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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泳，1924年1月9日生于四川重庆，先后就读于重庆中央工业专科学校、晋冀鲁豫解放区北方大学文教学院。1949年任接管唐山工学院联络员，中国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行政秘书，新唐院第一任工会主席，多次被选为校党委委员，并先后担任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等职；他是西南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主要奠基人。95岁高龄的李泳教授现居住在四川成都。 本文是李泳所作，写于2002年。  当时她在南岸，我在北岸。长江虽是天堑，也阻挡不了我们的相会。……这就是生活中相知相爱的伉俪，人生旅途中相濡以沫的伴侣。 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我想，通玉和我这一生，可称得是互为知己吧。在人生长途的最后旅程中，可以知足了。 人贵相知，贵相知心。 我们从相识、相知、相爱到相伴，至今五十多年了。岁月愈久，相知愈深，感情愈笃。谁也离不开谁。  我们相识在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那时在山城重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喜欢读生活书店的书，天天要买份《新华日报》看，爱唱《延安颂》、《国际歌》等歌曲，经常在一起议论时事，投身民主运动的潮流。在这一群志趣相投的年青人中，就有我们俩。 当时她在南岸，我在北岸。长江虽是天堑，也阻挡不了我们的相会。 那时谈恋爱是实实在在地谈，我们没有花前月下，也没有游山玩水，在一起就是谈。也不知哪来那么多谈的。点一支腊烛，在她那间小学教师宿舍的小木屋里，一谈就是一夜。我们谈理想，谈抱负，谈形势，谈爱憎，谈你读的一本好书，谈我看的一出好话剧，天南海北，无所不谈。 后来，我因工作离开了重庆，辗转进入了解放区。那时解放区与国民党统治区不通邮电，音信杳无。只有她的一张照片，和无尽的相思，伴随我度过了那许多日日夜夜。 重庆解放晚，已是1949年11月，通玉在何处？不得而知。1950年初，我从重庆《新华日报》上，看到重庆市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名单，其中重庆市学联的代表中竟然有“黄通玉”三字，那真是喜出望外。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陈寰，要去重庆采访，我写了一封短信托她带去重庆。她在重庆市人民代表会议上找到了通玉，把信交给她。这时她才知道我在唐山，从此我们中断两年多的音信才又联接起来了。 解放初，我在唐山，她在重庆，虽能通信，见面却难。直到1952年她调到北京，京唐两地，相距不远，我们才有经常相聚的可能。 我们结婚，自然是水到渠成。选定在1953年3月28日。朋友们开玩笑说我们是又一个“八年抗战"。从1945到1953，可不是八年吗？谁也没有想把恋爱时间拖长到八年之久，但历史就是这样，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而终究我们走到了一起。 五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这五十年的往事不细说它了。我们相伴这五十年，在风风雨雨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总算是跨过来了。最难跨过的日子是文化大革命那几年。 天有不测风云，一时间天昏地暗，不辨东西南北。谁知道会有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谁知道这文化大革命怎么革法，革谁的命，谁知道自己竟成了革命对象，被扣上三反分子的帽子，被打倒在地，还踏上一只脚。 当时凭我的经验，认定这又是一场1957年的反右派，只要被戴上帽子，就休想有翻身之日。自己惨遭火顶之灾，还将株连九族，祸延亲友。 此时我们婚姻、家庭，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为了免除对通玉和孩子的牵累，我想不如我们分开，让她和孩子少受点我的影响。当我向她提出这种想法时，她断然拒绝，并胸有成竹地对我说：“我已准备将来带着孩子同你一起下农村劳动改造。你不要胡思乱想，我不会离开你。我们准备吃苦就是了。”这些话对我是莫大的宽慰和激勵，它在我的心中涌起一股热流，使我平添了许多正视现实的勇气和迎接困难的力量。这就是生活中相知相爱的伉俪，人生旅途中相濡以沫的伴侣。  （本文摘选自西南交通大学工会女教职工委员会《金婚之光》2002年10月）
【摘选者简介】王颖铭 1986年7月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1986年7月至1996年2月在北京燕山石化设计院工作，1995年被授予北京市劳动模范。1996年2月至今，在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从事建筑结构设计工作，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近年来特别有兴趣对西南交大校史的研究，向交大校史馆捐赠了一批有较高研究价值的文献资料。现在居住在江苏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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