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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正月初五日的载沣，是醇贤亲王奕譞的第五个儿子，他的二哥载湉入继咸丰帝为嗣，继承同治帝入承大统，即历史上的光绪帝。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因光绪帝驾崩且无嗣，以载沣的长子溥仪入嗣大统，即末代皇帝宣统。载沣同时被授为监国摄政王，代理朝政。 对于载沣这个人，载涛曾评价：“载沣是我的胞兄，他的秉性为人，我知道的比较清楚。他遇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规律，内廷当差谨慎小心，这是他的长处。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 而溥仪则是一点情面也不给，对生父载沣的评价颇为苛刻：“他胆小怕事，难堪大任，无法给予儿子一壹点保护！” 历史上的载沣，五岁开始读书，不仅学汉语而且学满文，没有八旗子弟的诸多恶习，在同时代的八旗子弟中非常罕见。由于深受老醇亲王奕譞的影响，载沣从小养成了谦卑、知足、好学的性格，但也带着安于现状的弱点，缺乏敢于闯荡的魄力与勇气。 随着知识的积累和人生阅历的增加，光绪的无奈，慈禧的权力，官员的贪腐，社会的积弊，让他逐渐有了读书避祸的思想，每日在书房中度过，很少与王府之外的臣僚交往。 载沣最为出彩的事是赴德国进行道歉在西方列强的欺凌压力下，《辛丑条约》第一款第一条，就“大德国钦差男爵克大臣被戕一事”作出了规定：“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赴大德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暨国家惋惜之意。” 之所以派年仅18岁载沣去，其主要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因为载沣乃光绪帝胞弟，地位较一般亲王显要；二是因为载沣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莫赞一词”，与庚子事变没有什么牵连，不像庄亲王载勋、端亲王载漪等积极参与进攻使馆，又不似庆亲王奕等身负议和重任，不得脱身。 在赴德途中，德国要求载沣在拜见德皇威廉二世时，载沣行三鞠躬礼，而其他参赞随员要行跪拜之礼。德国提出如此要求，明显带有一丝羞辱。对这个无礼要求，清政府只得要求载沣相机行事，既顾出使大局，也要无伤国体。甚至提出这次是道歉而来，实在不行的话，委屈就委屈吧，但要声明下不为例。 不过，载沣在这个问题上倒是比较坚决，称宁愿跳海而死也不想看到同行之人向德皇威廉二世跪拜，不愿让大清朝因礼节交涉受辱。在清政府以此事为由拒不在北京合约上签字的情况下，德国只得最终答应免除参随人员的跪拜之礼。 出使德国的过程中，从北京、天津到上海，从香港到南洋，从苏伊士到欧洲，载沣低调不贪腐，保持清廉形象，认真观察着西方社会与民情，努力了解和学习外部事物，表现得很得体、谦逊和平易近人，尽力向外界展现良好的大清亲王形象，给皇家保存了脸面。这不仅仅使载沣对西方文明有了较为深入的接触，也为载沣接受西方先进的政治军事制度创造了条件。
载沣最无奈的一件事是慈禧的指婚毁约载沣与勋旧将军希元的女儿早有婚约在先，但慈禧太后却指婚荣禄之女瓜尔佳氏。载沣的生母刘佳氏前往宫中向慈禧太后陈情，慈禧太后只留下一句“天底下怎么有这么不知好歹的人！”无奈之下，载沣只得接受慈禧太后的安排，与荣禄的女儿瓜尔佳氏成亲。载沣按部就班地走完整个流程，入洞房，揭盖头，坐帐，行合卺礼，和这个陌生的女子结合在一起。 为载沣指婚瓜尔佳氏，是慈禧太后处心积虑布下的一枚棋子。通过指婚，慈禧太后将醇亲王一脉同荣禄一家子绑在一块，消除所谓“帝党”和“后党”的界限，缓和同光绪皇帝之间的矛盾，并做出深层布局。假设载沣与瓜尔佳氏诞下男童，假设光绪皇帝没有后嗣，按照传统可能会从载沣的后裔中过继一个，此男童无疑是最佳选择。这个男童入宫以后，慈禧太后健在，自是万事无恙。倘若慈禧太后不幸故去，那么宫中有慈禧的侄女把持，朝堂有一众亲信大臣执掌，醇亲王府又有瓜尔佳氏控制，只要大清一日不亡，那么就没人可以翻天。 载沣最洒脱的一件事是无官一身轻宣统三年（1911年）12月6日，载沣向隆裕太后奏称，自从摄政以来，个人才智平庸加之用人失当，导致国家糜烂，恳请辞去监国摄政王之位，从此不再干预政事。隆裕太后准许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之位，归藩修养。 载沣缺乏政治智慧和驾驭群臣的能力，处理事情总是捉襟见肘，疲于奔命，最终不得不黯然下台。辞去了监国摄政王，回到了醇亲王府，载沣犹如卸下千斤重担。当大清国灭亡之时，载沣已经安心地在醇亲王府静养，他对宗社党的复辟活动不感兴趣，对御前会议上哓哓不休的开战声浪也默然对之。 后人多叹惜于载沣的平和，甚至平庸，其实他性情敦厚，有大局意识和国家观念，他忠于清朝，尽了最大的努力，而未能阻止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结束，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并非某位个人的过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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