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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文学社”由汤寿潜、沈玉林创办于上海，几年后更名为“会文堂书局”。以出版教科书、大型丛书为主，如《普通百科全书》丛书，达100种之多。也出版诗文集、小说演义，如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它们影响很大，对提高当时国民素质功不可没。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春，“会文学社”发行沈桐生辑《二十四史分类辑要》，汤寿潜撰序，略谓：“光绪二十七年秋七月，明诏再罢时文，首场改试中国史论，一时瓮牖黄馘之士，不知唐宋之先后，而抱时文为金科玉律者，往往走深山邃谷中，放声长号，自悲天夺，其所恃业与时左，亦巨哀已。其一二规时赴势者流，涉猎永嘉八面锋，谓足以通天人之穾者，辄又开口大笑，庆为长夜之忽旦。既其实巧拙略异，而无所得于史钧也。夫史岂易言哉！卤莽而耕获焉，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或孟晋于是矣，岁月绵薆，卷帙益伙，曾不能刳心以究古今中外政教之王衰，疆圉之辟蹙，用人、理财、行事之得失，徒龂龂焉讼一年、月、日、人、姓名之縿縒同异，虽曰史学，犹是训诂耳、考据耳，穷老尽气，莫知向方，虚牝无用，亦与时文将无同。昔司马温公以书局自随，殚竭十九年之心力，成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求首尾徧读一过者，惟刘贡父一人。嗟乎！作史难，读史亦如是，其不易也！刘子元论史，谓有学无识，如愚估操金，不知贸化，讵非緐而寡要，尸其病欤？子瞻读汉书，谓礼乐刑政，当作一意求之。后朱子且韪其说，然则分别部居，甄汇事实，庸便购读，无叹望洋，倘亦敂学者之事乎？”四月，“会文学社”发行邵章编《经史百家序录》，汤寿潜又为作序，略谓：“维新至日本，亦不为不盛矣。其文科大学，犹列汉学、中国语文。其士大夫之斠求汉宋学派，及刳心为古文辞者，肩背相随属。美国科比伦大学堂新立中学科，上年就我外部匄取经史子集，遂议以《图书集成》饷之。夫以千圣百王、群先哲精爽所寄托，魂气所感召，外人且刳精揖志，以求有得，我高明之士顾躐溥通而跻高等，舍实业而谈名哲，蔑视古昔之籍如土苴、如刍狗，不惜刬除之以为快。乌虖！新学之不兴，可耻也！旧学之将熄，尤可哀也！......嗟乎！谓中国无学可，谓中国无书则不可。《序录》诸书虽旧典陈文，而中国三千年政治之沿革，学术之流别，国计民生之息耗，隐括于是。寻而绎之，即泰东西之新理、新学，往往异地同揆，不相师而未必不相合。”目前所见，《二十四史分类辑要》、《经史百家序录》是“会文学社”最早发行的书。汤寿潜之所以亲自撰序，应该和它们这一特殊性不无关系。根据相关文献，同年“会文学社”还发行过范震亚译、美国人那尔德著《化学探原》。但未见真容。一说1899年，较早持此说的有陈志放《汤寿潜年谱》，未知何据。一说1903年，当下学界多持此说，应当来源于1980年代朱联保《近代上海书店、出版社印象记》稿，略谓：“会文堂书局创办于1903年，由沈玉林、汤寿潜等筹建，地址设在上海河南中路325号。早期经理徐鉴堂，出版石印线装的诗文集和演义小说，如《吴三桂演义》等。据《学术月刊》1964年4期所载书业公会致商业联合会信中说，会文堂于民国15年(1926)年停业,当系内部改组,后来改称会文堂新记书局,经理王秋泉。据《上海工商名人录》载,曾任国民政府军需署署长、福建省财政厅长的徐桴(字圣禅,浙江镇海人),是会文堂新记书局的店主。经理徐宝鲁,据传系辛亥革命烈士徐锡麟的后代。”朱氏民国时期在上海世界书局任职多年，此稿系其回忆写成，细节难免与事实有出入。既然“会文学社”1902年发行了多种书籍，其创办于该年当无疑义。 
《二十四史分类辑要》题署 
《二十四史分类辑要》牌记： 光绪壬寅年春会文学社发行 
汤寿潜为《二十四史分类辑要》所撰序言 
《经史百家序录》题署
汤寿潜为《经史百家序录》所撰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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