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园为什么应该开放？

疫情放开三个月，对很多人来说，过往三年的情形似乎已无比遥远。有人和我说，他现在都不问了，因为之前问起各地亲友封控期间怎么样，得到的回答都很一致：“没什么影响，玩玩手机看看书，本来也不出门。”

这么想的人，或许相信大学生也应该没受什么影响，正好闭门读书，然而事实上，他们不仅深受影响，并且至今也不能说已经完全走出疫情防控的阴影。也只有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最清楚地看到封控所带来的长远影响，又是什么样的影响。

之前就有人提醒：“再过几个月，上了三年网课的医学生就要出来为你看病了。”一想到这一点，很多人都觉要被“吓哭了”。

然而，问题还不止是网课教学质量、又或学生们过得太苦太枯燥，更关键之处在于：大学校园的开放性本身对于知识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

现在各地高校都已恢复了学生和校友自由出入的权限，即便仍未对公众开放，但是不是开放、开放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重要吗？

坦白说，我原先也是这么想的，但在和一些学生交流过后，我得承认，自己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律政俏佳人》剧照

疫情三年的经历，在学生身上留下的烙印尤其深，疫情之前和疫情之后，几乎像是两个不同的时代。曾经平常不过的事，如今听起来已经像是传奇。

有位年轻朋友告诉我，在他2017年入学时，在校外的夜市闲逛是常有的事，还可以方便地去全城所有大学校区里闲逛、交友、蹭课，任何自己感兴趣的公开课，哪怕是在其它学校，只要到门口鞠一躬，表明身份和来意，老师也都很欢迎，“这是我一辈子的财富”。

不仅如此，那时市民、公众也都可以自由出入，有一次看到家长带着孩子在树荫下，从笠翁对韵背诵到汉魏六朝诗，那一幕他至今历历在目。退休的老教授也常会回来，谈到过往的校史，让人感觉当年的大学生和现在大学生突然在同一个时空会面了。

那是一个开放交流的年代，他参加的辩论赛，不仅在系、学院、全校，也可以全城跨校进行，乃至和全国的大学生一起交流切磋。

各校的辩论队长在长期互动后，不仅成了战友，有时可说情同手足，共同为辩论赛出谋划策，谁来提供场地、饮食，都各自出力、资源共享，跨系专业、跨校的交流在当时是很平常的事，而早已毕业工作多年的学长也会回来给新辩手们辅导。

这使他拥有了一种超出本专业狭隘视角的丰富经历，按他的说法，“我曾偷师无数人”。中医药大学来的辩手，在彼此成为朋友后，无私地传授他不少医学知识；原本学机械专业的，在彼此交流后被激发出对诗词歌赋的热爱，最后弃理从文，当了小学教师。

在此，辩论不再只是辩论，而是校际人与人之间交流互动的一种媒介，催生新的可能、拓宽视野的同时，也促使人们发现了全新的自我，最终或许改变他们的人生道路。

在他看来，这才是“大学”：在开放包容中，通过多元、密切的交流互动，充分满足人的自由发展和自由探索。

比他晚一年入学的学妹，也还能感受到那种氛围：跨校辩论的最佳辩手，往往是外校的辩论队长投票决定的；在面对面的比赛中，即便有什么矛盾，也很容易解决。

有一次她辩论输了，很不服气，心想要不是时间到了，自己或许再多说几句就能赢，此时学姐过来给了她一个拥抱，主动帮她复盘整个过程，一下子就让她觉得输赢没那么重要。外校的对手也说：“别沮丧，明年来我们学校，一起再战。”

然而明年就是疫情了，别说是跨校比赛，连校赛都批不下来。受学校规定所限，学生们都只能改以个人名义参加，各校领队虽然有联系，却彼此都没见过面；而最大的挑战是缺乏专业的评委，更难请到有经验的学长们深入辅导。

为了尽可能让各队充分参与，他们特地设置成友谊赛的循环制，但实际结果却远不如预期，因为腾讯会议按键一结束，也就没互动了。

疫情之后碰面，他们有时会震惊地发现同一个人在虚拟空间和现实中的强烈反差：“线上我们认识的是一个人，线下我们认识的又是另一个人。”

由于都在线上，那三年里成本倒不是问题，最大的阻力就是人与人的沟通，少了面对面的交往、探讨，线上的辩论往往使双方都变得尤为尖利，因为“没有交流，就只是吵架”。

再往下一届，连辩论本身也不重要了，对有些参与者来说，这不过是为了积累一点履历。

再后来，可打的比赛也越来越少，人与人之间相互隔绝，新生们连上一级的学长都很难找到，断层开始出现，即便还有兴趣的学生，也都是自顾自打网辩，但没了交流的乐趣，打着打着就打不下去了。

《生活大爆炸》剧照

对更迟一年入学的学生来说，至今四年大学，满打满算也就不到一年正常的校园生活。

有一位学生说，2019年秋入学之初还曾充满憧憬，尤其是在观摩学长们的激情辩论之后，“具体胜负我已经忘了，就记得胜负双方在赛后一起勾肩搭背去聚会，对我来说十足震撼，原来人与人之间可以单纯为了智力的碰撞而走到一起”。

没多久，疫情爆发，封校后他被迫在家上了一年网课，再次回校，出租车已经不能进校，由于校园很大，拖着行李到宿舍楼得走半小时。习惯了封校的学弟学妹们，对以前出租车还能进校感到难以置信。

封控最严格的时候，连校园里也不能走动，原本校内的正常上课都改成在宿舍里上网课。结果，起初还有点班级内部聚会，到后来有专升本的新同班同学，三年下来都还不认识，因为一直就没机会在线下交流。

在一届又一届地换届之后，如今的新生所感受到的八校联赛，已经和普通的网络辩论没有任何区别，甚至觉得还不如一些网辩。

尽管那些对过往经历仍有记忆的学长们现在竭尽全力恢复办赛，却发现早已今非昔比：以往跨校比赛各出资源，纯粹出于一腔热爱，但如今线下社交缺乏，彼此都麻木漠然了许多，即便放开后也不可能再借用到大学教室来做场地，办赛成本飙高，企业又不太愿意赞助，而学生们也不会和商家打交道了——被封了三年，“拉赞助”是他们从未有过的经验。

更重要的是，由于太久没有和校外练习过，乃至队员间连手都没握过，新生们也难以体会以往那种开放的交流是什么样了。开放度的萎缩，那些小的学校受伤更甚，以前那样“吃百家饭”已无可能，因为没人有意愿和你交流了。

不仅如此，以往的辩题可以相当开放、尖锐，但现在有话题度的辩题变少了，由于怕造成无意义的骂战、又或直播时会不会引发网暴，现在很多辩题也不敢去碰了。

仅仅三年时间，一切就迅速和以前不一样了，学长们说起疫情之前的往事，对新生们来说已经显得不可思议。

《家族游戏》剧照

大学辩论只是一个缩影，但它可以极好地折射出这三年来大学校园的社交生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实践证明，网课并不只是把课程搬到了网上而已，校园的封闭也不止是让学生们闭门读书，那让整个社交生活和精神交流都迅速走向枯萎。

更进一步说，大学的开放除了让学生“走出去”之外，也应该让公众“走进来”。

当然，即便在疫情之前，像厦门大学等高校因为游客多到影响教学秩序，也不得不有所控制，但关键之处并不在于把校区变成任由出入的免费公园，而是校内的图书馆、讲座、课程等资源能与外界共享，更好地发挥大学的社会功用。

实际上，像现在这样相对封闭的大学校园，是相对晚近的产物。

叶文心在研究民国时期的大学校园文化后指出，老北大的校区散落在北京城里各处，“学生们每天要穿越大街小巷才能从学校的这个区域走到那个区域，校园和城区从未划分清晰的界限”。

当时的上海大学也是一所出了名的开放性大学，甚至全靠租用房舍而没有固定的校园，为了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它还开设了大量职业课程，上海大学平民学校和上海大学附设英文夜校都吸引了大量熟练工人、商店职员和学徒、书店和印刷厂的雇工、报纸校对员、小学教师等。

这种直接的社会参与，如今已难以想象，但欧美的不少大学校园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对公众开放，欢迎他们自由利用校内的资源。

《春天里》剧照

历史学家王汎森曾提出一个著名的问题：“天才为何成群地来？”答案很简单：天才是在彼此交流碰撞中涌现的，因而天才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条件的必然产物。

19世纪末的维也纳，咖啡馆就是知识分子的“大学”，不同领域的人可以在这里自由探讨最前沿的发现，促进各自的思考。

《发现的时代：21世纪风险指南》一书认为，当不同的杰出头脑相互关联、激发出一些原创性观点时，就催生出了“集体天才”（collective genius），“个体天才数量可能在各地的人口总占据着恒常的比重，但集体天才则因社会的学习和关联水平不同而差异巨大”。

能诞生“集体天才”的社会，需要思想流动的速度、种类和丰富性都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当代研究一再证明，看似不相关领域的相互碰撞，往往能出现大的进展。

人与人之间在观点上频繁激烈的交锋，可以极大地促进人们对相关话题的理解，将他们的思想引领到一个新的方向，乃至产生出更多前沿性的新发现。

这就是为什么大学校园的开放如此重要：对任何一所大学来说，这种开放本身都不只是空间意义上的，更重要的是创造一种交流互动的可能。

从这一意义上说，大学不是、也不应该是封闭的象牙塔，彼此孤立的大学就失去了大学本身的应有之义。

如果说“大学是一个小社会”，是社会的缩影，那么社会本身也是一个放大的大学，我们只有在开放中才能更好地释放所有人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