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词汇语法化，

2020-07-27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作者：李运富 孙倩

汉语词汇语法化，“通常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种过程或现象，中国传统的语言学称之为'实词虚化’。”宽泛一点理解，意义实在的实词演变为意义较虚的实词，或者意义较虚的虚词进一步演变为意义更虚的虚词，应该也可以看作语法化现象。Newmeyer认为语法化是重新分析导致的句法降位、适当的语义演变以及语音简化这三种独立的历史演变的交集，语法化自身并不独立存在。Traugott等也持有类似观点，认为语法化主要是句法位置、语义、语音要素参与的历史演变。西方语言学界很少论及字形对语法化所起的作用，这大概是由表音文字的特点所决定的。汉语和印欧语言的语法表达手段不尽相同，汉语字词关系具有独特性，因而汉语词汇的语法化除受形态句法、语义、语音等要素的影响外，记录字形的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有时甚至比其他因素的作用更加明显。

汉语词汇语法化使词语的词汇意义不断磨损，语法意义逐渐增强。据江蓝生、戴昭铭、李小军等研究发现，语法化会导致语音弱化、分化、强化，进而派生出大量新词，而汉语字词关系的理想状态总是希望“一音义对应一字形”、字形与音义之间是有理据的，音义的变化会打破记录字形与词语的大致像似性，推动用字的重新选择、改造、调整等。所以音变、义变与形变之间的影响并非单向的，记录字形也参与语法化的过程，语法化与用字变化二者可以彼此互动。

一、汉语词汇语法化对用字变化的影响

汉字的构形是以词语的音义作为理据的，形与音义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语法化引起的语义磨损、语音变化、语法功能的增强，使得字形与音义的关系日益疏离，从而推动记录字形的变化。词汇意义的减弱使记录字形的构件难以提示词义信息，书写时进行省减、变异，用字呈现音化、代号化的发展趋势，也为大量借字的行用创造条件。语法化引起词语的语音变化，尤其是语音弱化，促使字形为更好提示当时读音做出系列调整。语法化同时使词语的语法意义得到增强，由一个范畴进入另一个范畴，通过强化字形的表义成分，适应语法功能的变化，也使词语倾向于优选能提示语法意义的字形。字形将语法化的成果固化下来，反过来，通过用字的演变可以推断语法化完成的时代。

1．语义磨损引起的用字变化

由实词或意义较实的虚词语法化而来的虚词，对源词具有较强的依附性，通常不另造专字记录，而是兼用源词本字记录。但语法化使词语的词汇意义不断磨损，与源词的意义联系越来越远，源词本字逐渐成为兼记虚词的代号，字形的表义成分日趋累赘，为求省便，用字者对虚词产生阶段的用字进行省减，从而引起记录字形的磨蚀。

例如｛与｝（按：文中用“｛｝”表示词，与字符相区别）由表示“跟随”“在一起”的动词义语法化产生介词、连词的用法，并以从舁、牙声的源词本字“與”兼记，战国时期已出现用省减义符后的“牙”字，或稍加变异的“与”字记录介词、连词｛与｝，如郭店《唐虞之道》“先圣牙（与）后圣，考后而归先，教民大顺之道也”，清华简《系年六》“立六年，秦公率师牙（与）惠公战于韩”等。“與”“与”长期并行使用，《说文》并收二字，《干禄字书》“与與，上俗下正”。语法化产生的介词和连词义，与源词的意义联系稍远，也使“與”字承担的记录职能过多，从而推动简省用字的出现，也可能是用字者有意通过分化字形来区别不同的记词职能。

又如殷墟甲骨文“以”（图1），像人手提一物，本义是“提挈”“携带”，隶作“以”，它在甲骨文里多表“携带”“贡纳”“率领”等动词义，同时出现省减“人”形的写法作“图2”，隶作“图3”。西周金文｛以｝迅速语法化为介词，并有了连词的用法，虚词成为“以”字的主要记录职能，“图3”则成为当时的社会习用字，战国楚简延续了西周的用字习惯，战国中晚期的秦简牍才复见“以”字。简化字“图3”在西周以后的很长时间内能占据使用优势，除追求书写简便的原因外，与虚词的用法和本义逐渐疏远，形义之间的联系日趋模糊不无关系。秦以后“以”字能够回归社会习用地位可能与国家的用字规范有关。

其他由语法化产生的虚词在用字历史上大都也存在过省减义符的情况，尽管有的简省用字并未得到传承。如｛條｝由名词“枝条”语法化出量词用法，战国楚简省减义符作“攸”，见包山楚简269“絑旌一百攸（条）四十攸（条）”，包山木牍1“絑旌百絛（条）四十攸（条）”等。

许多虚词的源词由借字记录，语法化也可能使这些词语的用字出现省减构件的情况，这使用字更加变成记音符号。如｛尔｝，郭锡良指出它“本是一个指示代词，是'如此’的意思，用在句尾，指代作用虚化，变成语气词。”代词｛尔｝在西周金文多借用“爾”字记录，随着语法功能的增强，至战国时期开始截取“爾”字上部构件作“尔”，见郭店《忠信之道》5“君子弗言尔”，放马滩秦简《日书甲·亡盗章》“盗者中人矣尔”等。“爾”“尔”记录虚词的功能相同，但“尔”字的出现很可能是因｛尔｝的语法功能不断增强，用字者为区别“爾”字的本用职能有意进行的简省分化。《说文》收“尒”训“词之必然”（“尔”即“尒”字异写），《说文》训“爾”作“丽尔、犹靡丽也”，显然已将二者的记录职能别为两词。

词汇意义的磨蚀淡化了字词的形义关联，为虚词大量借用音同音近字创造了条件，也使音同音近字久借不归，甚至行用开来成为可能。如汉语量词多数都由实词语法化而来，它们在成为量词之初多数保留着源词的语义特征，但随着词义泛化程度越来越高，称量对象范围的不断扩大，量词与源词本字之间的形义联系松脱，这就使量词对用字表义功能的要求没那么高。如由名词“树叶”义语法化产生的量词｛页｝，最初主要称量叶状物，如扁舟、眉毛、浮萍等。唐以后书籍装帧方式由卷轴式向册页式转变，因书页与树叶外形相似，量词｛叶｝的泛化称量纸张，最初兼用源词本字“葉”或其异体“图4”，《正字通》“葉”下注：“书卷次第成帙者，如葉相比，亦曰葉”。明末以前，源词本字“葉”始终是量词｛叶｝社会习用字，清初大规模借用本义指人头的“页”记录，并迅速完成替换。清儒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小儿所书写每一笘谓之一'图4’，字亦可以'葉’为之，俗用'页’。”词义泛化使形义联系疏远，“葉”字记词职能过多，从而推动借用的发生。

通常来说，对汉字构形理据越熟悉，出现误写误用的可能越小，对汉字的构形理据越陌生，汉字分析、书写的主观性越强，出现变异的可能性越大。由语法化派生出的新词意义日渐空灵，与源词本字、借字形义联系渐趋模糊，用字者无法重建虚词与字形的意义联系时，有的便通过变形音化强化字形的示音功能。如“两”的形义源出甲骨文“图5”字前部的变异，本义指马二匹或马一对，引申出车辆单位、布帛单位、重量单位、衣物单位等，形义间的联系较为隐晦，战国时期用字者便将“两”字中间部分变形音化成“羊”，整字作“图6”（包山119）、“图7”（信阳2·02），“两”古音为来纽阳部，“羊”为余纽阳部，声纽相近而韵部相同。变异后的形体虽不能提示意义，却强化了字形的记音功能。

语法化后词汇意义高度空灵难以据义构形，选用一个音同音近字记录词语无疑是最为经济便捷的方式。无论是省减赘余的表义构件、变形音化，还是假借音同音近字，都是与虚词词汇意义减弱的特点相适应的，所以整体而言，虚词的用字呈现明显的音化趋势。由词汇意义磨损引起的用字变化，反过来使词汇意义进一步削弱，加速语法化的进程。

2．语音弱化引起的用字变化

语法化演变过程中常常伴随音变，包括语音弱化、分化、强化等不同情况，其中以语音弱化最为常见，如声韵调的缩减和脱落，都是朝着发音省力的趋势发展，虚化程度越深，离源词本字的读音越远，江蓝生、戴昭铭、李小军等学者对此都有论述。语法化之所以引起语音弱化，是因为语音形式与语义表达之间存在大致的像似性，语义磨损会导致该语言成分显著性下降，进而在口语中变得含糊，引起音系形式发生变化——如缩减或变为其他发音更省力的音系形式。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语法化引发字形与弱化语音间的不适切，因而语音的变化会推动词语用字的调整。学者们研究语法化引起的音变，也主要是通过历史文献虚词的用字变化进行的。

语音弱化有多种形式，包括变为其他音类、音系形式的减省、合音等类型。按照语音的正常演变规律，多数音类是不大可能变为完全不同的其他音类的，但这类现象存在于语法化引起的音变现象中，有的音类变化推动了用字的改换。如语气词｛不2｝由否定词｛不1｝语法化而来，它在中古译经《鼻奈耶》中记作“婆”，见“汝欲闻四深法义婆？”（24/858a）“夏坐来不有患苦不？出乞食婆？意无苦干想婆？”（24/852b）朱冠明指出这个“婆”极有可能是“不”的语音变体，“只有新兴的语气词，因为语法功能变了，人们才会对其理据和本字感到困惑，从而采用另外一个字来记音。”“不”在中古属非母物韵，《广韵》分物切，拟音应为［pǐ uət］，“婆”在中古属並母歌部，《广韵》薄波切，拟音为［buɑ］，“不”从清声母［p］浊化为［b］，变为其他音类，这是语音弱化的表现。反过来，语气词｛不｝的用字改换作“婆”，也正说明“VP不”中“不”的语音与否定词“不”已发生明显分化，“婆”是“不”虚化为语气词的字形固化标记，据此可以推断语法化完成的时代。近代汉语结构助词“的/得/地”的语音本来都作［ti］，但在北方许多方言区都存在［li］音，这些结构助词在历史小说如《歧路灯》《聊斋俚曲集》《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等用字或作“哩/里”，这也是语法化使结构助词语音轻化，引发塞音［t］音变成边音［l］，推动用字改换的现象。

语音弱化最常见的现象是音系形式的减省，包括声母、韵头或韵尾的缩减等，有的音系形式甚至弱化成零形式。如学界一般认为唐代语气词｛着｝的产生，是由附着义动词“着（著）”引申成持续义动态助词，再虚化成语气词，起初以源词本字“着（著）”兼记，或借用“者”字，隋唐“者”音［tɕǐɑ］，“著”音［ɖǐo］。吕叔湘也认为“者”和“着（著）”以及宋元时期的“咱”“则个”都是同一个语气词的不同形式，两者只是文言和白话的区别：“者”用于文言，“着”用于白话，金元时期音变为“咱”和“则个”。此后介音脱落，为反映变化后的实际读音，借用“囃”“咱”或“咋”字记录，介音脱落直接推动了用字的更替。

合音也是语音弱化的表现形式之一，与音系形式省减掉音节的某些音素不同，合音是将本属两个语气词的音节融合成一个音节，为体现汉语一字对应一音节的用字规律，词语的用字也由两个字符改换成单个字符。如语气词｛耳｝是“而已”的合音，胡明杨认为语气词｛呗｝是“吧”和“欸（唉）”的合音，孙锡信认为语气词｛罗｝（啰）是“了”和“哦”的合音等。又如“胡不”合音写作“盍”，“了哟”合音作“喽”、“哩啊”合音作“嘛”、“什么”合音作“啥”、“怎么”合音作“咋”。又如近代汉语语气词｛啊｝以元音开头，受邻近音节影响引起语音变化，为适应变化后的读音，记录字形也往往发生变化，最典型的便是以“呀”“哇”“哪”代替“啊”。

此外，如复数词尾｛们｝是近代汉语新出现的语法标记，学界对于它的来源见仁见智，久无定论，主要有“辈”字说、“门”字说、“物”字说三种观点。复数词尾｛们｝在不同时代的用字纷繁多样，唐五代文献或用“弭（弥）”和“偉”字记录；宋金时期多用“懣、門、們”，偶见“滿、瞞、偉、每”；元代多用“每”，偶见“們、門”；明清渐趋一致，最后统一使用“們”。江蓝生从多种语音演变途径和现代汉语方言的直接证据两方面对复数词尾｛们｝源于“物”的观点进行了阐发和修正，她指出这些读音不同的复数词尾标记“弭、偉、每、懣、門、們”之间不是连续式音变的关系，而是不同演变路径的同源音类的叠置。“弭”和“每”是唐宋以来秦晋等北方系官话内部的文白异读叠置；“懣、門、們”的出现，则是音节内部的元音韵母受m声母顺向同化而增生出鼻韵尾的结果。可见复数标记｛们｝在文献中的用字历经更迭的直接动因还是语法化引起的音变。

值得说明的是，语法化引起的音变并不都会引起用字的变化，但如果词语的用字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出现了新的记音字，就可以推论词语的读音很可能发生了变化。根据用字的变化，可以推断词汇语法化发生和完成的时代。这是因为语法化引起的音变，模糊了字词之间的固有对应关系，仓促不知本字的情况下，借用口语中同音的字、专造反映弱化语音的字进行记录，这才导致了用字的变化。

3．语法意义增强引起的用字变化

语法化使词语词汇意义磨损的同时，也让它进入新的语法范畴，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得到增强。因此，通过各种手段分化或另造语法专字，凸显强化的语法意义，就是常见的现象了。字形的强化无疑使词语的语用功能从形式上得到固化，用字者通过字形便能推理词语的语法功能，也使词语的主观性得到增强。

如连词、语气词｛焉｝由兼词“焉”虚化而来，上古“安”属元母影部，“焉”属元母匣部，出土战国文献偶借“安”记录｛焉｝，为和“安”字的本用区别开来，楚系简帛将“安”字省减变异作“图8”或“图9”，并作为虚词｛焉｝的主流用字，隶作“图10”或“图11”。如郭店《六德》简18“得其人则举焉（图11）”，清华壹《楚居》8“众不容于免，乃溃疆涅之波而宇人焉（图11）”等。清华简（壹）的整理者指出：“'焉（图11）’，'安’字的省形，在楚简中大都读为'焉’，应当是从'安’分化出的专表虚词的字，与'非’分化自'飛’同例。”该分化字与“安”的字用分工界划分明，后世未被承袭下来，但却是通过分化用字强化语法功能的典型例证。

汉语量词分为物量词（名量词）和动量词，它们多由实词语法化而来。刘世儒将物量词分为陪伴量词、称量量词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陪伴·称量”量词，他指出陪伴词的作用只在陪伴名物，不是核算分量的，它是纯然的语法范畴，同实际称量的数量没有关系。为适应物量词语法范畴的改变，称量对象较为专门的量词，它们的记录字形出现陪伴对象化的演变趋势，将量词的陪伴对象转化成记录字形的表义构件，这种改变使实词的语义信息部分消失，陪伴对象作为量词的语义要素得到固化。如西周初期由“两”字本义“马二匹”派生出新的专用量词｛辆｝（车辆单位），产生后长期用源词本字“两”记录，见周初小盂鼎铭“俘车卅两”，马王堆汉墓遣策73“辎车一两，牛车十两”，《居延汉简》11.4“牛车一两”等。南北朝时为车辆单位专造“辆”字记录，见《水经注》卷16“其观视及笔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北魏《冠军将军妻刘氏墓志》“桃夭有时，百辆（图12）于归”，通过增加提示称量对象的构件“车”实现语法意义的凸显，明清以后“辆”字占据使用优势。

又如《说文·木部》：“（图13），船总名，从木叜声。”秦汉之际由船只总名派生出船只单位｛艘｝，记录字形作“图13”，见里耶秦简6-4“其假船两（图13）”，8-1510“度用船六丈以上者四（图13）”，江陵凤凰山8号墓汉简78“船一（图13）”，168号墓简10“凡车二乘，马十匹，人（图14）一，船一（图13）”。北魏杨承庆《字统》“其形谓之船，其头数谓之艘”，唐《刘茂贞墓志》“统临万艘之夫”，说明至迟在南北朝已用称量对象“舟”改换“木”作“艘”，字形结构已反映出量词的称量对象，“艘”此后习用至今。

汉语词语有的词汇意义较为空灵，甚至纯粹作为显性的语气标记而存在，带有鲜明的语气意义和感情色彩，为凸显特殊的语用功能，从先秦起，就有为凸显词语语法意义而专造的新字，这些专用字多以“口、言、欠”等作为义符。如由代词语法化产生的助词｛夫｝多借用“夫”记录，唐宋增义符“言”造“图15”字，见唐《何知猛墓志》：“悲夫（图15）鼐族翚声，肈自三皇之季”，《玉篇·言部》“夫（图15），词也”，《集韵》“夫，语端辞，或从言”。再如句末语气词｛欤｝产生后，长期借用本义指“赐予”的“與”字记录，郭店《语丛三》“人之性非與”，上博二《子羔》：“殹亦成天子也與”。为更好体现词语的语气义，增义符“欠”专造“歟”字记录，《说文》已收该字，说明东汉末年以前已有使用，后世逐渐行。春秋金文出现“與”增义符“口”另造的“與（图16）”字记录连词，（图17）鎛铭“與（图16）鄩之民人都啚”，望山楚简“猷芑兰與（图16）”则见该字记录语气词｛欤｝，该字可能也是为分化虚词职能专造的。“嚱、呰、嘫、誒、詎、欹”等字的出现都有类似的特点，但这批专造字行用开来的并不多。

有些记录语气词的专用字是经过非专用字的尝试后才产生的，说明用字形提示语法意义是制约虚词用字的优选原则。如近代汉语有的新生语气词在历史上曾使用过多种字形，但后来大都增加“口”旁另造专字来记录。如由“罢”字本义“完结”语法化产生用于句末表商量、请求、推测的语气词｛吧｝，曾长期用本字“罢”记录，但最终使用的是含义符“口”的“吧”字。由方位词｛里｝语法化后产生语气词｛哩｝，先后使用“裏、里、俚、裡”记录，最终以“哩”字取得使用优势。语气词用字的这种规律，当然与含义符“口”的字形能够突显语气词的语气意义、增强词语的主观性有关。

二、记录字形对汉语词汇语法化的反作用

汉字的发展演变受语言音义制约的同时，也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变化和使用规律，甚至如孙常叙所说：“（汉字）在一定条件下，有的可能对它所写的词起反作用，使词的音或义发生变化。”人们在改换用字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也改变了字词的对应理据，从而可能推动词的音义发生变化，其中的有些变化可能促进或者促退词汇语法化。前面已经提到新造和使用虚词专用字可以强化和固化词汇语法化功能，这里不再赘述。

1．字形变异可能导致产生新的词汇语法化成分

记录字形对词汇语法化的反作用，可能还表现为通过字形的变异产生新词新义，也就是说变异字形和原形最初记录相同的词语，后来有的改变变异字形的读音，使其区别原字形的记录职能，结果导致新词新义的产生。

例如汉语通用量词｛个｝的产生就与字形变异有关。《集韵·箇韵》“箇，或作个，通作個”，魏晋以后它们作为量词｛个｝的用字在功能和用法方面并无差别，但最初它们有着不同的来源，可能记录的是不同词。“个”的产生由“介”省减而来，王引之《经义述闻·通说》云：“介字隶书作（图18），省丿则为个矣。介，音古拜反，又音古贺反，犹大之音唐佐反，奈之音奴个反，皆转音也。后人于古拜反者则作介，于古贺反者则作个，而不知个即介字隶书之省，非两字也。”又云：“矢一枚曰一介。《大射仪》：'搢三挟一个’，郑注曰：'个犹枚也。’其为介字无疑。《荀子·议兵篇》'负服矢五十个’，亦介字也。”“介”可表示微小或微小的事物，由此虚化称量单个较小的物体，这与量词｛个｝的词义特征是相吻合的。秦汉文字材料证明王引之的观点是可靠的，首先，秦汉“介”的写法与“个”形近，如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206作“图19”，东汉石经《仪礼》残碑作“图20”，武威汉简《仪礼》作“图21”“图22”等；其次，武威汉简《仪礼》写作“介”的量词，在对应的今本中都写作“个”，如《甲本有司》62背“乃（图23）干鱼、腊柤，柤［舍］三介”，《甲本泰射》59“复手自弓上取一介”等。“介”在省减作“个”以后，“介”依旧存在量词的用法，但二者的读音开始分化，“介”在中古属见母怪韵，《广韵》古拜反，“个”在中古属见母箇韵，《广韵》古贺反，结果等于产生了新的量词｛个｝。

2．字形变换可能导致语法化成分反向词汇化

已经语法化的成分由于使用者误解误用，可能导致字词关系的重新分析，有的语法化成分甚至会反向词汇化。这实际上可以看作用字对语法化的一种阻碍和促退。例如《诗经·魏风·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朱熹注：“猗与兮同，语词也。”王引之《经传释词》：“猗，犹'兮’也。故汉鲁诗残碑'倚’作'兮’。”《伐檀》的“猗”无论是实词｛猗｝的虚化还是｛兮｝的借用，都是句尾语气助词，属于语法化成分。它本与“涟”不存在构词联系，但使用者可能对“猗”的语气词用法较为陌生，加上文字类化的作用，后来常常把“猗”写作“漪”，于是误以为它与“涟”构成双音词｛涟漪｝表示水面微波，并仿用于其他语境。如左思《吴都赋》：“剖巨蚌于回渊，濯明月于涟漪。”甚至独用“漪”字表示水波义，如陆机《赠弟士龙诗十首》之八“陆陵峻岅，川越洪漪”等。由此产生表水波义的单音词“漪”。双音词“涟漪”、单音词“漪”的出现并非源自语言生活，而是因为“猗”字变成“漪”字，从而重新分析出来的。

3．字形讹误可能掩盖词汇语法化真相

文本传抄刊刻过程中发生书写变异或字形讹误是常见的现象。有的字形讹误导致甲字与乙字的形体混同，产生认读错觉，原本属于甲字的记录职能顺势转移到乙字身上，逐渐沿误成习，积非成是，而通过乙字的结构很难看出与词语音义之间的理据关联，结果导致语符跟字符对应关系变得模糊，甚至掩盖词汇语法化真相，产生字词关系错觉。

如语气词｛些｝较早见于《楚辞·招魂》篇，主要表示禁咒语气。王引之《经传释词》卷八“些”条云：“《广雅》曰：'些，词也。’曹宪音先计反。《楚辞·招魂》用此字。《尔雅释文》曰：'些，息计反，又息贺反，语余声也。’《集韵》十二霁：'些，思计切，语辞，或作呰。’三十八箇：'些，四箇切。语辞也，见《楚辞》。或作呰。’据《尔雅释文》云'呰，郭音些。’是'呰’字兼有'些’音也。《集韵》又云'或作呰’，故知'些’即'呰’之讹也。'呰’字以'此’为声，则当以'息计’为正音，'息箇’为变音矣。《楚辞》之'呰’，与《诗》之'斯’字同义。《尔雅》'斯’'呰’皆训为'此’，而声又相近，故二者皆为语词。”可见王念孙认为“些”是“呰”字的讹误，由草书“呰”字讹变而来。而语气词｛呰｝可能是代词｛此｝语法化后的专用新字。由于语气词｛呰｝的记录字形“呰”讹变为“些”，而“些”字构件的功能无法与语气词｛呰｝的音义联系起来，即难以说明为什么用“些”字记录这个词语，所以后来对语气词｛呰｝的语法化过程不太清楚，而把｛些｝看作独立的语气词，并就其来源做出各种猜测。如沈括《梦溪笔谈》卷三：“《楚辞·招魂》句尾皆曰'些’，今夔峡、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咒句尾皆称'些’，此乃楚人旧俗。”这是把｛些｝看做方言语气词；而汤炳正认为“些”源于“此”的重文；刘付靖甚至认为“些”可能就是《周礼》所记“柴”，是祭祀仪式而不是语气词。比较来看，还是王引之的说法可靠，正如汪维辉所说：“清代王氏父子在训诂上之所以高人一筹，与他们具有清楚的语法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

又如疑问语气词｛耶｝始见于战国文献，属南方方言词，后逐渐向齐鲁等地的北方方言扩散，最初多借“邪”字记录，秦汉隶变过程中书写变异作“耶”。中古时期“耶”已经成为语气词｛耶｝的社会习用字，唐代《干禄字书》“耶邪，上通下正”。“邪”字中古属以母麻韵，《广韵》以遮切，拟音作［jǐa］，“邪”字所从声符“牙”尚能提示词语读音，隶变后的“耶”字所从“耳”则不具有示音功能，客观上为语气词｛耶｝的语音弱化摆脱了字形方面的束缚。“耶”的近代音据《中原音韵》可拟作［iε］，据《洪武正韵》可拟作［ziə］或［oiə］，已明显朝着发音省力的方向演变。“耶”作为语气词｛邪｝语音弱化的专用字具有积极作用。但后来“耶”又讹误为“那”，朱庆之系统考辨了中古时期语气词｛耶｝的记录字形讹作“那”的情况，如唐陆龟蒙《得宝歌》“得宝弘农野，弘农得宝那”，唐王绩《赠学仙者》“谁知彭泽意，更觅步兵那”等。语言使用者在不清楚“那”对应的字词关系的情况下，有时会根据语境对词语的意义进行推理和判断，并根据字形的常用职能来分析字词关系，从而误以为“那”是由远指代词｛那｝语法化而来的新语气词。

三、研究词汇语法化应适当关注用字变化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汉语的音义对记录形体具有决定作用，但汉语字词关系绝非简单的记录与被记录的关系，形体与音义之间也存在互动影响，这是汉字区别于表音文字的鲜明特点。因此，我们认为研究汉语词汇语法化演变需要结合汉语的实际情况，从汉语字词关系互动的角度重视字形在语法化演变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将“字形”作为影响汉语词汇语法化演变进程的重要因素，才能客观描述语法化的演变历程，全面反映汉语词音义变化的实际情况。

汉语的记录字形与音义之间存在一定对应关系，当变化的音义与原记录字形出现某种不对应时，用字者会通过各种手段调整优化记录字形，使字形与音义呈现大致的像似性，字形的调整有的使词语意义进一步弱化，有的增强词语的语用功能，有的推动新词新义的派生分化，从而巩固语法化的成果，加速语法化的进程。记录字形提示的信息与变化音义间的不匹配，某种程度上推动着语法化演变不断深化。经语法化产生的词语，词义逐渐泛化，与源词的联系日益疏远，源词的用字也难以约束新词，加上新的虚词意义抽象空泛，故用字常变换，多假借、多省减，导致同词异字、同字异词现象大量存在，往往同一虚词对应多个记录字形、同一记录字形对应多个虚词，在共时平面和历时平面都出现大量异形或异词现象，加剧了汉语字词关系的复杂程度。

黄德宽指出：“因为汉字，汉语历史资料积累成为一个庞大的资源宝库；也因为汉字，汉语的研究变得极为复杂和困难，许多问题的研究极易走入歧途。因此，当代中国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应努力促进文字学与语言学研究的结合。”词汇语法化与用字变化的互动现象，造成字词关系复杂，不仅给文本的准确释读带来某些障碍，也常使词汇语法化的研究陷入误区。上面举过｛些｝｛耶｝的例子，这里再看几个因字形换用而干扰语法化判断的事实。“使”的本义是动词“派遣”，语法化为意义较虚的致使动词或介词，还有意义更虚的连词用法。这些用法的“使”形义关系已经模糊，于是战国楚系简帛常借用读音相近的“思”记录，“思”又常省减作“囟”，见《楚帛书·甲篇》“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将，奠三天□，思保奠四极”，包山简134“子宛公属之于阴之（图24）客，囟断之”等。用“囟”字记录语法化的｛使｝在包山简、郭店简、上博简中均占优势。但学界不明，都将“囟”读作语气词｛思｝，虽然都是记录语法化的词语，但对应的词项不同。直至大西克也、陈斯鹏系统分析后，“囟”当读为｛使｝才逐渐成为定论。沈培还发现传世文献中也有“思”应该读为｛使｝的例子，如《说苑·辨物》“使各以其方贿来贡，思无忘职”，相同辞例的“思”在《国语·鲁语》《史记·孔子世家》都作“使”。

再如｛吗｝是现代汉语最重要的疑问语气词之一，对于它的来源和形音义的演变，经过吕叔湘、太田辰夫、王力、黄国营、江蓝生、孙锡信、吴福祥、钟兆华、刘子瑜、冯春田、曹广顺、杨永龙等学者的接力研究才算大体弄清楚。问题如此复杂，正是由于该词历时用字变化多端，字词关系纵横交织，致使其语法化过程不甚清晰。唐代时语气词｛吗｝主要用“无”字记录，“无”在“VP+无”式反复问句中逐渐由否定词虚化为句尾语气词。中古“无”属微母虞韵，《广韵》武夫切，拟音作［mǐu］，语法化过程中语音弱化读作［mua］，唐宋之际不同方言区出现另借读音更接近弱化音的“摩、磨、麽”记录，“磨”“摩”字见于敦煌文献，“摩”字也大量见于《祖堂集》，宋代以后则一般写作“麽”。至金元时期“麽”的语音一分为二，一部分介音“u”脱落，读［mɑ］，所以偶见写作“嘛”；大部分则音变为［muɔ］，记音字或作“末”。清代中期后才另造专用字“吗”记录语气词｛吗｝。如果不梳理这些不同用字的时代先后和彼此关系，｛吗｝的语法化过程就很难说清楚。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语法化给汉语字词关系带来深刻的影响，词汇语法化的实现既有词汇意义的磨损、语法意义的增强，也有语音弱化现象，更有字形的调整和变化，语音、语义、字形要素都曾参与语法化演变。因此，研究词汇语法化问题，不能局限于语言本身，还应该适当关注有关词语的用字变化，以及用字变化可能给语法化本身和语法化研究所带来的影响。

（原文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参考文献及注释请查阅原文。作者：李运富，系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院长；孙倩，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