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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蒋介石质问钱大钧，几千万的空军款项和购买的飞机哪里去了。钱大钧沉默不语，蒋介石大怒，让其停职反省，并派人调查。 钱大钧时任空军委员会主任，但是话语权掌握在秘书长宋美龄的手上，蒋介石派去调查的人对此心知肚明，知道不敢深究。 最后，蒋介石找了一个“私分经费”的罪名将钱大钧撤职。原来，就在一年多前，宋美龄给空军委员会要来了一笔专款，结果钱大钧伙同几个亲信将专款私分，此事没有牵扯到宋美龄，所以蒋介石便以这个罪名处理钱大钧。 对于钱大钧的贪腐，蒋介石早已了解。六年前，钱大钧担任保定行营主任，行营每年巨额特别经费，大都进了他的私人口袋，行营的人告状到南京，在军政部长何应钦的包庇下，不了了之。 在保定任上，钱大钧大肆敛财，杂牌将领向他述职时，要是没有财物，连面都见不到，孙殿英为了交好钱大钧，半年时间就给了他五万大洋。 尽管钱大钧贪腐之名已不是秘密，但是蒋介石后来还是让其担任了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任侍卫长、空军委员会主任等要职。 蒋介石在免去钱大钧空军委员会主任后，决定以“杀鸡儆猴”的方式对这个亲信警告一下。不久后钱大钧的弟弟撞到了枪口上，他弟弟倒卖汽油桶事发。按理说，这个事情可大可小，钱大钧好歹也是国民党要员，结果蒋介石对此案是亲自批示，下令枪决。 弟弟被枪决的消息，让钱大钧心惊胆战，他请假去了四川某地的温泉休养，去这里主要是避风头。休养期间，钱大钧出钱在当地相继办了一个小学和中学。 1941年，何应钦见钱大钧已经赋闲两年，便向蒋介石建议，让钱大钧去运输统制局任参谋长，蒋介石本就打算起用钱大钧，便做顺水人情同意了。运输统制局的局长由何应钦兼任，因此钱大钧这个职务等于就是给何应钦当副手，何应钦军政事务很忙，该局日常工作便由钱大钧主持。 1944年底，何应钦去当了陆军总司令，军政部长成了陈诚，陈诚和何应钦势同水火，钱大钧又是何应钦的人。为了平衡关系，蒋介石让钱大钧重返侍从室，担任一处主任。这是钱大钧第二次担任侍从一处主任，但这次他没有再兼任侍卫长，可见蒋介石对他虽然继续信任，但较之两人的“蜜月期”则大为不如。 随着抗战的胜利，上海市长成为各方争相角逐的热门职位，最后蒋介石选择了钱大钧，让他担任上海市长兼沪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 早在八年前，时任上海市长的吴铁城改任广东省主席后，钱大钧就积极活动，希望获得这个肥缺，但是蒋介石选择了名声比钱大钧好不少的俞鸿钧。 如今，终于获得上海市长，而且还兼任警备总司令，这让钱大钧欣喜若狂。激动的他，人还在重庆的时候，就以上海市长兼警备司令的名义，通过上海的广播发表讲话。据说，一直觊觎上海市长职务的杜月笙，听到这个广播后，气得差点吐血。 1945年9月初，钱大钧带着一干亲信，来到了上海。9月12日，钱大钧正式宣布就职。 刚到上海，钱大钧还算忙于公务。但是没有多久，他就对日常事务显得很是厌烦，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敛财上。 钱大钧大肆巧取豪夺，由于他既是市长又是警备司令，所以上行下效，上海的国民党军政官员们，也都是大发其财，对外的名义则是查抄“敌产”。 到上海仅仅几个月，钱大钧便疏于事务，将政务上的事情交由上海市府秘书长沈士华处理。在军务方面，由于钱大钧已多年来不曾带兵打仗，没有自己的基本部队，因此他也大撒手的交由淞沪警备副总司令李及兰主持。 上海民众千盼万盼，没想到盼来的是钱大钧这样的“人物”，各界代表议论纷纷，告但是在蒋介石的纵容下，钱大钧依旧是我行我素，毫不收敛。 到了后来，眼见告状信满天飞，蒋介石也不得不开始重视了，派去调查的人报告称：钱大钧在到任上海一年内，倒卖日伪财产，获利达40多亿。 钱大钧贪腐之事，连美国人都知道了，向蒋介石警告说：“这样的人，无论如何不能留在上海。” 在证据确凿之下，蒋介石却不打算严惩钱大钧，只是说了句：“钱慕尹向来贪腐成性，实在是难堪大用。” 钱大钧听到蒋介石对他的这句评价后，知道这是给他台阶，让他辞职，于是他马上顺势“主动辞去”在上海的所有本兼各职。钱大钧走后，吴国桢接任上海市长，此人倒有清廉之名。 离开上海后，钱大钧挂名上将战略顾问。到了1949年初，蒋介石在下野前，再次起用钱大钧，让其担任重庆绥靖公署副主任（主任张群）。之后，重庆绥靖公署撤销，组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钱大钧任副长官。 但此时的钱大钧，根本无心事务，在副主任、副长官的任上，完全就是“摸鱼”状态，蒋介石见他实在是难堪大用，此后再也没有起用这个昔日的心腹。在成都解放前夕，钱大钧飞逃台湾。 在台期间，钱大钧担任的都是诸如田径委员会主任委员、远东旅行社董事长、华航空公司董事长这类职务，已经被排斥出了权力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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