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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湘乡人的文字中，多有以“湘南”指代湘乡者。 同治十年（1871），曾国藩致友人黄麓溪：“闻已于冬杪返棹湘南，抚棺一痛，洒泪终天，知不胜惨慼矣”。黄麓溪为湘乡人，返棹是为了奔父丧。所谓“湘南”无疑指湘乡。 以“湘南”指代湘乡一带，清初已有先例。如，龙孔然字简卿，湘乡人，明末举人《洗笔池》有“褚公不作湘南客，鹦鹉谁从啄李花”句。“褚公”即褚遂良，唐永徽六年（655年）贬为潭州即长沙都督，洗笔池为其视事湘乡时洗笔之处见同治《湘乡县志》。又如张正笏字书思，湘乡人，乾隆壬申举人，任武陵县教谕《壬寅冬谢武陵铎篆归里留别诸生》诗，有“家在湘南溪上居，绳枢瓮牖即吾庐”句，“湘南”谓其湘乡故园。 古人所称“湘南”，情形比较复杂。 一指湖南南部。如杨万里《朝奉大夫知永州张公行状》“湘南名郡，旧称甲永乙邵。” 一指湖南以南，多指广西。如韩愈《送桂州严大夫》“苍苍森八桂，兹地在湘南”。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序》：“余取唐人詩，考桂林之地，少陵謂之宜人，乐天谓之无瘴，退之至以湘南江山胜于骖鸾仙去，則宦游之适，宁有愈於此者乎！” 一指湘水南岸。如宋王庭珪《寄赠王保躬求小山石》“扁舟斗转五溪湾，湘北湘南饱看山”。这里的湘南湘北指的是湘水两岸一带，并不指湘水以南、以北的广大区域。湘水总的来说是南北走向，但部分江段为东西走向，故有湘南、湘北。王闿运说“湘水有东西，无南北，自来言水地者，所未了也”《（光绪）湘潭县志》，有误。 一泛指湖南。如萧统《文选序》“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岑参《送周子下第游荆南》“足下复不第，家贫寻故人。且倾湘南酒，羞对关西春。”李白《惜余春赋》“吟清枫而咏沧浪，怀洞庭兮悲潇湘……汉之曲兮江之潭，把瑶草兮思何堪。想游女于岘北，愁帝子于湘南”。刘长卿《湘妃庙》“荒祠古木暗，寂寂此江濆。未作湘南雨，知为何处云”。 自古以来，湘乡一直位于湘省正中，在湘水之西。因此，以上情形都无法解释“湘南”何以能成为湘乡的代称。 答案隐藏在遥远的时光之中。 西汉，长沙国有十三县，其中有湘南、连道见《汉书》。据明李贤《明一统志》、刘基《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东汉从湘南县析出湘乡县，晋时以连道并入湘乡，清洪亮吉《（乾隆）府厅州县图志》则曰南朝宋以连道并入湘乡。总之，是湘南县的一部加上连道县的全部奠定了湘乡县的大体框架，时间在晋或刘宋。由于这个渊源，后世人遂以“湘南”指代湘乡，以表怀念。出于同样的情感，“连道”、“龙城”连道故城也成为湘乡的代称。如，邓显鹤《小绿石斋诗存序》，“余往岁主朗江讲席时，增辑《资江耆旧集》，兼搜连道遗诗录入”。曾国荃《与赖古愚》“龙城别后，蓂荚倏更，南望楚云，时深驰系”。彭兴护《洗笔池怀古》“老臣赐玦潭州督，暇日挥翰龙城里”。民国时，尚有以“连道”称湘乡者，如杨锺羲《雪桥诗话》，“连道罗罗山方伯泽南起家诸生，转战二年，靡敌不克，贼畏甚”。 至于湘南县之“湘”，王闿运认为指临湘，“湘南者，临湘县之南，非湘水之南”《（光绪）湘潭县志》。其解释是合理的，因为湘南县既不在湖南南部，也不在湘水之南，而在临湘县之南。 西汉，以秦之长沙郡置长沙国，“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史记》。也就是说，临湘是当时长沙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湘南县与之接壤，取名以之为座标，合乎情理。 虽然湘南县之得名和湘水没有直接关联，但有间接关联，因为临湘以“地临湘水为名”见《太平寰宇记》。 迄至晋，湘南县先后析出湘乡、湘潭、建宁、衡山四县见清罗汝怀《湘南湘乡建宁湘潭故城考》，可见最初的湘南县多么广袤，地跨今天的株洲、湘潭、娄底、衡阳四地市。南齐，湘南县省入湘潭县或曰湘西县。至此，历史长达六百多年的湘南县寿终正寝。 同治元年（1862），曾国葆病逝于湘军围困南京的军营中。曾国荃作《祭季弟事恒文》，有云“己诘朝弟榇挂帆上驶，岁暮当抵湘南。呜呼！魂归故里，道阻且长，水深浪阔，毋怖毋惊”。他以“湘南”、故里并举，指引曾国葆魂归故乡之路。 可见“湘南”在湘乡人心里留下了多么深刻的烙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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