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历史」重读“刺廖”案，管窥国民党政治秘辛（四）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汪兆铭

政府改组这件事，“中政会”确实办得不太地道，严重伤害了“两委”的自尊心，把一件好事办成了坏事。但归根结底这只是一根导火索，背后是“两委”积怨已久的情绪，“中政会”是个什么玩意儿？过去你们对总理负责，现在你们应该对谁负责？

实际负责“中政会”的胡汉民顷刻成为众矢之的，党内声望和群众基础严重受损。但说句公道话，“中政会”的成员还有廖仲恺、汪精卫等7人，怎么黑锅就让胡汉民一个人背了呢？假使胡汉民因此失去继任党魁的资格，那廖、汪二人又有何颜面去竞争党魁？

然而事实再次告诉我们，要脸面就别干政治。

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表明，胡汉民翻车与廖仲恺脱不了干系。先总理曾夸赞廖仲恺讲党性顾大局，但这只能作为对廖的个人道德评价，廖本人确实不热衷争权夺利，但作为左派领袖，他此时必须为自己的派系利益做出抉择。不管这个人有多么高尚无私，一旦加入政党，则必须完全服从其党派的政治利益，在组织原则面前，个人的道德底线无足轻重。如果我们以信任党员道德修养的方式来信任其政治修养，未免过于天真。一个人倘若不愿自陷泥淖而追求个人修为的高尚境界，那么请记住两千年前孔子的那句话——“君子不党。”

显而易见，作为右派代表人物的胡汉民一旦接班成功，必然摒弃先总理联俄容共、扶植农工的政治纲领，从而使国民党走上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在廖仲恺看来，只有更加坚定的联俄容共，才能彻底打垮军阀割据，从而取得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

先总理一生都在探寻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从反清起义到南北和谈，从二次革命到护国战争再到护法战争，国民党已经交了太多学费，付出了无量之头颅和鲜血。廖仲恺作为历史的亲历者，是绝对不能容许右派改弦易辙，从而葬送革命大好前途，这是他本人不可推卸的职责，更是对先总理最大的忠诚。

而与廖仲恺持同样立场的，还有一个号称“无冕之王”的特殊人物——苏联顾问鲍罗廷。鲍顾问是先总理用八抬大轿从苏联请回来的，办党极有经验，国民党成功改组即出自此人之手。先总理在世时，对其执弟子之礼甚恭，每每夜半虚前席，纵论党内大事毫不隐讳。鲍罗廷身兼“中执委”和“中政会”高级顾问，在讨论接班人一问题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和举重若轻的话语权。

毫无疑问，鲍罗廷一心支持和怂恿廖仲恺竞争党魁，廖所代表的左派掌权，才完全符合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政治利益。

但是先总理在世时，在党内造成了一种廖不便接班的舆论基础。领导定了调子，廖不宜再抛头露面，于是就与鲍合计，转而拉拢和试探党内三号人物汪精卫的态度。

汪精卫作为第三顺位的接班人，居于胡汉民和廖仲恺之后，本来赢面不大，也就没有太多想法。但是荣任“总理遗嘱”执笔人，在北京治丧期间倍受瞩目，陡然使汪的心思活泛起来，参加革命这么多年，谁还不想追求进步呢？

相较于胡、廖二人鲜明的政治立场，汪精卫过于守拙，可能与他长期担任总理秘书的职业特质有关，廖仲恺也吃不准他到底倾左还是倾右。侧面印证了汪这个人城府极深，政治立场投机，我们从他多变且复杂的前半生亦可窥知一二。

汪本名兆铭，祖籍浙江绍兴，出身于一个落魄书香门第，十九岁参加广州府县试夺得第一名秀才，被两广总督芩春煊记名，旋以官费就读于日本政法大学。前途不可限量的广东省十大杰出青年汪兆铭，不思报效朝廷，却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并以“精卫”之名在报上发表大量反动文章，成为先总理的高足。

然而革命清苦，生活拮据的汪精卫归国之后，曾投芩春煊门下，后芩因“丁未政潮”遭罢黜，汪又应邀与先总理赴南洋筹建同盟会分会，于马来亚结识了南洋巨富千金陈壁君。在陈的怂恿下，试图一鸣惊人的汪精卫跑到北京去刺杀摄政王载沣。秀才造反，旋即被擒，但这家伙运气好，适逢武昌兵变，袁世凯起复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仰其才，伸手搭救，出狱后即从于袁氏门下，并与袁太子克定结为拜把子兄弟，又随特使伍廷芳参加南北和谈，替袁世凯从先总理手中讨得临时大总统之位。

汪以刺杀摄政王，促成南北议和而跻身开国元勋，行市猛涨，又抱得千金陈璧君，可谓名利双收。“刺宋”案期间，几度试图居于袁、孙之间调停斡旋，后“二次革命”爆发，孙、黄兵败如山倒，帝师杨度盛邀其北上共图大事，汪思虑良久，终决定东渡日本。

无论是芩春煊、先总理、袁世凯，还是爱他爱得死去活来的陈璧君，皆因汪之高才而优厚于他，汪本人确实对得起“一表人才”这四个字。这样的人往往恃才学以睥睨，对名位期许极高，而其出身贫寒饱经忧患，又带有很深的底层烙印，即精明与市侩，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这两种器质综合起来，在政治上就会表现出高度投机，辛亥前后，无论是附芩附袁还是附孙，都充分展现出一种无立场的实用性。

汪与陈璧君的结合，除了通常所说觊觎陈氏之财力，还有更深一层的觊觎，那就是陈氏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截然不同于汪的气场。我们通常所说“底层思维”，往往体现在优柔寡断、瞻前顾后、畏手畏脚等方面，因为他几乎没有试错的本钱，左右权衡终究难成一事。而生于南洋巨富之家的陈璧君虽容貌丑陋，但其眼界和胆识，正是寒门贵子汪精卫所渴望，所谓见贤思齐，这一层面，实用远胜罗曼蒂克。

形同儿戏的刺杀载沣行为，使汪在辛亥前后脱颖而出，并成为他受用一生的政治资本，即出自陈璧君的怂恿。可以这么说吧，汪精卫如果不是遇到陈璧君，很难成就大事，当然，也不可能铸成后面的大错。

自北京治丧归来的汪精卫，经廖点拨之后，开始主动向托孤大臣鲍罗廷汇报思想，事无巨细先请示后执行，俨然成了鲍的秘书。而面对广州城内左右两派剑拔弩张的形势，汪跳出三界外，以组织“总理遗嘱”宣讲团的名义，奔赴广东各地集会。在广大基层党员群众面前，每每追忆先总理教诲自己革命道理的细节，都要嚎啕大哭，使闻者无不潸然泪下。似乎先总理弥留之际，是特意拉着他的手才说出那句著名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民国十四年七月一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被选举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军政一把手。而一直主导政府改组事宜的胡汉民，仅被推举为有名无实的外交部长。彼时各国认可并建交的是北洋系控制的北京政府，胡汉民这个新岗位显然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胡汉民一派在权力交替的关键时刻，过于将注意力集中在廖仲恺身上，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最后让半路杀出的汪精卫登堂入室。汪秘书扮猪吃老虎，又有大权在握的建国粤军和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运筹帷幄，二人即将在万众瞩目的国民党“二大”上展开对最高权力的角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