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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流域是江南地区的心脏，也是中华文明最早的摇篮之一。其中的苏州、杭州、常州、湖州等，不仅代表江南区域文明和文化的最高发展水平，也是当下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圈层。 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太湖流域城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提出“八府一州”“江南十府”等概念。实际上，这个江南城市的空间格局虽然成熟、定型于明清时期，但也经历了漫长的孕育、生长和积累过程。这里，仅以唐代江南城市为“切片”，为江南区域和城市史补写一章，也为长三角城市群追寻一段历史记忆。 「拓展与丰富“八府一州”」 说“江南好”，在古今中外都没有争议。但如果问“什么是江南”，事情就复杂起来了。不要说思想、文化、精神、气质等飘忽不定的方面，就连江南的地理空间有多大、哪个城市属于江南等，也很难取得一致的意见。但这又是一个非解决不可的问题。如果连一个确切的地理范围都没办法确定，其他的一切又从何谈起？ 关于江南的空间范围，历史上有多种界说：大可大到“除四川盆地以外的长江以南地区”，小则小到明清时代的“太湖流域经济区”。后者以“八府一州”为代表，即特指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太仓州。这个“小江南”的面积，约为4.3万平方公里。 大体上，尽管历史上出现过多种“江南”，但它们本质上是不稳定、不成熟和不完整的。只有到了明清时期的“八府一州”，不仅圈定了古代江南地区的核心空间，还在江南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确立了主体地位。这是其他相关地理单元、行政区划等无法“喧宾夺主”的。 当然，与“八府一州”在交通、人口、商贸与文化联系密切的一些城市，如宁波和绍兴、扬州和徽州等，也应当受到重视。为此，有必要引入“江南城市群”的概念，对“八府一州”的范围、内涵进行必要的拓展与丰富。这一界定与《吴越春秋》中首次出现的“江南”概念，即主要指东周时吴、越等诸侯国所在的区域最为接近。 由此，以“八府一州”和“江南城市群”为核心空间的江南，可视为在经历从“吴越诸侯国领地”到“除四川盆地以外的长江以南地区”漫长扩张演化之后的回归。这既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自我肯定。 「深厚地基与绵长文脉」 正如西方谚语所说：“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像这样一个孕育于史前时代（良渚古城）并最终成为长三角城市群地理核心与文化灵魂的“江南城市群”，当然也有着漫长和曲折的演化发展过程。 其中，唐代江南城市是一个重要的、特别需要关注的形态。甚至可以说，明清“八府一州”在大唐初步长成、英姿勃勃。 由于唐代江南的行政空间大于“八府一州”，因此二者所包含的城市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唐代江南城市可确定为两浙路城市，主要包括苏州、湖州、常州、润州、杭州、越州、婺州。可见，明清时期的“八府一州”，只有苏州、杭州、湖州、常州、润州在唐代被列入江南城市范畴。这说明，苏州、杭州、湖州、常州、润州是古代江南的核心城市，即不管行政区划怎么改变，它们的核心地位稳如磐石。 这五个城市的联系非常密切，共同之处很多，甚至包括它们的得名，也都是在隋初区域行政机构调整中同时获得的。 在唐代的“太湖五州”中，排第一的当属苏州。先后做过杭州、苏州地方官的白居易说：“浙右列郡，吴郡为大。”又说：“江南诸州，苏最为大。” 韦应物在《登重玄寺阁》中写道：“始见吴都大，十里郁苍苍。山川表明丽，湖海吞大荒。合沓臻水陆，骈阗会四方。俗繁节又暄，雨顺物亦康。禽鱼各翔泳，草木遍芬芳。” 苏州的“大”，不仅指人口和经济体量，也包括人才和文化方面。《吴地记》记载，唐武德七年，管县七，“两税茶盐酒等钱六十九万二千八百八十五贯七十六文”，以至于时有“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之说。 以进士人数为例，唐代苏州进士约有50位，包括顾胤、陆象先、陆璪、朱子奢、董思恭、张旭、史德义、顾况、归崇敬、归融、沈既济、沈传师、沈询、杨发、杨涉、于公著、陆质、顾少连、顾师邕、陆龟蒙、陆贽、徐岱、张镒等。这个数量居南方各州之首，其中的张旭、陆龟蒙等更是家喻户晓的文化名人。 自古繁华的杭州此时稍稍逊色，但仍可与苏州并列为唐代江南地区的双核城市。隋唐大运河开通前，杭州在江南地区的地位相对不高。杭州成为“州”一级的行政机构，也是隋开皇九年灭陈之后的事情。 但此后杭州的发展一发不可收，迅速繁荣起来。隋代的杭州已出现“商贾并凑”的景象；唐代的杭州“咽喉吴越，势雄江海”，已成为“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的东南名郡。 行政地位的确立，商业经济的发达，直接带动了文化的繁荣。统计显示，唐代杭州共产出进士16人，包括制科及第者3人、常科进士10人、明经进士3人。其中，就有写了“天下三分明月夜”的诗人徐凝等。 湖州、润州和常州也是唐代的江南名郡，如湖州的丝织业、制茶业，润州的漕运，常州的丝、麻织和造纸业等。一个值得记录的细节是，“茶圣”陆羽的《茶经》就是在湖州撰写的。 就人才而言，唐代的湖州是诗人孟郊、钱起的故乡，也出了姚元崇、沈君谅、姚璹三位宰相；唐代的润州是诗人王昌龄、戴叔伦、许浑的故乡，写过“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唐代宰相李绅也是润州人；唐代的常州则出了徐仁纪、刘胤之、高智周、秦景通等17位进士。 以苏杭为双核，以吴越为腹地，以唐代“太湖五州”为骨架的唐代江南城市，不仅奠定了“八府一州”的基本构架，还成为“江南城市群”的深厚地基和绵长文脉。 把唐代“太湖五州”与明清“江南城市群”联系起来，为梳理江南区域文明、文化演化确立了两大历史支点，也把当今长三角城市群的历史文脉向前延伸了数百年，是必要的、重要的。 「繁荣繁华保持千年」 唐代以前，最发达的城市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尤以中原地区为群星荟萃之地。但不幸的是，那些曾经高度繁荣兴盛的城市，一度被战争摧毁了。 举世无双的汉代都城长安，就直接毁灭于魏晋南北朝的连年战乱。在最低谷的时候“户不盈百”，与一个普通的小村庄相差无几。 同样一度毁灭于战火的还有洛阳。公元547年，东魏抚军府司马杨衒之“重览洛阳”，发现这里已是一片废墟：“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他触景生情、百感交集，决定写一部书把当年洛阳之盛记录下来，于是就有了《洛阳伽蓝记》。 人口是城市发展的基本要素。百般悲惨、万方多难的安史之乱，引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所谓“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 大诗人李白写道：“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这不是诗人的虚构或想象。在邹逸麟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中，就讲到元和年间的苏州人口比天宝年间增加了30%。在史念海先生的《中国的河山》中，则把“中原乱离，人口大量南迁”看作唐代第一大城市扬州“蒸蒸日上，如日之中天”的直接原因。 人口转移，不仅是数量和空间上的变化，也包含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全盘转移。这本身就是古代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发展的重要特征。 唐代城市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在很大程度上走出了以中原城市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城市兴衰规律。城市的兴与衰、发展和停顿，不仅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也不可避免地要相互转化。但在一定意义上，唐代的江南城市打破了这个铁律，并把自身的繁荣繁华保持了千年。 其间，尽管也有战争的影响，如两宋末年、元初、清初、太平天国等，江南城市不同程度受到重创。但与其他一些古都不同，以苏州、杭州为代表的江南城市很快就能治愈创伤并“满血复活”，表现出超强的韧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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