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瞄准说起射箭时，要找准基准点，要建立参考系。通俗地说，就是要形成“肌肉记忆”，要熟悉弓箭性质。 掌握器材的变化特点，动作能够做到标准一致，就可以根据需要瞄准目标。比如说弓的拉力特点、震动特点，以及多次撒放后的疲劳情况，以及箭的弹性特点，飞行特性，重心分布，掌握了这些，就可以计算器械的弹道性能。比如说动作的稳定性、一致性都做到最佳（考虑到长期训练的健康要求，还要寻找较为健康的技术动作），那么就可以充分发挥和掌握器械的弹道性能。如果每次射击都能做到统一落点，那么我们需要的就是调整标尺和准星。分析起来很麻烦，操作起来很简单：先射箭，再找靶心；找到靶心，再找对准靶心的标尺和准星，建立瞄准参考系；然后以这一套瞄准体系，对准新的目标。有人说，不能先射箭再找靶心。其实吧，一开始真的要先射箭再找靶心。 旅游景区和夜市上有很多打气球的摊子，很多人都喜欢打气球，但总是打不中。一般的说法是摊主故意弄歪了准星。现在这些气球枪，准星和标尺都是一体成型铸造上的，摊主根本调不了。这个说法出现的原因，应该是以前打铁钉的枪是可调的。不管怎么说，无论是以前可调的，还是现在不可调的，这些气球枪在出厂时都不会有人校正。摊主当然也不会去校正，那就需要顾客自己校正了。校正的方法和前面说的是一样的。先打一枪，看准落点，然后用同样动作举枪瞄准，看看哪一组位置能对准落点，那么这一组位置就是你的标尺和准星，就是你的瞄。然后你用这一组瞄去对准目标就可以了。还有人说气球枪的射程很近，子弹会飘。的确有这个问题，不过一般来说，一两米的距离仍旧在有效射程之内，不飘的。有时射中了还打不爆气球，原因是打在了气球颈部，应该打气球最鼓最薄的腹部。有的人瞄准以后就不动了，保持姿势连着打，挺有意思的。我的习惯是打一发就重新立起来上膛瞄准，每次都是重新瞄，比较好玩儿。找准了瞄准的方法，就是出去玩，也会比别人多一点乐趣。 要解决问题就要看准目标。要看准目标就要学会瞄准。要瞄准就要学会校准。掌握了校准这个技术，可以用来解决很多问题。 人世间的事情纷繁复杂千变万化，就好像在密林里打猎各种飞禽走兽一样，就需要我们特别擅长各种场景动作下的实用射击。 要打得准、打得好，就必须要做好校准。要做好校准，就必须充分了解自己的个人能力以及自己掌握的资源、力量的各类性能。所有这些，既要掌握绝对性质，又要掌握相对性质。很多人在分析问题时，喜欢关注绝对性质、忽略相对性质，成为缺乏常识的杠精；但是在实际运用时，又常常忽略绝对性质、只看相对性质，变成庸俗短视的市侩。这都是没有充分理解事物相关性的表现。 我们常常讲，一个人不能骄傲。那么什么是骄傲呢？我们常说，骄傲的人狂妄自大，骄傲的人骄傲自满，骄傲的人疏忽大意。这都是表现，而不是标准。不懂得标准，只知道克制表现，并不能解决骄傲的问题，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克制的到底是骄傲还是自信。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郾城之战，在最紧急的时刻，岳飞亲率数十骑出战。都训练霍坚阻拦说：“相公为国重臣，安危所系，奈何轻敌。”岳飞一鞭子抽他手上，说：“非尔所知。”依旧带队出击。最终取得了决战胜利。那么，按照平时“不能骄傲”的说法来讲，岳飞到底是不是骄傲轻敌呢？他打赢了，你当然说他没有骄傲轻敌；要是输了，你就会大谈特谈“诸葛一生唯谨慎”。谈这有用吗？事后诸葛亮，事前猪一样，这样的判断标准等于没有标准。 没有实用性，这样的判断标准对于我们开展工作就没有意义。除非你拿这东西来搞权术斗争，做寄生虫。寄生虫有寄生虫的思维方式，寄生虫会选择寄生虫做自己的亲信、心腹以及继业者。当整个选拔体系都是寄生虫在把持的时候，那么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就只有寄生虫。寄生虫思维与务实思维是格格不入的。这就是同样做调研，有的人就可以以一篇调研指导中国革命，有的人写着调研报告看着调研报告却导致大家只能去长征。不干事的人，报告拿给你，你也看不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样的人指导下写出来的调研报告，也就只能胡言乱语、一片空谈，通篇避重就轻，一点实用性都没有。 思维方式转变到正确的方向上来，才能在实际工作中做出顺应时代需求的伟大成就。 二、秦始皇和雄才大略早先我觉得秦始皇不像古人所说一无是处，还是有很多丰功伟业的。但是近些年我觉得秦始皇好大喜功和隋炀帝一样，都是缺乏自知之明。他们所谓不能够体恤民力，都是不能正确地评估手中掌握的力量，不能正确地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的表现。这些表现就意味着缺乏自知之明。因此，这几年分析越多，就越发现秦始皇根本不是当时合适的决策者。 中国历史上有三个号称好大喜功的一代雄主，其中两个经常被作为暴君的典范反复批判。一个是秦始皇，一个是汉武帝，一个是隋炀帝。只有汉武帝因为轮台诏作为悔过的典范而大讲特讲，从而避开了经常被作为暴君拉出来鞭尸的悲剧。就这，人们考察历史还发现这是司马光编造的。汉武帝的确下了轮台诏，但是没下罪己诏。汉武帝的主要目的也仅仅是做战术调整，而不是那种直接漂移掉头的战略转向。 这三个君主，都得到了暴君这一差评。 后来我们对秦始皇、汉武帝的评价做了一些调整：在承认他们的一些举动过于急迫的前提下，承认他们的战略举措取得了重大成果、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于是他们又有了雄主的称号，被认为具有雄才大略。 这样一来，他们就同时具备了两个性质： 暴君，雄主，并且雄主的色彩超越了暴君。 这里面只有隋炀帝的待遇最差。有人希望将隋炀帝塑造为雄主，但是暴君色彩始终是隋炀帝的主流定义。 暴君、雄主的判断，优点是简单明了、易于普及，缺点是简单极端、不够细致。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 对于这三个君主来说，雄才大略和殚尽民力明显是一体两面的事情。你要歌颂他，他就是雄才大略；你要否定他， 他就是殚尽民力。这两个判断的主观色彩都太强，无法作为稳定标准。 举个最简单的反例： 唐太宗不也雄才大略吗？他怎么就没有殚尽民力呢？ 原因很简单。他借鉴了隋炀帝的惨痛教训，采取了更加科学合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比如说，在必须解决高句丽但又难以通过短期大决战解决的情况下，他采取了分兵袭扰持久战的策略，为唐高宗解决高句丽问题奠定了基础。 所以雄才大略和殚尽民力并不是一定紧密结合、密不可分的两个性质。 区分开这两个性质，那么秦皇汉武隋炀的问题就变得清晰可见： 如何正确响应时代号召？ 秦始皇响应了统一的时代号召，然后把事情做成了，但是他一死，隐患就爆炸了，把事情搞砸了。 汉武帝响应了对内统一对外反击的时代号召，然后也把事情搞成了，也把事情搞砸了。 隋炀帝响应了南北统一、解除外部威胁的时代号召，然后事情做了，却搞砸了。 急于求成，是人们对这三位君主的共同评价。 其中汉武帝没有当场崩坏，是因为汉武帝一方面有文景两代的雄厚积累，一方面有根据民力调整战争节奏的休息之法。但是汉武帝死后，对外战争依旧遭到了否定和污名化，从此汉家几乎不再远征。东汉时代好不容易做了一次远征，当事人的结局都不好。 总的来说，秦皇汉武隋炀的举动，在长远历史上来看都具有重大意义，在当时的时代也都能够应对最突出的时代要求，但是都存在严重的隐患，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最终对于后人响应时代需求起到了强烈的阻碍作用。 响应时代需求本应得到社会的认同，却招致社会不满，不能不说，他们的“雄才大略”，都是有问题的。 问题在哪呢？问题就在于他们不能充分考虑自身实力，急于求成。 在这里又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反例。 汉文帝面临着诸多历史问题。比如说，他要解决汉初功臣集团把持朝政的问题。汉初功臣集团经过血腥的政治斗争，击败了外戚吕氏集团，挫败了汉室诸侯集团，牢牢把持着汉朝朝政，代代做丞相、太尉，文政武力均在掌握，拥有着废立皇帝的巨大能量。在世界范围内，这都是一个难题。中东地区的马木留克王朝，西欧地区的宫相政治，日本的幕府将军，乃至晚唐五代的牙兵政治，可以说都是这一局势恶性发展的结果。汉文帝面对这一局面，除了夺取最关键的宿卫军事权力，就只能坚持忍耐下去。即便是利用功臣集团内部的矛盾拉一派打一派，汉文帝都做得非常小心，甚至宁可让贾谊这样的人才流落在外、抑郁而终。结果汉文帝就这样通过拼时间把问题拖延下去，拖到功臣集团人才凋零，硬是拖到解决了。比如说，他要解决汉朝诸侯势力庞大尾大不掉的问题。甚至他还遇到了太子（汉景帝）因为口角打死诸侯王太子的意外事件。结果汉文帝硬是在这样环境下，利用功臣集团和诸侯王对决，解决了政治危机。比如说汉文帝也遇到了匈奴入侵的问题。汉文帝甚至一度要调集大军反击。但是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忍耐。汉文帝是一味忍耐吗？不是。他在这一期间，为汉景帝准备了扫平七国之乱的统军大将周亚夫，准备了进行军事改革反击匈奴的执政大臣晁错，甚至还刻意突出提拔了陇西世家的军人子弟李广。大将，裨将，大臣，全都安排好了。这就是汉文帝，在“众正盈朝”的局面下打开了整个局面。 我们常说满朝奸佞不好对付，其实这不算最难对付的。毕竟，满朝奸佞说明他们有实无名，终究还有“名”可以打击他们。满朝都是“正人君子”，更不好对付。因为他们既得其实，又得其名。 你开了一家公司，总经理手腕出众，但是名声狼藉，这不是最难做的。你处理他，总会有舆论支持你。但是总经理“德艺双馨”，人们就会认为是你“德不配位”，应该将公司转让给总经理。那个时候你才是最难做的。 汉文帝面临的历史问题非常重大，但是所有人都说，汉文帝休养生息、开创了文景之治，是一代明君。为什么没有人说汉文帝“雄才大略”呢？因为他没有穷兵黩武吗？因为他没有殚尽民力吗？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汉文帝才是那个站在了时代的前沿，既响应了时代的号召，又指明了时代的方向的人。 汉文帝之所以没有变成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就是因为他特别注重分析判断手中掌握的实力。汉文帝曾经要修建高台，但是经过计算，发现需要十户中产之家的钱财，就废止了。这种对统计数据的重视、对实力评估的认真，才是汉文帝有雄才而不累民的关键。 人贵有自知之明，汉文帝就是有自知之明的君主。 秦始皇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能够知道历史转折的方向，却没有驾驭发展节奏的能力，结果超速行驶翻了车，不能说他真的有雄才大略，只能说他“居于开创之位，仅有守成之才”。 秦始皇并不是一个没有能力的君主。他推翻太后势力，夺取政权，指挥攻灭六国，坚决推行统一，出兵扫平南北，这些事情都做成了。 但是他并不能真正理解手中的力量。下达逐客令，说明他并不真的懂得人才建设的意义。猜忌李斯而继续使用，说明他并不真正懂得政府运行的必要机制。在继承人问题上摇摆不定，以及空置皇后之位，说明他只知道私人垄断权力、却不理解权力来自于承认、承认来自于履职尽责的基本义务这一基本原则。至于穷兵黩武，更是他对基本实力缺乏了解的突出表现。 他站在了时代的潮头，知道潮水的方向，却不懂得潮水是怎么来的，又将如何而去。进退无序，招致大祸。最后，原本应该在秦朝就完成的历史转折，要等到汉武帝时期才能完成。而汉武帝自己，又同样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此后中国历史之所以在几千年里循环往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些处于历史转折期的决策者，在把握历史机遇的时候，没有做出成功的表率。 扶苏所谓远方黔首未集，可谓对形势有着充分地把握。 尽管秦始皇处于开创之君的位置上，但是秦始皇本人只是一个在旧体制下掌权夺权的守成君主，却不是一个可以在时代转变时期正确指引方向的开创之君。 秦始皇能力与位置的不匹配，导致了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悲剧。 时代的要求与决策者的能力不匹配，就必然要出现问题、危机乃至悲剧。 三、历史的正反面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记载的文明国家。周公旦曾经这样评价商朝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中国不同于世界各国的特点之一，就是中国有着数千年系统完整真实细致的历史记载可以总结经验教训。别的国家、民族、文明就只能拿着模糊不清的神话传说乃至史诗歌谣来指导生活。 但是丰富的记载也让一些人产生了错觉，以为中国的古代史不过就是“一治一乱”、“治乱循环”。这就大错特错了。 历史上的事情并不是在简单重演。在基础规则不变的情况下，事情确实有可能会出现简单相似的情况。但是量变引起质变，细节上的不断变化会导致整体面貌发生改变。 先秦时期的社会是从封建贵族时代向封建地主时代演进，中国的国家组织形式可以说是在经济上没有进行工业革命之前，就进行了西方一直到17、18世纪才开始的近代化改革。只不过由于经济基础发展水平限制，中国的制度改革停留在了部分相当于19世纪拿破仑帝国的层次。世界上最早的、近代意义上的庞大国家。 西汉的演变过程中，他们一开始就面临着秦朝的历史教训。秦朝有其正确之处，也有其错误之处。在充分借鉴的基础上，汉高祖刘邦一开始就规定了汉朝的发展方向，仍旧沿着秦朝的方向前进，只是迫于现实而做了一些调整。期间经过汉惠帝、吕后时代的动荡不安，汉文帝依旧坚持了总的方向。尽管汉文帝一度因为黄龙现世而动摇，但是最后还是纠正了这个错误。此后一直到汉武帝时代才真正进行转向，汉元帝时代才彻底实现转向。 汉朝的一些经验，对我们有借鉴作用，但是终究是有很大不同的。比如说，民国显然担不起秦的重任。秦终究是以顺应时代为主，做了很多大事，只是在节奏把握上出问题。策划反抗的人很多是旧贵族，是不能代表时代要求的。民国政治的主流则是反动的，革命力量始终处于起义反抗的地位。秦与民国是相反的。汉高祖继承了秦的进步性，这是汉朝立国并且强大的深层合理性所在。我国一开始就是进步的，而且并非继承自民国。至于后来的变化差别就更大了，根本就无法对应。 能够说得上相似的，大约就是我们和汉朝一样，都会在经过几代人以后，旧问题基本得到解决，需要面对新问题。我们会和汉朝一样，在解决历史问题以后遭遇新的历史任务，从而进入新的历史转折期。 秦始皇在历史转折期，不能充分认识自己的力量，用李斯而疑李斯，最终导致沙丘之变，内外隐患引爆，二世而亡。汉武帝虽然警觉到用力过猛，但却只能简单重复一少部分汉文帝汉景帝的旧策略，不能对形势做新的研判，也错失了时机。隋炀帝更是轻率妄动，不值一提。整个历史，发展到宋代，甚至出现了大将在外做战，大臣在内主和，异论相搅，最后坏了大事的历史悲剧。可以说，历史发展到了宋代，就已经连最基本的历史任务都搞不清楚了。在此之前的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在迎接历史任务、解决历史问题时一再失败的历史表现，可以说起到了非常坏的恶劣影响。 尽管如此，历史依旧在不断进步中积累力量向前发展，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拥有着比前人更加强大的思想武器，应该在借鉴历史的基础上，向汉高祖、汉文帝、唐太宗的成功之处学习，避免秦始皇、隋炀帝的认知错误。 历史不会简单重演，一味去模仿历史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根据我们的实际，分析了解我们的现实。 唐太宗为了救灾会吃蝗虫，但是他不会去种稻子、或者像隋炀帝一样没有充分准备就动员百万人仓促远征。铲除害虫可以通过表现决心而带动大家一起动手，可是发展经济、铲除敌国都是光有决心不行的，必须在进行战略全局布置的情况下循序渐进。 我们是借鉴古人，不是抄袭古人，不需要简单复制古人的套路。我们没有秦始皇，也没有汉高祖，但是我们有教员做指导。我们学会的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实事求是。就像开头所讲的骄傲问题一样。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什么是冒险什么是谨慎，而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判断。当发展顺序、发展阶段到了需要千里突袭的环节，唐太宗一样会坚决千里突袭。唐朝攻灭东突厥的时候，唐朝自己也遭遇了旱灾。但是我们困难敌人更困难，唐太宗依旧发起了坚决的进攻。 秦始皇也好，汉文帝也罢，他们都不会重现在世界上。你是秦始皇吗？你不是。你是汉文帝吗？你也不是。古人不能帮助我们解决今天的问题，我们只能自己解决我们的问题。那么解决的方法，就是认清自己，明确定位，审视力量，确定战略，坚决执行。 就像射箭一样，眼睛要看准，手臂要挺直，容不得三心二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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