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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海善 我从幼儿开始认人时，便认识了二婶。二婶和我们家住的是前后屋。我小时候很害怕二婶，确切地说，是害怕二婶那根孤零零的嘴唇包不住的大门牙。那根大门牙总是在嘴唇外呲着，像一把锋利的刀，很吓人。 二叔是生产队里的队长。那时的生产队长不会腐败，只会领着队里的社员起早贪黑地干活。不像现在的村长，个个都是村里的首富。那时，二叔家是全村里最穷的人家，穷得二婶每逢大集一定要拐着筐去赶集。 二婶赶集从来都是独来独往，不和别人一起走。每次赶集回来，二婶的筐里都有几把青菜，偶尔还会有几块饼干、炉果等零碎小吃。 
后来，我听大人们扎堆儿悄悄议论二婶是贼。话里话外我听岀了说二婶是“三只手”。在我们山东老家，人们称“小偷”为“三只手”，有两只看得见的手，一只看不见的手。二婶每次去赶集，专门偷青菜、吃食之类的东西。不能吃的东西，即便是很贵重的东西，二婶从来不偷。 二婶在大集上偷人青菜、吃食，常常失手被人抓着。脸被搧两个耳刮子或挨几拳头，是常有的事儿。但这次失手，二婶挨打很重，她那根伸在唇外丑陋的大门牙被打掉了。 那天，二婶在一个卖菜的摊床前，把她那第三只手试探着伸岀来，刚刚抓住一把青菜，便被商家一把抓住了手腕子，一只拳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狠狠地打在了二婶的大门牙上。二婶的那根大门牙当即便“当啷”一声，掉在了地上。口里的血沫子把两片嘴唇染得通红。二婶顾不上看一眼掉在地上的，陪伴了她几十年的大门牙，也顾不上抹一把嘴上的血沫子，当即便“扑通”跪在地上，鸡啄米般磕头，说，“大叔大爷饶了我吧，我的孩子两天没吃饭了，我这是没法子才干岀这不是人的缺德事儿……二婶一边说着，一边不停地磕头。 商家瞅了一眼二婶那一身褛烂破衣的可怜样子，便抓了把青菜扔给二婶，吼道，“滚！”二婶像得到大赦，捡起青菜和她那根大门牙，踮着小脚一溜烟跑了。 
二婶的腿还没迈进大门，便听见了孩子有气无力地哭声，二婶忙把一块偷来的饼干嚼碎，吐进孩子的嘴里，孩子这才不哭了。 二叔回家，一眼望见二婶那根大门牙没了，便问“牙呢！”二婶脸便红了，说，“掉了”。二叔笑着说，“掉了好，变得好看了。”又问，“怎么掉的？”二婶只好明说，“孩子两天没有东西吃了，我到集上要点儿吃的……二叔听了，脸立马阴沉下来，说，“操他娘，我起早贪黑地干，连个孩子喂不饱！”又说，“以后少干这缺德事儿，说你多少遍了，就是不听！”二婶受了委屈，泪流满面，哭道，“你认为我愿意去偷？我天生就是个贱骨头？你拿来东西喂孩子，我不去当贼！喔喔喔……越哭越伤心。 等孩子啥饭都能吃了，二婶再也没去赶过集。 
那年，我搞外调回山东，老婆也随我回老家探亲，要去看看她二舅妈，也就是二婶。那时，二叔已不在世了。据二婶说，她由两个儿子赡养。二婶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听说大儿子挨饿时闯了关东，在黑龙江下小煤窑遭遇了瓦斯爆炸，脸被烧得沒了人样，多少年没有回老家看望母亲了，但逢年过节忘不了寄些钱孝顺母亲。 我和老婆买了几包点心去看望二婶，见二婶确实老了，腰弯得很厉害，头发几乎掉光了，头皮和脸上长了一层很黑的老年斑，显得更老了。二婶见我们买了点心看她，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一遍又一遍地说，“你看看，你看看…… 过了几天，二婶端来一箥箕花生送我们，我们再三推辞，说东北有花生了，不是以前了。二婶说啥也让我们收下，她说，“这是家乡产的花生，有家乡的味道。”无奈，我们只好收下。我们知道，这不仅仅是一箥箕花生，更是二婶的一片心意。 
山东，历来被人们尊为“孔孟之乡”，“孝悌文化”根深蒂固。后来，中华民族的许多优良传统渐渐淡了，甚至被当作“封、资、修”批得比狗屎还臭。 我几次回山东，都发现那些新盖的砖瓦大屋，全由年轻人住着。老年人都住在低矮、阴暗、潮湿的草屋里。后来听说，二婶住在牛棚里，冬天靠牛呼出的热气取暖。牛棚的墙上有个小窗口，儿子或儿媳送饭便放在小窗口上，冬天常常结了冰，二婶草草吃几口了事。 老婆听说，二婶在黑龙江的大儿子逢年过节给母亲寄的钱，都被两个儿子平分了，从未给母亲买过什么食物。 再后来，听说二婶死在了牛棚里。死时，滚了一身牛屎。 还听说二婶的葬礼办得很隆重，灵堂里的供桌上摆满了大鱼大肉丰盛菜肴。成堆的烧纸轰轰烈烈地燃烧着。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孙子孙女等孝子贤孙，白森森跪了一片，久跪不起。众人送的两排花圈摆岀很远。请来的两班吹鼓手“嗷嗷”地吹了三天。岀殡这天，儿子儿媳跪着双手拍着地，山叫驴般哭得惊天动地，几里外都听得见。 
（图片来自网络 致谢原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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