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适将《墨子》中的文章分为五组： 第一组包括《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七篇。 胡适认为此七篇不出于墨家,前三篇全无墨家口气,后四篇是根据墨家的余论所作。对此七篇,很多学者提出了独到见解。梁启超认为《亲士》、《修身》、《所染》,“这三篇非墨家言,纯出伪讹,可不读”,而“《法仪》、《七患》、《辞过》、《三辩》,这四篇是墨学概要,很能提纲掣领,当先读”。而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说“《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七篇虽不是墨学代表性作品,但与墨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基本一致,头两篇有些儒家味道,可能是墨子后学中某些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根据墨子早期不成熟的思想补充整理而成的。”邢兆良《墨子评传》说“《亲士》、《修身》、《所染》三篇具有明显的儒家色彩,从墨子出于儒而反儒的思想发展过程来看,这几篇正是墨子受儒家影响的早期著作。”徐希燕《墨学研究》说“《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七篇,系根据墨子早期思想所作的记载如《所染》篇提到禽子,无疑说明是弟子所记,并略加发挥所成的。”于此可见,胡适、梁启超、任继愈、徐燕希诸位学者都认为此组篇章与儒家思想有着紧密联系,进而推测此七篇或部分篇章是墨子早期之作,即墨子学儒弃儒时所作。 胡适所分第二组,学者通常称之为《墨子》“十论”,即第二卷的《尚贤》上、《尚贤》中、《尚贤》下,《墨子》第三卷的《尚同》上、《尚同》中、《尚同》下,《墨子》第四卷的《兼爱》上、《兼爱》中、《兼爱》下,《墨子》第五卷的《非攻》上、《非攻》中、《非攻》下,《墨子》第六卷的《节用》上、《节用》中、《节用》下、《节葬》上、《节葬》中、《节葬》下,《墨子》第七卷的《天志》上、《天志》中、《天志》下,《墨子》第八卷的《明鬼》上、《明鬼》中、《明鬼》下、《非乐》上,《墨子》第九卷的《非乐》中、《非乐》下、《非命》上、《非命》中、《非命》下、《非儒》上、《非儒》下,共计三十二篇,由于其中缺了《节用》下、《节葬》上、《节葬》中、《明鬼》上、《明鬼》中、《非乐》中、《非乐》下、《非儒》上八篇,所以只有二十四篇。 日本学者西谷登七郎提出,《墨子》同一题名而分为上、中、下三篇的原因,有人认为是《韩非子·显学》所说的“三墨”写成的作品,如果真是“三墨”时的作品,那么通读三篇,我们一定能发现墨家思想相通的地方,也一定看到思想相抵悟的地方,但实际上,上、中、下三篇的思想内容都差不多,所以“十论”分成上中下三篇的原因决不是由于同一时代的墨家纪录上的差异另外,仔细比较三篇的表达形式与内容,可以发现中篇是依据上篇写成的,下篇是主要根据中篇,偶尔参考上篇的,从上篇到下篇,内容越来越详细,而且中、下篇常常引用《诗》、《书》中的古语,但上篇中看不到这些古语。因此《墨子》中的上中下篇不是由于同一时代的人们的记录上的繁简,而是由于时间的推移而分成的。 胡适所分的第三组包括《墨子》第十卷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墨子》第十一卷的《大取》、《小取》,共六篇。学界有将此六篇称为“墨经”的,也有人将此六篇称为《墨辩》。 孙治让认为,墨经“据庄子所言,则似战国之时墨家别传之学,不尽墨子之本从。毕谓翟所自著,考之未审”。胡适接着孙治让说,他认为“墨辩诸篇若不是惠施、公孙龙作的,一定是他们同时的人作的”。“这几篇所讨论的问题以及它们提出的问题、阐述问题的方式,是与公元前四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名辩思潮完全一致的……无论如何,把这六篇归属于惠施和公孙龙时代是不会错的”。梁启超认为“孙、胡说非也”,他指出,惠施、公孙龙学说衍生于墨经,墨经不是惠施、公孙龙辈所作,惠施、公孙龙的理论中有与墨经不一致处。梁启超说“这六篇,鲁胜叫它做《墨辩》,大半是讲论理学。《经》上、下,当是墨子自著。《经说》上、下,当是述墨子口说,但有后学增补。《大取》、《小取》,是后学所著。”梁启超认为,“《经》上必为墨子自著无疑',“《经》下或比《经》上时代稍后,其两经皆墨子著耶,抑《经》下出诸弟子手耶,未能确断。《经说》则决非出自一人,且并未必出自一时代,或经百数十年递相增益,亦未可知”。“《大取》《小取》,既不名经,自是后世墨者所记,断不能因彼篇中有'墨者'之文,而牵及经之真伪”。《经》上、《经》下是墨子自作容有后人增补。《庄子·天下篇》说`墨者俱诵墨经',诵的就是他。《经说》是《经》的解说,大概有些是墨子亲说,有些是后来墨家的申说,今不能分别了。《大取》、《小取》两篇,是讲论理学的应用,而且用论理的格式说明墨学精义,像是晚辈的墨家做的,或许和惠施、公孙龙等有关系”。张尔田的观点与胡适相类,见其《原墨》。 胡适所分第四组包括《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共五篇。这五篇的体例和性质与《论语》相类,是墨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对墨子言行的记录。其中尊称墨子为子墨子,尊称墨子弟子耕柱见《耕柱》、高石见《耕柱》、高孙见《鲁问》、弦唐见《贵义》篇为子,即耕柱子、高石子、高孙子、弦唐子。尊称禽滑鳌见《耕柱》篇为子禽子,显示了禽滑鳌在墨家学派中的地位之高,亦或这五篇的作者主要是禽滑鳌的弟子。 日本学者浅野裕一认为此组中的《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四篇的内容与儒家学派的《论语》一样,都是关于墨家的鼻祖墨翟的言行,作者当为墨子弟子。浅野裕一以墨家集团质的变化为中心,探讨了《墨子》中的《耕柱》、《贵义》、《公孟》、《鲁问》这四篇语录的成立时期,并在此基础之上考察了墨家集团的起源以及墨家“十论”的成立时代,由此得出了四篇语录是研究墨翟时代墨学的重要资料、墨翟并不是出身于特殊阶层、墨家也不是起源于特殊集团、墨家“十论”成立于墨翟时代等结论。浅野裕一认为,《墨子》中的《耕柱》、《贵义》、《公孟》、《鲁问》这四篇的内容都是关于墨家的鼻祖墨翟的言行录,这正好与儒家学派中的《论语》是同一性质的。尽管人们一直将这四篇语录作为研究墨子及其时代墨家的重要依据,但是对它们的利用却并不充分。原因在于学界对这四篇的完成时期仍存疑问,其能作为研究墨翟时代墨学的直接资料依然受到质疑。浅野裕一以墨家集团质的变化、墨家活动地域的扩大以及所经历的时期范围这三点为线索,探讨了这四篇语录的完成时期。他认为这四篇语录是可以当作研究墨翟时代墨学的重要研究资料的,并以此为据对墨家的起源等问题进行了考察。浅野裕一认为,这些语录虽说其可信度值得继续仔细分析,但是作为研究墨家集团起源及思想的宝贵资料,在今后的墨家思想研究中应给予更高的重视。浅野裕一的观点和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此外,对于《公输》篇,日本学者河崎孝治进行了研究和分析,认为此篇形成于墨家学派的初创时期。在对五篇语录形成时代及其特殊价值的认识上,当代中国学者与日本学者的观点大体一致,如郑杰文先生也认为了解和研究墨家初期的思想学说当以此五篇为依据。 胡适所分第五组包括《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共十一篇。这十一篇专门论述了防御设备和防御战术。《备城门》中所列攻的设备和方法有十二种,即临、钩、冲、梯、埋、水、穴、突、空洞、蚁傅、翰辊、轩车。据此,孙治让认为相应的备的设施和方法应该还有备钩、备冲、备埋、备空洞、备翰辊、备轩车,这些论述亦单独成篇,与《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七篇的性质和意义相同。对此组各篇的形成时间,《迎敌祠》、《旗帜》、《号令》、学界有不同的认识,日本学者渡边卓认为此组中的《杂守》四篇大致是出自秦墨之手,其余各篇也是墨家思想经过了长期的变迁后形成的。其说较为合理。 张纯一说“所谓墨守也,此乃最古之兵书。”孙治让认为,这十一篇中,唯《号令》、《杂守》出现了汉代的名制,所以这两篇可以看作汉代的作品。苏时学说“若《号令》篇所言令丛尉、三老、五大夫、太守、关内侯、公乘,皆秦时官,其号令亦秦时法,而篇首称王,更非战国以前人语,此盖出于商靴辈所为,而后世之墨者取以益其书也。”朱希祖主要依据孙治让《墨子闲诂》中的材料,得出了与孙治让大相径庭的观点,他认为这十一篇都是汉代兵家学者伪托的作品。对于朱希祖的观点,孙次舟和方授楚分别提出了反对意见。孙次舟认为这十一篇中仅《号令》和《杂守》出现了汉代的官名和制度,不能据此认识和判断另外各篇。方授楚指出《迎敌祠》和《旗帜》两篇当中有阴阳家言,而阴阳家言为墨家学人所不赞成。对于《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七篇,孙次舟和方授楚都认为出于战国后期墨家学人。 ——摘编自庄庭兰《中日墨学比较研究》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