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人到中年，新朋故友再到一起喝酒时，变得和风细雨了。如那首歌唱的“哥已不再是当年的哥，不再与春风对酒当歌”。当然，酒因境多。在人和环境合适时偶尔也会豪放一把，但事后都反省，说以后一定要总量控制。年轻时每个人身体里都有燃烧不尽的荷尔蒙，每每把酒场当战场。如今，那样的日子一去不返了，但回想起来，觉得还有某种美好。我甚至觉得，那才是怒放的生命。东坡先生云：“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我的理解是：且举杯来，莫负青春。近来我们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大多不怎么喝酒，尤其是不好白酒了，喝也就喝点啤酒、果酒、红酒之类的低度酒水。按说年轻人血气方刚，应该生冷不忌。当然，酒拿神经，少饮为佳，免得坏事。节制饮酒固然是健康文明的生活习惯，话虽如此，但是，没有酒这个介质，我们似乎在他们身上看不到青春绚烂的模样。有同学说，不知是我们老了，还是时代变了，现在的娃娃我总是不理解。你说我们当年穷，没错。上大学时喝酒，没钱买下酒菜，无妨。请客的买两瓶几块钱的斜杠子银川白，顶多两袋油炸蚕豆，大家一起“干拧”，不也豪气干云。现在，老子把你上学的生活费给的那么足，甚至找对象约会的费用都考虑了。瞧瞧你们，三两个同学出去吃顿饭都要AA。你偶尔奢侈一次请顿客能咋？我上大学时宿舍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谁过生日，寿星出50元，其他六人每人凑10块，得出去在校园外的馆子里撮一顿喝一场。这似乎也是AA，但庄家控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幸运，同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不幸。我们那个年代物质匮乏，但人的精神丰沛。这个时代物质丰富，但人的精神空虚。我们那个年代青年奋斗艰苦，但理想切近；这个时代的青年竞争激烈，但前途渺茫。我们那个年代大学生是天之骄子，中专生也包分配。这个时代海归成海带，研究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也正常。我们那个时代大学毕业后一无所有、白手起家，这个时代可能你的父母已给你备好了结婚或陪嫁的车与房，但是，你觉得没劲，因为奋斗的青春最滋味。 有人说当下相当一部分年轻人正处于一个低欲望状态，具体表现各有不同，他们或不想工作、不想恋爱、不想结婚；或不愿社交、不想消费、不爱喝酒；似乎没有物欲，唯有清心寡欲。是他们天生无欲无求么？不是，是欲火焚身又欲求不满，求财若渴又求之不得，急于求成又一事无成。有人说，如果不是欲望太遥不可及，谁又愿意放下。无非是被残酷的社会锤爆，被骨感的现实压倒。只能抱住佛系人生的救命稻草。“低欲望”这个词出自日本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的《低欲望社会》一书，“低欲望社会”的主要表现是，人口减少、超高龄化、失去上进心和欲望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比如丧失物欲，对食物没兴趣，三餐将就。可能是我们这代人经历过饥饿，有时说起某一种美食，说得垂涎欲滴。许多年轻人周末闲闲的，早起一会到市场上买点新鲜食材，稍稍用点心自己做一顿饭，既享受了过程，又品味了结果。这有多难？但是，他们就不，展展地挺在床上，不到中午不起。起来后觉得吃什么东西都那样，随便点外卖。在我看来，那些统统是垃圾食品。再说恋爱交友，他们许多人对异性没兴趣，懒得谈恋爱。热心人给介绍个对象，总是推推拖拖，不愿意见。经济低迷、疫情困扰，让相当一部分人迷茫，从一定意义上说，加剧了低欲望群体的边缘心态。据说不结婚、不生育是低欲望社会的突出表现。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中国也不例外。国家统计局公布，2022年末全国人口首次负增长，这个拐点被人口学家称为“死亡交叉”现象。据说日本每年新生人口不足80万，而死亡人口达140多万。有人调侃，以这个速度计算，日本人口归零可能就是一道小学算术题。2020年以来，韩国人口出生率连续三年居世界倒数第一。以此推测，韩国目前人口5170万，到2061年，人口会下降到3664万，到2100年会下降到1563万。有专家说，韩国百年后将消失。幽默的韩国老百姓说“你放屁！”然而，他们却这样说，根本用不了100年。当然，这是耸人听闻的急话，但释放出的是韩国人对本国人口未来深深的忧虑。俄罗斯的人口负增长问题也很严重，据说是每年减100万。二战后，前苏联为了恢复人口，国家想了不少方法。把结婚的年龄放宽了，男15岁、女13岁就到了法定的结婚年龄了。而且还有许多优惠的保障政策和待遇。而且提出“英雄母亲”称号，此后47年里，苏联一共只诞生了40万名“英雄母亲”。2022年，普京总统宣布恢复前苏联的“英雄母亲”称号。俄罗斯人好酒，一则缘于高寒地区，二则有喝酒的传统。俄罗斯人说，“伏特加酒与伏尔加河一样的源远流长”。据说，当年彼得大帝还宣布了一道深受男人欢迎的法令：任何农妇如果在酒馆里强行带走她们正在喝酒的丈夫，就必须要接受鞭刑。喝酒成为俄罗斯男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与伏特加相伴的，则是严重的酗酒问题。在俄罗斯，人们常说“淹死在酒里的比淹死在水里的更多”。俄罗斯每年因酒死亡人数高达4万。伏特加这东东对俄罗斯人口增长是有影响的。喝死了立即停产，喝多了耽误生产。若干年前，俄罗斯激进组织近日发起“为祖国而做爱”露营活动，1万名年轻人在莫斯科城外安营扎寨。活动期间规定不准喝酒，但鼓励做爱生育。人口生育不是水龙头，想关就关，想开就开。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说，关或许有效，但开的时候这个开关不灵。对人口下降的忧思不断在警示着我们。韩国曾实行过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日本和俄罗斯从来没有实施过计划生育政策。后来，日韩分别拿出超乎想象的鼓励生育政策，但是，重赏之下，不见勇妇。俄罗斯虽然一直在敞开生育之门，鼓励生育。但是，人口负增长“涛声依旧”。我还记得2009年我看张贤亮的长篇小说《一亿六》的情形，这部小说写的是人种危机、精子大战。可能内容荒诞、手法粗糙，尤其是小说中有丑化警察等不堪的内容。这是张贤亮小说中倍受争议的一部作品。但我从荒诞中读出了庄严，即作为思想者的张贤亮对中国人口问题的前瞻和忧思。一个伟大的作家的作品的价值可能不在技巧，而在于他对历史把握、对现实的关注和对未来预期。过去人为什么说多子多福？因为生产力低下，考虑养儿防老，一个靠不住，两个靠不住，养得多了总有一个能靠住吧？我奶奶在回忆与我爷爷相伴的十八年，说她共生8个孩子。奶奶不好意思地说，那时候年年翻起来养娃娃，婆婆和儿媳妇一起养。爷爷去世时奶奶才34岁，其实还在生育旺盛期。如果让他们继续相伴，少说再生个三五个不是个事。那时，生孩子谁想那么多，因为没有教育、医疗、住房等诸多问题的困扰。 那个年代是散养时代，育儿成本低，孩子生下了大的领小的。只要肚子能吃饱，别的都不是事。一个个照样长大成人、成才。当然，面对各种疾病，相对来说成活率也不能保证。所以，当年农村妇女说起自己的某个孩子夭折时很平静，她们似乎轻描淡写地说“撂了”“没有站住”。如今社会保障体系健全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但是，育儿的要求也高了，说是要少生优生。从几代独生子女的综合质量看，少生的未必是优质的。除了平均身高超过了上一代外，他们身上普遍缺失的东西证明了我们少生优生想法的幼稚。随着教育、医疗、住房成本的增加，添丁加口意味着加大了生活成本。据说中国城市养一个孩子的平均成本是63万，这是以供到大学毕业为标准。理论上说，此后可以不投入。但是中国式家庭、中国式父母不但继续投入，有了孙子可能还在投入。当然，养儿绝不仅仅是花几个钱的事儿，情感投入、智力投入等等都让人们望而却步。
大自然的某种神秘有时让人叹服。比如与一切哺乳动物相关的性活动，都能带给双方快乐，正是这种动力，使他们生生不息。如果人类的性活动和砍柴拾粪等其他劳动一样无趣，那么，人们便没有不倦“劳作”的动力，可能早就灭亡了。所以，即使面对战争、灾难和疾病等苦难，人类也从未停止繁衍生息。记得那首华阴老腔里唱的“娃娃一片片，都在原上转。”我的理解是对人类生生不息精神的礼赞。只要有娃娃就意味着有未来有希望。当年我们搞计划生育的口号是“若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如今，农村里的果树长大了，秋天果实满枝，就是不见娃娃上树去摘。遥想当年，我们连早春的榆钱都不放过。农村人说，戴花图翠呢，娶婆姨图睡呢。在我们那个年代，不结婚意味着解决不了基本问题。当年，村上的宽叔疯了，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后好了，年底就结婚了。至今宽叔的病再没犯过。七爹有一种说法，说啥疯病，那是要婆姨呢。犯病时除了胡唱胡说，见了你六爷爷都抱住就晃。同样的案例我在曹乃谦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里依稀看到过。这或是人性秘密。但是，基本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的年轻人结婚和睡觉大概有联系，但没有绝对联系。如今社会进步了，许多人只要快乐的过程，不愿承担快乐的结果。
那天在街上看到蹬着三轮车送两三个孩子上学的老人，我在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能只有这些底层劳动者是勇敢的有责任的匹夫，他们位卑不忘忧国，敢生敢养，精神可嘉。我不由地向他们致敬。在我们这个城市，这些男人们在城市的工地上流汗出力，他们的女人也在出租屋为中国的人口繁衍流汗流血。如今，什么人乐于生孩子呢？一种是生活安逸、对明天充满希望的人，他们希望未来有人承续。二是思想保守、观念传统的人，他们自我意识淡薄，本能地延续后代。而那些用高档小车送孩子的，他们大多不敢生，觉得育儿成本高、教育成本高、成家成本高。所以，他们觉得生得起，养不起。他们认为在没有准备充分的情况下生孩子，既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孩子。如今，一方面中国人的个人财富在不断积累，另一方面，毕竟社会保障体系在逐渐成熟。所以，中国人的生育原动力不足。有人说，二胎三胎政策放开了，如果有可能，你会生么？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成本的事不是我最担心的，我担心的是孩子的教育。我不奢望孩子成龙成凤，我只担心自己不能为社会交一个合格的产品。从国家层面看，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是全局性战略性问题。而生育问题是社会成员个体的事。如何让个体行为与国家意志统一，那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育龄人口“不敢生、不想生、生不起”现实问题和矛盾。中国的晚婚不婚者比比皆是。好多人即使结婚了，也不急于要孩子。有的索性丁克。新新人类更独立更自我，他们似乎更注重自己的生命和生活质量，没那么多责任意识和奉献意识。从前，许多人习惯了为他人而活，尤其是儿子。即要解决我的努力“为了谁？”现在人不这么考虑问题，只考虑自己。用盐池那句糙话说：“为谁活呢？为球三么！”所以，让他们为人口增长做贡献，在许多情况下不大现实。1968年，美国生态学家约翰.卡尔宏做了一场名为“老鼠乌托邦”的试验。他的“25号宇宙”里的8只老鼠的繁殖从适应期到快速发展期，再到发展停滞期、最后走向灭亡。25号宇宙里的老鼠从第920天起，进入负增长时，卡尔宏后期观察到，这些雄鼠从来不对雌鼠进行性行为，也从来不打架。因此身上也没有任何伤口，皮毛保养得非常好。他们的生活的一切就精简到了：吃饭、喝水、睡觉、梳毛。这些行为没有任何社交意义，老鼠们仅仅是躯体上聚集在一起。”卡尔宏将这些违背生物本能的行为称为“行为沉沦”。“老鼠乌托邦”似乎在警示人类，生殖繁衍的倦怠带来的人口负增长，可能最终会带给人类更大的危机。
人类的发展进步离不开忧患意识，我们也须深信，人类永远社会永远在希望中进步。马克思曾说:一个时代的精神是青年代表的精神，一个时代的性格是青春代表的性格。事实证明，青年的品格将影响甚至决定国家的品格，青年的样子就是中国的样子。在风雨如晦的年代里，像毛泽东那一代经过“五四”洗礼的青年，因为内心澎湃着激情，所以才有的“自信人生三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豪情壮，才有后来的求真理、救中国的伟大探索。
钱理群先生说，他在研究近百年历史时，早就发现，几乎每一代人都不满意于下一代，而且批评的言辞都差不多。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的班，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以致有资格再来批评下一代人。当然，任何时代的青年都有醒着的，有睡着的，也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低欲望时代仅是一种说法而已，或者说仅是少数青年的阶段性病灶。对此，我们不要动不动杞人忧天，说什么长此以往，国将不国。相反，我们要保持应有的淡定。一要相信青年，二要相信时间。闵生裕（本平台特聘名作家）宁夏盐池人。专栏作家。擅长杂文时评，足球评论，艺术评论等。中国评论家协会会员，宁夏作协理事。出版杂文随笔集《拒绝庄严》《都市牧羊》《一个人的批判》《闵庄烟火》《操练自己》等七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