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元二年（1196）六月，王容赴江西上任提举常平。这是一个重要差使，职责包括征敛财赋、赈恤、监察地方官吏、审理经济诉讼案件等。此时韩侂胄一手遮天，王容能得此职，说明他得到韩氏支持。已致仕、居庐陵老家的周必大得知王容任职的消息，致函祝贺，称赞他“学该流略，名冠伦魁，已游承明著作之庭。修注演纶，历阶可至，更冀珍调寝膳。即封严召，某比审临遣大庭，廉按江右，委寄隆重，过于闺台。往者莆阳郑公常以龙首持龙节，今兹调燮辰阶，吏民甚以焉宠，继之者若非执事而谁？大用可卜矣”。王容抵任后，与周氏续有信函往来。冬月，朝廷欲将王容召回。他写信将这个消息告诉杨万里。杨氏回信，对其来信表示感谢，并请他帮忙举荐妻侄。一个月后，杨万里又致信张栻之弟、时任隆兴知府的张枃（字定叟），为妻侄升迁事请他帮忙，并说王容已写了举荐书。庆元三年（1197）三月，周必大之子周纶（字彦敷）授抚州通判，周必大作《十以箴》，勉励他作一名好官。周纶到任后，为其书斋取名《十以斋》，王容为作《十以斋记》。从中可看到他“责己以严”的为官理念：“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十以之目，自莅官至询谋，其列虽十，而其要则一。一者何也？责己以严是已。今夫嗜惰以废职，能贪以败官，好谩以贻戚，长傲以召怨，求备以失人，尚猛以携众，恃明以丧德，自欺以积过，任独以沮善，皆不知责己者之所为也。”六月，建昌县学建成，王容为作《建昌县学记》，阐述县令对兴学负有的重要责任：“凡天子之命吏，其近民者莫如令。令所统百里，明教与刑，而后谓之政。国家以文治，诏县皆立学宫，春秋以礼释奠，择其秀民，而养之以公田，又拔其尤者为职事以率之，所以教民之具著于令，甚明如此。然今之县令，往往困于财用之不足，而挠于狱讼之多变，上则制于州府之督责，而下则沮于奸民之动摇，故一切以刑从事，苟以免目前之急。至于养士之宫，所以习礼乐而厉风化者，非窘于钱谷之阙，而不敢为，则病于簿书之剧，而不暇为。故虽万户之邑，多士之乡，而听其废坏而不葺，因其简陋而不改，大抵然也。夫令虽卑，而有社与民，顾于教忽焉，岂为民父母之道哉！”王容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其思想观念落实在行动上。任提举常平一年多，帮助解决当地的民生、教育等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如：助抚州重修府学。周必大在《抚州学记》中说:“庆元二年，豫章胡君元衡来临师席，文风既振，复怀永图，乃大议葺治。适学粮羸钱百二十万，太守陈侯研首捐千缗，常平使者王君容及后守曾侯楷各助十之三，漕宪继之，总钱又百三十万，米不在焉。以六月中寅兴工，明年八月讫事。”助丰城修赣江东堤。据《江西省水利志》，南宋庆元二年(1196)，丰城县令林仲懿集匠役五万余人，大规模修筑赣江东堤。庆元三年(1197)，时任左谏议大夫的刘德秀（字仲洪）撰《观巷堤记》记载此事：“丰城为赣吉下流，地势洼甚，岁春夏水暴至，方县数十里，汇为巨泽......庆元丙辰，永嘉林君仲懿来莅邑政，咨所急务，众以是告......即疏持于部使者。会转运判官赵公善悉、提举常平王公容，俱遣属按视，复命曰：'信。’则其捐钱出粟称所费，委于邑而责成焉...... 以是年之十一月经始，明年之二月迄事。”助临川赈济饥民。刘德礼（字敬叔）任临川县令时，遇饥荒，王容助其赈灾。著名诗人释居简对此高度赞赏，赠诗《秋雨连冬雪寄常平使者王郎中》，有“常平使者深长虑，少戆安知汲长孺。开仓振粟勇不疑，救焚孰与先救饥”句。杨万里《奉议郎临川知县刘君行状》亦载：“常平使者初议赈贷，君叹曰：'富民闻此，必遏籴。是赈之者，饥之也。’屏吏议，一以诚意劝分，得粟数万石，民受实惠。”“常平使者”即指王容。助临川扩建义冢。据《抚州府志》，王容对临川广泽庵义冢“顾问增辟，周以修廊，中为丛冢，每三岁或间岁，则官给钱，令僧取棺之无主名者，如释氏法。”杨万里《奉议郎临川知县刘君行状》亦称：“临川近郊无旷土，官有丛冢之圃曰漏泽者甚隘。凡小民之死者，无所于葬。常平使者居之以屋，岁终则以浮屠法火之。”大概在庆元三年（1197）下半年，王容回朝，仍为起居郎。
庆元四年（1198）十一月，王容与校书郎陈邕（字和父）同游麓山寺，题词于麓山寺碑。可能在此前后与廖谦会面，为廖行之《省斋集》作跋。庆元六年（1200）二月，王容完成《光宗日历》的修纂，共三百卷。嘉泰元年（1201）九月，易祓外任江州知府。随后，王容与他游庐山，在太平兴国宫题诗。朱熹弟子度正（字周卿）拜访易氏，作《谒江州易彦章》，有“经帷谏阁竟云何，且著莲花峰下么。书院凄凉安处问，庐山突兀为谁高”句。可见易氏任江州知府后，在庐山白鹿洞书院住过。王容可能也是在这期间拜访他的。十月，王容上疏，请将韩侘胄在“绍熙内禅”中拥立赵扩的“定策”事迹付史馆。得到宁宗同意。韩氏在“绍熙内禅”中的作用确实是很重要的。作为史官，忠实记录历史是王容的职责，不论韩氏是忠是奸，都要客观记载他的历史。王容这么做，起到了强化韩氏权势地位的作用，却没有被赵党攻击，说明赵党对他的看法并不恶劣，可能主要还是因为他没有深度介入朋党之争。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王容仕途顺利，且没有受到攻击，可谓不易。如果形势不发生太大变化，他的前途未可估量。然而，他肯定想不到，几年后“开禧北伐”失败，从此韩氏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将韩氏事迹载入史书的行为，遂成为他人生中的最大“污点”，并最终决定了他的命运。嘉泰二年（1202）三月，王容任礼部试官（即“同知贡举”）。五月，测验新历法。八月，王容授中书省中书舍人，兼侍讲。九月，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十一月，完成《宁宗日历》的修纂，共五百一十卷（后经黄中等人改正，于淳祐二年由高定子定稿）。闰十二月，参与皇后受册仪式。嘉泰三年（1203）六月，王容乞回授父朝散郎致仕林宗改服色。七月，朝廷授杨万里宝谟阁直学士。八月，王容作《宝谟阁直学士告词》，赞美杨氏“学欲济时,心常忧国。封章剀切,有贾谊、陆贽之风；篇什流传,得白傅、杜甫之意。凛乎难进而易退，浩然独乐而无求。身历四朝,年将八帙。有名一世，如尔几人?束帛蒲轮,未讲优贤之礼；幅巾藜杖,有嘉知止之高”。九月，王容升礼部侍郎。此后，有岳阳之行，为湘阴孚应庙撰《孚应记》。大概在开禧元年（1205），王容任江州（即九江）知府。可能任职时间短，因此没有官方记载，相关信息只见于私家文献。如王容写于淳熙十四年（1187）正月的手札被王明清的舅父曾宏父刻于石，此石刻有注语“朝请郎新权知江州军州事王容劄子”（拓本见上海图书馆藏《凤墅帖》）。又如，王容得到淮南安抚司参议方导（字夷吾）编、汀州知府陈晔（字日华）刊行的《方氏编类家藏集要方》，用其中药方给人治病见效，遂写信向陈氏致谢。陈氏在《经验方》中记载此事，称王容为“九江守”。开禧二年（1206），王容以直焕章阁、大中大夫出知静江府。四月, 在韩侂胄主持下，南宋对金发起军事行动，史称“开禧北伐”。由于准备不充分，南宋军队溃败，向金人求和。金人以斩韩氏为条件，未果。长期以来，南宋朝廷一直存在主战派与投降派的斗争。“开禧北伐”失利使投降派得到反扑的机会。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 杨皇后与投降派代表人物史弥远等人联手，诛杀韩氏及其心腹苏师旦, 宋、金议和。随后，史氏掌权，一方面清理韩党和陆游等主战派，一方面对彭龟年、吕祖俭等理学人士予以平反。作为主战派的易祓时任礼部尚书，自然成为史氏重点打击对象。史氏和卫泾上疏参劾他，奏请对他定死罪。史、卫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将易氏视为韩党。其实，易氏是否属于韩党是值得怀疑的。在韩氏打击理学人士的时候，他并没有明显支持韩氏。史、卫将他视为韩党主要基于两点，一是他属于主战派阵营，二是认为他主战实为逢迎韩氏。不过，史、卫的意图未得到宁宗支持，易氏遂贬融州。在这样的形势之下，王容大概率也会成为打击对象。从目前所见史料来看，王容的仕途终止于静江知府，此时他才四十四岁，之后没有继续做官，要么是受到打击，要么是主动去职。史氏掌权后，主战派和有韩党嫌疑的人都面临着被清除的危险，主动去职对于王容来说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根据明嘉靖《广西通志》，嘉定元年（1208）章戡、黄景说继王容之后任静江知府，可知王容是在这一年去职的。嘉定二年（1209）二月，宁宗命令史官修改绍熙以来韩侂胄事迹，从此韩氏在国史中成为“奸臣”。这意味着彻底否定了王容将韩氏事迹写入史书的作法，可以想见彼时韩氏政敌对王容的猛烈攻击。对于王容退出仕途的原因，王氏族谱如此解释：“仕至议政大夫、礼部侍郎，奉敕修纂，请命给归，后卒”。“奉敕修纂”指的是奉旨修纂族谱。王氏族谱的意思是，王容为了修族谱，在礼部侍郎任内去职的。这个记载令人怀疑，一是为修族谱而抛弃礼部侍郎的高位，难以置信；二是王容在礼部侍郎之后还出任了静江知府，实际上他是从静江知府任上去职的。王氏族谱对他任静江知府的历史有隐讳之嫌。这与“开禧北伐”失败后的政治风暴是否存在关联呢？
据王氏族谱，王容卒于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这个记载也有问题。根据易祓家族族谱，宁宗嘉定四年（1211）王容还为易氏族谱撰了序言。而按照王氏族谱，此时王容已去世五年了。王容撰《易氏族谱序》有“余同乡太原山斋先生退官故里，纂修家乘”之语。易祓家族以太原为郡望，王容故称其“太原山斋先生”。开禧三年（1207），易氏由礼部尚书贬广西融州。据清雍正《广西通志》，嘉定间易氏任融州知府，未载年份。嘉定间任融州知府的还有沈暐，嘉定四年任；杨幼舆，嘉庆十年任；赵善琪，任职时间不详。由此可知，易氏任融州知府当在开禧三年（1207）至嘉定四年（1211），随后沈暐继任。结合王容谱序“退官故里，纂修家乘”之语，可知谱序作于嘉定四年（1211）是可信的。 另外，据魏了翁《鹤山全集》记载，真德秀自述曾经在潭州与王容、易祓同时会面，谈论学问。嘉定十五年（1222）十月，真德秀以宝谟阁待制兼荆湖南路安抚使，任潭州知府。他们三人会面当在真氏知潭州期间。根据真氏生平活动情况，在他知潭州之前，他们三人同时会面的可能性不大。因此，王容去世应该不早于嘉定十五年（1222）。也就是说，他实际寿命比王氏族谱的记载至少长十六年，可算终享天年。嘉定十七年（1224），赵扩病死，赵昀即位，是为理宗。朝廷中出现重新评价“开禧北伐”的声音。易祓恢复朝议大夫之职。理宗绍定六年（1233），史弥远卒，理宗实施新政，清除史氏势力。应该在这前后，王容被平反，追赠银青光禄大夫待制。然而，由于南宋朝廷对韩氏没有平反，这对元人修《宋史》产生影响。《宋史》载，嘉泰元年（1201）十月，“起居郎王容请以韩侂胄定策事迹付史馆，从之。”《宋史》将韩氏列为奸臣，在这样价值观之下，《宋史》关于王容的这条记载显然暗含鄙视之意。《宋史》不记载他的政绩，不为他和易祓立传，也就可以理解了。关于王容的死因，民间流传他是因为北伐失败，愤郁而死。这种说法可能是因为王氏族谱记载他英年早逝，民间因之揣测而产生的。它反映了湘乡人心目中的王容与国史中的王容是截然不同的。清代，民间的声音决定了县志对王容正义形象的塑造。在南宋的政治风云之中，王容虽然尽量避免参与权力斗争，仍然无法避免最终被权力斗争伤害，使他过早退出历史舞台。作为状元，他拥有过人的才能，而无法得到充分施展，可谓生不逢时。这既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时代的悲剧。（全文完）
周必大致王容手札 
明嘉靖《江西通志》载王容《十以斋记》 
《金石补正》载王容题岳麓寺碑 
释居简赠王容诗《秋雨连冬雪寄常平使者王郎中》 
王容撰易氏族谱序 
魏了翁《鹤山全集》载真德秀在潭州与王容、易祓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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