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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研究生期间共发表12篇第一作者的实验论文，相当于一般好几个研究生。他的论文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将研究推到新层次。 他是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曾如此评价Ron Vale。因为Ron Vale在研究生时期和其导师 Mike Sheetz、Jim Spudich等在阐明生命分子运动机制方面的做出的奠定性贡献，他们也因此一起成为诺贝尔奖的热门候选人。 2012年 ，三人共同获得了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获奖后，在获奖感言中，Ron Vale总结了他认为非常重要的博士研究生做科研的“TOP-Ten lessons ”发表在了Nature Medicine （IF=36）杂志上，分享给大家。
/Ronald D Vale/PhD，UCSF Professor，HHMI Investigator Ronald D Vale教授 1959 年出生在美国加州好莱坞。21 岁毕业于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专业生物和化学。之后在斯坦福大学念双博士（哲学博士-医学博士），在26 岁获神经生物学哲学博士。因为他的研究生记录太好，他就只要哲学博士，不要医学博士。27 岁成为助理教授，35 岁做正教授，42 岁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以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双料院士。自 1995 年以来，一直担任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也是诺贝尔奖热门人选。 2012年 ，他和迈克尔·希茨和詹姆斯·斯普迪赫共同获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获奖后，更是把他的获奖感言：自己的求学经历和总结的十条科研经验（top-ten list ）发表在了Nature Medicine 杂志上，题为：How lucky can one be? A perspective from a young scientist at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以下为文中 Ten lessons 中文译文及英文原文，分享给大家。
总结出研究生“十点经验 ”发表在了高IF杂志上  三人行，必有我师。科学既是一个实验过程，也是一个处理问题的哲学、个人研究风格和与他人合作本身就是一个实验的过程。作为一名年轻的科学家，你要接触不同的科研方法，从资深的前辈科学家那里汲取思想和治学态度，加以消化吸收，最终沉淀出最适合自己的一种风格，这会让你具有你所钦佩的人的气质特征。对他人不卑不亢，既不盲目崇拜也不轻蔑轻视。我很幸运，遇到了很多伟大的导师，其中包括Bruce Schnapp, Tom Reese, Mike Sheetz和Jim Spudich的核心团体。他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个性和科研方法，这让我受益匪浅。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非常友善，把我当做一个年轻的科学家来支持。
研究生时还遇到其他的贵人：首先是我的导师Eric Shooter。想想，有几位论文导师能由着他的研究生游离在导师的课题之外，做一些与实验室工作无关的事？而且任由其对学分一点都不上心？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和其他许多科学家相比，Eric对他的实验室“家庭”是多么的无私。在MBL，我还遇到了Shinya Inoue和Andrew Szent-Gyorgyi等活跃的老科学家。他们在Woods Hole的冬季收留了我这个从西海岸来的孩子，他们的实验室小而专一（不同于斯坦福的大型实验室），他们热爱生活，热爱科研，实现生活和科研的完美统一，不偏废其一。 每个人都一样，都喜欢去解决有趣的，令人着迷的问题，而不喜欢沉闷无聊的问题。但是，确定一个既重要又亟需解决的选题并非易事。况且，我们还必须在规定的时间节点内完成对应的结果，才能获得学位、工作或者资助。这使得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大多数时间里，精力并不是专注于生物学中的大问题上。但是，如果你想不一样，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你必须实时跟进，时刻保持警惕，比别人多思考一点，哪怕超出了你的研究范围或你的专长，从而找到一个重大问题的突破口。如果机会来了（见下一建议），千万别错过，抓住它。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你一时候没能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你基本不可能做出重大成果。 在Eric Shooter实验室的头两三年里，我发表了几篇很扎实但并不出色的论文，但我知道，这些论文已足以让我拿到博士学位。有了这个安全保障，我就有可以自由的去寻找并拿下一个重大但有风险的项目了。随着对Sheetz/Spudich试验不断的接触，我的机会来了。从我最后一刻决定去Woods Hole开始，轴突运输项目对我来说整个就是一场冒险。当把科学当做一场伟大的冒险，整个事情就变得有趣了，无论是你的科学成果还是你的个人事业，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进入一个新领域，因为其悠久的历史和大量的研究文献，难免会让人显得底气不足，畏手畏脚。这时你必须对先前的工作有一定的了解，但一定要避免陷于各种各样先前试验，掉入按照既有模型进行思考的陷阱。新鲜的视角，和一点很傻很天真的童心会很有用。我刚接触这个领域时，当时轴突的快速运输文献已经很多，但其机理尚不清楚。然而，Allen，Brady和Lasek视频显微镜研究成了关键的转折点，因为它们提供了一种成像小运动囊泡的新方法。未来，通过生物化学来建立这种方法变得可行了，而在此之前，药理学主导了整个工作。 我的实验室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相对较新的大楼中，它有些陈旧却井然有序。而位于海洋生物实验室中的Tom Reese的研究室则相对较乱，在Loeb大楼的地下室的一个小房间中，只有一台化学试剂单放机和一些铺满设备间的小设备。我们在被海水熏的潮湿的地下室房间中解剖乌贼巨轴突。我们戏称这个小房间为“海王星的洞穴”。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产生负面影响，相反，与那些在现代大楼中流行的井然有序却单调的实验室相比，这个实验室让人耳目一新。Tom的实验室有符合目前水平满足基本工作需要的设备-------视频灯和电子显微镜。但是在对驱动蛋白提纯的初始阶段，我们楼里没有离心机，所以我们不得不到马路对面的楼中去进行这一步，那时也没有色谱分析设备。但是，一个人可以适应任何环境然后使其正常运转。这也是科学探险一部分。 科学不是朝九晚五的工作。在Wood Hole时，我工作异常努力。1984年的整个冬季，我几乎都在工作（Woods Hole的冬天本来也没啥可干，所以我也没有多大损失）。攻坚时刻需要加倍的努力，我很高兴，在关键时刻我花了尽可能多的时间在实验室，见证了科学奇迹的发生。但是，在接下来的春天，我需要离开一段时间来调整状态，所以我骑车游行了欧洲。在到UCSF工作前，我还在尼泊尔和日本玩了四个月。科研关键时刻的攻坚十分重要，就如同打仗时攻克关键要塞。但与此同时，你也必须花时间来平衡你的生活。 如果你不是天生聪慧（就像我），只要你能坚持，一样可以在实验科学中做的很好。反过来就很难说。举个例子，在1984年夏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因为一系列的实验失误，我未能在体外重建轴突运输。眼看夏天就要结束，我马上就要离开，开始我的见习医生生涯。关键时刻，实验却毫无进展，或许这时，该去休息，去海边的沙滩放松放松。但我并没有这样做，这也许是我在kinesin的故事中，唯一值得赞扬的地方。在我回到斯坦福之前，我近乎执拗的坚持完成这个实验。接着，在度过了神奇的一周后，一个见证奇迹的夜晚降临，一切都是那么的顺理成章。于是，我取消了我的返程航班。 尽管1983 - 1985年期间取得了成功，但它在科学上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完美。我们犯了一些概念上的错误和技术上的错误。幸运的是，这些错误并不致命，没有让我们偏离正确的轨道太远以致脱轨。这或许对那些课题不是一帆风顺的同学是一个安慰；时时的困惑，怀疑，对任何课题来说，都再正常不过了。同时，你也会错过很多机会。那时，我们指出“溶液中的微管之间也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收缩的微管聚合门”8（现代术语：一个'aster’）这个论点，但是我们并没有就此研究下去。运动蛋白对微管的自组织作用后来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在美国国立研究院对我的第一次资助中，我还想以“存储”逆行轴突运输的纯化（像是一种叫做HMW 1的atp酶），作为我获得NIH资助的第一个项目，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职业生涯的每一步都不可避免的混杂着不良决策和英明决策，你只要保持后者比前者多就行了。 我二十岁和三十多岁早期时的人生是被规划好的。MD-PhD项目后，最大可能是去医院实习，然后跟大部分人一样成为一名住院医师，然后再回到科学领域。然而，Woods Hole的出现改变了我的人生规划。回到医学院？从我现在的观点来看，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是那时，其他人会怎么说呢？我的导师鼓励我继续坚持自己的课题并延迟医学实习；很显然，我的心思一直在科学上，科学生涯将使我感到快乐。许多年后，单核马达对医学产生了影响使我感到极其满意，同时，针对这种蛋白的药物也正在研发中也是我倍感欣慰。 作为研究发现的亲历者是非常棒的感觉。但更大的乐趣是，你正在科学的大舞台上，亲眼目睹着科学作为一个整体所取得的惊人进步。科学家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们能站在世界的前沿，是巨大进步的见证者。科学冒险有许多形式，在实验室的任何一天都有可能“拥抱”微小却美妙的发现。在未来的某一天，某个巨大的惊喜最终到来。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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