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春秋战国到西汉末年上千年时间里，中国总体围绕关中和中原两个中心形成文明区域，稍微例外一点的是江淮和四川，前者承载着荆楚文明，后者则孕育了古蜀文明，不过这两个地区的影响力要弱一些。从部落到国家，再到并天下，人们逐渐意识到关中是一片足以问鼎天下的王业之地，相比其他地区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地理优势。
受秦岭和陇东高原的包夹，关中不仅被山带河，而且坐落其中的渭河平原足以养活称霸一方的人口。从地理上看，控制关中的政权一般只要守住函谷关、武关、大散关和萧关这四大关口，外面的军队就很难打得进来，这也是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前能够蛰伏起来，积蓄力量的原因之一。不过客观地说，如果仅凭关中的人口和资源要夺取天下，秦国未免有些力不从心，在此之前还要拿下汉中和四川这两大粮仓。
关中、汉中和四川连为一体之后，除了能够为秦军提供部分的粮草和兵源，这三个地方均处于黄河和长江（及支流）上游，从军事角度上对东方六国的打击更为便捷。然而随着长江流域，尤其是东南方向的开发，关中的优势逐渐丧失，甚至到隋唐以后，关中模式已基本不可复制。从土地规模上说，关中与中原实在不能同日而语，秦国的成功更多是得益于汉中和四川的加盟，而一旦关中与这两者分离，任何一方的资源都无法与中原抗衡。
在长江流域得到开发之前，东南地区人口稀少、瘴气丛生，因而四川与江南的物质文化交流甚少，但经过西汉长达二百一十年的发展，沿江地区的文明程度已大为提升。王莽篡汉之后，刘秀沿长江逆流攻入四川，能够支撑起如此规模的军事行动本身就证明了人口逐渐稠密的南方渐渐有了和北方抗衡的资本。当长江成为四川对外沟通的主要通道之后，崎岖难行的蜀道理所当然地成为次要选择，关中与四川的沟通和联络被南方取代，自此两者之间渐行渐远。
时间进入三国之后，长江以南更是诞生出吴、蜀两个能够与北方分庭抗礼的政权，尤其当西晋崩溃之后，随着衣冠南渡，江南的开发进入新的高潮。此时仅凭关中一隅之地，辐射中原尚且力有不及，面对蒸蒸日上的长江流域更是无可奈何。进入隋唐之后，天下重归一统，当帝国的统治者再次将战略重心移回长安之后，赫然发现昔日秦国赖以成就帝业的关中此时已经承载不起与日俱增的人口规模。
为了养活关中，朝廷不得不从东方大量运粮，甚至极端时期，就连皇帝本人都不得不前往东都洛阳就食。这样的状况导致有唐一代，帝国的战略重心始终在长安与洛阳之间摇摆不定，从宋朝开始，后世再没有大一统王朝将首都放在关中。当历史选择了中原之后，如何在关东寻找一个富裕且足够险要的都城，成为历朝历代都要考虑的问题，北宋的赵匡胤选择了开封，但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一个合适的地方。
处在大平原上的开封确实足够富裕，但几乎无险可守，尤其是燕云十六州的丢失，使得北方骑兵只要越过黄河，就能够直接包围汴梁。赵匡胤也想过将都城迁往洛阳，但过早的离世导致这一计划搁浅，为此宋朝不得不大量养兵，却终究挡不住金兵的铁蹄。
元朝来自北方，关中对蒙古人来说偏南，定都华北平原北端的北京，可能是元朝选择都城最南的边缘。 明朝从南往北打跑蒙古人，定都南京无可厚非。然而到朱元璋之子朱棣这里，算是出现了意外，燕王的都城在北京，后来就顺势迁都北京了。 清朝同样来自北方，选择北京在中原人看来是偏北，在女真人看来可能正好是中心位置。
元明清三代共同将目光投向了北方，甚至直到近代，这样的格局也未曾改变，关中作为中国之都也成为历史。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