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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民国巨匠，一位学贯中西秉承独立精神且被冠以中国古典文化里“最后一个风雅之士”，一个中国白话小说奠基人之一新文化运动倡导践行人。两人的相轻却是因为一个女人。 钱锺书与杨绛很少提及鲁迅，除了钱锺书从骨子里看不起鲁迅外，怕也与1925年“女师大风潮”有关。鲁迅在“女师大风潮”时，正与该校的学生领袖许广平谈恋爱。鲁迅在“风潮”之后的1926年，写了后来一直入选语文课本的《记念刘和珍君》一文。文中对推行封建奴化教育，无耻镇压学生的军阀鹰犬杨荫榆，充满仇恨蔑视。 后来历史渐显真相，那位被鲁迅讥讽为“上海洋场上恶虔婆”的女师大校长杨荫榆，也渐露真容。经历过“女师大风潮”的许广平回忆说：“关于她的德政，零碎听来，就是办事认真、朴实，至于学识方面，并未听到过分的推许或攻击，论资格，总算够当校长的了。”亲历“女师大风潮”的许广平之说，应该是可信的。鲁迅的文章凸显刘和珍的反抗精神和被害的惨剧的同时，显然把杨荫榆小说化了。鲁迅为了揭露和抨击反动政府的血腥罪行，并无过错，只是鲁迅的如刀之笔，无端伤害了一个无辜的人。 杨荫榆若是普通人，其冤屈也可能永埋尘埃，孰料她偏偏是杨绛的三姑母。 钱锺书自会将这一切看在眼里，文人仍是人，他心中就仍然有是非有爱憎，就是非越分明，爱憎也越强烈。明白了真相以后，钱锺书选择了不屑一顾，是对对方的轻蔑。偶尔，钱锺书也会难得地涉及鲁迅。比如1956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讨论何其芳写的《论阿Q》时，一些“左”得出奇的批评家批评何其芳未用阶级观点分析小说中的人物，弄得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不知如何相对。钱锺书慢条斯理地打破僵持的局面，他指出，阿Q精神在古今中外的某些文学作品中可随手拈来，算不得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原创人物。会上，杨绛也支持夫婿的观点。这一观点，让与会的专家和何其芳都惊呆了。须知，那时被政治化的鲁迅，是至高无上的集政治与文学之神。敢于否定他的被视为经典作品的典型人物，非慷慨磊落之人，不敢为之。 钱锺书的忍耐是睿智，杨绛的快言快语同样是以智慧为依托的。一柔一刚，刚柔并济，构成一种和谐的处世哲学，彰显出两位哲人的人格力量和人性魅力。 再回过头来，说钱锺书与杨绛一生不愿提及鲁迅，又何尝不是性格和智慧使然。他们二人是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有感情有理性，有欢乐亦有痛苦，有优点亦有弱点，有一贯亦有矛盾，有纯粹的至性、极高的修养，亦有血气冲动之时，沉溺忘返之际。他们是学者，有太多的事要做，没有时间也不屑与别人纠缠。学者要做学问，杂文家要针砭世事和人物，如果缠上了，学者徒浪费时间，而杂文家正好写文赚钱。学者青灯古卷，钻进国学故纸堆；主将却呼风唤雨，煽起思想启蒙狂飙，完全不是一路人。钱、杨一生不愿提鲁迅，不愿陷入纠缠，完全可以理解。如果我们从“文化”和“史”的角度来看，正是这两种人，拉开了“现代中国”的序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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