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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按语：《游子》报创刊十周年重点作品展示栏目推出的第六部作品是王红国先生的《我的父亲——王珠有》。在这部作品中，王红国先生以他父亲的日记为主线，夹叙夹议，讲述了他父亲光荣而平凡的一生。并以小见大，反映了在上世纪的火红年代，祖国的核军工人崇高的觉悟、优良的品德，让人感慨不已。这部作品是王红国先生倾注强烈感情的上乘之作，也是《游子》报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从即日起，《游子报》微信公众号将连续七期予以隆重推出，请矿友们关注—— 1981年年底，父亲离开了干了10年的二工区，调到“知青办公室”担任书记。知青办不光要解决当年上山下乡知青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同时也面临着一个新问题。 进入八十年代，矿区的生产日趋鼎盛，而人口也趋向高峰，尤其是六七十年代出生的矿二代开始长大，他们的就业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并成为社会的难题。大家知道，我们的父辈们大多生育了三四个孩子，有很多家庭都只靠父亲一人的收入维系，孩子大了，生活的成本相应增加。况且那时的高考是很难的，只有极少数人能上大学，上了大学的就能解决今后的饭碗问题，而初高中毕业就进入社会的，又没有就业渠道。那时基本都是国营或者大集体单位，极少私人企业和民营企业，人口高峰自然就带来就业压力高峰。矿里也一样，除了努力考上大学，还有一小部分能招工顶替当上工人之外，多数年轻人就找不到工作。在家吃父母，父母负担重，没人管，社会也增加不稳定因素。 生活成本大，就业压力大。生活离不开各种票证，什么粮票、布票、油票……很多东西都要凭票购买，光有钱不行。我家搬到邮电所那里时，父亲早已是工人中的最高级别——八级工了，工资也就90多元，经济条件也好不到哪里去。自从在知青办工作后，面对的就不是原来在生产工区的几百名工人了，而是要面对几千名待业青年和他们的父母。 到家里来找父亲的人越来越多，邻居们都说，“老王，你可真忙啊”。母亲也常说父亲“你一个小萝卜头芝麻官也这么忙，吃饭都没空”。可不是嘛，那时候的干部真的忙，根本没空闲聊喝茶看报。所以那时候党群干群关系真是好的没话说。为人民服务，就是那个时代党员干部自觉履行的宗旨。 为了补贴家用，母亲从老家批发来一些枕套床单被面之类的到附近老表村庄去兜售。都是靠步行走村串户，向西到过漫水桥一带，向北到莲塘、古城和261队，向南经沅头爬上石马山的布水村，再折向东经过游坊村到沙洲、红卫绕一个大圈回来。山里人穷，也卖不出多少东西。父亲也学着老家那边来的货郎担自己做了两个木格盒子，上面镶上玻璃，在木格里放上纽扣针线彩头绳皮筋等摆在球场边马路树荫下卖过。 隔壁的赖叔叔很喜欢钓鱼，工余总爱骑自行车到芜头河去钓鱼，回来时总会分给我家几条。记得有一次钓回来一只裙边拖地的八斤多重的大甲鱼，怪怪，那身子有脸盆大，用竹棍去挑逗它，一口就把棍子咬断了。他家儿子（外号小赖子）平常也爱用小竹竿绑上鱼线到100多米外的小河边钓鱼，饵料用蚯蚓或绿头苍蝇，钓的鱼鲹条最多，油炸也可，熬汤也可，味道鲜美。他的钓鱼技术真不错，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我们就说：“我cè，你òu老卵。” 来家找父亲办事的人多。有的是父母来，有的是小青年来，也有的是父母带着孩子来。目的只有一个：给个活干。这几年，我家的门槛似乎都被磨低了一层。 记得有一次，住在黑风口边楼房的一个叫吕海的小青年，那天下午和其他两名青年来到我家等我父亲回来。父亲回来后他们就说要安排工作的事，父亲说要按各家的困难条件统一考虑安排，比他们困难的家庭有的是。说了一大堆道理也没说服他们仨。他们说，“王叔叔你不安排工作，以后我们就在你家吃饭”。我父母没二话，晚饭烧好了请他们吃，他们也不客气，拿起碗就装饭吃。吃完了抹抹嘴说明天还来。 第二天吕海又来了，不过，是他父母陪着来的。他父母来向我父亲道歉，说孩子不懂事，净给领导添麻烦，还掏出两元钱和饭票给我母亲。我父母热情招待了他们，家长们坐在一起谈天。父亲劝他们不要责怪孩子，孩子要工作本也没错，是当领导的关心不够。吕海也很不好意思。 后来，父亲让吕海发挥特长，给矿广播站写稿件，还把他安排在服务站做宣传工作。吕海干得很出色，也干出了成绩。后来，他当上了团委书记。 1983年，我家又搬家了，山南分矿在老学校下面泉水窝那一片盖了三栋三层楼房（那里还有二十来栋平房），父亲分到一套房子，就在井边那栋红砖楼一单元二楼202室，房子也不大，一室一厅加厨房（不过大家都把厨房用来住人，楼下有统一盖的柴火棚当厨房）。 居民用水用电还有住房基本不用花几个钱，这都是基础民生工程。八十年代初，矿里投巨资在矿田西部山坳里建成了白云水库，让大家喝上了更卫生的水。为了建设白云水库，一位水文地质工程师为此劳累而死，矿里还开过他的事迹巡回报告会。 有一回，我和小伙伴们上福利楼工地瞎逛。到机修车间看工人们忙里忙外，车间门口的空地上堆着许多废垃圾，有成捆的车床加工零件车铣下来的金属丝，有长满黄锈的井下小矿车，有废旧机器，有没有轮胎的翻斗车，反正都是废铜烂铁。经常有附近的老表来偷这些废铁，矿里在小桥那的检查站设有卡点，在机修车间通往老化验室（就是石马山脚煤球厂和造纸厂雕刻厂那一片老厂区）那条路上也有工人巡逻卡点。我们也偷卸过小矿车铁轮子里的弹子盘（就是滚珠轴承）拿回家做滑板车。 那一天，我们玩够了走到三厂预选车间路边时，我顺手从废铁堆里捡了一根断的小钢锯条，却不小心割到了左手食指。以为不要紧，可几天后就化浓感染肿得老高，整根手指都成了脓包。到山南卫生所去看，医生用剪子一点点把手指的皮全剪掉，手指就剩了红红的肌肉了。把护士都吓倒了。消毒敷药裹纱布，换了几次药半个月就结痂了。可见，工地的东西是挺毒的，还好，没被放射感染。现在手指上还留下一条疤。 我家这栋楼共两个单元十五户人家。我们这个单元，一楼三户，头上一户湖南人，阿姨在公溪税务所工作。中间一户是上海人，男的在山南食堂，女的原本是知青，在江边村商店工作。后来他家搬走后移进来一户漂亮的江西寡妇家（丈夫井下事故死亡）。第三户四川人，男主人叫何健，在机电队工作，有二女一儿，分别叫何彩虹、何彩丽、何飞龙。 二楼第一家安徽人刘继贤（长得又高又胖），有三儿一女，分别是刘军、刘冬、刘萍、刘强。第三家是四川人姓李，有一女一儿，女儿叫李红，儿子叫李德刚，都是工人。三楼第一家安徽人李明典（外号老迷糊），有一女二儿，分别叫李霞、李强、李刚。第二家湖北咸宁人姓陈，有一女一儿，住了一年就调回老家了。又搬来江西人王水荣，生有三个儿子（王建峰、王建芳、王建波），阿姨会做裁缝，王水荣九十年代初一跃而为三工区区长。起初是以工代干，后来转正，矿里下马后在莲塘退休办工作，和分矿长舒延春（音，住莲塘商店后平房）是老乡。王水荣和我父亲关系也很好。记得21世纪初时还来浙江我家玩过。第三家江苏人姓朱，小儿子朱云峰，他姐姐朱密芝长得十分漂亮。 另一单元还有浙江温州人张根桥家，生有四个儿子，大儿子是聋哑人，下面是张小利、张小东和张小健。老大虽然聋哑但人很聪明，回温州后娶了个如花似玉的娘子做起了生意。张小利后来也回温州开烤鸭店，如今已是大老板了。温州人王维妙医生家，夫妇俩都是医生。几乎天天可以在矿内大喇叭里听到医学保健类的稿子，广播员都会念“由山南卫生所王维妙供稿”。孩子王江、王正。山东人马新才家，回族，常放羊。孩子马彪、马树玉、马龙等4人。女儿马树玉相貌出众，后来嫁给了南昌一个家具厂老板的儿子。上海人高长林家（外号高喇叭，因其天天在门口高谈阔论，又喜爱在矿广播站供稿。有一独生女），另还有一家上海人（双职工，医生，有一独女）和浙江人名字忘了，还一户在维修队工作外号叫“老八点”。 这是我在矿里的第五个家。1992年我离开矿里外出打工后，我就再没回过矿里。几年后，矿里把我的住址关系迁到了古城×区的x栋202室，就在古城学校不远处。但我从未去住过，挂个名而已。 矿区有不少工人爱打猎，以前当兵时摸枪摸惯了，当工人还改不了。我嫂子的父亲洪叔叔也是个猎人，还兼屠夫的职业。不上班时就出去到山里转，野兔、豪猪、黄麂、野猪、穿山甲、林鸮、野鸡这些比较常见。他们猎人说在邹家山还打到过狼和豹子。洪叔叔有一回在3#竖井净化站那边的山里打过一只狼，枪里装上钢砂和钢条，一枪命中，滚下山坡，没死，人不敢靠近，又补一枪。捆好扛回来时狼还呲牙咧嘴呢。 隔壁的刘继贤叔叔和李明典叔叔都是猎户，家里有几把自制的猎枪，装上钢砂火药就可以打野味了。他们经常约同伴一起去荒山野岭打猎，大清早回来。我还跟刘叔叔的儿子刘冬、刘强两个去老学校里面的山里打过猫头鹰，刘冬吃了后流鼻血。不过我也听说狼心、狗肺、兔子肝不能吃，据说会中毒，也不知这有没有科学依据？ 记得1984年，我初二期中考试后，班主任说要开家长会。我的成绩不理想，没脸叫家长来学校。父亲看了我的考试卷分数，并未责备。还是来参加了家长会。很多家长都认识我父亲，一问起我的分数，父亲也有点挂不住面子。 班主任要求家长给孩子送一样东西。有人送钢笔，有人送书，有人送圆规三角尺，有人送衣服鞋子。那时永生牌和英雄牌钢笔是送人的好东西。父亲送我本他的工作本，并在扉页上写下“为四化而努力学习”。我当时看到这句话觉得有点好笑，父亲不愧是干部，说话写字都带有政治色彩。 通过这次家长会，给了我思想上很大的鞭策。父亲这么优秀，我不能给父亲丢脸，一定要努力学习，为父亲争光。像矿里的优秀学生张广汉那样，最起码也要学学我们班里的优秀生肖淑芬、刘立民。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84年上初三，我的学习突飞猛进，班主任崔要武在班上表扬我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每天早上的背诵课文，我都能应对下来。直到现在，初中学过的古文言文我还能背。也许这是父亲年年给我吃鸡心吃得记忆力不错的缘故。 化学老师江香君对我也很好。数学老师黄清文特别照顾我，每天都会拿作业本给我辅导做错的题，让我的数学也有了提高。不过我最喜欢上政治老师“老法”的课和美术老师的课。美术老师是浙江美院毕业的年轻男人，留着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的长头发，他的油画非常棒，这也为我1992年后从事美术行业做了启蒙引导。 有一次崔要武找到我，问我能不能搞到一捆8#铁丝，他家正装修要用。我想，老师请我帮忙我也不好推脱，就答应了。回到家跟父亲一说，父亲告诉我去找山南工地材料库的陈叔叔。果然陈叔叔给我带来一卷铁丝。交给崔老师，他挺满意的。在我心目中，父亲就是厉害，总能给我力量与信心。 1985年5月，父亲调任劳动服务站站长，统管山南家属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找到家里来的人就更多了。 从1987年3月起，父亲担任多种经营办公室主任。为了解决无业人员的吃饭问题，父亲和同事们想尽办法搞多种经营，开办了家具厂、雕刻厂、造纸厂、维修队、电工队、煤球厂、缝纫组、土方施工队、青年商店、面包房等，就近解决了一部分人员的饭碗。之后，开始与外界联系，对外劳务输出，组织待业青年成批地到外地工作。比如到鹰潭市开设建筑队、百乐门餐厅、百喜门大酒店，安排人员上岗就业。与总矿服务公司一起协调派遣人员到九江毛纺厂就业，派遣到新余钢铁厂就业，派遣到绍兴、上海、四川就业，到深圳原子能工业区、珠海和厦门就业，给矿里减轻了很多压力。 父亲总是出差，回来时会给我们带些新鲜玩意和吃的，什么上发条会跳的青蛙、乒乓球拍、万花筒、陀螺。为了父亲工作方便，公家拉了条电话线到我家，工作起来也便于交流。那时电话还是奢侈品，私人是没有的，只有公家才有。在我们那片生活区，有两台电话，一台是父亲用的，一台是前面一栋楼住的王副矿长用的，他爱人是山南学校的老师，有一儿一女。 别看父亲是个干部，可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并不算好。有些人家都已经有了自行车，可我家直到1992年之前也没有买自行车。父亲在工地上班的时候，也都是每天走几公里路去。 住在邮电所那一片生活区的时候，附近几百户人家可能只有两户人家有缝纫机。一户是马路边姓张的，他爱人做裁缝。另一户是邮电所后面那栋的上海人沈建，女主人十分漂亮，也是做得一手好裁缝，矿里很多人都穿过她们做的衣服。 父亲调到知青办后，母亲就决定给父亲买一块表。那个年代手表是机械表，质量非常好，用几十年都没问题。但是手表很贵，一般人家是不会买的。母亲也想父亲上下班看个时间方便些。再说，父亲光是上衣口袋插两支笔能显示出是干部，手上没块表总觉得不够体面。 1982年，趁着单位有个同事回上海探亲的机会，母亲托他买手表。他从上海买回来了一块男式19钻全钢机械表，上海牌，响当当的牌子，120元钱，也许是父母存了几年的钱才舍得买的。父亲退休回老家时，把这块表送给了我哥小俩口作为礼物。 母亲还托人到上海给父亲买了双皮鞋，不过父亲并不常穿，只在节日或正规场合穿穿。父亲有次去南昌出差，买了几个假领子，就是像衬衫的领子但又没有下半部分的，外套套在外面还以为有衬衫穿着。 1983年，山南商店要重新装修，所有物品都大清仓处理。那几天是人山人海疯狂抢购。父亲一直想给家里添置一台收音机。以前家里是有一台砖头大小的半导体，伴我们度过了快乐的童年，听小喇叭广播，听《岳飞传》，是我们最高兴的事。父亲找到熟人商店经理，到仓库里先下手为强花了45元钱买出来一台海燕牌台式收音机（有微波炉大小），那时候红灯牌和海燕牌是名牌货。这以后，我们哥仨和邻居小伙伴们每天中午都围坐在收音机旁听评书。 1985年，父亲作为核工业系统优秀共产党员，到江苏的苏州工人疗养院为期两个月的疗养。从苏州回来的半路，父亲在杭州买了一台西湖牌14吋黑白电视机，花了450元钱巨款。 刚上初中时住在四工区，那一片只有工程师刘迪光家有电视机，1983年春节晚会，他把电视机搬到窗口，我们邻居们就坐在门口看，感觉这电视真稀奇，里面的人又会动又会说话。工会买了台17吋大彩电放在河边那栋平房由专人保管，每天晚上都打开让居民们看。 工会的大彩电可比刘工程师家的黑白电视好看多了，《霍元甲》《陈真》《加里森敢死队》《神探亨特》《聪明的一休》《血疑》《排球女将》《女奴》《封神榜》等等都是在小河边的工会电视室看的，坐在高大的枫杨和柳树下，凉风习习，剧情精彩，有时候还端碗饭从家里跑来边看边吃。 我家有电视机的时候，我们那栋楼大多都有电视了。他们家的有金星牌、飞跃牌等。彩色电视机大家是买不起的，要千把元一台，不亚于现在的家庭去买辆迈巴赫汽车。不过看电视也不清楚，雪花点多，天线要摇来摇去定位，手放开又不清楚了。矿里就在山南与山北的界山顶上建了电视信号转播站，高高的铁塔架十几公里外都能看到。矿区人都踊跃参加义务劳动修建上山公路。我父母都去挖过土方。 那个高耸入云的电视塔架我还几次爬上去过，四顾美好河山一览眼底，石马山的瀑布，巍峨的相山，雾中的芙蓉山，还有古城居民区，绘成了一幅清丽的图画。就记得第一次爬上电视塔的第一层圆盘时，感觉什么在晃悠，以为是塔架在抖，仔细一看是自己的双腿在抖，这腿也太不争气了，我都没怕它先怕了。可能是太高了吧。 住在楼房之后，隔壁安徽刘叔叔家有辆28大杠永久牌自行车，好像是90几元钱买的，让我羡慕得要死。有时候让他们带着上福利楼洗澡，一路风景这边独好，尤其是回来在三厂车间下坡那几百米一路风驰电掣，好不快意。 高中时，在山南球场工会大楼搞了次彩票摸奖，矿里第一次有这种新鲜事，2元一张，号码对上就有奖品。一等奖就是自行车。其它奖有脸盆、毛巾、香皂、牙刷、毛毯、毛巾被等等。大家都禁不住诱惑去碰碰运气，我和母亲也去了，我摸到了一床毛毯，也还不错。但我更羡慕能摸到自行车的人，因为我家缺它。 后来学会了骑自行车，借了辆邻居的飞鱼牌去莲塘，从黑风口300多米长近乎60度的下坡路，风从耳旁呼呼擦过，吓得我捏紧了刹车把，一个劲打着铃铛，生怕冲到十几米深的峭壁下面去。等到下完坡才松口气，那感觉是又惊又爽。 1986年暑假，我要上高二了。7月16日那天，碰到了倒霉事，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落”，在家睡午觉时被竹席里一根隐藏的小绣花针扎进了屁股，连针头都看不见了。等父亲回来告诉他，父亲就带着我走到卫生所，那天王维妙医生值班，他查看了我屁股上的伤口，责怪我父亲为什么让我走路，走路时肌肉不停运动，针就会随肌肉纤维越扎越深。没办法，卫生所解决不了，就派了救护车把我送到了古城医院。当时已傍晚了，山南还有电影，看不成了。 第二天外科主任梁医生来检查，然后去拍X光片，针已扎得离盆骨一厘米了，梁主任说很危险。第三天动手术，在手术室里，两个女护士把我裤子脱得精光，我脸一下红到了耳根，心想“完啦，我失身了，被女人看了”，只好闭上眼任人宰割。手术完后每天打五针消炎针，而且只能打一边，把我屁股打得肿得跟馒头似的。7月24日，一瘸一拐出院回家了，父亲每天都做好吃的给我补营养。 父亲凶起来也凶的。1988年我高三，正是高考前最紧张的几个月。我和山南的四个同班同学每天晚上晚自习回家后都在一起复习功课，一般都到面包房附近马路下坡拐弯处平房的第一家同学家去复习。她家是江苏南京人。时间长了我父母不高兴了，有一天晚上父亲来把我拽回了家不准我之后再去，还问我是不是和女同学谈恋爱了？这都哪跟哪啊！我们在一起只是复习共同提高成绩。父亲见我不承认，就抽出皮带使劲抽我，疼是很疼，但我咬牙一声没吭，打死也坚决不承认！电影里地下党都这么做的。再说了，我性格文静内向，平时三棍子打不出个屁，女同学正眼都不敢去看一眼。像我这么又傻又憨的男生有哪个女生会看上我呀。都说“旁观者清”，难道父母看出了什么？ 家里一开始也没啥像样的家具。从1967年最初的用炸药箱作床架和桌子，到后来父亲自己做了几个小木凳，又买了几把竹靠椅。床很简单，几块木板一拼钉在一起，开始用稻草铺床，以后条件好了点，有棉絮褥子了。不过我睡觉不老实，总爱蹬脚，把被子褥子都蹬破了。母亲说我就是个贱命，用不得好东西。 父亲请老乡杜承辉打了几把木折叠椅，直到今天这几把椅子还在用。又找木匠打了一套家具，那是在1982年。两副高低床，一个大立柜带镜子，一张八仙桌，一个五斗柜，一个书柜，一张条桌。又找篾匠编了三床竹席。然后订做了两个布艺单人软沙发和茶几。为了选合适的沙发布，母亲托人到南昌去买了凤凰图案的粉色布料。母亲自己又用钩针钩了一套白色沙发巾。那些年有沙发的人家还真比较少。1984年搬到楼房后又请人打了两张棕丝床，花了90元钱。 说真的，一家五口人只有一间半房子，的确是很挤。起初我们还小，可以挤在一张床上睡。大了以后就要分床了，白天铁架小床收掉，晚上再铺好。矿里大多数人家也都这样过来的。比起我的同学李卫华来那还算好的了。我上初中时他家还住在老608队那的破房子里，高中搬到一厂全家还挤在小平房。 我家是单职工家庭，靠父亲一人的收入是很难维持全家生活的。矿里双职工家庭不多。矿区人有不怕苦不怕累艰苦创业的优良品格，许多职工家属都在矿区开荒种地。房前屋后，山坡田野，只要不和老表抢地盘就行。 还在我没上小学前，父亲就在离家不远处开荒了。山南学校坡下往里走，有不少开出来的菜地。其中有一块钻机孔的平地被父亲用来种地瓜，在老表稻田附近东一块西一块又开出几片小菜地，种上芋头、茄子、豇豆、辣椒、空心菜、青菜、苋菜、冬瓜、南瓜、番茄、苦瓜、丝瓜，反正常见的蔬菜都种过。父亲最喜欢带上我去菜地，或许是我比较勤劳吧。帮父亲扛把锄头拎个土箕还是可以的。父亲就挑担水桶，家里的尿桶快满了就可以挑去浇菜了。 那时候种菜没有用化肥一说，都是家里锅灶烧柴的草木灰肥和尿肥，还经常去公共厕所的粪水池挑肥水。如粮站边的厕所、泉水窝服务站边上的厕所，我都去挑过。肥水很抢手，奇货可居，有时候还抢不到。家里养了鸡和猪的，也是很好的农家肥。 种菜免不了长虫，靠青蛙、蜻蜓效果不大，大家也有办法，在菜叶上撒上生石灰粉，或者撒上点“六六粉”，虫就死翘翘啦。不过六六粉有毒，撒过后七八天之内菜是不能吃的。 菜地也会长草，都用锄头刨净或手工拔除薅掉，不然草与菜争肥，菜就长不大了。现在的人除草懒得用人工，直接喷上农药草甘膦或者百草枯。治虫洒乐果、敌百虫和敌敌畏，反正都是化肥农药。 感觉农家肥种的蔬菜水果味道特别纯正。也都是应季食品，不会说冬天还有西瓜吃。自从有了饲料鸡泔水猪大棚菜，人们就特别怀念小时候的农家味道。纯绿色无公害健康又环保，吃得放心。 家搬到哪，菜地就跟到哪，有的原来太远的菜地就和别人调换，这样离家近省事。在职工食堂后山、邮电所小河边、黑风口下坡车库那都有我家菜地。 附近的老表会来“偷菜”。提个挎篮走在矿区职工的菜地里，说是捡烂菜叶喂猪，看看没人，拔下好菜装在篮里，上面盖上烂菜叶。其实，我们矿区的孩子也没少去老表菜地偷菜。偷萝卜，摘柿子，敲板栗，拔毛笋，挖地瓜这些事，连我这样的乖孩子都经常干，连老表的杉树我都去偷砍过。现在，我仍自己种菜，传承了父亲勤劳朴素的家风。 母亲毕竟是农村出来的，没有那么娇贵，也在菜地给父亲打下手。翻地磕土，平垄整畦，挑肥浇水都会干。我家有几块菜地位置偏远，一般是种地瓜，不用三天两头去收拾。但也有个麻烦事，就是山里野猪野兔山羊时常来偷食，野猪一来就到处拱土，把菜地拱得乱七八糟的，损失不小。 种的菜足够解决生活了，家里还养了鸡和猪。邻居们都说母亲，“你都是干部家属了，还养猪啊”。可我们这个干部家庭也穷啊，不种地吃什么？靠父亲那点工资还真不够。我记得高二有一个学期开学交学费，父亲说家里没钱，跟老师说一下欠几天。一个月后才交上，搞得我在班里很没面子。 一年养一头猪，到年底时出栏卖给来收购的老表屠户，收购价每斤2.8元。矿里菜市场都是露天集市，就上午一阵子。每个月15号是职工们发工资的日子，因此第二第三天是猪肉最好卖的时候。猪肉4.5~5元一斤，平时舍不得买，太贵。 我比较挑食，很多菜不爱吃。父亲也宠我，每天去球场买菜前都要问我“今天想吃什么菜？”还经常提个竹菜篮到两公里外的莲塘去买，礼拜天不上班时就坐公共汽车上古城买。古城菜市场大、人又多，能买到的东西也多。 父亲知道我喜欢吃啥，他总是很舍得花钱买。父亲本来就是个非常节俭的人，省下来的钱除了供养孩子，还要寄回老家。大概是一九七几年，父亲带了200元钱回家，在村东头空地盖了一间房，又打了隔壁一间地基，打算以后可能回来养老用。由于时间紧就回矿了，因为我们基本不回去，房子后来借给兄弟住。一拖二十年，等父亲再回去想要回房子时已要不回来了，两间房子只拿回半间。后来，他们旧房子卖了天价，我家却穷得叮当响。 父亲就是这么个老实人。都说“吃亏是福”，父亲做人厚道，也吃过不少亏，可老天爷并未因此过于眷顾我家。也许，这“福”就是一种心里的坦然和知足罢。 俗话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父亲的单位里也难免有“聪明”的人，为了争权夺位，也会暗中使绊。父亲从不溜须拍马做那种势利之人，他先后换了好几个单位，认识的人也多，也许在工作中过于坚持原则肯定会得罪一些人，先后几次有人写检举信给矿党委说父亲的坏话。最严重的一次父亲被停职调查，矿里还派工作组到外省调查。母亲很是不解，父亲这么一个老实本分的人也会被人诬告。而父亲则说，要相信组织，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几次调查都没查出父亲有什么问题，还了父亲一个清白。 父亲的人品和工作表现党组织是有数的，因此，在矿里多年，父亲也获得了许多荣誉。小的有矿里的奖励，中的有江西矿冶局的奖励，大的有核工业部的奖励。加上在部队多次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和其他荣誉，父亲的工作历程还是很光辉的。可惜的是，岁月久远，许多奖状证书都遗失了。 父亲的下属都进入总矿当干部了，父亲很高兴，说那叫青出于蓝。至于对有些人靠溜须拍马上位，父亲说，人立天地间，无愧于良心，足矣。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不计较个人得失的。 下面列举一部分父亲从当兵到当工人阶段获得的荣誉。由于遗失了一些，父亲在七八十年代的由矿里授予的荣誉不太齐全，列举的是其中一部分。 1958.12在普陀守备营被评为国防施工两级技术能手 1959.5评为军事训练一级技术能手并获假日嘉奖2天 1959.12评为国防施工积极分子，并参加全师劳模大会 1971.11评为国防工办先进分子出席北京劳模大会 1980.8721矿职工教育学校企业管理专业结业优秀学员 父亲工作到1991年底，因为要让大儿子顶替当工人，就停在最后一个工作岗位——工地生产调度室，到1992年初就办理了正式退休。本来父亲是还可以再工作几年的，为了孩子，他主动放弃了自己的工作。 为什么孩子工作，父亲就要退休呢？事情是这样的。父亲劳心劳力为待业青年们寻找生活出路，想办法给他们一份稳定的工作，而自己的孩子却没有工作，父亲只能给儿子安排些临时性工作，电工班，油漆班，宣传报道员，3#竖井工地看守材料物资，后来又去外地打工了。 1991年10月初，矿里开始传闻说有待业青年顶替指标。一时间五大分矿和三大厂的职工们都在议论此事。可以说，每家每户都有待业青年，这件事关系到每家的利益，所以大家十分关心。按照国家政策，国营单位职工退休后，有内部指标可以让孩子顶替。这也是对老职工辛苦几十年的一种补偿。 721矿好多年都没有再大规模招工了。原来的新职工来源都是大中专院校、技校分配来的以及少量老工人顶替指标。要说最近一次大规模招工，那还是1970~1972年的几年间招的2000多名上山下乡知青，如今都过去近二十年了。 招工，是指正式成为公家人，也就是“全民所有制职工”，铁饭碗。意味着一辈子的吃穿有了保障。和现在的招工不同，现在都是私营老板招打工人员，打工者自己没有权利，老板一句话就可以叫你滚蛋。 1991年10月中旬，父亲说消息可靠，矿里确实要招工。这次是江西矿冶局划拨给矿里105名指标。并且说明，这是721矿最后一次招工了。 父亲就赶紧到邮电局拍了封电报叫老大回矿等待招工。老大不愿回来，写了封信说自己初中毕业没文化，肯定考不上。他的担忧也有道理，这次招工说是不论初中还是高中毕业的，只要待业，就可以参加考试。那这样一来初中生肯定吃亏。 父亲很着急，又连拍两封电报，叫老大务必月底前赶回矿里，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然后悔一辈子可别怨父母。老大这才于11月4日回来了。 这些天，矿里人总在议论招工的事。猜测着参加考试的条件。1991年10月26日，正式文件贴在了721矿下属各处级子单位。内容有好多条，有一些可以照顾顶替的，比如是老革命、全国性劳模（核系统、国防科工委、国家级）。还有剩下的是能参加考试的人的条件。按照这些条件，家里有三个以上待业的可以去考一个。有一条又规定父母已符合退休条件，家里还没有一个男小孩参加工作的有一个已满25周岁的，可以照顾一个。但这个退休条件的年纪没写明，是50岁还是55岁？父亲到分矿劳资科去问了一下，人家也不知道。 到10月31日，总矿正式张榜公布了这次补员招工的有关事项。山南的通知就贴在球场边的宣传橱窗里。一时间球场上站满了人。由于上次公告有许多不合理之处，不少人都很有意见，甚至发生了一些待业青年跑到派出所和机关办公楼去静坐示威，名曰“要口饭吃”。邹家山分矿一名待业青年在机关还打伤了人，被罚15天拘留。群众对处理结果十分不满。 在众多压力之下，矿里认真听取了各方面意见，重新订立事项，许多处都做了改动。各单位人员统一到各派出所报名，重新登记。但同时明确规定：如果子女考上了，父母是在职职工的，必须退一个，也就是退一个顶一个，而且一律按病退来退休。这样一来，退休后退休金就会少很多了。父亲没多加思忖，直接去报了名。为了儿子，豁出去了。 招工考试暂定在11月11日~16日的某天。山南分矿又贴出通告，统计了山南符合条件的家庭。家里有4个待业以上的有22户，3个待业的有43户。其中高中文化的又有十来个，这就给初中毕业的出了难题。 大家在球场上七嘴八舌议论，估计总矿可能会给山南30个招工指标。除去够上照顾条件（不用考试）的二十来户，那么实际上通过考试能参加工作的人就只有六七个名额了。平均五个里录取一个，难度很大。 我哥一点信心也没有。又是初中毕业，而且毕业都十来年了，学的东西早忘到喜马拉雅山去了。父亲倒是有信心，到别人家借来初中课本，又从办公室拿来近几个月的《半月谈》杂志（考政治课要考时事政治内容）。父亲说，叫老二给老大辅导功课，一定能考上。 11月6日晚上，我到隔壁刘叔叔家玩，他家老二刘冬这次也参加考试。正巧碰上刘经龙来给刘冬辅导。刘经龙家住在老学校下面，离我们楼房也就二三百米。刘经龙没正式工作，去云南支教过一段时间，爱好文学，和我的高中班主任黄乐程是挚友。 我家那栋楼有三人参加考试，另一人是温州的张小利（外号阿利婆）。我说我给他辅导，他说不用，有他弟弟张小东辅导就行。刘叔叔要刘经龙给刘冬辅导语文，请我给刘冬辅导政治和数学（就考这三门）。刘冬数学基础一塌糊涂，最基本的都做不来，我真怀疑他到时上战场会不会考“鸭蛋”？ 我哥开始并不认真复习，他根本就不抱希望。我说你和刘冬要树立信心才行。针对数学，我仔细研究了一下，估计会出哪些题，就针对性地辅导了些重点，叫他俩死记硬背下来十来道题。 11月8日，山南球场又贴出来考生加分的条件，按照毕业年数、出生年数、劳动模范、井下工种这些条件逐年加分。我哥出生加10分，毕业加18分，总共可加28分。有个人他爸是三年劳模，就一下加了60分。还有人加44分的。 我看了一下，家里三个待业的有42人，其中女生7人。加分30分以下的有24人，加30分以上的有16人。年龄大的有1964年生的，小的有1973年生的。家里4个待业以上的有21人。有5个人经群众举报审查，不符合报考条件，被取消了参加考试资格。据打听，山南可能有40个指标，毕竟山南是721矿第一大单位，人员众多。 考试定在11月10号，考场选在莲塘学校高中部大楼。准考证已发下来了，我哥是第103号，刘冬是75号。上午考数学和政治，下午考语文。 10号这天是星期天。莲塘学校门口人非常多。家长们都守在门外。学校两个大门口站着很多警察和联防队员，校园里也有一些警察把守。校门外停了许多汽车，是总矿派来监考的人员。 上午11：30考完，众多人走在回山南的路上。刘冬直摇头说“不行”，我哥说数学难，我划的重点都考了，可他没记住。张小利说没希望了。政治题大多是法律常识。有个叫“曹易杰”的高中生都说不好考。我听了心里感到我哥有希望，大家都说难考，那就看下午语文发挥是关键了。我哥能行。 父亲也一起来的，先在莲塘菜市场买了菜，然后和其他家长们边聊边等。这些天父亲很舍得花钱，老是花几块钱买菜（平时都几毛）。 下午15：30，语文考完。作文是根据一则古文故事来写一篇文章。那则故事是说徒弟要谦虚，显然这应该是议论文体裁。我哥写对了。 刘冬他们符合招工十二条的人是9个，录取7个。结果下午有一人没去考试，就成了8个录取7个，有的考生对自己没信心，或者上午没考好下午就放弃继续考了，错过了大好前程。这样看，刘冬还是有希望的。我哥他们符合招工第十四条的人本来有30多人，考试时有没去的也有最后一门没考的，这样就剩下28人，我哥希望也大了。 成绩单说要到15号才能公布。父亲去打听了，说是考试卷拿到南昌去改了。 15日到了，没公布。18日，也没动静。19日，没消息。父亲去黑风口山南办公大楼找熟人打探了一下，了解到了内情。原来，人在矿里参加考试的分数已改好。矿里外派到深圳打工的符合条件的那些人是在深圳考试的。父亲说，深圳那边有12人考试，其中山南的3人。结果呢，考试时他们12人围在一张办公室大圆桌上考，你抄我我抄他，考出的分数都很高。总矿为这事正不知该如何处理。如果按分数线排名，深圳的12人全能当上工人，显然不合理。矿里的其他家长们要是知道了内幕那还不闹翻天啊。 父亲说，知道此内幕的人矿里没几个，所以群众都不知道分数公布一拖再拖的原因。最后，矿里决定把深圳的指标单独算，在这12人中把分由高到低选几个排名前几的上这样就公平。由此发布通知说第14条的由原来的10人抽出1个名额给深圳。这样一来，山南符合14条的人考上的几率又小了一些。当然，其他分矿也一样。 1991年11月20日上午，父亲打电话到古城总矿机关找熟人打听情况，消息说总矿刚把分数单送到了山南，分数将在下午公布。 下午两点，我感觉分数单可能贴出来了，赶紧往球场跑。半路上碰上前一栋楼的温州老乡华冬梅她妈张阿姨，张阿姨说“你家老大可以了”。我心里一紧张，又往下面走，又碰到隔壁的刘强（刘冬的弟弟）骑车上来，他说“你哥考上了”。 我心怦怦跳，走到马路拐弯甘兴德家那里时（甘家搬走后房子给了河南职工住，他家压机器面条），老远就看见球场宣传栏那里人围的水泄不通。我正想往里挤看看分数，父亲从人群里挤了出来，很高兴地说“考上了，考了第二名”。 第二名？我简直不敢相信，使劲挤进去一看，我哥总分168.5分，语文64，政治57.5，数学19，加分28，总分排名第二。符合14条的最高的一个总分是183，那人是去年（1990年）才毕业的高中生，肯定比我哥厉害啦。但我真的没想到会第二。不可思议，心里兴奋极了。 父亲红光满面，嘴都合不拢了。熟人一个个来问，父亲回答干脆“上了，第二名”。“哎呀老王，恭喜你啦，这下可好了。”“老王，恭喜恭喜，你儿子总算熬出头啦。”“王书记，你儿子沤结棍，考第二名。要给喜糖吃哦。” 是的，父亲也沤高兴，正忙不迭地接受大家的祝贺。眼里放出光，脸上沧桑的皱纹也舒展开来。我在一旁看着父亲，那一刻，父亲就像个孩子一样。 我和父亲回家走到一半忽然又想起什么，又下去看，刚才光顾着看自家人分数了没看邻居的。刘冬总分为81.5，数学“大鸭蛋”。张小利总分107。14条中140分以上的有七个，包括两个女的。这样看来九个指标中这两个女的是稳的了。另外还有两个男的，就是133分和128.5分的有希望上，其他的都没门了。张小利的分数差得太远。12条的共九人，包括两个女的。女的录取一个，还剩六个指标。结果有七个男的，刘冬只有81.5分，排在最后，看来他是没希望了。 但是不一会又贴出一张通知，说其中一个姓张的（就住我家前面那栋楼）家里不符合招补条件，家中有一个还在上学不能算待业，就把他给刷掉了。这样一来就是六个人争六个指标，那刘冬就非常幸运的上了。考最后一名也能上，有时候命运就是这么神奇。 刘冬他爸刘继贤叔叔去看分数时脖子伸得老长，脸通红，看来也很紧张。刘冬家人开始还紧张兮兮的，但半小时后看了第二张通知得知自己能上时也高兴极了。听刘冬说了一大通感慨的话，什么“再见了，维修队”，“当初老子待业时你们就不问，现在老子考上了你们就都来了”。他是指那些过路的大人，一见到刘冬就要喜糖。 我哥数学才19分，这是我没想到的。我原本估计他能考40分，因为他说代数部分大多都做出来了，几何只做对一题。考试前一晚我还特意给他辅导了勾股定理和几何第二册，对他说肯定会有勾股定理的题和圆的切线的题。可惜的是过了一晚上他就忘光了。如果记住了，那就可以考第一名。考试分数的排名直接会影响到以后分配工作的岗位好坏。 12条的有一个人考了199分，但他是加了30多分。这回山南招三个女的，从表中已经可以看出哪三个女的可以上了，男的也基本上看出来了。那些没有考上的，摇头叹气地走了。生活还要继续，铁饭碗端不到，就去找泥饭碗吧。父亲高兴地说：“走，去买点糖，给邻居同事们分分。” 这次721矿招工，是最后一次。全矿一共招105名，这也是江西矿冶局照顾721矿，毕竟721矿地大人多。江西矿冶局不属于地方政府，不归江西管，它是核工业部的垂直管理单位，中央企业特别是军工企业都这样。江西矿冶局也不仅仅局限于管理在江西的核单位。以前管辖着江西的713、719、721、724矿和浙江的771矿，现在管理着金安、金瑞和衢州铀矿，以及江西核建、南昌凯利、南昌核通公司和六大居民社区。 1991年11月24日，山南球场那贴出通知，排出了山南分矿38名招工考上的人员名单，让他们于25日下午到古城医院健康体检。按照招录流程，体检通过后就准备分配到适合的工作岗位去了。25号的体检还闹出个小插曲。前来体检的20来个女青年体检时碰到的是男医生。有个女生带头抵制，其他女生也坚决不让男医生检查。不得已，院方换了女医生。 12月份，分配名单下来了，我哥分到三厂，隔壁的刘冬分到山南三工区井下。我哥高高兴兴准备上班了，这意味着今后30年有了稳定工作，更意味着退休后的生活也有了保障。而对父亲来说，意味着要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要和为之奋斗了28年的工作说再见了。 1992年过完年，721矿生产又归于正常。父亲他们这些提前退休的职工们去办理了退休手续。父亲从古城矿干部处领来了猪肝色的硬壳干部退休证。 由于工地生产繁忙，父亲退休后仍然在工地顶岗了几个月。之后本打算退休后种种菜颐养天年，但母亲一直催促父亲回老家。在矿里这次招工时母亲就在老家活动，想把全家户口迁回，理由是老家有前途，可以做生意。父亲一开始怎么都不同意，不想离开矿里，但拗不过母亲，就由她了。 母亲在老家办理好接收手续回矿，催父亲办好了迁移手续。这就算要与721矿告别了。打包好家具，由山南运输队派出辆平板车装好车，与父亲一起运回了老家。临走时，邻居们都来送别。父亲握着他们的手，哽咽了。看得出，父亲对矿区的那份依依不舍的感情。（未完待续）@原文刊载于《721矿游子》第2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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