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知青诗社 总274期

本期作者：王秋华、孙来幸

摇元宵

文/王秋华

一九七四年的元宵节，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那香糯美味的元宵让我至今回味无穷。究其原因，就是我学会了摇元宵。 

当年我下乡在农村，在元宵节前几天，房东大妈就准备好了做元宵的食材。粘高粱、粘谷子和平原亲戚送的江米，并与生产队约好了驴，磨粘面。

正月初十，终于轮到大妈家了，我兴致勃勃地早早把笸箩、箩床、箩筛拿到碾道旁边，生产队的饲养员把最温顺的毛驴戴上箍眼，拴在碾子上，房东大哥把各种粘米背来，这时主角大妈登场了。

她手拿扫碾笤帚，头带蓝头巾，穿着单薄的棉衣走来磨面。在没有遮挡的碾道里，大妈忙碌的身影让我于心不忍，主动和队长请了半天假，从头到尾参加了磨粘面的全过程。

大妈说：“你出工吧，我自己能行！”我不忍心看着六七十岁、满头白发的大妈，冒着呼呼的北风，为我一名普通知青能吃到元宵挨冻受累，所以坚持着帮大妈一起干活儿。 

正月十五下午收工较早，房东大妈把摇元宵的筛子、笊篱、簸箕和水盆放到炕桌上，我主动去供销社买了半斤糖块做元宵馅。

摇元宵要先把糖块蘸水放到面簸箕里滚上面，控在筛子里，然后再放到面簸箕里用手摇，这样反复多次，就摇成了大小均匀的元宵，再摆在面板上。有紫、白、黄多种颜色，令人垂涎。

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端着香甜软糯美味的元宵，我高兴得心里乐开了花，把碾面和做元宵时的忙累都抛到九宵云外去了。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大妈早已离世，但当年吃的元宵，是我人生中最好的美味佳肴。每每想起，就忆起慈祥善良的房东大妈……

说知青

文/孙来幸

知青，知识青年的简称。顾名思义就是有知识、有文化的新一代青年，出自毛泽东主席的伟大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可我觉得这个称呼又不太准确。那些象牙塔里的骄子似乎比我们更贴切。

知青到底是什么，我也想过很多，可是一直不知道如何概括。有人说知青是被历史耽误的一代，中国大地上每个家庭都有知青；有人说知青是共和国的脊梁，许多当代著名的科学家、作家甚至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曾经的知青；可我觉得两种说法都有局限性，可以互作反证，都不是完整、客观的表述。怨天尤人的看到的是不散的阴霾，积极向上的感觉到处都是春天。我认为，知青就是知青，一个专属的称谓，是特殊历史年代的特殊产物。是那些中学毕业或者还没毕业就奔赴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让父母终日魂牵梦绕的男孩女孩。

老三届高中班的大哥大姐们还勉强称得上知识青年，可我，初中都没毕业（准确点说连小学都没上完），文革开始（1966年）我才读小学四年级，67年成建制升学到初中，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知识，我就读的唐山十五中还算不错，搞复课闹革命，学了点文化课，数学也才只学到二元一次方程。不过到了农村，和他们比就觉得这个称谓倒心安理得了，很多农村孩子连小学都没上过，尤其是女孩子。房东大娘想给出河工的外甥写封信，还得找我帮忙。不过在贫下中农眼里看的却不是什么知识，而是我们的身份——城里的孩子。我们的到来增加了他们的负担，瓜分了他们的口粮，同时也换来国家的政策和补贴。在他们的嘴里我们叫“青年儿”，而他们的眼里更多的是怜悯、是爱护。

农村的确是个广阔天地，一帮本不该早早进入鱼龙混杂的社会、不谙世事的孩子们在贫下中农的怀抱里快速成长，但艰苦环境造就的畸形性格至今依然影响着一批人以及他们的后代。如今，年至耄耋，依然没弄明白自己当年这段刻骨铭心经历的必然性，难得糊涂成了许多人的人生“座右铭”。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群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的一代青年跟着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奋斗目标从未动摇过。

知青已成为过去，这群现在已是一头银发、满脸沧桑，含饴弄孙，曾经的“知青”们，把自己的青春年华，无怨无悔地奉献给广阔天地，哪怕是被推荐上了大学，毕业后依然义无反顾回到农村、建设农村。当一个个满身伤痕（包括身体和精神）的孩子重新回到亲人身边时已是能够坦然面对一切挫折和打击高大壮实的小伙子、青春漂亮的大姑娘。在以后的工作生活里依然如故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依然如故奉献着自己的力量，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光和热。

这就是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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