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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6年1月间，罗荣桓的病情已经严重恶化了，根本无法继续工作，于是组织上安排他前往平壤的苏军总医院治疗。经过苏联军医会诊过后确定为肾癌，需要动大手术，然而野战医院并不具备相应条件，院方建议应尽快去莫斯科治疗，如此，罗荣桓夫妇于2月下旬辗转到达大连，一边疗养一边等待赴苏的相关手续和安排。  （罗荣桓） 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大连的政治情况一直较为特殊，根据抗战胜利前后重庆跟莫斯科签定的条约，整个“旅（顺）大（连）”地区实施了所谓的“国际化”，其实就是由苏联来控制，国共双方的军队均不可进入。 地区防务当然也要由苏军负责，设有专门的“旅大警备司令部”（解放后移交给我军），不过大连的地方政权，则基本掌握在我方手中，对此苏军也是默许的。当时的大连市长，是一位在本地颇有些名望的资本家，但没啥实际权力。 因为副市长陈云涛、警察总局局长赵杰（原山东军区警备第10旅旅长）、以及若干政府重要部门的领导，全都是我党干部，他们接受半公开的大连市委领导。市委书记则是抗联出身的韩光同志，1942年起就担任晋察冀边区的“东北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罗荣桓这样级别的首长来大连疗养，市委书记韩光和山东军区的老部下赵杰等同志，当然要来探望。谈话间，罗荣桓详细询问了旅大地区的社会情况和警察总局的工作，并作出了相关指示，其中重要一条就是要处理好跟苏联红军的关系：你们要尽可能取得苏联红军的支持。  （韩光同志） 一、苏联红军少校“王松”同志 韩光、赵杰等同志当场表态。今后一定会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同时说明在苏军警备司令部的内部，还有负责双方联络的我党同志，互相配合得很好。韩光等人此间提到的我党同志，即是警备司令部少校参谋王松，当然这是个化名。 他的真实姓名正是刘亚楼，原名刘振东，出身于闽西红军游击队的著名战将，这一年还不满36周岁。刘亚楼属于“行武出身”，早期并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养成教育，1929年参加红军时就是普通战士，由于已是党员作战勇敢，很快便担任了班长职务。 刘亚楼在红军早期战斗中，已表现出较强的军事天赋和组织能力，胆大心细，善于谋划，多次出色地完成作战任务，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为“精灵兵”。是年底，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召开“古田会议”，除了其它重要议题外，还有一个决议就是成立“随营学校”。 所谓随营学校，类似于正规军的各级“教导队”，也就是选拔表现出色的基层军官和骨干战士进行培训，从而培养更多或者更高级的指挥人才，为部队的发展壮大预作干部准备，比如粟裕将军，就曾经毕业于叶挺第24师的教导队。  （青年刘亚楼） 从随营学校毕业后，刘亚楼的军政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在其后的战斗中职务也一路晋升：红军连长、营长、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等等，至1934年长征前夕，刘亚楼已经是红一军团下辖的红2师政委，时任师长则是陈光将军。 一路血战到陕北后，抗战期间的1938年夏，刘亚楼跟李天佑、卢冬生、钟赤兵、杨至诚等我军名将一起，奉命到苏联深造军事。他们于1939年初，正式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期间刘亚楼以惊人的毅力刻很快攻克了语言关，说得一口流利的俄语。 电影《大决战》还专门有个桥段，在牤牛屯的锦州前线指挥所里，林罗首长调侃刘亚楼皮鞋擦得锃亮，一定是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养成的习惯，刘参谋长对此很是自得，要说那地方，肯定比红军随营学校正规得多。 1942年刘亚楼学满毕业时，苏联卫国战争正处在最艰难的时期，哪个部队都缺人，因此不少在苏联学习生活的其他国家共产党员，都参加了苏军抗击法西斯。而刘亚楼则被分配到远东军区机关，成为了一名见习参谋，军衔累升至少校。  （红军时期） 这里要说明一下，苏联政府当时规定，在苏联红军服役的外籍军人，是不可以当军事主官的，所以刘亚楼这个参谋的主要工作，是对“远东军区步兵独立第88旅” 的军政训练进行指导，喏，其实就是东北抗联余部，退入苏联后组建的那个教导旅。 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入东北打击日本关东军，既是中共党员又通晓俄语的刘亚楼，自然是最合适的参谋和翻译人选，于是跟随苏军和抗联教导旅一起行动，曾经参与了哈尔滨的接收工作，日本投降后，又被安排到大连的苏军警备司令部任职。 回到祖国快半年了，可惜戎马倥偬，刘亚楼还来不及跟组织上探讨今后的工作安排问题。不料这天从韩光和赵杰的口中，刘亚楼欣闻罗荣桓同志来到大连的消息，遂专程前来探望，井岗山时期，罗荣桓曾任红四军前委委员、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那可是刘亚楼的老领导和老战友。  （在大连） 二、罗荣桓力荐刘亚楼回东野 刚刚见面时，刘亚楼还是一身苏联军官的装束，视力并不太好的罗荣桓，第一眼楞是没认出来，还以为是“老大哥”的某位联络军官，赶紧上前打招呼，结果刘亚楼自报家门，给了罗荣桓一个大大的惊喜。 两个人相谈甚欢，期间不免聊起刘亚楼今后的去向问题，罗容桓问他有什么打算，刘亚楼表示“还是愿意真刀真枪地干”，言外之意是想回到野战部队去工作。一旁的韩光微笑着说，亚楼同志在这里的工作很重要，跟苏军打交道离不开他。 既然是第一次谈话，罗荣桓也没有直接表态，而是着重介绍了是东北战场当前的形势，同时委托刘亚楼，一定要从日军遗留在旅大的仓库中，多搞一些军火和物资支援东北我军，刘亚楼自然满口答应。 刘亚楼告辞后，罗荣桓却陷入沉思，要知道，当他奉命跨海到达东北时，率领的只是山东军区司令部的“精干班子”，有作战处长、参谋处长、供给部长等干部，唯独没有参谋长，时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建安，并未出关。  （刘亚楼夫妇在大连结识） 因此“东北人民自治军”正式成立时，是以从延安来的第四副司令员肖劲光，兼任第一参谋长，另以伍修权为第二参谋长。1946年初，部队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时，主要首长名单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随着东北战场形势的变化，肖、伍两位参谋长各自都接到了新的任务。 首先是战场双方正处于“谈谈打打”期间，毕竟军事调处还在进行中，而伍修权已被任命为“军调执行部长春分部”的我方负责人，以少将代表的身份跟美蒋代表进行谈判和斗争，这个岗位很重要，所以伍修权暂时无法兼顾第二参谋长的工作。 另外南满根据地的军事形势日益紧张，甚至有不能坚持之势，东北局决定派肖劲光出任辽东军区司令员，统一指挥南满各部队，“第一参谋长”自然也要离开位于北满的民主联军总司令部。 如此“东总”的两位参谋长均将不在司令部，而林总又几乎是“光杆司令”前来东北赴任的，之前到达沈阳时随员不足十人，既然指挥几十万大军对敌作战，身边没有一位信任和能干的参谋长怎么成？  （肖劲光） 罗荣桓当时就认为刘亚楼很适合这个职务，就级别来说，别看“王松同志”只是一名苏军少校，但却是我军早期名将，在他担任红2师政委时期，如今北满主力的山东1师师长梁兴初，也不过是红2师的第二团团长，妥妥的老部下。 因此刘亚楼跟红一方面军、八路军115师的战将们，确实非常熟悉，在人事上比较合拍；同时刘亚楼既有带兵和作战的经验，也在苏联的军校喝过“洋墨水”，属于既有实践又有理论的高级将领。 在东北我军逐渐走向正规化和大兵团作战的关键时期，能有这样一位参谋长再合适不过了。另外还有一层，在东北特殊的战场环境下，“东总”免不了要跟苏方打交道，而通晓俄语并且参加过苏联红军的刘亚楼，也能在这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 罗荣桓在想法成熟后，其后又跟韩光等同志进行了几次沟通，也认真征求了刘亚楼本人的意见，终于拿定主意，在大连分别致电延安和东北局，郑重推荐刘亚楼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任职。  三、林罗首长联名发出推荐电 事实上，罗荣桓的推荐电是1946年4月份发出的，此时正值著名的四平保卫战打响，从中央到东北局和“东总”，关注的焦点都在这场战事上面，而东北局的书记也还不是林总，因此关于刘亚楼的工作推荐，暂时被搁置了下来。 1946年4月23日，罗荣桓自大连致电彭、林：“病来此复犯，开始渐愈，仍未能得到可靠医治办法，但已证明难治疗，我准备回东北局”。罗帅随即动身北上，并于5月初绕道到达长春，跟东北局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投入到紧张的支援前线工作当中。 众所周知，惨烈的四平保卫战以我军失利而告终，东北民主联军伤亡8000余骨干后撤出四平，随即又不得不放弃长春、吉林等城市，一路向松花江以北撤退，部队折损严重且士气低落。 此间林总也非常苦恼，深感东北我军从战略、战术到部队素质等方面，均存在较大问题，整顿和建设部队成为当务之急。也正是在四平战后，罗荣桓再次向林彪提出建议，推荐刘亚楼来“东总”任职参谋长。  （东野参谋长） 林彪对这个提议欣然同意，因为他太了解刘亚楼了，并且之前的作战已经证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前指”，确实缺少一位好的参谋长，而林彪和刘亚楼的交往，还要追溯到红军时期1930年前后。 当时的刘亚楼只有19岁，却已担任红十二军的营长职务，暂时离开了红四军系统。在一次战斗结束后，红四军军长林彪遇见刘亚楼，上下打量一番后，摸着他的脑袋对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说：19岁当营长，这个小营长不错！ 刘亚楼性格开朗，大大咧咧地回敬林彪：你说我是个小营长，你才多大呀，不就是个24岁的小军长嘛！不久以后部队整编，刘亚楼调任红四军第3纵队第8支队政委，正式成为林彪的直接下级。 林彪由军长升任红一军团长以后，刘亚楼历任团政委、师政委等职，还是其直接部下。长征后期，中央红军在哈达铺整编为“陕甘支队”，林彪是支队副司令员兼一纵队司令员，而刘亚楼是二纵队副司令员。 刘亚楼感觉自己的职务给高了，会后单独找到毛主席请求调整一下，主席笑着说：“你刘亚楼一路敢打敢冲，战功卓著嘛”！  1936年5月成立红军大学，刘亚楼和林彪、罗荣桓、罗瑞卿、彭雪枫、杨成武等38人编入第一期第一科，又成为了老同学。红大第一期学员当年底毕业后，林彪出任红大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而刘亚楼则担任校部训练部长一职，仍然还跟林彪共事。 抗战爆发以后，两人先后赴苏，期间也有往来，因此林彪对这位老部下，还是比较了解和信任的，对罗荣桓的提议也非常支持。认真商量过后，这两名未来的元帅，联名再次向军委发出请求电。 在林、罗首长的强烈推荐下，延安于1946年5月底复电，正式任命刘亚楼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参谋长，主管作战事宜；而返回部队的伍修权仍任第二参谋长，主管军工生产。 东北局接到电令后，经与苏军联络交涉，苏军方面也同意放人，“旅大警备司令部”在接到通报后，只是有些纳闷：一个小小的少校军官，怎么能直接出任几十万大军的参谋长？ 1946年6月中旬，从大连出发的刘亚楼，风尘仆仆赶到位于哈尔滨双城堡的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绝少出门迎客的林彪，面带笑容亲自迎接刘亚楼的到来，一边握手一边说：“你刘亚楼来当参谋长，一顶仨”！  四、东野“103”横空出世 1946年6月中旬，林彪正式被任命为东北局书记，实现了一元化领导，7月初东北局又召开了重要的“七七会议”，确立了东北解放战争的正确方针路线，而新任参谋长刘亚楼也已到职，罗荣桓如释重负，这才放心地于7月23日经满洲里前往莫斯科。 当年东野的老人，回忆起刘亚楼空降双城堡，一跃成为“东总”参谋长一事，都喜欢用“横空出世”这个词来形容。 一方面，说明刘亚楼在我军序列和国内战场上，确实消失整整八年之久；另一方面，再出现就能够跻身于东北我军的最高领导层，也蕴含着认可和赞赏之意。 刘亚楼为什么能够得到东野老人的普遍赞赏呢？因为他的参谋长工作实在出色，到任之初，他发现当时“东总”机关的参谋们，都是由来自“五湖四海”的各部队临时抽调的，这些同志虽然很有工作热情，但是普遍业务素质较低，工作分工也不明确。 刘亚楼认为，东北我军所面临的战争形势，已经要求司令部的建设，必须适应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必须健全组织机构，必须加强业务建设，进而提高作战指挥的能力，于是大刀阔斧进行整顿和培训。 刘亚楼在参谋培训会上讲话说：“司令部是首长指挥部队的机关，是首长决策的助手，部队要打正规仗，司令部不正规起来怎么行”？一些同志对此表示不理解：“打白军，打鬼子，我们就这么打的，敌人那一套倒是挺正规，结果怎么样”？ 刘亚楼毫不客气：“这是命令，不是我刘亚楼嘴大，而是咱们都得听真理的，这是打胜仗的真理。几个师、几个纵队作战，你早了，他晚了，你上他没上，锣齐鼓不齐，那仗怎么打”？ 在刘亚楼的努力下，东野司令部逐渐变得更加专业、健全和高效，也让林彪从具体作战部署的杂务中解脱出来，专心筹谋和下达命令。正是在刘亚楼的大力协助下，东北人民解放军实现了向“正规化、大兵团、攻坚战”的转变，通过不断胜利发展到百万之众。 在当时的东北局和东北我军中，我党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共有20多名，部队上更是名将如云，然而连候补委员都不是的刘亚楼，很快就凭借出众的能力异军突起，成为响当当的核心首长，军中遂有“林罗谭刘”的称谓。 直到今天，一些东野的老同志还记得“103的三部曲：“第一，是部队到了什么位置，20分钟内，师向纵队报告、1小时内纵队向总部报告，超过时限，他那通报就到了；第二，是他发了电报，你马上就得回复，没有回音，那通报马上就到了”。 “第三，是每一仗下来，2至4小时内要战斗简报，6至8小时内要详报，你没报告，或是晚了，或是没报告明白，批你个茄子皮色”！刘亚楼的工作作风，可见一斑，时任二纵司令员刘震上将后来曾回忆说： “解放战争时期，亚楼同志担任野战军参谋长。那时我在纵队工作，深深感到他对林彪的作战指示、战术原则，有精心的研究和深刻的理解。在他参与策划和指挥的战役战斗中，充分表现了他领会林彪意图最深刻，贯彻执行的最坚决，处理问题最得当”！ 1948年元旦，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同时恢复东北军区建制，刘亚楼改任军区第一参谋长。5月间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成立，刘亚楼再兼野战军参谋长，性格直爽的他，干脆把致军委的电文落款，直接更改为“林罗刘”，于是有了代号“103”！ 结语：第一流的参谋长 刘亚楼作风硬朗，脾气也非常火爆，曾被军中戏称为“雷公爷”，哪怕是级别很高的纵队司令员、政委在作战中出错，这位“103”说批评就批评，动不动还拍桌子骂人，据说东野纵队级的首长，没几个没挨过他骂的。 而他的推荐人林、罗首长，又特别护着他，在东野高级作战会议上，每每刘亚楼发言完毕，林彪都会笑笑说:“参谋长讲得不错”。那些被参谋长批评过的高级干部，有时难免闹情绪，背后找政委发牢骚，罗荣桓反而会耐心地解释：“参谋长脾气是大了点，但他说得是对的”！ 在林罗首长的支持下，刘亚楼还组建了专门绘制军用地图和图上作业的东北军区测绘学校，1946年10月，再兼任了东北民主联军航校校长，这也是他后来成为空军首任司令员的重要条件。 毫不夸张地说，刘亚楼将军确实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第一流的参谋长，1949年5月，在四野大军南下的征途中，刘亚楼转任新建的第十四兵团司令员，几个月后受命北上，率兵团部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离开了第四野战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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