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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提起梁启超,我相信大家都会想起《少年中国说》这篇文章。每每朗诵这篇文章，大家都会感慨梁启超那至深的爱国主义精神。在那个时代，梁启超的思想已经可以说非常前卫了，历史上他还与康有为等人一起发动了“维新变法”，并且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他倡导人们努力遵守一夫一妻制。可是后来坊间传闻，梁启超虽倡导一夫一妻制，却默认大家纳妾续妾的情况，甚至就连他自己都纳了一个小妾在房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难道梁启超其实并不是真的倡导一夫一妻制吗？ 
其实，梁启超这种默认纳妾续妾的思想还是夹杂着封建思想在里面的，中国几百年来一直在婚姻关系里主张着妻妾地位要差异悬殊的观点，并且男子可以以纳妾为手段来延续子嗣。而仔细洞察梁启超的婚姻观，你会发现他其实根本倡导的是大家要坚决反对“一夫二妻”的制度，并不反对大家纳妾。甚至，后来他的学生向他发表反对纳妾宣言的文章时，他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一妻一妾”的生活了。 其实，梁启超之所以强烈反对“一夫二妻”的现象，一方面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他私人原因在里面。1889年，梁启超正值十六岁，当时他参加广东的乡试排名第八，成为举人后深受主考官李端棻喜爱。看见如此聪明的学生，李端棻也是出于私心，得知梁启超并未婚配便主动做媒将自己的堂妹李惠仙介绍给他。二人见面后相谈甚欢，不久就结为姻缘，过上了夫唱妇随的恩爱生活。 婚后生活的美满让梁启超得意洋洋，他也成为了中国史上最早倡导“一夫一妻”制的学者，甚至还为此创办了“一夫一妻世界会”，一时间梁、李二人的婚姻生活被称为社会中的典范。百日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就被迫只身逃往日本，李惠仙也在此后不久抵达日本，二人在经历过短暂的分别后感情更加甜蜜。在日本，李惠仙不仅每天悉心照料梁启超的日常起居、衣食住行，甚至还充当了丈夫在事业上的一把手。 当时，梁启超虽腹中有才华和抱负，却不会说官话，这也导致他时常碰壁。历史上记载，维新变法初期，梁启超就已经名副天下，光绪帝也是听闻他极富才学特召见他。可无奈来到皇帝面前，梁启超并不会说一些官话，扫了光绪帝的性质，最后也只赐给他个六品顶戴。 
可他的妻子李惠仙不一样，她自小在京城长大，看着家长在官场上打交道，耳熟能详自然也熟通这其中套路。在妻子李惠仙的细心教导下，很快梁启超的官话就变得极为流畅，在社交场合的交谈也愈发得心应手。1901年，夫妻俩迎接了他们第一个孩子——梁思成，作为家中长子梁思成自小就体弱多病。为了家中子嗣延绵，1903年，李惠仙将自己的侍女王桂荃做梁启超的妾室。 自此，梁启超的婚姻主张开始发生变化，逐渐由最初倡导的“一夫一妻制”，变为了后来大家知道的“一妻一妾制”。即使这样，梁启超也从不在外张扬自己纳了妾室，甚至还尽量避讳他人提及。就连在家信中提及王桂荃时，梁启超都称她为“王姑娘”或“三姨”。 直到1924年，妻子李惠仙突发病重，王桂荃又恰巧于那时怀上小儿子思礼。等到其临产之际，梁启超才第一次对外称其为“小妾”。其实，王桂荃在小妾身份上也算做的尽职尽责，从未逾越半分。她一生为梁启超共生下了六个子女，平日里又积极帮助李惠仙料理家务，这些辛劳家中人都看在眼里。平日里，梁家的孩子都会管李惠仙叫“妈”，而喊王桂荃叫“娘”。就连梁启超都经常教导子女，要时常记挂着王桂荃。 可即便如此，梁启超也从未称过王氏为“妻”，她妾的身份从未发生改变。所以，梁启超这一生只有一个原配妻子，那就是李惠仙。其实从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梁启超为什么在坚决反对“一夫二妻制”的情况下，还默认大家纳妾续妾的行为了。 
但其实，仔细研究梁启超的生平可以发现，王桂荃并不是他第一次想纳妾。早在1900年，梁启超在美国檀香山工作时，就就曾与一女子一见钟情。那名女子名为何蕙珍，是美国当地一位侨商的女儿，认识梁启超时才刚满20岁。何蕙珍大小就接受西方教育，思想十分开阔，又精通外语，在她16岁时就成为当地学校里的一名任课教师。 她和梁启超的相识其实来自于一场侨商宴会，当时何蕙珍担任梁启超的翻译。更巧的是，在那时清朝正大肆声讨以他和康有为为首的一派新党，就连国外都刊发了大量外刊予以批评。梁启超并不精通外语，自然也看不懂那些外刊上写了什么，只能憋屈地任由清朝开骂。可谁知，不久后梁启超就听说有人在英文报纸上为自己辩护，语言可谓是精辟有力。调查后得知，原来这篇文章正是出自何蕙珍之手。 5月24日，何蕙珍的英文老师邀请梁启超来家中赴宴，何蕙珍自然也在请帖名单之上。宴会散别之时，何蕙珍叫住梁启超，握着他的手对其深情表白。梁启超也是第一次面对如此大胆热情的场面，一时间也不知如何应对，只能匆匆留下一句“唯唯而已，不知所对”。 
自那日表白事件后不久，就有一位好友亲自上门找到梁启超，劝他求娶精通外语的何蕙珍为妻，梁启超当即就严词拒绝了。可是，即便梁启超一直要求自己理性看待这件事，但面对如此炽热的爱意，其内心还是久久按捺不住躁动，俩人终究还是在一起了。据记载，在那段时间里梁启超曾私下为何蕙珍共写下了24首情诗，更在诗中称其为自己的“第一知己”。 思虑良久过后，梁启超决定写信向妻子坦白这件事。在信中，他详细叙述了自己和何蕙珍相识、交往直至分手的全部细节。他对妻子说，何蕙珍是一位很有家国情怀，并且具备新思想、新精神的才女，甚至还写出“吾因蕙仙得谙习官话，遂以驰骋于全国；若更因蕙珍得谙习英语，将来驰骋于地球，岂非绝好之事？”字里行间，无一不体现着梁启超想要拥有何蕙珍的迫切心情。 可是，在信的结尾，梁启超又反过来否定纳何蕙珍为妾，大致意思是以自己的地位这样做会背负世间骂名。收到信的李慧珍，反复阅读、思虑良久后，提笔写下回信。她告诉梁启超，如果他是真的喜欢何蕙珍，她就立刻向父亲大人禀明然后成全他们。但如若不是，那就请他将此事早早了解，不要挂欠，保重自己的身体要紧。 
梁启超一听要告知自己的父亲，心里立刻慌了，当即复信说自己不再想此事，最后还再三向李慧珍表达自己的爱意，保证之后对李慧珍视如己妹。至此，梁启超纳妾的想法不得已而终止。后来，梁启超关于这件事给出的解释是，以自己的身份而言，一举一动都颇受世人关注，决不能因儿女情长之事，而不顾国家之安危。不过，梁启超对于妻子也算得上磊落，这在当时的旧社会可谓是世间少有了。 妻子李慧珍对于丈夫的想法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在那之后的第三年，李惠仙便主动提出让梁启超纳自己的侍女为妾，也算是满足了梁启超之前未尽的心愿。但是，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这时梁启超便坦然接受纳妾了，那之前所说的顾及功名、国家安危倒显得有些虚浮了。所以，即使是一世名流的梁启超也无法拒绝纳炽烈的情欲，而投身纳妾的行列中去。 
其实在1920年，中国的旧社会中纳妾的现象十分普遍。那些一同和梁启超一样以注重文明风尚、男女平等而出名的社会名士，私底下都有纳妾，比如康有为、严复以及马寅初等等。商界、军界就更为普遍了，例如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袁世凯就纳了九个妾，人人都说他“生子几十人”；还有身为军阀首领的张作霖，光已考证的妾妇就有五个；还有广州十三行的行商潘仕成更是纳妾至多，总共有五十多位。 虽然，当时已然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民国，大力倡导“三民主义”、“女权平等”，但其实社会上还普遍存在着纳妾续妾的现象。即使在民国法律上已经明确表明要遵守“一夫一妻制”的原则，但是大家并无人真正遵从，从道德和法制的层面上来看，社会上还未真正达成“破旧立新”，至少从男女婚姻的关系上来看是这样。 
辛亥革命之后，北洋政府办法法律条例，上面还明确承认了妾存在的合理性，自那以后纳妾的行为变得更加自由、不受约束。19世纪一二十年代里，尤其是有钱的男子，纳妾便更为随便。虽然身处民国，妾的地位依旧没有发生改变，其与正妻相差悬殊的等级始终没有被打破。 但不能否认的是，在民国一些开放的城市关于纳妾还是有一些新现象。例如，有些上海的有钱商人会在外为自己的妾妇另购置房宅，作为其居所，日常开支也不与家中正妻相混。虽然从实际上来说，妾妇无法过问家中的财产，但实际上有些妾妇的积蓄比正妻还要多。而且，社会和法律还承认了妾的家庭身份以及其所生子女的财产继承权。这比之封建时期，不可谓没有进步。 
结尾 虽然，直到后来中华民国成立颁布了新的《民法》，重新确立了男女平等的关系，从法律的角度废止了纳妾制度。但是，在民间依旧有人行各种各样的理由或形式来纳妾。可见，当时的民法体系还不够完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法律给予了人民钻空子的机会。 但是，在《民法》调理上还是给予了女性一些优待。法律表明，如果男人私自纳妾的行为时间过长，妻子有权提出离婚。虽然，这也以另外一个角度承认了妾妇的存在，但是我们依旧可以看到社会的进步。这也算得上中国法律在婚姻制度上的一大进步。 参考文献： 《中华民国民法》 《时事新报》 《暂行新刑律补充条例》 《清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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