002）思想的既有评判，即认为布尔迪厄虽然在社会再生产理论方面富有创见，却未能同时提出一种必要的社会变革理论。本文注意到，一直以来布尔迪厄都想提出一种社会转型理论并对权力的延续作出解释，事实上他也确实提供了两条实在的进路来理解历史转型：其一，他认为“先知”既在宗教意义上创立“异端邪说”，也在世俗层面发起破除正统的“符号革命”；其二，他借由“普遍性的联合”这一概念，说明知识分子和追求社会正义与普世理念的专职人员应当发挥的作用。此外，布尔迪厄运用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了“符号革命”的社会性前提，这其中就包括对社会危机的别样解读。对他而言，战争、饥荒、经济衰退，尤其是有识阶层岌岌可危的生活，诸如此类的危机在各自分殊的场域内外皆影响深远。由于“滞后效应”或“习性失调”，不同场域间同步产生的斗争愈发得以在更为宽泛的权力场域内部获得强烈共振。事实上也的确如此，面对显现的危机和新近预言的“异端邪说”，从属阶级开始质疑原本理所当然的事物秩序，并且密谋反抗。本文依据布尔迪厄身前身后的出版著述，试图重新阐明其为人熟知的理论体系对历史变革研究的助益，并思考社会科学本身在激励进步社会运动方面如何可能。 一 2001年，我受邀参加了一场在法国瑟里西拉萨勒（Cerisy-la-Salle）举办的布尔迪厄专题研讨会，布尔迪厄本人也位列出席。除塔萨蒂特·雅辛尼之外，与会人士皆为布尔迪厄的“外国研究者”。布尔迪厄在法国国内备受攻讦的处境由此可见一斑，这在韦德斯-勒鲁、海尼希和拉图尔的粗暴批评中也能略知一二。从让-路易斯·法比亚尼引经据典却极度祛魅的《皮埃尔·布尔迪厄：英勇的结构主义》，以及乔利在《论布尔迪厄》中的雄辩可知，时至今日“巴黎人”和布尔迪厄之间尖刻的“文化战”仍在继续。 众所周知，布尔迪厄将源自马克思的经济资本这一概念拓展为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与符号资本，由此洞悉了资本主义晚期统治者们可获得的资源。更特别之处在于，布尔迪厄发展了韦伯的理论，从而揭示了教育之于现代性的作用——它是占有正当文化资本的统治阶级对从属阶级的符号威慑。正如斯沃茨指出，这种教育认证体系合乎“地位群体”的行动逻辑：“布尔迪厄在普遍意义上说明了身份地位对阶级利益的掩饰。” 一般而言，文化资本中的符号利益常常被转化为经济资本，这在年薪百万的企业雇主身上尤为明显。二战前夕，文化资本已然成为进入高教、政府和企业单位的叩门砖，许多行业也会要求员工具有额外的社会资本（如重要的客户资源）。布尔迪厄及其同僚将这一现象称为统治阶级内部“新形式的再生产”，以此说明经济资本不再被直接继承，而是以文化资本为中介得以沿袭。总之，只有统治阶级才在教育上获得了优先地位，也由此养成了从次等阶级那里明目张胆获利的“惯习”。然而，当与身居高位者进行比较时，考虑到教育制度的初衷是为“保持中立”，从属阶级常常误以为是个人能力的不足才导致了他们的失败。基于这种“实践逻辑”，教育制度便成为一种新的且合法的“社会正义”，如同韦伯在讨论印度教因果报应和基督徒期许救赎时所描述的“神义论”那般，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布尔迪厄对实践逻辑的分析已或多或少引起了理论争鸣。比如，法比亚尼和迈克尔·布洛维声称（尽管在我看来是错误地），布尔迪厄独创的“惯习”概念只不过是玩弄修辞的“黑匣子”，既不可知也不可证，是对工农所谓“宿命”出身的掩饰。布尔迪厄另一饱受批评之处在于，既然家庭和阶级的“历史无意识”已先在地保证了行为路径的一致，布尔迪厄却恰恰未能精确说明“惯习”如何造就了行动者的不同性情。此外，亚历克斯·卡里尼克斯和克雷格·卡尔霍恩都指出，布尔迪厄的社会学体系对制度性矛盾的讨论较为薄弱。斯科特和华康德也同时认为，布尔迪厄未能就受压迫的工农阶级的反抗提出相应的理论概念。即使是偏向布尔迪厄的大卫·斯沃茨，也在他本人极具眼界的处女作结尾表达了对布尔迪厄的惋惜，认为后者无法提炼一种有关社会变革的一般性理论：“布尔迪厄对发达社会中生活方式的理解，是对结构内部各要素的排列，却没有涉及结构本身的转型；他点明的是市场竞争，而非集体组织；他讨论的是再生产，而非革命。” 二 不同于上述讨论，我赞成斯沃茨新近对布尔迪厄的评价，即认为布尔迪厄确实提出了一种与变革相关的理论。自其对阿尔及利亚社会的研究以来，布尔迪厄始终对两种“转型”问题抱有关切：一是受经济发展主导，封闭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现代性过渡；二是社会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催生了一支稳定的、面向未来而集体行动的工人阶级队伍。我们当然要承认，布尔迪厄的理论贡献部分在于他对法国统治阶级进行了无与伦比的精当分析，指出这一阶级如何通过对各种资本形式的灵活“改写”，以使其优势地位代代相继。在这个意义上，他敏锐地感知到了特定社会场域内部的世代冲突。吊诡的是，正是这种冲突使普遍的等级秩序和物质上的不平等得以维系。 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布尔迪厄的社会学体系对解放性行动有所考量。这既体现在他将行动者的冲撞称为“异端话语”，也体现在他对行动者境遇里的诸般可能作了详细说明。布尔迪厄的社会学体系向来具有丰富的言外之意，这为分析行动者的评论文章、他们对异端信仰的依凭和对社会变革的广泛参与提供了理论资源。古尔斯基曾形象地指出：“布尔迪厄对历史变革的关注，如同一条时粗时细的红线，贯穿了他毕生的写作。”在这篇文章里，我则依据布尔迪厄近来出版的著作——《法兰西学院讲稿：马奈，一场符号革命》（2013）、《论国家》（2014）和《一般社会学》（卷一，2015；卷二，2016），尝试说明这一旨趣。 三晚年的布尔迪厄将转型与“反身性”相联系，因而他可被视为那些倡导省思的哲学家中的一员，希望以此为行动提供指导。只不过于他以及古尔德纳而言，此种反身性需要建立在经验性的社会科学之上。仅仅认识到这一点，便既能发展出一种方法论以揭示历史起源，同时展现结构对实践的决定作用（也就是“对象化”），也能探究主体视角、观点亦或是不同场域内行动者的位置所产生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布尔迪厄的社会学路径阐明了各场域（如无处不在的阶级权力“元场域”）的内在矛盾。比如，早在1980年代初期，布尔迪厄就注意到各场域已在内部一分为二，一面是相对而言更具优势的统治者，另一面则是对统治者符号权力的反抗。这是对卡里尼克斯和卡尔霍恩批评论调的有力反驳。 从韦伯式的研究入手，布尔迪厄描述了遍布社会并引爆历史转型的各种危机，尤其是那些强化了“先知”与“牧师”间业已存在的矛盾的危机。此类分析最早见于布尔迪厄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民族志研究。在这项研究中，布尔迪厄着重讨论了由1871-1873殖民法所规定的土地征收——它使原本机械化的劳动分工陡然向“有机化”转变，以及与此同时强加给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法国资本主义和欧洲主流的等级制度。然而，对传统阿尔及利亚农民而言的“世界末日”，却在同时带来了一系列由世俗“先知”引领的阿尔及利亚反抗运动。这些“先知”便是卡比利亚的口语诗人和作家，尤以穆鲁德·菲拉奥恩、马来克·瓦里和穆鲁德·马梅利最为著名。 更关键的是，当布尔迪厄在《学术人》（1988）中讨论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时，他其实对革命——尽管这是一场被强力压制的革命，作出了一般性的分析。布尔迪厄向我们说明，由于新进职员不同的“惯习”和较低的资质、文凭的贬值以及社会科学的发展，在日益扩张但依然保持相对自主性的大学场域内部，最初的冲突最具爆炸性。随后，革命行动的起源地便拓展至诸如Sud-Aviation Bouguenais、Renault-Billancourt之类的工业生产场所和其他领域。随着不同的场域纷纷陷入冲突，日常生活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对未来的期待也被悬置，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关乎“公共时间”的奇特经验：一种含混且几乎空洞的时间，为不同场域所共有。对索邦大学及其他机构的失望之情引发了怨恨，伴随着工业和媒介部门根深蒂固的冲突，这些怨恨开始积聚。 在1968年的学院危机中，授课、教学与传统十年制博士培养制度引起了显著争论。同时，日常生活中展示自我的方式发生了更大的转变。比如，学生不再用“您”而是“你”来称呼教授。布尔迪厄出人意料地借用了奥古斯丁·古诺的理论模型，用以表达不同场域在结构上的同源性和同时性。如萨皮罗所言，布尔迪厄向我们说明了二战后全新的人口结构与更为市场导向的生产模式已影响到了许多场域，这引起了教育等特定场域的发展乃至革命。因应这些危机，各场域开始成为一个整体。简言之，危机期间不同场域在时间性上的同步一致造就了相关的历史“事件”或转折点，如1894-1906的德雷福斯事件、1940年的民族革命和1968年的“五月风暴”。 这一论点在布尔迪厄对德雷福斯事件的分析中尤为清晰。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对间谍活动的错误审判，以及以“国家理性”之名对一名犹太军官的不正当监禁，这两者共同挑起了危机，并使危机在军事、法律、文学（如左拉发表在报纸上的《我控诉》）等其他场域内部引发连锁效应。当种种分裂汇聚一堂时，与叛国指控相应和的政治危机便出现了。 从1968年“五月风暴”中学生与工人间的脱节可以看到，此类危机最终也许会压制更为宽泛的社会转型。不过，持久的场域变革仍有可能发生。华康德就1968年的事件指出，权力场域随后变得更为保守，并对专业院校产生影响，使自第三共和国以来便久负盛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变成了无法自主的国家行政学院，沦为在位者的权力据点。在布尔迪厄的《艺术法则》后记、他对新自由主义和银行家的评论、对出版业的研究以及《经济的社会结构》中，1968年之后卷土重来的保守化转型得到了进一步说明。  值得注意的是，布尔迪厄在他最后的巨作《帕斯卡尔沉思录》中断然抛弃了“命运之爱”（对个体命运的绝对接受）的概念。布尔迪厄原先一直拒斥阿尔都塞式的观点，即认为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教育性的国家机器仅仅传承了社会结构，创造了一个消极苟安的从属阶级。但在早些时候，布尔迪厄对“和解”与“共谋”有所强调。他也屡次反驳了机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后者假定对行动者而言，占有具体的阶级位置是理解自身在生产和政治上的利益的必要充分条件。更甚者，他在阐述阶级形成的同时，也曾无数次提及国家政治“神话”的诱惑。在马克思、涂尔干、韦伯、伊莱亚斯和卡斯雷尔的经验之上，布尔迪厄试图找到一种含括了符号权力和符号暴力分析的“广义唯物主义”，来消弭这些理论隔阂。 事实上，随着战后凯恩斯主义自1990年代以来的回落，布尔迪厄在他的实证研究中传达了一种有关社会失范与社会苦难的普遍观点。不仅仅是失业、有限的机会与文凭贬值，更是行动者在社会正义上的失落，激励了布尔迪厄的书写。行动者意识不到符号，与此同时，他们却为既有社会关系的存续托底，使精英本身的再生产在结构中发挥效力。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布尔迪厄揭露的是“机械力”的残酷铁律，而非基于历史关系所衍生的可能性；布尔迪厄则用他对同样持存的“自由边缘”的思考作了澄清。在特定的脉络下，在彼此区隔的场域内外，此种边缘位置包容了创新、集体反抗以及转型的过程。既然布尔迪厄明确指出社会学应当与历史相结合，那么他便将对结构化的解释与对创新和变革的说明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相较于其他思想家，布尔迪厄常常在特权家庭如何完成再生产这一问题上态度微妙。的确，从“庇护学校”到社交关系，这些机制通常对特权阶层有利，对此的祛魅则推动形成了一种去神圣化的“怀疑伦理”。然而，以为布尔迪厄作品里呈现的社会现实仅仅受制于一种决定论的逻辑，这一认识也未免过于局限。尽管我们应当承认，布尔迪厄需要进一步阐明使危机显现其间、且成功唤起符号革命或社会革命的具体形势，但他确也在同时提供了一种一以贯之的结构变革理论。正如布尔迪厄为自己辩白时所言，不论是农业社会秩序，还是传统的父权体系，还是战后的“光辉三十年”，亦或是绘画艺术从学院派转向现代主义，危机总归会使这些经久不衰的再生产形式危如累卵，并趋于终结。 布尔迪厄思想体系中有关社会变革理论的部分常常为人忽视，我将在下文中对他的这一理论做进一步阐释。我将从布尔迪厄对国家转型的观察入手，接着讨论他对于“先知”、“异端邪说”和符号革命的分析，最后以他对剥削、受苦和符号拒斥的周全思虑作结。 因篇幅限制，本文仅节选引言部分 编译︱陆 盈 审核︱魏亦佳 美工︱刘青旭 -- Political Review -- 原标题：《皮埃尔·布迪厄：就政治与符号革命论社会转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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