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位汉奸在上海被枪决，32年内2次被追封为烈士，为何？

1949年，上海闸北宋公园，挤满了围观的群众，不多时，朱大同在士兵的押解下走了出来。

“汉奸朱大同，打死他！”

看着面前的身影，群众们义愤填膺，恨不得生啖了他。

面对这样的氛围，朱大同非但不恼，反而露出淡淡的微笑，一副慷慨赴死的表情。

随着“砰”的一声枪响，朱大同的生命走到尽头，身体倒下时，依旧挂着淡淡的微笑。

这一幕被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拍了下来，并在照片上加了一行注释。

“共产党人朱大同，视死如归，大笑赴死！”

他到底是谁，如果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会在百姓的唾弃声中，如此“窝囊”地离开这个世界？

如果是汉奸，又为什么能微笑面对死亡，慷慨赴死，如此光明磊落？

这一切，还要从21年前说起。

在《萧县志》中，对于朱大同的事迹，是这样记载的。

他自幼聪慧好学，在中学没有毕业的情况下，便成为了萧县王寨小学任教员兼训育主任。

1928年，他加入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革命战士”，与敌对势力作斗争。

本以为他是一个光荣的无产阶级战士，没想到在1934年，他选择背叛革命，成为一名中统特务。

之后，他坏事做尽，先是在曝光了枣庄市开设同香堂中药铺的中共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

然后又秘密潜入萧县，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发展特务组织，散布各种谣言，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不仅如此，在1940年，朱大同还连发三篇文告：《中国国民党萧县县党部代理书记长朱大同为恢复党务活动告全县同志书》《萧县县长朱大同告全县同胞书》和《萧县县长朱大同告萧常一、二、三营及特务营全体武装同志书》，对共产党极尽污蔑之能事。

1941年，他率两个营的兵力阻止新四军东撤，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同一年，他被日军抓捕后，更是直接叛变，登报宣布愿意支持日军。之后，他积极参与对共产党人的迫害，很多骨干都在他的手上牺牲。

其迫害起自己人来，真的是毫不手软，极尽残忍之能事。

在1946年，也许是察觉到了形势不对，于是加入“孙文主义革命同盟”。

在此期间，他一改常态，劝说很多国民党高官武装起义，准备迎接解放军战士渡江。

他这种反复无常、左右摇摆的墙头草行为，就连国民党都看不下去了，于是在1949年6月将其抓捕，以“通敌叛国”的罪名处以死刑。

处刑当天，几乎全上海的人都来到了现场，他们看着朱大同，气得牙痒痒。

“汉奸！死有余辜！”

如果不是有警察维持秩序，怕是还没有开始行刑，朱大同就要先被愤怒的群众给生啖了。

在现场，还有很多群众准备了一些臭鸡蛋、烂菜叶之类的东西，向着朱大同投掷而去。

从群众的表情就能看得出来，他们到底有多痛恨朱大同，恨不得将其千刀万剐。

如果是一般的汉奸，在见到如此情形之后，怕是早就被吓得两股战战，甚至有尿裤子的可能。

但是朱大同并没有，看着面前的群众，他反而咧嘴一笑，完全将生命置之度外，一副慷慨赴死的架势。

这让很多人非常奇怪，一个热爱生命到宁愿叛敌的汉奸，在面对处刑时，怎么会如此坦然？

更有意思的是，在朱大同被处刑五个月后，他被中央追封为烈士。

并在1981年，朱大同再次被追封烈士称号。

他到底是不是汉奸呢？其实从朱大同经历中的蛛丝马迹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线索。

首先是以中统特务的身份，抓捕卧底在枣庄中药铺中的郭子化。

事实上，郭子化被抓后，并没有遭受酷刑，而是在审讯之后，因为证据不足给放了。

甚至在建国之后，他还成了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一直到1975年才在北京病逝。

这其中少不了朱大同的帮助。

如果朱大同真的为中统工作，在明知道郭子化身份的情况下，怎么可能白白放过他呢？

并且在抓捕郭子化之前，他已经因为领导发动徐州贾旺煤矿工人罢工，被中统盯上了。

因此，朱大同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在害郭子化，而是在帮助他。

至于带领两个营的兵力阻击新四军东撤，更是无稽之谈。

根据《萧县志》中的记载，朱大同带领的两个营，因为不熟悉当地环境，最终没能阻击新四军的东撤。

也就是说，此次军事行动，朱大同完全无功而返。

导致这种巧合发生的原因，其实并不是什么地形，而是朱大同早已提前通知新四军，让他们提前撤离。

这才发生了“朱大同不熟悉环境，最终导致新四军东撤成功”事情的发生。

还有登报发布污蔑宣言、迫害共产党员等事情，其实非常好解释。

一个卧底在国民党内部的高官，为了掩饰身份，肯定要积极反共，总不能和他们交朋友吧。

最后是关于朱大同投敌的事情，他的警卫员是如此讲述的。

当年朱大同还是萧县县长，在麦子成熟时，他带着人在黄口和杨楼一带活动。

没想到团队中出了叛徒，将他们的行踪告诉了日军，导致他们一伙人被日军堵在刘庄的地窖里。

为了不让日军残害无辜，也为了保住其他人的性命，朱大同和他的警卫员当机立断，做出牺牲。

他们一起走出地窖，朱大同主动承担所有罪名，并表示地窖中的其他人都是农民，跟他们没有关系。

而警卫员则坚称自己是农民，躲过了日军的抓捕，但最终还是被抓了壮丁，到军营中给日军烧洗澡水。

在监狱中的朱大同，始终没有投降，并联系上了警卫员，要求他协助自己逃离。

终于在中秋节，他们趁着军营混乱，逃出了监狱，最终跑到了王仲廉的总部。

这个说法，很明显要比朱大同投敌这种说法来得有信服力得多。

因为在1999年出版的书籍《深切地缅怀（纪念朱大同烈士）》一书中，有对朱大同抗日的明确说明。

在逃出日军监狱后，朱大同一直在从事抗战事业。

在几年的抗战中，他主动与日军作战25次，被动作战19次。一共击毙鬼子汉奸574人，俘虏136人。

这个成绩，虽然不能说耀眼，但足够说明朱大同抗日的决心。

这样敢于将脑袋别到裤腰带中的战士，又怎么可能为了生命和蝇头小利，做出蝇营狗苟的龌龊勾当？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朱大同是被冤枉的地下工作者，为什么还会被《萧县志》说得如此不堪呢？

如果他真的是爱国烈士，又为什么会被以“通敌叛国”的罪名枪毙呢？

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搞明白，《萧县志》诞生的背景，以及他书写背后的逻辑。

1960年3月，有关部门下达命令，让各县编纂县志。

萧县接到命令后，在123天的时间内，将《萧县志》编纂成功。

因为时间上太过匆忙，导致很多事情并没有进行考证，而是直接记录在了县志中。

因此导致很多事情都出现了偏差，朱大同的事情就是其中之一。

关于朱大同的事情，《萧县志》很多都是根据当年国民党的记载以及报纸编纂而成的。

作为被国民党认定“通敌叛国”的人，关于朱大同的记载，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因此才导致朱大同蒙受不白之冤，很多人都将《萧县志》当成朱大同反水的重要证据。

其实作为一部紧急编纂出来的县志，它并没有什么说服力，其中很多记载都是不恰当的。

而国民党之所以要枪毙朱大同，也并不是因为他“通敌叛国”，而是掌握了他的真实身份。

当年朱大同被处刑的时候，并不是只有他一个，还有张达生、王文宗等地下工作者。

由此可见，中统内部早就想把朱大同处死，所谓的“通敌叛国”，不过是个借口罢了。

至于为什么行刑前，中央没有恢复朱大同的身份，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国民党既然已经知道他的身份，此时公布，已经失去了他原本的意义。

第二、朱大同表面上的行为，已经导致公愤，现在替他澄清，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但这并不代表朱大同“革命战士”的身份会被掩盖，他的付出，必将被党和身份铭记在心。

因此在1950年和1981年，中央两次追封朱大同为烈士。

这就足以证明，朱大同从始至终都是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他的初心从来没有改变过。

这也就足以说明，朱大同在行刑前，面对群众们的不理解，为什么还能面带笑容，慷慨赴死。

那一刻，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听不到群众对他的谩骂。

满眼中，都是革命即将胜利的喜悦之情，胜利最终属于人民。

因此，他才会发自心底地，露出如此释然的笑脸。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在他们心中，有着比生命和荣誉更加崇高的信仰。

为了信仰，即使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惜。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即使朱大同当时不被人理解，时隔多年后，他的事迹依旧会被传唱，被人民永远铭记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