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暴力和和种族身份的社会建构  作者：詹姆斯·费伦（James D.Fearon），斯坦福大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他的研究主要关注武装冲突和政治暴力；戴维·莱廷（David D. Laitin），斯坦福大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种族民族、内战、恐怖主义。 来源：Fearon, J., & Laitin, D. (2000). Violence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thnic Ident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4, No.4,2000, pp.845-877. 导读 在本文中，作者解释种族身份的含义，提出了两种方法来解释“认同建构过程有助于解释族群暴力”这一说法，包括个人与话语（文化系统）作为构建民族身份的动因。作者还在尝试解决个人层面的一个主要谜题，及为什么公众会追随政治精英或只服务于精英的领导人。在此问题的基础上，作者提供了普罗大众也有可能战略性地建构种族边界的证据。同时，作者主要通过对卢旺达、苏丹、斯里兰卡、南斯拉夫等国家的暴力冲突案例来为以上分析提供证明。最后，作者得出结论认为其在本文中所运用的建构主义的方法成功地推翻了前人研究中有关原始主义（primordialist）的解释。 什么是种族身份？它是如何建构的？ “种族是社会建构的”这一论断在社会科学家中很常见，但是少有文献证明种族的社会建构与暴力之间的理论或实证联系。作者在本节中试图用建构主义的表述和概念来说明种族身份与暴力的具体问题。 被称作社会类别（social category）的身份是社会建构而来的。社会类别、成员规则是行为和言论的产物，且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原始主义者认为社会类别是由人性决定，而非社会习俗和惯例决定。建构主义者则通过研究身份内容和成员规则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来反驳身份的原始主义假设，建构主义者认为不同身份的双方可能会暂时敌对，但不一定是永恒状态。另一种反对原始主义的主张认为，族群成员不需要明确自己的固定身份，如由于历史原因，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也可能被称为南斯拉夫人。社会类别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类别之间的界限也在发生变化。 如果上述观察是正确的，回溯历史，为什么不同的种族群体之间需要通过暴力的方式来相互分裂？“族群意识”可能是这一问题的答案。但是，身份建构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在行动和言语中产生和再现的过程，对于这一过程，相关的建构主义写作中很难找到与之相关的陈述。 作者在文章中提出了三种方法来描述建构身份所需要的特征，包括社会经济过程、话语的社会建构以及个体的建构过程。在社会经济方面，经济现代化作为一个广泛的历史进程，在特定族群之间的暴力行为的解释力并不明显，但是此方面可作为族群认同形成的“必要条件”的一部分来进行讨论。作者回顾了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等人有关民族主义的文献，其认为民族观念是在现代时期作为经济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变革的结果，如盖尔纳认为识字和受教育使人的向上流动成为可能，交流产生了民族认同。安德森补充说，国家身份的边界几乎是“印刷资本主义”的偶然副产品。在话语的社会建构上，现代族群话语可能被视为族群政治化进而引发族群战争的必要条件。群体身份的社会建构必然涉及将一个人的自我或他者所在的群体区分开来，因此身份建构必然包含与他者发生暴力、对立关系的可能性。第三，族群认同也可能由追求各种目的的个体行为所建构。其中，作者将个人分为政治精英与普通个人（“on the ground”）展开论述。种族暴力是政治精英努力掌握或获得权力的手段和副产品。精英们煽动种族暴力以获得政治支持，这一过程的效果是构建更多对立的身份，进而滋生更多的暴力，这一理论的难点在于，何以解释精英如何说服他们的追随者接受错误的信念？或公众为何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来满足精英的权力利益？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人们可能有一种天生的自尊欲望，这会使人非理性地不愿意相信自己群体的成员，尤其是领导者，要为受谴责的行为负责。另一种解释认为信息不对称使得领导能够操纵其追随者的信念。第三种可能是，精英们可以声称群体面临安全威胁以增加族群内部对其安全依赖的程度，即对合理恐惧的操纵。另外，民众可能没有真正追随，其参与“种族暴力”和支持极端主义领导人也可能直接来自潜在的种族仇恨和恐惧，从作者引用的内战研究中可以看出内战中的许多暴力都是由当地人制造的，他们寻求政府或叛军的支持，以解决当地的恩怨和争斗。同时，普通个人在日常行为中也可以建构社会身份。首先，族群的边界相比于主权国家更具渗透性。其次，边界的渗透性就可能导致暴力。作者指出，当A组的边缘成员内化了A组优于B组的信念。然后，他们可能会攻击B的成员，以向自己或向A中的其他人证明他们确实是A的成员，这是一种获得为了获得群体内部更多承认的策略。 关于身份建构与民族暴力的证据 族群暴力是族群认同建构过程的结果吗?上述有四种回答，作者在本节给出了案例研究的相关证据。第一，驳斥了原始主义的论点。原始主义的观点认为文化自身不可更改的差异性是暴力冲突的根源，作者对卢旺达“图西族”和“胡图族”，南斯拉夫的不同族群，北爱尔兰“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南北苏丹进行了案例分析。作者认为少有研究显示文化差距在冲突中扮演角色，即使有学者提出文化因素，但是也没有足够的分析支持其观点，因此作者得出结论，没有足够的研究显示种族（或宗教）差异的文化内容本身助长了种族暴力。 第二，族群话语与暴力之间的关系。政治家并不是在操纵大众，而是与他们有共同的本体论基础。作者对古僧伽罗人的神话，斯里兰卡总统贾亚瓦德纳（Jayewardene）对于僧加罗人与泰米尔人的话语论述以及卢旺达的图西族和胡图族之间差异的殖民话语进行详细解读，认为话语或文化系统最多为大规模暴力创造一种相对持久的倾向，而暴力则是偶发性的。话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背后权力和利益的联系，是一种策略，而非超个体的力量。 第三，政治精英使用暴力来构建敌对的种族认同，这反过来又滋生更多的暴力。首先，精英挑起暴力能够以更具对抗性的方式构建群体。其次，极端分子通常希望“净化”他们的文化，以明确划定身份界限。从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同一族群内部的极端主义团体或领导人可能会使用暴力作为一种策略来迫使或诱导温和派增加他们对极端主义的支持；温和派领导人在自己族群内部的权力基础受到威胁时，可能会挑起暴力，如苏丹的尼迈里总统（President Nimeiri）在调和南北方差异以及南斯拉夫领导人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处理在科索沃和克拉伊纳的冲突时的行为。作者指出持续的“种族暴力”的必要条件是存在可以动员的暴徒，在对穆罕默德·艾哈迈德·马哈古卜出任总理时面对的南方的暴力抵抗的研究中，作者强调苏丹南部的抵抗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有年轻人可以通过与北方军队进行游击战来找到获得荣誉和地位的途径。在种族战争中，帮派成员和罪犯更多的是为了自身利益为非为了实现团体目标采取暴力行为。 第四，对身份建构的战略解释也关乎普通民众。作者指出模棱两可的文化边界与领土边界一样具有煽动性。有一些研究案例揭示，种族暴力是因对群体边界的政治争论而加剧的，而这并不是精英操纵的结果。例如，恩哥克-丁卡人由于南北苏丹之间领土划分问题产生冲突，年轻的恩哥克人寻求融入南方，这种愿望成为激化南北冲突的问题。 总结 作者通过两种主要方法发展出一种见解，即种族认同是在解释种族暴力的方向上被社会建构的。首先，从人的角度看，精英阶层为了主导或增加他们的政治权力而建构对立的族群认同；民众通过行动产生、再生产和挑战族群范畴的内容和边界来构建身份。其次，超个体的话语有其内在逻辑性，这些逻辑构建了人们行为，且有可能激发或定义人们的行为。 同时，作者论述了政治精英对大众的“引导”，以及进行引导的机制。此外，也有一些证据表明，大众并没有被“引导”，而只是利用“种族暴力”作为其个人行动的掩护。个人也可能煽动暴力，以提高自己在族群中的地位或防止其它族群对自己边界的“跨越”。不论精英或民众的行动如何，在上述情况下，种族对立的建构都是个体战略行动的结果。 在方法论方面，作者认为将个人与种族暴力联系起来的战略理论以及将话语与暴力行为联系起来的话语理论都是建构主义的，因为它们将种族群体的内容和边界设定为由特定社会过程产生和再生产的。这种方法弥合了文化主义和理性主义解释在方法论辩论中的僵化分歧。 词汇积累 原始主义 primordialist 种族身份 ethnic identities 话语结构 discursive formations 译者：周震，国政学人编译员，格拉斯哥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兴趣为民族主义、区域主义与国际关系理论。 校对 | 信思涵 贾雨薇 赵旌宏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王雨欣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