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述：郝玉珍 记录：徐星 我和登甲结婚 一九四三年冬天，我们学校为了躲避鬼子，全校转移到一个小山村。一天上午自学，我正在埋头读书，校长找到我说：“有人找你，你马上到地方政府的办公地去一趟。” 我急急忙忙地跑过去，进门一眼就看到登甲，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大衣。一见到我，马上给我递上一件同样颜色的皮大衣。他笑盈盈地说：“来接你回咱们绥德界首的机关，一切手续都给你办好了。” 我草草收拾一下，说走就走。我们在山西境内走了一天到了黄河边，过了河我们又走了三天。这四天成了我终身难忘的“蜜月旅行”。 过河的第一天就开始下雪，先是小雪，越下越大。那是我今生见到的最大的雪，雪片打在人的脸，竟然使人无法睁眼。雪茫茫，野茫茫，大雪中我们牵着手义无返顾向前走去。累了，在山路边的石崖下可以避雪的地方休息一下。 天黑了我们才在路边遇见一户农家。我狼狈极了，把开门的大娘吓了一跳，说：“你怎么成这样了？快进家！”我的裤子已经湿透了，下面是被雪水湿透的，上面是月经的血水湿透的，雪、冰、血把裤子袜子鞋子沾在一起。我向大娘要一点垫月经的东西，她找出了一小块又脏又碎的破棉絮。那晚上我俩就穿着湿湿的衣裤在老乡家的大炕上靠窗户的一边，紧紧偎靠在一起，睡了一夜。 第二天继续走了一天，到石岔河一个武工队队员家里，住了一夜。第三天，总算到了界首机关。这时机关大部分人已经调走，只有登甲、曾干和一个炊事员老赵，其实老赵也是一个县级干部。老赵赶紧给我们做饭，招呼我们休息。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也没有任何花费，我们就算结婚了，住在了一个简陋的窑洞里。 我们的婚姻是短暂的，但是我们的感情是深厚的。 一次我和登甲买了三个鸡蛋，吃饭时他给我碗里盛了两个鸡蛋，我一定要给他一个。他不要，说：“我也是两个，不信你看。”看他碗里，果然也是两个。我想不通，那个多出来的鸡蛋是哪来的？他说：“我又买了一个。”我说：“你没有出门，怎么买的？”他反问我：“没有买，我碗里怎么会有两个鸡蛋呢？”我无言以对了。原来，他把一个鸡蛋分成两半，把分开处翻在下面，从上面看就是两个了。 现在我老实，那时更老实，搞不清他这些把戏，经常被他戏耍。登甲常说我傻：“你呀，眉毛连在一起，脚心是平的……，所以你就傻……” 后来工作需要，他一个人留守在机关坚持工作。为了节约经费，他自己开了一片菜园。在搬石头垒墙时不慎把自己的足趾砸伤，我回去时，整个大脚趾还是青紫的。他种菜累了，坐在矮墙上，望眼欲穿地看着我来去的必经之路，老乡问“你每天坐在那里看什么呢？”他会用略带期盼略带骄傲的口气大声告诉人们：“等我的玉珍哪！” 当时参加革命，生活的艰苦是现在人想也想不到的，可现在回忆起来，苦和难留下的不多，多是笑和欢乐，尤其是和登甲在一起的日子里。 记得最后一次到界首时，天气很冷，窑洞里温度很低，我和登甲一起生火“玩”。生火就生火，怎么是“玩”呢？原来那天烟囱不通，窑洞里烟满满地怎么也不出去，我们用老乡的办法，把门开一个小缝，用盖莲往出煽，烟还是不出去。我们两人就在门上跑进跑出往外带烟，跑着笑着，累得要死还是满窑的烟。我们只好坐在院子中的石凳上，登甲帮我抓头上的虱子，我们就这样相偎在一起，等待烟自己慢慢散去。 相守是暂短的，我要回学校了，分手时，登甲总是让我先走。第一次我有点生气，扭头就自己往前走，刚走出村子不远，猛一抬头，他就在路边等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绕到我前头了。我由气到惊，到喜，欢跳地进入他张开的臂膀中，然后我们牵手一路同行。 一次他送我，漫漫的青纱帐，绿油油的玉米一人高，我们走了很长时间，突然看到一个里里外外收拾的干干净净的小院落，就一屁股坐在地上。 一个男老乡过来问： “你们哪来的，要到哪里去？”我们笑笑。 “你们是一起的同志吧？” 登甲说：“我们兄弟俩一块出来当兵。”老乡仔细端详我的剪平头和晒黑的脸，摇摇头后又点点头，似信非信。 我在门口观察了一下，门上挂了一块红布，知道是有人“坐月子”。我们只能呆在院子里与老乡拉话，不能进去，这是风俗也是纪律。 正说的热闹，屋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让那个女同志进屋里坐吧。” “哪来的女同志？”男老乡反驳，夫妻俩争起来。 我笑着说：“大嫂，你坐月子哪，我就不进了。” “你这同志，让你进，你就进。”我走进屋，坐到炕边的凳子上。 大嫂笑嗲地责备着丈夫：“头发短不一定就是男的。我早就听出她的声音是女的。”男人说：“我也纳闷呢，哪来的这么俊俏的后生。” 我们的窑洞在一个老艄公的院子里，他也姓郝。我们结婚后，老艄公就再不叫登甲晓旭了，开始叫女婿。 界首位于黄河边，沿河上下有很多村子。一次，下村的一户人家请我俩、郝老艄公、还有一位八路军的排长去吃饭，他们把我一个人放在炕头一张小桌子上吃饭，他们三个人在一张大桌子上，不吃饭，光喝酒，他们喝了一瓶又一瓶，主人不给喝了，排长和老艄公不依，老艄公说：“女婿，我们喝！看谁败下阵来，喝！”排长也大喊：“拿酒来！”主人说吃饺子，他俩喊：“不吃！拿酒来！”登甲给主人使眼色，让把饺子端上来。主人害怕，不敢露面，登甲把饺子、碗筷给了老艄公和排长，老艄公咬了一口饺子，半个饺子和碗筷掉在一边，倒下呼呼大睡了。排长也睡倒了，一边呕吐，一边喊叫“拿酒来！不拿酒老子枪毙你！”我从来没有见到这种情况，吓傻了， 登甲说：“他们喝醉了。”赶紧把排长的手枪收拾起来。他们俩醉的不能走了，登甲只好陪着他们住下。 只有我一个人走了，那段路很长，又没有人家，我很害怕，没有办法，自己壮着胆子回去了。第二天，他们吃了人家饺子才回来。 我问登甲：“他们还醉吗？”答：“都好了。” 我又问：“你和他们一样喝，一点也不少，你怎么没有醉呢？”登甲告诉我了他的秘诀。原来登甲每喝一口酒就擦一次嘴，擦嘴时就把酒吐到手绢里，然后将手绢装进棉裤口袋里，悄悄拧干。他虽然没有醉，但是棉裤的大腿部分都湿透了。 临县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常委 一九四四年七月我从临南学校调到临县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任常委。 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八旅经过临县去抗日前线打鬼子，地方政府组织的欢迎欢送大会，战士们坐了满山坡，主席台在一个山头上。我代表妇联讲话，鼓励战士们奋勇杀敌。那时没有扩音器高音喇叭，也不知道他们能听到些什么。现在想起来也真可笑。 搞大生产时，我的工作就是组织妇女们纺线织布。 我在沙达安行政村培养了一个生产能手——刘能林，她每天能织一个布，我忘了一个布是多少米了。同时还组织培训更多的妇女学习手拉梭织布的技术，教她们织手套、织袜子。 当时我就是唯一的技师，轮线、浆纱、装机都得我亲自动手。在老乡的一孔窑洞里，一天到晚地干。冬天，浆纱的水冰冷，我的手脚得了很多冻疮，脚上还留下了疤痕。直到一九六五年在天水步兵学校学习时，一位老中医给我治好了。 这时抗日战争已是第三阶段敌退我进时期了，形势明显好转。 有一次八路军打了大胜仗，我们到前线慰问八路军指战员。开庆功大会表演节目的村子就在敌人的炮楼下。锣鼓喧天，欢歌笑语，敌人就是不敢出来，连解手也不敢，因平时八路军就是在鬼子解手蹲下时给他一枪。这时我们的同志喊话：“今天是端午节，不打你们，出来看我们演节目，吃粽子来。”喊了半天，不见一个鬼子出来。
那一天我们说着、吃着、玩着、笑着，粽子是各村送来的，村里给我们做的鸽子肉炖粉条和雪白的大蒸馍，真好吃，真开心。 敌人在我们的打击下，原来嚣张的气焰完全没有了，变得小心翼翼。有一天，我们正在开群英大会，为了挂标语地上栽了许多杆子。参加会的人很多，大家搬来大大小小的石头当凳子。会开到一半，说鬼子要来了。会议马上变成战斗动员大会。大家按计划有条不紊地在路中、门前、院里、屋外埋上各式地雷，为鬼子布置了一个停尸场。鬼子不敢大步走路，用探雷器一步一探地往前蹭。等鬼子走后，我们返回看：到处有敌人贴的“有地雷”的标记条子。鬼子踢开的门上吊着未响的手雷；揭开的锅盖拖着一条导火线；仓库的门大开着，看来鬼子只拿走了一些黑豆，再没敢动其他任何东西，就灰溜溜地走了。 难民纺织厂厂长 一九四四年我们攻打山西省敌占区的石楼县、永和县时，很多进步农民参加了我们的武工队。他们的家属在敌占区就不安全了。 冬天，组织上在陕北绥德县的枣林坪办了一个难民妇女纺织厂，安排敌占区武工队队员的家属，调我去担任厂长，当时我十九岁。给我办厂的全部资产是两架手拉梭织布机和二十个银元，还给了我三个“兵”：一个技师、一个工人、一个老头做炊事员。 我接纳了一百多名妇女家属，几乎都带着孩子。我们要自产自销养活自己。每天二百多张口要吃饭，我感到压力极大。 首先要纺线，纺线需要纺车，我们没有，我走家串户向各村老乡们求借，借到了100多辆手摇纺车，解决了主要生产工具，工厂总算开工了。家属同志们起早摸黑地纺线，每人每天可以纺线六七两，基本能够供应两架手拉梭织布机用。我们生产的品种有人字花格布、平布，主要的是踏毛巾。 纺线的同志们是很辛苦的，有一件事我终生难忘。一位大肚子妇女，手摇纺车纺线坐了一天，太累了，刚刚躺下伸个懒腰。不巧这时我进门了，她很快就爬起来，又继续纺线。我没有让她休息，可能脸色也不好看。后来我常常想起此事，感到很内疚。当时我还年轻，太不理解她们了，特别是大肚子妇女和老人，确实是很辛苦劳累的。伙食也不好，一日三餐，顿顿都是稀饭中煮几根面条，也没有菜。我又组织大家养蚕补贴伙食，勉强过着。 更大的困难是，有病了无医无药。到了夏天，孩子们突然染上了天花，真是要命！我急忙过黄河请部队上的医生。医生请来了，没有药，医生也束手无策。当时也不知道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天花病传染蔓延，得病的孩子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挺到最后，开始接连死亡。第一个孩子病死了。妈妈们都很迷信，不送死人，只有我自己干了。我将孩子送到很远的半山上掩埋，还用石头围一个小坟。 第二个孩子是技师陪我送的。第三个孩子去世，是一个倾盆大雨雷电交加的夜晚，我正在为难时，邻居染坊的老师傅领着一个老汉进来，说：“孩子，你就不要去了，我们俩去。”两位老人打着灯笼替我送走了。后面三个都是我自己送的。 特别是最后一个，着实使我非常害怕。正当中午休息吃饭时间，村里村外没有一个人。太阳当头火辣辣的，孩子包着谷草，又热又重。我一个人走着，总觉得后面有脚步声，似乎有人跟着我。我停下来回头看，什么也没有。吓得我头发都竖起来了。虽然这样，我还得硬着头皮送，也不敢说我害怕。因为我是她们的领导，是共产党员，哪能讲迷信呢！
我们的难民纺织厂办的有声有色，管理有条有理，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了重重困难，养活了一百多妇女家属及她们的孩子，得到了领导、同志们和村民们的好评，也得到了他们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只要我提出要求，他们都乐意帮助。 村民中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爷爷，比较封建，女人稍微开放一点他就看不惯，但是对我特别好。我提出要在他家中养蚕，他说：“别人不行，你行。”我说：“我不敢捉蚕，是让我们其他人来喂养。”他说：“既然我姑娘说了，那就让她们来吧。”他家的磨绝对不让其他女人坐，但是我可以坐。 说起这位老爷爷，还有个故事。以前他的儿媳妇对他很不好，吃饭都不让他和家人一起，单另给他的饭菜很差。 我看不惯，对老人说：“她再拿来不好的饭菜，你就不要吃，让她拿走！” 老人说：“不行啊，那我就干脆没有饭吃了。” 我说：“不要怕，你听我的。” 后来老人就硬气地拒绝了一次。也许那个儿媳妇听到了什么，以后对老人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老人非常高兴，对我很感激，待我像亲人一样。 生儿子及儿子的失而复得 熬过艰难的岁月，抗战终于胜利了。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二日，我在晋绥解放区的山西省临县生下了儿子，丈夫老徐不在我跟前，我们是去年八月份分手的，他说要去敌占区开辟工作，一直没有音信。 当时打败日本鬼子不久，原以为能够过几年安生日子。没有想到儿子生下不久，就在六月份，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阎锡山调集近万兵力对晋中解放区进行扫荡，声称要“水漫平川”，阎军七十二师坐镇文水县，在各地任命伪村镇长，组建扶持“复仇队”，穷凶极恶，不分男女老幼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据曾经在中共晋绥分局七地委、八地委工作的一位负责人回忆，仅他所在地区就牺牲了一千五百多人。当时，敌强我弱，形势非常险恶，我军大部队集中暂时避敌锋芒，一部分没有暴露的地方干部回家乡坚持斗争，其余干部随县大队转移上山打游击，部分有文化基础的年轻干部送去位于吕梁山腹地的贺龙中学深造。我不在大部队，不是本地人，前两项不够格。上山打游击，我带着个吃奶婴儿，也是累赘。我很想去贺龙中学学习，可带孩子怎么能行呢？但是让我就此放弃革命，那也是不可能的，五年前我加入共产党时已经宣誓要为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这时，我特别想念丈夫，老徐啊，你在哪里？我该怎么办呢？我抱着襁褓中的儿子，思想激烈斗争……。经过彻夜思考，我决定学习长征老红军，把孩子送老乡家。 我仍然担心国民党来找麻烦，他们对共产党人历来是格杀勿论，斩草除根；孩子即使放老乡家，如果他们知道其父母是共产党人恐怕也难逃厄运。经过慎重考察，我选择了一家，他们居住比较偏僻，两口子忠厚老实，经济条件比较好，结婚几年还没有孩子，我想将来孩子会好一些。我一说他们一口答应，非常愿意。 当我抱着孩子来到他家院子外时，脚步沉重地迈不动了。我直愣愣地盯着孩子，孩子才两个月，他不知道即将离开亲生母亲，傻乎乎地看着我笑，眼睛亮晶晶的，大眼睛双眼皮，很像他父亲，也像我。眼看要骨肉分离，我的心都要碎了！ 就在我犹豫不决时，门开了，小伙子看见我抱着孩子，就大喊“媳妇快出来”，小媳妇跑过来从我手里抱过孩子，非常欢喜的样子。我不敢多说话，怕控制不住自己，我亲了一下儿子，将仅有的一块银元塞给小媳妇，转身就跑了，好远还听见儿子的啼哭声，我肝肠寸断，不敢回头，一口气跑回宿舍，怕别人听见，捂着被子放声大哭起来…… 七月份，我去了贺龙中学，分在四队。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兼任我们的校长。我时常思念儿子，忍不住就给我的同学也是好朋友的柳春絮絮叨叨。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我们四队参加了战地医院护理伤员。工作非常紧张劳累。一天晚上，我和战友们集体上“厕所”，其实没有厕所，就是在白雪茫茫的野地里方便。柳春突然问我：“郝姐，你儿子取名字没有？”我答“没有”。她说：“看，今晚的星星多亮呀，你儿子就叫星星好吗？”大家一致赞同：“好啊，就叫星星，天上星星亮晶晶，真好！”“是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这样，我儿子的名字就叫了星星。我心里念叨：儿子啊，我的星星，你现在还好吗？ 一九四七年初，上级决定派我去参加土改。我回到原单位向组织汇报，并去看望儿子。到老乡家，他们对我还算热情，让到炕上坐，儿子已经可以到处爬了，胖乎乎的，脸黑红黑红，看来身体不错，两口子真的对孩子很好。 儿子对我已经认生了，但是还让我抱。我抱着孩子再也舍不得放下，突然产生强烈地冲动，想把孩子领回去。因为当时说“送”他们，我有点底气不足，我刚一开口，两口子就变脸了，媳妇上来一把抢过孩子，紧紧抱在怀里，连说“不行！不行！”男人抽一口烟，慢吞吞地说：“你是亲生母亲，实在想领回去，我们也拦不住。我们都非常喜欢这孩子，精心养半年多了。这样，你拿五十块银元来就领回去吧。”他知道，我是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的。我含着眼泪，一步三回头，离开了老乡家。 我去向县委书记杨毅报到。起初他笑着对我说，“欢迎！我们的知识分子回来了。”突然口气变得严肃起来，郑重地通知：“你的丈夫徐登甲同志已经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份牺牲了！他牺牲的英勇壮烈，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我顿时感到五雷轰顶、天旋地转，失声喊道：“怎么会这样呢？不可能，不可能啊！”老徐的工作性质是敌后武工队，经常深入敌后，杀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化瓦解伪军上层，发动群众，多次遇到危险，九死一生。他勇敢机智，处事冷静，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安全归来。这次是怎么啦？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日本人宣布投降后，中共晋绥分局三地委成立了晋西南工作队，同时成立了党的五县（中阳、石楼、水和、大宁、隰县）工作委员会，徐登甲为工委书记。一九四五年九月份，为开辟敌占区工作，登甲同志率领刘天相、晋岳、薛应元三同志前往隰县。走到隰县高庙山至大麦郊之间的狭窄公路时，与回太原的阎锡山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特务组织流动工作队正面相遇，遭敌盘查，由于所带假证件恰巧就是该部的，被敌识破，为掩护战友，登甲掏枪向敌开火，吸引了敌人，其他战友跑了出来，登甲身负重伤被俘。敌人残酷地拷打他，踩杠子将腿都踩断了，他英勇不屈，坚守党的机密，只承认“我是八路军的一个工作人员，去打日本鬼子的。”审讯毫无结果，被枪杀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七岁。 我幻想，他这次会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从哪里突然冒出来呢？ 杨书记问我：“你儿子呢？我怎么没有看见？” 我从回忆中惊醒，感到撕心裂肺，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我把儿子送老乡了，我对不起老徐啊！……” 杨书记大发脾气：“乱弹琴！你怎么能这么干呢？儿子是革命的后代，你不能随便送人！我们还没有山穷水尽呢！” 在当时那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县委的经费少的可怜。同志们吃了上顿没下顿，穿的衣服补丁落补丁。不知杨书记费了多大的力气，想了多少办法，竟然筹到这笔钱，他立即派人带了五十块银元，硬是从老乡那里把儿子赎了回来。五十块银元换星星，儿子终于回到了我身边！ 我紧紧抱着失而复得的儿子，止不住泪如泉涌，心中百感交集。老徐啊！我们的儿子回来啦！你放心吧！干难万难我也要将他养大成人！ （未完待续）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 徐星，烈士子女，1966年高中毕业，下乡知青。1970年参军入伍，五年后退役。1978年以全甘肃省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入西安交通大学。1998年从甘肃省人民检察院退休。退休后通过自学，考取了国家专利代理师资格证，从事了十几年的知识产权工作。写了一本书《漫谈知识产权》。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