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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久江 得知小松得病，已经是半年后，我和东林决定专程回老家去看他。是该回去看看了，曾经的发小，已经十几年没见了，差点就阴阳两隔。 上午九点，长途大巴从塔城出发，到达平山镇已是正午。小松接到电话，已经等在站点，见了我和东林，跛着脚扑上来。三个大老爷们儿搂在一起，都红了眼圈。 许是大病初愈的缘故，小松看上去比我和东林老很多，刀条小脸儿上全是抽巴褶子，短一截的左腿踮着脚尖，保持着身体平衡，像女人踩高跟鞋。 小松在镇子上开了个机动车修理部，就在车站斜对面，门市后面就是他家，典型的前店后宅。进门先见过小松的妻子和一双儿女，一番寒暄过后，我们哥仨在隔壁的饭店坐下来，喝着老家产的高粱白，听小松讲他的病中历险。 小松生来就是个暴脾气，遇见了一个比他脾气还暴的摩托车主。两个人因为修车吵了起来，小松就突然晕倒了。拉到医院CT 扫描，轻微脑出血，出血点旁边发现个动脉瘤，好在没有破裂。当地医院没敢留，直接拉去了省城肿瘤医院。省城的专家说，手术可以做，不过风险极大。之前三例同类手术，一个康复出院，一个成了植物人，还有一个直接死在手术台上。当时就给小松媳妇吓哭了，可又不能不做。专家说了，那个瘤就是定时炸弹，有可能一弯腰，或者一咳嗽，就会爆裂，人直接就没了。 小松说，许是紧张，许是麻药劲儿不足，手术中，他始终处于半清醒状态。迷蒙中听到专家们欢呼“成功啦”，才明白自己走了趟鬼门关。可能阎王嫌我腿瘸，没收。小松笑着自嘲。 康复后，小松特意拎了两瓶酒去看那个和他吵架的摩托车主。两个大老爷们，一个道谢，一个道歉，都有点不好意思。 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我和东林双双举杯，庆贺小松劫后余生，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然而酒喝得并不畅快，喝不上几口，小松媳妇就凑近门口喊小松，不是干这就是干那，弄得我和东林都有些索然无味。直到小松的儿子进屋来搭讪，才知道小松已经戒了酒，见到我们一高兴又端起了酒杯。 我和东林决定尽快结束酒局。等小松的工夫，我扭头向窗外呆望。夏日午后，正是酷热难耐的时候，日光炽烈，蝉声聒噪。热气流升腾中，对面站牌上“平山站”三个字有些扭曲变形。恍惚间，三个呆头愣脑的少年，站在站牌下，仰头东张西望。一晃儿，又消失了。 还记得吗，当年？我冲窗外指了指。顺着我手指的方向，东林盯着站牌呆愣半晌，恍然大悟道，记得记得，一晃儿二十多年了。于是我俩说起当年的第一次出门远行。 那年，我和东林还有小松，都刚满十八岁。那个夏天，我们三个初中毕业，都想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说白了，就是外出去打工。大山里的孩子，书念不成，又不想窝在家务农，也只能外出打工。可是我们的父母却像事先商量好似的，旗帜鲜明，战线统一，一致反对。我爸以过来人的口吻教训我，你以为是出门捡钱呀。我妈则给了我一个双向选择，要么接着念书，要么老实在家眯着。其实她想逼我去复读。东林的爸妈也说，你们几个小嫩条子，先在家干两年农活吧，摔打摔打体格儿。小松的爸妈更是不同意，说你要是走就别回来了。他们是怕小松在外面受欺负。小松得过小儿麻痹，左腿细了一圈儿，短了一截儿，走起路来一瘸一拐。这让我们几个很是不爽。别人家的孩子，初中没毕业就外出打工了，我们咋就不能？小松有我和东林罩着呢。从小到大，我们仨都是绑在一块儿的，谁想欺负小松，得先领教我和东林的拳头。商量不成，那就凉锅贴饼子——蔫溜。我们连行李都没有带，就偷偷逃离了家。 为了不让父母着急，我们都留下了信，告诉他们，我们去三百公里外的塔城了，找小松的表哥大壮。大壮在塔城的建筑工地当架子工，一定会为我们找到赚钱的出路。可小松的父亲还是不放心，第二天便乘车追到塔城，发现我们根本就没去找大壮。那段日子，我们的父母都要疯掉了，想出去找我们，又不知从哪儿找起。后来接到我们寄回家的信，才松了一口气。 聊到这儿，我和东林都笑了。事实上，我们的确去了塔城，却又从那里坐上火车，去了千里之外的滨城，投奔在那里打工的福来。 福来比我们大两岁，跟他舅舅在滨城打工已经三年了，干一种叫刮大白的活儿。每次打工回来，福来说起滨城，都是一套儿一套儿的，好像滨城是他家的。说滨城是个半岛，三面环海，是渤海湾的一颗明珠。说在楼房里刮大白时，一抬头就能看见窗外的大海，如果来个撑竿跳，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海里去，顺便洗个海水澡。说天一热起来，海边全是穿泳装的漂亮女人。泳装知道不？福来用手比画着，就是三点式，叫什么尼，其实就是穿三角裤衩戴乳罩。哎呀，那些女人，开放得很，大半个胸都露出来了。看看你们的熊样，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 福来的讲述让我们耳热心跳，同时也自惭形秽。我们那个小村子，隐藏在辽西连绵不断的大山褶皱里，出门磕个跟头，脑袋就能撞山上。从小到大，我们就在这里野蛮生长，甭说大海，连条河流也没有。那片遥远的湛蓝，还有那漫步在沙滩上的美女，我们只在电视里见过。 打工赚钱，还能看海，看漂亮女人，该是多么舒坦的享受呀。于是当年在塔城车站，我们一拍即合，中途改道去了滨城。 然而就像歌中唱的那样，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属于我们三人共同的美好记忆，到此却戛然而止了。 当年到滨城已是夜晚，面对城市辉煌璀璨的灯火，我们能感觉到，大海近在咫尺，就藏在灯火之外的黑暗中。小松说先去看看大海，被我和东林否决了。东林说，黑灯瞎火的，能看着啥？我说，大海又没长腿，明天还能跑了？于是我们直接打车去找福来，住进了建筑工地，当上了大白工。不承想那个工地在城边子，四面环山，跟我们老家那个山沟沟没啥两样。我们憋在那儿整整干了三个多月，才转移到山外边的滨城。当我和东林如愿以偿看到大海时，小松已经离开了。他因肆意扰乱施工，被老板开除了，走的时候偏偏又是夜里。自始至终，小松连一眼大海都没看到。 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命运安排吧。当年的滨城之行，成了我们三个人的人生岔路口。饱尝了打工之苦，第二年我又回到学校复读，后来考了个中专，赶上了个“毕业包分配”的尾巴，参加工作到了塔城。东林一直在外漂着打工，后来学着做生意，再后来也在塔城落了脚。小松呢，从滨城回到家后，再也没有外出打工，去县城学了个修车手艺，在镇子上开了这家修理部。 我说，我有个想法。东林说，我也有个想法。想法与想法不谋而合——约上小松，再走一趟滨城。这次我们专程陪小松去看海。就像小时候分吃糖果，小松不在，我们也要给他留一颗。只是这颗糖果搁置的时间太久了，已经有了些许的苦涩，但愿它不会变成撒在小松伤口上的盐。 小松回来了，果然是媳妇不让他再喝酒。小松坐下来，嘴里骂骂咧咧，老娘们家家，芝麻粒儿大的胆儿。我都死过一回的人了，怕什么？ 酒就不喝了，说点正事。我推开酒杯，说了重走滨城的想法，并赋予其重大意义。人到中年了，真不知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人家电视上还重走长征路呢，咱们也应该来个旧地重游，纪念一下人生中的第一次远行。东林在一旁敲边鼓，咱不差钱儿。 出乎我和东林的意料，小松答应得异常爽快，说好呀，那就再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的确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第二天午后，我们在对面车站乘上了通往塔城的大客车。面对小松媳妇的一脸担忧，我和东林向她保证，一定会照顾好小松。小松也拍着胸前的斜挎包打保证，只是出去转转，滴酒不沾！ 大客车在宽展的乡村公路上匀速飞驰。车厢里空荡荡的，乘客和司机加起来还不够十位数。小松临窗坐着，将细瘦的左腿搭在旁边的空座上，笑着说道，比当年可舒服多了。我说，当然，少走了一段路，还省去了好多麻烦。 说起来，当年的出行更像逃难。我们佯装去乡里赶集，在集上搭了一辆农用拖拉机，来到三十里外的平山镇，才乘上通往塔城的客车。客车是个小中巴，车小人多。我和东林先把小松推上车，然后胳膊插进人缝儿里往里挤，屁股上不知挨了多少脚。踮着脚夹在车里，一动不动地站到塔城，下车后都瘫坐在地上，老半天腿才酥麻麻地有了知觉。 车到塔城太阳已偏西，出了车站，小松四下看了看，又望了望对面的高楼，说电话亭没了，广告牌也没了。 是的，当年让我们思想转弯的，是挂在车站对面的高楼上的一块巨幅广告牌，上面写着“渤海明珠——滨城”，背景是一片湛蓝的海，飞白的浪花中，有个踏板冲浪的外国男人。看见它的那一刻，我们都想起了在滨城打工的福来。我们要去投奔福来，我们要去看海，看海边花花绿绿的美女。 兴奋过后，是懊悔和沮丧。福来从家里走时，留下过一串长长的传呼号码。我们都认认真真记下来，却又都漫不经心地丢掉了。 为了想起那串通往滨城的密码，那个夕阳西下的黄昏，我们在站前广场的电话亭前，面对那部红色的固定电话，开始了对那串数字的苦苦追忆。最后每个人都复原出一个十位数，却又各不相同。我们决定挨个去试一次。听说我们是打往滨城，店主提示我们加上了区号。东林最先打过去，不一会儿，电话打过来，是一个大嗓门儿的男声，劈头盖脸将东林好一通骂。接着我打，是个舌头发软的女人。最后是小松打，电话老半天没人回。就在我们认定塔城将是此次远行的终点，起身准备去找大壮时，电话突然大声叫起来。小松颠着脚跑过去接通，福来，真的是福来。在福来熟悉的乡音背后，我们似乎听见了那欢快的喧哗声，那是滨城的大海，在鼓掌欢迎我们。 到了我和东林的地盘，我俩争着想请小松回家住一晚，尽一尽地主之谊。小松说，谁家都不去，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咱也潇洒一把，住旅店。我突然想起了什么，问小松带身份证了吗。东林拍了拍挂在胸前的挎包说，放心吧，咱是有证的良民。当年可不是这样，我们在塔城买的是第二天去滨城的火车票，没钱住店，又不能去找大壮，只好蹲了一宿票房子，被车站的安保人员盘问了个底朝天。我们光想着出来打工，连身份证都没办，好在都拿着学校发的初中毕业证。 在离车站不远的地方订了旅店，我和东林带小松去街头撸串喝酒。途中，小松进了路边的超市，出来手里拿着三包玉溪，一人一盒分了。东林问，没收假钱吧？小松表情一僵，哈哈大笑，晃了晃手机，我微信扫码。又说，一直以来，他对塔城人的印象都不好。可如今，我和东林都成了塔城人。看在兄弟的情分上，他原谅了所有的塔城人。 当年在塔城火车站买票，我和东林挤在两个售票口前排队，谁先排到由谁买。小松负责去买吃的。我先排到了售票口，一掏兜，钱不够，喊小松拿钱。小松递给我一把零钱，我把钱塞进窗口里，有两张十元面额的纸钞被售票员从窗口里丢出来，是小松从外面商店找回来的假钱。小松气得不行，跳着脚要回去找，被我和东林紧紧拉住。第一次出远门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老话说得好，吃一堑长一智。 吃完夜宵回旅店，一夜无话。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乘上了开往滨城的高铁。速度缩短了时间，车到滨城，太阳刚升起一竿子高。按照事先预定的行程，我们打车直奔老龙湾，准备从那里乘船出海。 老龙湾地处滨城东南，背靠城市，面朝大海。当年结束在山坳里打工的日子，我们的工地便转移到老龙湾附近。那时的老龙湾还是一处封闭的军用港口，沿着曲折的海岸线，拉着长长的铁索围栏。远处海面上，有舰艇在航行，仔细看，才能看出它们在缓慢移动。也许是等待耗尽了热情，再加上小松的缺席，第一次全景式地眺望大海，我和东林并没有想象中的兴奋和激动。 如今的老龙湾，已经开发成旅游景点，码头上泊着大大小小的游船，等待着出海观光的游客。 我和东林一前一后护着小松上了船，选临窗的舱位坐下来。伴着微微的震颤和悠长的汽笛声，游船缓缓驶入大海。行至途中，我们穿上救生衣出了船舱，站到甲板上。船头犁开海面，泛起一片雪白的喧哗。成群的海鸥在游船上空环绕飞翔，欢快地叫着。看前方，海面上波涛起伏汹涌，仿佛巨人的胸膛，在深沉地呼吸。 第一次坐船，小松看上去有些紧张，双手紧握栏杆，紧抿着双唇，目光久久地投向雾霭苍茫的远方。直到他冷汗涔涔，脸色苍白，蹲下来大口呕吐，我和东林们才知道他晕船了，赶忙把他扶进船舱。 游船靠岸已近中午，就近找饭店吃了午饭。东林拿手机查了查，建议去附近最有名的圣得罗海洋世界，那里面有珊瑚群、大鲨鱼，还有海豚表演。小松说，我哪都不想去了，就想回龙滩新区再看一看。我说，旧地重游嘛，该去看看。出饭店打了一辆出租车，说去龙滩新区。司机愣了半天，说是龙滩开发区吧。我说是，就是那儿。当年我们都叫它龙滩新区。 当年到滨城已是夜晚，我们又给福来打传呼，在他的指引下，我们打车七拐八拐，像跳入湍急河流的鱼儿，穿越城市斑斓的灯火，去了那个叫龙滩新区的地方。福来早已在指定的站点等候，带着我们进入一条热闹的夜市街，在一处小吃摊前请我们吃凉拌拉皮和烤香肠。带着我们再往里走，进入一个堆满钢筋水泥的工地。在一排红砖砌筑的简易房里，我们见到了福来的舅舅。 福来的舅舅叫郭有志，给我们当过小学代课老师，转不了正，又赚不到几个钱，便丢下教科书，早早出来打工了，现在混成了带工的工头，手底下管着三十多个刮大白的工人。郭有志说话有个口头禅“理论上说”，所以我们背后都叫他“郭理论”。郭有志说，理论上说，工地现在不缺人，你们和福来同村，又是我的学生，我就做回主，把你们几个留下。又说，理论上说，在外打工不容易，你们要吃得下这份苦。一番理论过后，郭有志叫福来带我们去库房领行李，行李钱先挂账，过后从工钱里扣。 第二天一早，天刚放亮，木板大通铺上响起噼里啪啦的起床声。我们三个也起了床，草草洗了把脸，端着搪瓷缸子去食堂排队打饭。大白工们个个衣服上沾满白花花的大白腻子，一大半竟然是女工，我们的初中女同学姚继红也在其中。姚继红和郭有志同村，读到初二就辍学了，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两年没见，姚继红皮肤变白了，眉眼也长开了，屁股和胸脯也骄傲地鼓起来。见是我们几个，姚继红笑着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 早饭是馒头、大米粥和咸菜条。吃完饭，郭有志拿哨子“嘀嘀嘀”一通吹，把工人们拢在一起分组安排干活儿。在他身边，站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小本本，小眼睛上罩着两片眼镜。福来附到我耳边说，这犊子叫吴正义，吴老板的侄子，专门负责记工。谁要是耽误工时，最少要扣你个“0.1”。大伙背后都骂他，给他起个外号，就叫“零点一”。 安排完活儿，工人们拿着刮板、拎着料桶拖拖拉拉进了楼。郭有志叫我们仨也上楼去，先熟悉熟悉，等吴老板来了，定好了工钱再上工。 工地是用红砖墙围起来的六栋住宅楼，墙外是另一处工地。所有的楼房一水儿的六层，像一个模子扣出来的。我们仨进了其中一栋楼，一口气登上六楼，趴在窗口四下眺望，不免有些失望。工地四面环山，我们置身于一个山坳里。 下到四楼，我们见到了姚继红，她正和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工站在跳板上刮大白，用铲刀将白腻子铲到刮板上，用刮板在墙上来回刮抹，灰暗的毛坯墙眨眼间就被涂白了。姚继红说，她已经在这儿干两年了，活是累些，但是比进工厂挣得多。 见东林腻着不走，非要姚继红手把手教他咋干，我和小松穿过施工洞，来到另一个单元，见到了福来和他的同伙。 小松问福来，海在哪儿呢？净忽悠人。福来说，这里是新开发区，一周前，才从市里搬到这儿来。又说，看海还不容易，这儿干完了，搬到山外去，到时候随你看。 我问福来，工钱咋算？福来说，不一样，老手一天三十元，新手一天二十五元。不就是把水泥墙刮白吗，这有何难？我上了跳板，拿过福来的刮板和铲刀，照猫画虎地在墙上刮起来，水泥墙画出了大花脸儿，黏稠的白腻子沾了满手。福来撇着嘴说，好好学吧，都是本事。 郭有志来了，冲身后楼梯眨眼示意，嘴上大声训斥福来，乱教个啥，刚会干几天，你以为你就是师傅了？又问，东林呢？小松说，在姚继红那边学干活儿。郭有志说，刚来就放骚儿，把他给我叫回来，吴老板来了。 伴着一阵嗒嗒的脚步声，楼梯口上来一个大腹便便的白胖子，娃娃脸，戴副眼镜，黑皮鞋上沾着大白粉。郭有志说，这是吴老板。吴老板瞪了郭有志一眼，跟你说多少次了，不要叫老板，不要叫老板。郭有志忙不迭点头，口误口误，这是咱们吴经理。吴经理问我们几个姓啥叫啥，多大年龄，又挨个打量一番，背着手下楼去了，郭有志也跟着下了楼。 听脚步声踢踢踏踏到了楼下，我们三个也悄悄儿跟下去，在二楼停下来，趴窗口往外看。楼下是一垛码放整齐的红砖，砖垛旁站着吴老板和郭有志。吴老板在粗门大嗓地训斥郭有志，胖乎乎的手指好几次差点戳在郭有志脸上。郭有志低声应着，一个劲儿点头哈腰，脑袋几乎要撞在吴老板鼓起的肚子上。说话声一低一高，一字不漏地传到楼上来。 郭有志：理论上说，知根知底，他们仨是我学生。 吴老板：收起你的理论，谁给你的权力？ 郭有志：人都来了，给我个面子。 吴老板：留下也行，工钱一天二十元。 郭有志：新手一天二十五元呢。 吴老板：他们都才刚成年，能留就不错了。 郭有志：出门在外不容易，再涨点儿。 吴老板：手脚全科的那两个一天二十三元，腿瘸的那个一天就二十元。能干就干，不干走人！ 郭有志：那就先干着，干好了再给他们涨点儿。 退到背人的角落，我们三个面面相觑。我说，郭理论看着人五人六的，让吴老板呲儿得像个孙子。小松气得直骂，姓吴的瞧不起我，我明天就走。东林说，郭理论舍了老脸求老板，咱们再走，大家脸上都不好看。想想也是这个理儿，我劝小松，来都来了，要不就先干几天看看。小松悻悻地说，既然你俩想留，我没意见。 吃完午饭，郭有志把我们三个叫到一旁，说工钱的事。果然是，我和东林一天二十三元，小松一天二十元。见我们几个都不作声，郭有志问，你们仨到底咋想的，干不干给我个痛快话。我说，干。东林说，我也干。小松说，他俩干我就干。郭有志叹了一口气，说，理论上说，我也是个打工的，多年媳妇熬成婆，都这么过来的。 正式上工干活儿了，我和东林由两老手带着学活儿。刮大白其实就是给大楼内墙做美容，把墙面刮白抹平。很快我和东林就都掌握了干活的技巧。再后来，我和东林分到了一组，俗称“一铺跳儿”，活也越干越好。一个多月后，郭有志又从老板那儿为我俩争取加了工资，每天加两元，和新手的工资才真正拉齐了。 小松就没有我俩的幸运了，他一直在打砂纸。楼房的内墙要刮三遍大白，打砂纸是三遍大白中间的两次辅助性工作，用砂纸把刮完的墙面打平。打磨下来的大白干粉末像白雾一样弥漫，呛得人睁不开眼睛。小松戴了个猪嘴巴模样的防尘面具，还是糊得满鼻子都是。每次下班回来，小松都会咳出好多白面糨糊一样的痰，眼睛被烧得通红，眼角流出很多白色的眼屎，一盆清水洗脸洗得混浆浆。这么脏这么累，小松的工资却一直是二十元，始终没涨。其实小松手巧着呢，有时会偷偷跑到我和东林这儿，拿起刮板和铲刀，上墙刮抹一番，很像那么回事。 私下里，我为小松鸣不平。我说，你要是觉着憋屈，咱们回塔城。你表哥在那儿，咋也比这儿强。可东林不想走，这家伙恋上了我们的女同学姚继红。小松说，对付干吧，说好不拆帮儿的。又说，等工程结束，咱们还要去看海呢。少五块钱工资，就当花钱看海了。说这话时，楼房内墙已经开始刮第三遍大白，照这个进度干下去，用不了个把月，我们就能到山外去看海了。 绕过记忆中那道熟悉的山弯，出租车停下来。当年福来就是在这里接的我们。再往里去，就是当年的夜市，一条街卖的全是廉价的衣服和各种小吃。每当夜幕降临，昏黄的路灯亮起，市场上人头攒动，很是热闹。我和东林还有小松，就是在这里把自己装扮一新。我们穿着样式新颖、质量粗糙的半袖衫和短裤，嘴里嘬着一角钱一根的冰棍，在市场上走来走去，消磨着劳累之余的闲暇时光。逛到夜市尽头，烟火气散尽，空气中便有了一丝腥咸的味道，那是从山外吹来的海风，裹挟着丝丝缕缕的诱惑。好多次，我们仨径直穿过夜市，迎着风向山外飞跑，一边跑一边看手腕上的电子表，计算着距离工地大门上锁的时间。还要四下观望，有没有巡逻的警察。跑到灯火通明的市区边缘，时间已经过半，只能无功而返。如果不是照顾跑起来一瘸一拐的小松，我和东林都有信心在规定的时间内跑到海边。后来小松说，你俩别管我，撒欢儿跑，回来告诉我大海到底啥样。有两次，我和东林成功跑到了海边，匆匆一瞥，又急忙往回跑，在工地大门上锁前安全返回。累成了两条哈哧哈哧大喘的狗，可说起海，我和东林又都茫然了。城市的灯火只照亮了一长条儿幽暗的水面，远方是一片黑暗。 上一段缓坡，再走下去，便是我们当年打工的山坳。山坳里已经塞满了积木一样的高楼，当年干活儿的那几栋楼，已经认不出了。 驻足观望片刻，小松指了指山上，说，再到山上去看看吧。我说，还想再跑一次警报呀。东林说，当年我用不了二十分钟就能跑到山顶，现在不行了。现在的东林满身肥膘，行动笨拙得像头熊。 当年跑警报，源于两个逃到滨城的流窜犯。那段日子，滨城一直在戒严，每天都会有警察来到工地突击检查。每次检查前，神通广大的吴老板事先都会得到消息，打电话通知郭有志。一听到郭有志把哨子吹得尖厉刺耳，我们这些还没有暂住证的人，便丢下手里的活儿，一窝蜂往工地后面的山上跑。这时我们才知道，三十多个大白工，一多半没有暂住证，包括福来和姚继红这样的老工人。他们没有暂住证，是吴老板不肯花那笔钱。此起彼伏的抱怨和叫骂声中，我们穿着满身白花花污渍的工作服，羊群一样蜂拥着上了山。山上有茂密的黑松林，藏得下千军万马。等工地中哨声再次响起，我们才懒洋洋、慢腾腾地回到工地。 后来听说犯罪嫌疑人落了网，以为就此消停了，不承想隔三岔五，派出所的民警还是会来一番突击检查。据吴老板得到的消息说，是有内部人举报，说工地里有无证的务工人员。只要有人举报，他们就得例行公事。跑一次警报，来来回回就得延误个把小时的工时，已经影响到了施工进度。吴老板恨得牙根痒痒，扬言一定要抓到这个内鬼。 如果不是抓了现行，打破脑袋我们都想不到，告密者竟然是小松。也不知他从哪儿弄了一张IC 电话卡，隔三岔五，赶在午饭后的间歇，去工地门外的IC 电话亭，躲进那个草绿色的玻璃罩子里，偷偷拨打报警电话。这一番操作，都被细心的打更老头看在眼里。那天中午，小松插入电话卡，刚刚拨完“110”，被躲在暗处的吴老板逮个正着。气急败坏的吴老板一扫平日的斯文稳重，一通大嘴巴，打得小松像个旋转的陀螺。 这是什么行为？损人不利己呀。为什么要举报？郭有志问，福来问，我和东林也问，小松就是不说。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小松是人瘸心也歪，人品有问题。吴老板原本就嫌弃小松，这下更是没得商量，让他立马滚。在郭有志和众人的一再恳求下，才给小松清算了工钱。吃过晚饭后，小松收拾东西要走。郭理论怕他再惹出啥乱子，带着我们一直把他送到车站上了车，才放下心来。 天气大热，爬到山顶，前胸后背都湿透了。回头看山下，密密麻麻的楼群已经走出了山坳，与山外的滨城连成一片。歇息片刻，小松说，再往上走走吧。见东林直皱眉，我说，也好，慢慢往上爬，反正没人再扣我们工时了。 说起来，当年跑警报其实很快乐，很像我们念书时的“课间十分钟”。丢下手中的刮板铲刀，小鸟出笼一样跑上山，在山林里放松心情，消解满身的疲乏，等待那归队的哨音。东林更是收获满满，后来他告诉我，就是在黑松林里，他和姚继红亲了嘴儿。虽然两个人没走到一起，可他依然忘不了那初吻的味道。然而快乐是要付出代价的，每次跑警报，记工的吴正义都要掐着腕上的手表，精算我们耽误的工时，耽误一小时以内，扣“0.1”，稍慢一慢，一小时过了，就扣“0.2”，最终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工人。 所以说，小松不单单是惹怒了老板，还得罪了一门心思想赚钱的工人们。 我和东林分析过，我俩一致认为，导致小松举报的主要原因，还是工资。一样出来打工，我和东林一天能挣二十五元，而他每天只能挣二十元，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时间一长，心理难免失衡。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消极怠工。跑警报的那段日子，他总是一上山就扎进林子里，直到收工开饭才懒洋洋地回到工地。吴正义的小本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他旷工的时间。郭有志训斥他，跟他摆道理，他也满不在乎。我和东林劝他，既然出来打工了，就要有个打工的样子。年底回家，怎么也得拿回去几个钱吧。他总是笑嘻嘻地说，反正挣得少，旷工损失也少，还不如顺便给自己放个假。 沿着鞍状的山脊，我们向前面那道更高的山峰攀爬，快接近山顶时，一道铁丝网顺山势蜿蜒着，挡住了去路。铁丝网当年就在，有一次跑警报，我曾一口气跑到这里。没有听到郭有志的哨子声，结果回去晚了，被吴正义扣了个“0.2”。 东林双手撑膝，弯腰大喘，我也两腿酸软。小松晃晃铁丝网，拉开挂在胸前的挎包拉链，拿出一把钳子，咔嚓咔嚓绞铁丝。咋还有钳子？见我和东林都一脸愕然，小松笑着说，开修理部的能没钳子吗？又说，当年的钳子，是从工地偷出来的。 铁丝网很快绞出了一个门扇状的豁口，钻过去，前面是一段扇面状高耸的石砬，石砬上才是真正的峰顶。那一刻，我已经隐隐感觉到了什么。 越往上，风越大。风中裹挟着浓浓的腥咸味儿，更加坚定了我内心的猜想。爬到石砬上，我们已经置身于滨城最高点。向北望，连绵的丘陵脊背高耸，象群一样奔向天边。东南西三面被无边的湛蓝包围，滨城是陆地抵入大海的一只犄角。目力所及之处，海在天际间凝成一脉深邃的湛蓝，水墨般晕染开来，在夕阳映照下，泛着电击般震颤的波纹。及至近处，浊浪奔涌如千军万马，咆哮着，呐喊着，撞击着脚下的黑石崖。 要不是跑警报，我哪知道这里就能看海？小松出神地望着远方，当年也是傻，为了跑出来看海，竟想出那么个馊主意。 小松指着我站脚的地方说，当年就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和他一起看海的人。是一个风姿绰约的中年女人，一脸忧郁地凝望着远方。每次遇见她，他都会站在离她很近的地方。他怕她想不开，来个纵身一跃。每次遇见她，他都想问一问她，从哪里来，为什么站在这里。他也想告诉她，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然而自始至终，他和她从未说过一句话。 小松说，这么多年，他之所以不再外出打工，不单单是腿脚儿的原因，更是因为眼前这片海，还有那个一脸忧郁的女人，满足了他对远方所有的幻想和向往。 算起来，二十三年前，也是这个时节，正是我们在滨城打工的日子。我、东林还有小松，我们都看见了大海。可是我们看见的，是同一个海吗？ 那个下午，我和东林陪着小松，站在滨城最高的山巅上，静静地眺望着大海。直到太阳慢慢沉入海平线，直到海与整个世界渐渐融成一片昏暗，才相互搀扶着下了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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